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心武红学热”看当前的文学与文学研究
颜 敏2005年，刘心武对《红楼梦》的索隐式研究曾经成为一个轰动性的“公众事件”（被《羊城晚报》称为2005文坛九大公案之一），从讲演到著述，皆风波不断。在持续出现的焦点事件的冲击下，人们的视点在不断游移，对于很多人而言，它已成昨日往事，但是这一事件却可以构成考察当前文学与文学研究的一个平台。本文尝试重新追问这一事件的发生机制，反思它成为大众热点的历程，借此窥视我们这个时代文学与文学研究的处境与特质。
一
2004年12月初，央视10套《百家讲坛》推出《红楼六家谈》系列节目，刘心武应邀讲演，讲演的题目是《揭开秦可卿身世之谜》。由于与他同行的几位红学专家都侧重学术性，较为枯燥深奥，刘心武的讲述相对浅显有趣，赢得了观众的好评。于是，2005年4月－7月，在观众的呼吁之下，《百家讲坛》继续推出了他的“秦学”13讲。至此，相关“刘心武红学”的躁动与喧哗开始出现：一面是红学界纷纷提出指责与批判之词，如《艺术评论》2005年第10期，封面上就印着“红学界反诘刘心武”的字样，数位中国清史和红学方面最权威的专家（蔡义江、孙玉明、吴祚来等）接受采访或者撰文，对刘心武的“红学”和“秦学”群起而攻之；一面则是民间的认同欢呼之声，在新浪、搜狐等大型网站上都掀起讨论“刘心武红学”的高潮。刘的著述《刘心武揭密红楼梦》、《红楼望月》等销量猛增，《红楼梦》也突然成为了畅销书，甚至与《红楼梦》相关之物都一时成了焦点。
刘心武的红学研究，是否在学术上有什么可取之处，成了催生热度的原因？
索隐派原是20世纪初红学研究中形成的一个派别，通过探求素材的来源，以寻绎出《红楼梦》中隐藏的真内容真故事，代表作有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引》，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等。简言之，它侧重于关注文学与历史的直接联系，企图通过文学重现历史。这种研究方法自有得失，不可作出简单的价值判断。总体而言，刘心武的研究思路没有突破以往的索隐派，但他凭借文本细读的工夫，以“秦可卿”作为突破口，梳理出红楼梦中一些矛盾、模糊的情节线索，也不失为一种独特的发现。然而，我们注意到，从1992年到1993年，刘在《红楼梦学刊》、《人民政协报》、《华夏》副刊等已发表了7篇相关“秦可卿”的论文①，也就是说，他的解读方式和主要观点早已形成，但那时既没有对公众形成撼动，也没有招来学人的众多非议。这不是说明单凭他的这一学术亮点，还不足以引出轰动性的效应吗？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起了作用呢？稍作思考，我们就能发现，《百家讲坛》才是关键。正是《百家讲坛》使刘心武走进了千家万户，也正是由此他成为了红学界的靶子。在这里，《百家讲坛》不单是一个电视栏目，它实际代表了电子媒介——卫星电视的力量，表现出电视传播与平面媒介传播相比之下的独特性与优越性。按照麦克卢汉的说法，媒介可分为热媒介和冷媒介，热媒介要求参与程度低，冷媒介要求参与程度高②。如果说纸质的平面媒体是热媒介，那么以视听符号为主导的电视就是冷媒介。视听符号仿真性极强，它使得接受者的情感和想象被调动起来，不由自主地进入虚拟时空，与对象产生高度的同一性，并深深介入他人的生活。我们在刘的讲演中，不但可以听到他的个人讲述，还能看到大量与演讲内容有关的影视片断，以及按照其演讲结构设置的画外音、数字、图片、flash、三维动画等表现手段。这使得刘心武在《百家讲坛》上宣讲的红学，并不是纯粹观点的表述，还是声色俱全的感官盛宴，这是平面媒介所无法比拟的。因此，《百家讲坛》上活生生的刘心武与早期众多晚报、学术期刊上的刘心武相比，影响力更大，也更易激起受众的热情。
此外，网络媒体在“刘心武红学热”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相对电视而言，网络又成了冷媒介，它的信息储存量更大，流动性更快，互动性与参与性也更强。因此，当电视仅仅以形象和声音制造同一幻景时，《新浪》、《腾讯》、《网易》等网络媒体则展现了自己的互动优势，从对刘心武红学研究著作的连载，各种调查问卷的设置，到论坛和博客日志上提供的对话与灌水空间，公众更为深入和全面地卷入到了这一事件之中。
