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市场改革的经验教训！
高木西方国家在长期的市场经济实践中发现，虽然鼓励财富向少数成功人士手中集中，可以刺激经济的增长，但是当货币大量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后，不仅实体经济会出现货币短缺和有效需求不足，大量沉淀在少数富人手中的货币也会成为随时可以破笼而出的猛虎，而对实体经济造成灾害性的冲击，还会加剧阶层矛盾。因此，西方国家为了克服传统市场经济这个基本矛盾，先后采取了多种补救措施，取得了一些值得效仿的经验，但是，由于这些补救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冲破纸币制度枷锁，因此又存在一些引以为戒的局限。
▲积极的财政政策
传统市场经济鼓励把货币当作财富向少数成功人士手中大量集中，可是货币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后，实体经济又会出现货币短缺和有效需求不足，如何才能克服这对矛盾呢？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要想克服有效需求不足，就应该搞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加大政府投资，扩大基建投资规模，产生滚动效应，实际上就是增加货币投放量以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但是，政府借钱搞基础建设，在一定时期，范围和规模内是必须的，甚至是迫切需要的，效果也是明显的，但若企图长期依靠这种方式拉动经济增长，将会适得其反变宜为害。一是乘数效应的能量不够。因为在劳资分配悬殊或腐败严重的情况下，这些钱中的绝大部分转了一圈后又会沉淀到那些没有必要花钱人的有钱人的口袋里，因此，投资拉动消费的期望值往往是被远远高估；二是基础建设的最佳投资量有限。如果硬性超额长期投资，就会导致基础建设项目的规模、设计、技术的超前量太大，极易造成浪费；三是老百姓得不到直接实惠。老百姓迫切关心的问题是生存压力越来越大。如就业和收入的稳定性、子女学费负担、家庭医疗保障、社会不公、社会治安等等问题。而政府借钱搞基础建设，与老百姓的这些迫切需要有一段距离，更象是在帮助富人挣更多的钱；四是政府成为债务人。政府用来投资的货币主要依赖发行国债和银行贷款来维持，但是基础建设投资，绝大多数属于公益性建设，很难得到经济回报，如果拉动宏观经济增长的作用一旦减效或失效，新增的财政收入连国债和贷款利息，以及上年度的财政赤字都无法稀释掉，经济就会对财政赤字形成滚动性依赖，而财政增收无法弥补的赤字国债最终都要通过增加基础货币投放量来弥补，这样一来，经济增长就会出现停滞，失业继续增加，而物价却会继续上涨，从而出现滞胀现象，如果这种现象延连多年，政府的全面危机也就不太远了。例如，西方各国在战后的50-60年代，为了克服有效需求不足刺激经济增长，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或称通货膨胀政策），虽然对经济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进入60年代和70年代以后，由于增发货币对经济的刺激作用越来越减弱，而对经济的消极影响渐渐上升，终于出现了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失业率上升，但物价依然上涨的滞胀局面。
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为了应对市场疲软，克服有效需求不足，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也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国家借钱交由个别有能量的国家公务人员代表国家投资花钱，头脑灵活的老板包工头才有机会接手搞基建，这些人基本上就都是富人，而这些买卖又大都是很难公开，很难透明的，尤其是在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的今天，这些新投资就更容易地再次向少数富人手中迅速集中了。例如，可以买通关节把预算往高定，再利用巧立名目，偷梁换柱等方法把实际占地物料用工往低处压。如修建某一公里公路国家下拨投资10000万，但在时间操作中，满打满算实际占地物料用工总支出只有1000万，另外的9000万就可以按照当下的混沌的市场规律神鬼末知地被大大小小的富人瓜分了，而能落到普通工人民工手中的货币还能剩下多少呢？国家辛辛苦苦融资投资1个亿，但是真正能变成市场实际最终购买力的需求也许只有区区1千万。可以看到，积极的财政政策虽然已经实施了若干年，但是目前大多数行业的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却日益严重，一些行业却出现投资过热产能严重过剩的现象，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中国的经验再次证明，腐败或劳资分配悬殊是造成凯恩斯政策失效的真正原因。
