苏州“东莞化”的忧虑
金心异这两年多来，很多人都在评论苏州与东莞的不同之处，所谓长三角与珠三角的比较，但是没有多少人关注苏州与东莞的相同之处，以及这种趋同化的不利之处。两年半前，笔者就在《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文章：《苏州越来越像东莞？》，指出苏州的经济发展模式已十分明显地与东莞趋同。窃以为，这才是苏州-东莞比较学里最重要的一个课题。 所谓“东莞模式”是这样的：由东莞提供土地、有可能是已建成的标准厂房、中国内地四川、湖南等省提供廉价劳动力、外资提供资金、设备、技术和管理的要素组合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最大的特点有三：外科手术式植入的、外资主导的、外向型的，我们可以总结为“三外模式”。 外科手术式植入，系指整个制造体系是从外部直接加入到该地区的，而非该地区自己的肌体内自发生长的、与该地区本土的文化、经济有血肉联系的产业体，这种产业体有一个天生特点：像游牧民族一样逐水草而居，哪里水草丰盛就去哪里，而且由于其“蒙古包”是组装式的，迁移起来也很方便容易；外资主导就不用说了，因为中国缺少资金和产业经验，产业投资需要由外资来投入，具体到东莞来说，台资的聚集是其一大特点；外向型，是指其主要的部件等从外部进口、产品也主要是打外销市场。在这一模式中，产业的利润主要由外资收获，地方获得的是税收（由于地方政府大量牺牲自己的税收收益，这一收益在前五年基本很少看到）、租金、对服务业发展的拉动，以及，似乎凭空获得了一个产业体系；外来工则赚到少得可怜的工资。 在２００１年的时候，苏州经济的东莞化趋势已十分明显，无论是苏州市区、还是昆山、吴江等县市，经济高速增长的主动力都已变成了外资主导的外向型经济，其中尤其以台资最为聚集，这也是人们经常拿苏州、昆山来与东莞对比的主要原因；尽管与东莞系由镇、村来设立工业区、所收租金中大部分成为集体资产不同，苏州、昆山则主要是由市、县级政府来设立工业区，租金大部分成为国有资产，但是其靠收租和先少后多的税收作为主要收益的发展模式并无二致；虽然台资聚集上海、苏州时，所打的旗号是：珠三角打外销、长三角打内销，并且国内媒体还信以为真地认为珠三角利于外向、长三角是国内市场的制高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上海、苏州的台资企业仍是以外销为主，否则就无法解释上海港的货柜吞吐量何以迅速超越高雄等许多港口的原因何在，也无法解释台商对上海机场不能满足其迅速出货的大量抱怨，其内销部分，也并非主要走向华北、华中地区或就在华东地区消化，而事实上国内最大的市场还是在华南。 在笔者看来，“东莞模式”在珠三角称雄本身就已让人感到担心，“东莞模式”北渐到苏州，甚至整个中国沿海地区都出现东莞化的趋势，那就更加让人沮丧。 本来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初的珠三角，“东莞模式”并非主流，真正代表主流的是“顺德模式”，所谓“顺德模式”，其实是在当地经济体的肌体内，自生出来的一种工业化的冲动，这种冲动得到了香港等地资金和管理、技术的支持，并迅速发展壮大，延伸出来了一个健全的制造业体系，以美的、科龙、格兰仕等为代表的顺德家电产业链，就是这个体系的核心部分。然而在９０年代中期以后，“东莞模式”大行其道，其势头盖过了顺德、南海等地，以致于媒体现在提到珠三角的制造业，先说的就是东莞的外资IT制造业。 东莞产生这种模式还可以原谅，因为东莞原本没有任何工业基础，当地农民从未接受过工业化训练，若非由外科手术式植入，当地可能还处在与广东河源、汕尾等地类似的贫困之中，但是苏州的“东莞化”却一点都不能原谅。 因为以苏州为代表的苏南地区，本来就有相当的工业基础，尤其是乡镇企业的“苏南模式”，代表了苏南农业地区自身的工业化努力（当然，这种努力同样得到了上海的资金、管理、技术和销售市场的支持），但这种努力被外资洪水一样的冲击完全打断了，苏州迅速沦为“三外”主导的所谓“制造业基地”。 在９０年代中期之前，苏州的经济本来可谓是一个十分健康的经济体，苏州人当时也很津津乐道于，地方经济是“国有经济、乡镇经济与外资经济三分天下”，苏州国有经济曾经有过与上海国企一样的红火期，当地的家电产业以长城电扇、香雪海冰箱为代表，曾经有过“四大名旦”的说法，就连不起眼的牙刷这样一个小产品，苏州的“虎丘”牌牙刷也曾是中国的一大品牌。然而短短的十年时间，国有经济由于其体制瓶颈而终于轰然倒地，苏南乡镇经济也一直陷于“国企病”症状而不能顺利向民营经济转型，当苏州工业园区、苏州新区、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可以迅速给地方官带来业绩的“三外模式”大受欢迎之后，苏州就此沦落了。 实际上不仅仅是苏州，从南到北，大连、天津、上海、杭州、厦门、珠海等许多当红的明星城市，都同样面临着“东莞化”的趋势，这一趋势准确体现了在最近１０年、尤其是最近５年的时间里，全球产业资本流向中国大陆的情势下，全球制造业链条的末端移植到中国大陆的疯狂情形。 这种趋势为什么令人担忧 在举国上下欣喜于中国成为全球制造基地的时候，笔者之所以认为这一情形十分可悲，主要有四个原因： １、这种外科植入式的产业体系是“蒙古包式的”，而且由于其眼睛盯着的是中国的“低成本”优势，所以它能否扎下根来很难说，它前天是在墨西哥、巴西、马来西亚，昨天是在东莞，今天来到了苏州，而明天可能会去越南、老挝、印度，后天可能会去非洲。 我们还要对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竞争中的低成本优势进行一番具体的分析，因为据说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成本低。