概言之，“刘心武红学研究”成为一个事件，得益于新型传媒——电子媒介的强性介入，而这在20世纪90年代初是难以想象的。1992年，中国卫星电视的覆盖区域还较为狭窄，互联网才刚刚出现，但到2005年，卫星电视信号已经遍布了全国各地乃至偏僻山区，网络也在中小城镇遍地开花，信息传播达到了从未有过的广度和深度。具备强大的物质基础和成熟的自我运作机制的媒体，凸显了它的力量，从2000年的孙志刚事件到2004年的马加爵事件，都体现了媒体发现与制造事件，引导舆论与大众的威力，“刘心武红学热”不过是又一例证。这恰恰说明，当前的时代，文学与文学研究能否产生广泛的影响，已经与它所依存的媒介类型有了直接、显在的联系。
二
斯图亚特·霍尔认为，信息的传播包括了编码、流通与解码三个环节，如果说媒介的运作是编码阶段，那么受众对信息的接受与理解就是解码阶段；解码阶段是信息产生社会意义的重要阶段，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去理解信息，删除哪些信息，铭记哪些信息，都体现了一种意义的政治策略③。在“刘心武红学热”中，卫星电视与网络体现了媒介作为信息编码者的外在力量，但作为解码者的受众在丰盛的信息大宴中偏偏喜欢“它”，原因何在？
显而易见，刘讲述的趣味性、平易性是吸引受众的重要原因。但除此之外，有无更深层的因素呢？
不少红学专家从刘心武的研究缺陷——方法、态度、证据不够等方面梳理了刘的弊端④，对受众心理却很少有人费心解读。那么，除了刘个人的讲述趣味之外，还有什么因素会激发受众持久的兴趣呢？
在文学（文艺）作品中去发掘历史和印证现实，似乎是国人的一个特殊的癖好，具体的例证实在太多了。2003年，电影《手机》热播后，一位与电影中严守一手机号码相类似的观众不断地接到一些莫名其妙的电话和短信，这些人不是要找葛优就是要找冯小刚，还有人居然要找严守一聊聊，让人啼笑皆非。同年，上海《萌芽》杂志因刊登了一篇以电话号码6357****为标题的文章惹出了一场官司。一些读者信以为真，不时拨打这一号码，导致与此号码吻合的上海某女士家不时被电话骚扰，她不堪其扰，起诉了杂志社。而因涉嫌以小说的形式诽谤他人，2005年63岁的湖北大学教授涂怀章被13名“对号入座”者告上法庭，武汉市武昌区法院以诽谤罪一审判处涂怀章拘役6个月。2006年，电影《霍元甲》引起霍元甲后人的强烈愤慨，认为电影中的霍元甲与他们的祖先严重不符，准备起诉编导，讨个说法。
我们都明白，文学无疑是一种表征行为，与现实世界不能完全等同，因此，把文学等同于现实，把文学研究当做图解历史的猜谜活动，是一种忽视符号世界与现实世界差异的错位思维。但在电子媒介时代，这种错位思维的倾向更为明显。电子媒介较强的拟真性使得符号世界与现实更难以厘析，有人甚至断言拟像替代并主宰了现实。“刘心武红学”中充斥的就是这样的思维场景：《红楼梦》成了清宫秘史，秦可卿成了清朝被废太子的“宝贝女儿”；《百家讲坛》上的影像刘心武成了刘心武本人；红学家炮轰被媒介化的“刘心武红学”，而最有趣的是，刘心武本人也陶醉在自我的符号幻象中，与从四面八方来的“敌人”做着不懈的斗争。
这种思维普遍、持久地存在说明了什么？说明它也许难以避免，它反映了人在认识过程中的某种局限或规律。我们在认识和把握客观世界时，不是总希望能贴近、融入对象世界吗？而对媒介的忽略，就好比道家所言之“得鱼忘筌”，能够使物我距离趋向消融。正是这样的思维惯性，才生产出受众对文学现实比附的无限好奇心，也构成了类似的文学研究能够香火永旺的思维基点。
那是否意味着媒介在认识中没有任何痕迹呢？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空，我们都忽视印刷术与小说、报纸与文学等的关系研究，因为那时人们没有在显意识中把握这一问题。但没有意识到影响并不等于不存在影响，实际上，媒介总是作用于人的“无意识”，正如麦克卢汉所言，人的一切技术延伸必然是麻木的、阈下的，否则我们就无法承受这种延伸给我们施加的压力⑤。媒介，作为人的技术延伸，总是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我们的感觉与思维模式，进而改变着我们的命运。因此，一旦新型媒介出现，文学与文学研究必将改变了原有的存在状态，引出混乱又隐含活力的新属性。
三
电子媒介时代最重要的特征是信息的储藏量与流通速度都大大加快。文学与文学研究文本，也面临着成为冗余信息、转瞬即逝的命运。因此，要想发出自己的声音，就必须借助某种声势来凸显自己的存在，而借助新闻事件广告式的呐喊也就成为一种选择。
什么样的事件才可能成为新闻呢？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那些新鲜的、特异的事物和现象更能吸引眼球，而挑逗欲望，暴露隐私，颠覆现有的事件自然更有杀伤力。所以诸如官司缠身，被官方制止，在海外获奖，作家隐私大曝光，痛骂名人贤哲等事件都是天生绝好的新闻，由此可以大大提升文本的影响力。