▲消费信贷和信用制度
美国人通过长期的社会实践已经认识到，既然有大量商品卖不出去，而许多中下收入的社会成员又非常需要这些商品，那么，就鼓励金融机构把富人的钱先借出去，用消费信贷的办法借给中下收入的人先花起来，然后再让他们慢慢还，让经济链条先运转起来，让大家继续有钱可赚。这样，富人的闲暇货币就成了润滑剂，缺钱的中下层社会成员也可以贷款买汽车买房子买生活必需品了，俨然成了中产阶级；中上等阶层成员收入可以继续增加，其名下的资产拥有量又开始迅速膨胀，虽然这些资产的绝大多数是银行存折、股票和债权单据等毫无使用价值的帐单，但在心理上却让这些人获得了成就感。
也就是说，消费信贷的基本原则是把富人占有的实物财富储藏在穷人手里，让大多数事实上的穷人成为名义上的中产阶级。因此大多数美国人一大学毕业就可以贷款买房买汽车，拥有不止一张可透支消费的信用卡，美国的中产阶级就这样被批量的生产出来了。
由于消费信贷的普遍推行，让整个社会增加出了庞大的有效需求，闲置的劳动力就相对容易的找到了就业机会，闲置的生产和服务资源就相对多的得到有效利用，社会财富就相对多的被新就业的劳动力和重新开工的闲置资源共同生产出来。虽然大多数美国家庭在大多数时间内的净资产是负数，他们几乎终生都担负着巨大的还债压力，但是由于这些家庭提早就拥有了个人住房、汽车、旅游休假等实际的生活享受，因此，这些人就会对政府政策有认同感。
实际上，美国政府也是从教训中走过来的。政府出面借钱搞基础建设，一是乘数效应的能量不够；二是基础建设能容纳的投资量毕竟有限；三是老百姓得不到直接实惠；四是基建行业外的其他行业受惠不明显；五是政府成为债务人，负担沉重。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这种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逐渐被消费信贷所取代。而消费信贷的优点却很多。一是拉动需求的作用立杆见影，如消费者上午从银行借出钱，下午就能看房购房；二是老百姓得实惠，如老百姓再也不用攒钱供孩子上大学了；三是各行各业都能受益，经济全面增长；四是政府卸了担子，政府赤字能迅速缩减。
更重要的是，消费信贷是广大消费者自己借钱花钱，产品和服务的卖主也是价格透明服务透明的各行各业。而各行各业的业主和从业者绝大多数也不是富人，可能也是消费信贷的支持对象，因此，这些业主和从业者不会把挣到手的钱储蓄起来或者滞留起来，而是继续购买实际商品和服务，或者是归还贷款。这就进一步地不间断地维持着，甚至增大着市场需求。虽然消费信贷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富分化导致需求不足这个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但是市场供需平衡的良性循环就此可以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得到维系。
若论劫富济贫的手段，美国政府堪称天下第一高手。美国政府从长期的市场经济实践中得出经验，富人挣钱主要是为了名份，为了成就感，其实他们的钱永远消费不完。与其说养虎遗患，还不如放虎归山，让社会沉淀资金发挥作用。所以美国政府玩的这个漂亮的空手道，带动美国经济几十年来一直走在了世界经济的前面。这是美国经济成功的核心秘密之一。
但是，也应该清醒的看到，美国方式的消费信贷不是万能的，在纸币制度环境下，美国式消费信贷存在以下主要弊端：
A缺少一个低成本高效率的信用体系。
美国式的消费信贷，是建立在纸币制度基础之上的，为了管理消费者的信用记录，美国成立了很多公司，金融机构要向这些公司支付相当费用，增加了消费信贷成本。由于仍然无法有效避免逃废债务情况的发生，逃废债务发生的损失，自然就要被其他的债务人承担，这就必然增加了消费信贷成本。由于无法有效避免破产的发生，破产发生的损失，也被其他的债务人承担，也增加了消费信贷成本。因此，实施消费信贷的金融机构就要向贷款者收取高额利息和手续费，这又加大了消费者的还款难度，更增加了逃废债务和破产的几率，形成恶性循环。
B消费信贷主体没有被纳入到公益事业的范畴内。
实施消费信贷的金融机构，是一些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单位，为了赚取利润最大化，各个机构会想方设法增加利润空间，直接加大消费信贷成本。
C劳资分配悬殊的情况无法得到根本改观。
虽然消费信贷可以把穷人批量生产成中产阶级，但是如果劳资分配过分悬殊的局面不改观，两级分化继续无限加剧，导致货币以高额利润和高额收入方式大量漏出循环，在富人身边大量沉淀起来，造成贷款消费透支消费的中产阶级在收入分配中处于绝对劣势，赚取不到足够的货币归还债务，那么消费信贷链条就会断裂。