成本低有几方面的因素，一是人民币币值的被有意低估，这可以促进出口，抑制进口，但同时也意味着中国所有以人民币标价的资源（包括我们有限的矿产等不可再生资源）价格被标低了； 二是人力资源的低成本，这一优势据有些经济学家说可以保持几十年，因为中国的低价劳动力的供给可以说无限大，中国沿海地区高速增长了２０年，而从内地农村解放出来的劳动力也才９４００万左右，而迄今为止，８００元/ 月的工资仍比中国农民的人均收入高出许多，而中国每年数百万的大学毕业生，其毕业后找工作的平均期望薪资只不过２０００元- ３０００元人民币（不超过４００美元）。人力资源的低成本无可厚非，但是农民工的相关社会保障（这是许多台资企业津津乐道的大陆劳动力成本低的主要因素之一）如果迟迟不能建立，违反了人權等普世价值观，最终将对中国的出口构成抑制因素； 三是土地资源的低成本。由于中国仍是弱开发国家，我们的土地成本相对于发达国家为低，这由市场决定，原也无可厚非，但是不能忽视的是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过度地压低土地成本。以苏州、上海等长三角地区为例，上海张江园区土地的基础地价为４０万- ５０万美元/ 亩（９０美元/ 平方米），但在操作中，张江园区往往以半价出让土地，另外一半由市财政补贴；而在苏州、昆山等地，基础地价达到１０万元/ 亩的土地，往往以低于基础地价甚多的２万- ３万元/ 亩出让，一份关于苏州引资情况的调研通报指出，苏州市GDP 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要消耗４０００亩土地。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让由地方政府控制下的国土，实质上是对中国有限的国土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付出这样的代价获得这样的粗放型经济成长是否值得，恐怕现在还说不清。 ２、这个产业体系处于全球产业链的末端，东莞地方这些年来的努力却收效不大表明，要想超越这个末端往产业链的中端、高端进军，十分之难。 东莞在被国内媒体指责为“大工厂”、“加工车间”之后，亦曾计划提升本地工业的技术水平，并采取各种措施吸引外资企业在东莞设立研发中心，但是这些台资企业对在东莞设立研发中心的兴趣不大─他们即使在北京、上海等地设立研发中心，也仅仅是为了利用国内廉价的技术专才而已；即便是台资企业将其在东莞的工厂提升技术水准，但也决不会将他们最前沿的技术拿来。其实此一问题绝非东莞所独有，所有依赖外资的经济体都会有这个问题。 ３、由于这种发展模式强烈助长了“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的蔓延，这不利于中国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如果说，在东莞吸引台资的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地方政府公司主义”还不很明显，但到了苏州、昆山时代，这一特征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职能是提供公共產品的服务，但是在以招商引资为第一目的的地区，政府职能已完全混同于一间经营工业园的公司，过分强调经济发展职能的地方政府已完全公司化了，这个公司以土地、税收优惠、城市品牌为资源，以外资为客户，以增加投资为拉动增长的主要手段，以GDP 为自己的营业额，以地方财政收入为利润。 “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是一种极端的重商主义，它有好的一面，对商业运营的支持能够促进工商业的发展，这其实是新加坡人“亲商”理念的延伸，但也有不好的一面，政府记忘了自己的角色，只是市场经济中公共產品的提供者，市场不能做的事情，政府来做。公司化了的政府把自己变成了市场竞争的一个主体，替市场做了许多原本该是市场自己做的事情。公权力的过分介入市场运行，混淆了政商之间的界限，反而更加不利于建立公平的市场经济环境。 在投资环境的各种要素中，高效率的政府服务、法治环境和政策透明度、社会治安、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投资，是政府的本业，但是帮外商盖厂房、帮企业融资等也是政府服务的范围吗？看看这样一个在苏南广为传扬的例子：台湾大同集团的一位关键人物来吴江考察，为试试当地政府的诚信度，提出“１００天内建好一座１５亩的厂房，大同的美齐电脑就来吴江设厂”，结果，第９７天的时候，吴江市政府就盖好了厂房。 在这样“高效率”的背后，是否有什么被忽略掉了？即便是没有任何非法的成分，地方政府能对所有的企业（包括本土的民营小企业）提供如此高效率的服务吗？ ４、“地方政府公司主义”和“外资偏好症”的另一个副作用，是可能会压制了当地民营经济的发展。 如果外资的植入，能够促使形成一个本地产业群，并以此带动本地企业的成长，那么我们可以判断这是一个健康的外资经济。在以苏州为代表的中国沿海外资经济中，我们看到了这种苗头，但是却没有很蓬勃的势头。无论是在东莞还是在苏州，本地民营经济为外来产业群的配套，至今还局限在餐饮、零售、运输等相关服务业，以及部分十分初级的零部件、包装、印刷等产业。 当然，它们在发展之中，而且也不能否认这些民营小企业生存和发展旺盛生命力，但是可以想见的是，地方政府以追求外资、大规模投资为目标的情况下，往往忽视本地民营经济的成长，即便不是心存忽视，当有限的行政资源大都用来为外资提供高效率的政府服务时，为外资以外的经济体服务的资源就更加有限了，这当然会对民营经济的发展产生一种抑制作用。 相比较而言，笔者认为，青岛、宁波、温州、深圳为代表的城市经济体就要健康得多，其中青岛是中国国有工业适应市场经济顺利转型的一个代表，温州、宁波则是民营经济自由发展、自发工业化的一个典型，深圳则是中国制造业努力超越末端的方向，以及中国民间科技创业的热土。中国制造业的希望可能寄托在他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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