“刘心武红学热”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与“新闻事件”相联系，与媒体联袂演出而吸引了大众眼球的。红学界和刘心武的数番舌战，从公开对骂到诉之公堂，尽管被冠以民间学术与专业学术的话语权之战，但论战本身的煽动性却使之不只是单纯的学术论争，而成为娱乐性的新闻事件，从而为各方展现自我提供一个重要平台。
这绝非偶然、孤立的现象。《上海宝贝》、《K》、《抓痒》、《人殃》、《秦腔》，哪一部作品不曾被媒体宠爱过？文学研究也同样如此，1994年，北师大教授王一川在他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一书中给中国的文学大师重新排座次，由于茅盾被除名，金庸取而代之，便引发了当时文坛的一阵风暴。1997年，“学院派批评”家还介入所谓的“马桥之争”——以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是否“抄袭”《哈扎尔词典》一事为中心，各家推波助澜，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笔战，甚至后来不得不对簿公堂。
如果说，90年代中期以来的媒体还只是中介，只是容易被忽视的幕后使者，到21世纪初，它就摇身成为事件的始作俑者，甚至不惜曲解、肢解文学研究者的言论以引发公众的眼球效应。如2006年度，文学研究者白烨与新锐写手韩寒的论战，北大教授张颐武在特定语境中将章子仪和孔子并举引出的口水战，首都师大教授陶东风在自己的博客里批评玄幻小说与流行歌曲中的种族主义招致的恶语讨伐……这些事件中，文学研究者是合谋还是无辜者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媒体凸显注意力的“新奇策略、颠覆意识”，他们的声音得以从精英的象牙塔传播到大众层面。
在这种生产体制中，文学与文学研究似乎不再与永久性相联系，这与传统理念是有距离的。在以往，文学大都以某种内在的延续性和崇高感与忽悠而过的新闻文本脱离关系，而以往的文学研究也不屑于去面对稍纵即逝的文本，热衷于经典的反复阐释。但当今社会，信息爆炸与阻塞已经成为事实，必须设法使信息的刷新率和淘汰率提高，才能促进信息循环的畅通，文化产业前行的步伐才能加快。因此，媒体必须不断制造瞬间的高潮与震惊，祛除旧的，迎接新的，促使受众的注意力迅速集中，又瞬间转移。麦克卢汉曾把加大信息的储藏量与加快信息的流通视为媒介的基本功能⑥，但当前，媒介的后一种功能更加受到重视。在此情势之下，无论文学还是文学研究文本都成了每日新闻，在公众视线中此起彼伏。
但这是否构成了文学与文学研究的真正危机呢？我看未必，新闻事件作为一种广告效应，它只能吸引注意力，如果受众发现了其虚假性和浮夸性，被遗忘就是自然而然的结果。一句话，文本如果自有魅力，那么，事件过后，它仍会有自己的位置与影响。大浪淘沙，在快速的文本运动与信息流通中，必然会留下一些对于后人来说意味着经典的记忆。以往的时代不也是如此吗？留下来的只是少数，大多数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四
“刘心武红学热”也是消费社会的一道景观。在消费社会，一切都成为商品，无论文学还是文学研究，都必须受到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都必须适应受众的消费需要才能生存。在当前社会，人们寻找的更多是娱乐，而不是知识，深度、沉重、思索成为精神苦狱，浅薄、甜蜜、搞笑成为消费时尚。而社会也在迎合和满足着这种欲望，以缓解社会潜存的矛盾与冲突，转移注意力。所以说，媒体的行为实际是整个社会的一种共谋行为。从余杰骂鲁迅到张颐武贬孔子，媒体以其敏锐的嗅觉闻出事件可能引起的公众效应，从被动到了主动，从报道新闻到制造新闻，使得学术研究也逐渐与八卦新闻混杂生存，成为炫人耳目的大众消遣。“刘心武红学”取代其他红学研究模式，成为《百家讲坛》的宠儿，未尝不是这样的例证？