正是由于劳资分配悬殊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合理根本的解决，发放消费信贷的机构也要向消费者收取高额费用和利息，因此不用很长时间，货币又会以更大的规模积聚在少数有钱人手里，导致大批借债者破产而无法继续借贷消费。因此，消费信贷拉动美国等国经济总规模增长的能量是有限度的。犹如有一个肠梗阻病人，吃不下饭，但是庸医看不透症，或者是由于种种原因不愿意承认肠梗阻这个事实，因此，他没有采取打通梗阻，疏通循环的治本之法，而是额外给病人接长了一段肠子，让食物暂时有了容纳的地方，病人症状获得到了暂时缓解，似乎又能健康一阵子，但是接长了的这段场子容量毕竟是有限的，早晚又会满，因此，吃不下饭的症状早晚还是要重现的。目前，美国经济重现的，用零利率都拉不动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正是梗阻重现的反映。也可以说，美国等国用消费信贷拉动经济增长的道路已经快走到了尽头。
例如，美国方面的数据显示，2001年美国消费信贷总额已达7.5万亿美元，除了房屋贷款和汽车贷款不算，2003年一般美国家庭的信用卡负债约为7500至8000美元，过去三年中，有300百万美国人宣告个人财务破产，许多人就是被沉重的债务压垮了。导致消费者破产的直接原因是信贷消费的高利率，美国2002年1月份，尽管活期存款利率已下降到1.75%，但是新车贷款利率仍为8.42%，30年房屋抵押贷款固定利率仍为6.97%。信用卡费用是按照负债额来计算的，你借款越多，费用越高。除此之外，信用卡发行商常常瞄准他们认为会拖延偿款的客户，因为这样可以获得高额的罚金。旧金山消费者权益团体ConsumerAction资料显示，大约85%的信用卡公司对本帐户还款不及时的持卡人处以惩罚性的高利率，最高达到29.99%。2003年第三季度，美国信用卡违约率达到4.09％的新高。而韩国在1999至2003年间，未偿还信用卡贷款金额增长了5倍多。韩国监管官员称，全国信用卡违约率2003年11月份为12.5％，而2001年年底则为2.6％，信用卡违约率是指逾期30天未还贷款占总贷款的比例。但一些业内人士称，由于贷款方竭力掩盖问题，实际坏帐比例可能高达30％，许多人已无力偿还。另据华夏经纬网报道，台湾有350万人缴不出卡债，平均每个月就有4万人会因刷卡过度成为破产者，而由“卡奴”引发的抢劫银行、自杀等事件频传，信用卡问题已经在台湾酿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消费信贷这本好经，就被美国方式念歪了。
▲税收杠杆
西方国家发现，即便是消费信贷可以把穷人批量生产成中产阶级，但是如果劳资分配过分悬殊的局面不改观，两级分化继续无限加剧，导致货币以高额利润和高额收入方式大量漏出循环，在富人身边大量沉淀起来，造成贷款消费透支消费的中产阶级在收入分配中处于绝对劣势，赚取不到足够的货币归还债务，那么消费信贷链条就会断裂，经济危机照样爆发。因此，西方国家一直试图用财产税，遗产税，所得税，消费税等等方式延迟贫富分化的程度、延缓着资金信用链条的提早断裂。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例如，美国的法律规定，如果富人不把过高的收入和遗产拿出来捐献，就会被联邦政府用高额所得税和遗产税全部征走掉，因此，与其说被政府强行征收掉而落个守财奴的恶名，还不如借花献佛捐献出去，留个美名。因此每当到了报税季，美国人就会忙着寻找出各种慈善捐献的发票，以寻求最大的所得税退税额，美国的富人也在无奈中被迫拿出大量的资金建立各种慈善基金。
但是从本质上来说，西方诸国基本都是由富人掌权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迎合资产者的利益，为了鼓励富人投资，政府往往不能把财产税，遗产税，所得税，消费税等政策贯彻始终，例如布什政府就推行了一个庞大的有利于富人的减税计划。在中国，代表有产者利益的一个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就为贫富差距开药方说，“过高的所得税将会影响效率，降低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因此税收杠杆能否在中国发挥积极作用也面临考验。
▲宏观调控政策
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在长期的实践中发现，单纯依靠那只看不见的手自由发挥作用，市场失灵现象就无法避免，他们认为宏观调控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只有对实体经济注入适宜的货币总量，并根据实体经济的瞬间需要作出及时的货币政策调整，商品生产和交换才能顺利高效地进行。但是，在现行的纸币制度下，要想顺利地对货币进行如上操作，简直比登天还难！
