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声中思贫富美国经验堪借鉴
发财声中思贫富美国经验堪借鉴昨天我们检视了新加坡刚发表的财政预算案，看到狮城在全球化挑战下如何吸引资金及扶助低收入阶层，一面坚持对外开放自由市场，一面设法纾缓贫富悬殊造成的社会矛盾，今天我们再看美国联储局主席伯南克如何替美国贫富悬殊的病患把脉，并开出对症下药的处方，当中有不少内容值得香港借鉴。
伯南克在本月6 日向美国商界发表了一篇演讲，深入讨论贫富悬殊加剧的成因与对策。美国数据显示，在1979年，有大学学位人士的周薪中位数，较中学毕业生高出38％；到了2006 年，高出的幅度扩大至75％。在同一时期，完成高中课程人士的周薪中位数，较未完成中学课程人士高出的幅度，也从19％扩大至42％。由此可见，教育程度的差别对收入差距拉阔有重大影响。
实质经济增长主要源于生产力的提升，而科技创新则是生产力提升的主要动力，高知识、高技术人士较易掌握科技创新，所以他们的生产力和市场价值上升速度较快，工资也因而抛离低知识、低技术人士。
经济及贸易全球化的趋势，进一步拉阔了这个生产力及工资的鸿沟。20 年前美国身价最高的棒球手年入不过300万美元，到了2004 年竟涨至2250 万美元，波士顿的球场面积没有变，但全世界透过电视和互联网可以观看球赛的人数比20 年前增加了好多倍。市场全球化令明星级的运动员、演艺人、投资银行家、律师、行政总裁等，变成超级打工皇帝。
全球化的另一影响是工序和劳动人口急速移动。以美国为例，商品和服务的自由贸易令不少低技术工作消失，新移民源源流入却增加了低技术工人的数目。这样一来，低下层的工资自然向下。个别城市的数据亦显示，新移民人数每增加10％，本地低收入人士的薪金会下降1％或以下，影响不算突出，但全国的研究则显示，新移民数目每增一成，低收入人士的工资则下降3％至5％。
此外，工会的集体谈判权和最低工资立法，理论上也会影响工资结构和差距，但由于80 年代起美国私人企业的工会人数和势力随着制造业式微而锐减，最低工资的价值亦随着时日过去不断下跌，而且调升最低工资亦会减少低技术人士的就业机会，所以这两个因素对改善贫富悬殊加剧作用有效。
伯南克总结了贫富悬殊成因后，更提出以下的政策方向：
（1）保留自由市场对高薪人士的强力奖励，同时为无法适应转变的低知识低技术人士提供协助，减轻全球化对他们的冲击，藉以化解社会上要求限制自由贸易的政治压力。
（2）减少工人转职的制度障碍，确保转职不会令工人失去医疗或退休保障，加强对低技术人士的转职及重新就业培训，设法减轻因转职导致收入下跌对生活质素的影响。
（3）大力投资于教育和训练，既然知识与技术差距是贫富悬殊的关键，慷慨投资于知识与技术是缩小差距的最有效方法，尤其要注意正规教育课程以外的教育及培训，例如学前幼儿教育、在职训练、小区学院或职训院校的实用短期课程和延伸课程等。
尽管伯南克的讲话是针对美国的情况，但如下几点观察和分析同样适用于香港，并值得从政者深思：
（一）特首候选人曾荫权和梁家杰都提出了最低工资立法，作为保障低收入阶层的手段，但美国的经验显示，这类立法道德用意虽佳，实际成效微弱，根本不是长远的解决办法。
（二）职位流出和新移民流入都是直接影响低技术阶层工资的重要因素。本地工会和政党人士长期以来只懂高喊扶贫口号，却从不正视新移民数目增长过快的问题。现时每年持单程证从内地合法来港的新移民多达5 万个，三分之二是成年人，绝大部分属于低知识低技术人士，对本地低收入阶层的工资自然会构成压力。特区政府有责任说服中央同意减少单程证配额，同时应争取吸收境外高知识高技术人口。曾荫权在政纲中提出优化人口结构，但只谈增收高学历人才，避谈减收低知识新移民，成效难彰显，而另一特首候选人梁家杰竟然对人口问题只字不提，令人失望。
（三）董建华主政年代大手笔投资于教育，令近七成适龄青年有机会接受大专教育，虽然社会上有人批评说大跃进、重量不重质，但从化解全球化冲击的框架去考虑，这个方向是对的，问题只是相关的制度建设还未完成，例如小学和中学的「保底」工作没有做好，每年会考便会生产以万计的「零分生」；副学士也未能接驳学位；涵盖不同学科和技能的资历架构尚未建立；民间培训课程百花齐放，但缺乏质素保证等。曾荫权和梁家杰均在政纲大谈改善教育，可惜曾荫权的重点是出口教育服务，提升语文水平，主要从商界关注点着眼，相比之下，梁家杰较能针对当前教育制度的核心问题，包括上述的制度建设未落实，以及政府过度控制，与办学团体缺乏互信，对小班教学承担不足等。
明报 2007-02-19社评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