《百家讲坛》作为一个学术性栏目，本来定位在公益性质的央视教育科技频道，在收视率上，它根本无法也没有必要与娱乐性电视节目并论，但央视开始以收视率为主要评价指标实施“末位淘汰制”，它的处境十分不妙。它的首播时段是午间，此时段播出的节目除了央视CCTV-1《今日说法》、CCTV-2《经济半小时》、CCTV-8电视剧、CCTV新闻频道《共同关注》等王牌节目外，还有地方台的不少精彩看点，如北京电视台-1《特别关注》、湖南卫视《音乐不断》、上海东方卫视《律师观点》等新锐主打栏目，这样势必造成观众群的严重分流。因此在开播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百家讲坛》的收视率一直偏低，有时甚至为零。⑦2002年12月31日，老牌读书栏目《读书时间》被淘汰出局，处于淘汰边缘的《百家讲坛》不得不慎重思考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如何抓住受众视点已经成为节目组的生死存亡问题，由此几次进行了从节目主题到表现形式的探索与改革。
在当前一切娱乐化、喜剧化的传播主旋律中，连时政新闻也软化包装以博一笑，学术研究节目也不能不受到影响。《百家讲坛》一改以往以自然科学类知识为主导的思路，更多地向历史探秘类和文学经典类集中，并且将学术节目剧本化，以悬疑和戏剧性来吸引观众。2004年5月由阎崇年主讲的《清十二帝疑案》系列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曾一度将《百家讲坛》推向了科技频道收视率的头把“交椅”。刘心武的“秦学”虽然是猜谜索隐式的“在野之说”，同样具备较强的娱乐性与趣味性，自然受到观众欢迎。因此，节目组在小试牛刀之后，一口气推出有史以来最宏观的“秦学十三讲”（据统计，在《百家讲坛》播出的所有节目中，刘心武红学研究所占分量最大，共23节⑧）。而刘心武的“秦学”引发的学术争论，更使《百家讲坛》跃升为收视热点。可见，以娱乐性较强的猜谜式红学代替枯燥刻板的正统红学，是《百家讲坛》生存之道的体现，也反映了社会潮流对它的影响与制约。
充分娱乐化的热点制造工程不但是媒体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也是整个社会的消费循环得以畅通的一大法宝。通过“刘心武红学”事件，电视节目提高了收视率，网站提高了点击率，广告的收入也自然增加；出版社出版了红学家们曾被冷落的书（在《红楼六家谈》中露面的专家们都得以出书）；而受众则享受了一场场视觉和听觉的盛宴，花出了手里的钱，打发了冗长的人生——整个社会呈现一片沸腾景象。于是，类似事件接踵而来，效果越来越爽，如2006年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的《品三国》也被烧成燎原之势，掀起了一场有关“三国”的销售热。
但是，对于写作者自身而言，应对利润至上的消费循环有所警惕，它有着无情和多变的面孔。如果写作者不由自主摆出一副献媚的姿势，像得了软骨病一样向媒体和受众跪下去，其结局仍将是被人遗忘或湮没在千篇一律的畅销书里。“刘心武红学”的热潮，不也随着媒介指挥棒的移动，如今已成了过眼烟云吗？
注释：
①1992年到1993年，刘心武的有关研究成果有《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红楼梦学刊》1992年第二辑），《再论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人民政协报》华夏副刊1992年8月18日、22日），《秦可卿出身之谜》（《太原日报》1992年4月6日），《张友士到底有什么事？》（《团结报》1993年1月16日），《莫讥“秦学”细商量》（《解放日报》1992年9月13日），《“友士”药方藏深意》（《解放日报》1992年10月4日），《拟将删却重补缀》（《解放日报》1992年10月22日）。
②⑤⑥参见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刷馆2000年版，第52页，第372页，第202页。
③参见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王广州译，《文化研究读本》第345－35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④详见《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1辑的9篇文章。
⑦⑧参见任中峰、彭薇《〈百家讲坛〉的“雅俗”变革》，《传媒》2006年第3期。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中文系，惠州学院中文系，原载《当代文坛》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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