A总量上说，只有当实体经济的社会总产品总服务每次销售后获得的全部货币，次次不断地按照常态，足额地及时地再购买了实体商品或服务，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能够保持着动态的平衡时，说明货币总量才是适宜的。也就是说，在一个封闭的国内市场里，只有货币的供应总量与商品服务的总周转次数、总规模、总价格在动态中保持着适应，人们也没有储存货币的嗜好，那么，需求不足和需求过剩的问题一般来说才不会出现，沉淀货币对实体经济造成集中冲击的现象也不会出现。
但是，虽然可以根据商品服务的总周转次数、总规模、总价格套用理论公式计算出货币的需求总量，但在实际操作上，谁又能够统计清楚，计算清楚总周转次数、总规模、总价格这些变量的确切值到底是多少呢？假设，即便是我们计算清楚了当前实体经济需要的实际货币量，但是，目前货币的供应量已经不再通过控制贷款总规模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掌握的形式来实现了，而是借用国际惯例的，通过准备金率、公开业务、再贴现率等间接的市场形式来调控了。而这些调控货币供应总量的方式本身就是些只有理论公式，却无法精确操控的糊涂帐，即便是把世界顶级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邀请来也枉然。这种用糊涂帐来管理糊涂事的方法来执行货币政策，经济焉能不周期性波动？因此，货币的供应总量超过或少于商品服务的总周转次数、总规模、总价格所实际需要货币量的情况也就一直在出现着，因此实体经济就会常常出现要么需求过剩，要么需求不足的问题，物价也会出现上涨或下降的波动。因此，实体经济客观需要精确适宜的货币供应总量与货币总量无法精确计算，以及货币总量无法精确调控投收之间，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
B从传导机制上说，实体经济在运转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无论是总量上还是局部环节上都有瞬间波动的可能。因此，这就要求货币在运行过程中，最好能成为聪明货币，既要学会锦上添花，更要学会雪中送碳，更要避免助纣为虐。如果货币本身做不到这一点，起码也要让国家的宏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有效快捷的传导下来，从而能够让货币投放和收回的量和点准确，动作上也能瞬间完成。但是，在现行纸币制度环境下，政府所依赖的利率、税收、积极的财政政策等工具，让建立聪明货币和有效快捷政策传导机制的设想，永远只能停留在可望而不可及的奢望中。例如，在经济出现通货紧缩的时候，虽然国家很希望富人把钱从银行里取出来进行直接投资和积极消费，但是国家却不能直接干预，而只能用曲线救国的方式降低银行利率，引诱富人进行直接投资和积极消费。或者是通过减税，让投资兴业的热情尽快燃烧起来。但是,这些远水难解近渴的措施是很难凑效的，即便是能发挥作用，效果也要等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显现。美联储十几次降息收效甚微，就是明证。因此，货币在服务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缺少可控性，是现行纸币制度的又一个致命缺陷。
▲工会
200多年来，经过无数次工人运动的抗争，西方国家的工人才拥有了比较健全的工会组织，工会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与资方抗衡的力量，工人的工薪待遇和劳动环境也得到了逐步的提高和改善，如8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标准、最低生活保障线等，基本都是工人运动抗争的结果。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货币分配的悬殊，也就减少了危机爆发的周期，也减轻了危机爆发的烈度。因此，工会运动在延缓市场经济矛盾全面爆发的过程中，起到了不断攻击市场经济自身的制度缺陷，不断刺激市场经济自身产生修复缺陷的新抗体，最终增强市场经济免疫力的效果。因此，西方国家从惧怕工人运动为洪水猛兽而极力防范和镇压，走到了在一定程度上默认甚至扶持工会形成与资方抗衡的力量，又通过暗中收买工会领导人和法律强制约束的办法，防范工人运动危及其制度安全的道路上。
借助工会力量缓和阶级矛盾，实现劳资均衡进而分配差距相对平缓的道路，虽然是一个值得借鉴的经验，但是不要忘记了西方国家为此用了200多年的时间，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假如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也学习西方重新走一条依靠工人运动的自发抗争，逐步形成独立工会的方式与资方抗衡，以缓解收入差距和两级分化的道路，这个过程不仅付出的代价及其巨大，而且经历的时间还要及其漫长，也许在我们付出代价和时间而陷入持续的劳资矛盾僵局和矛盾动荡中的时候，我们的竞争对手可能早就把我们甩的更远了，因此，中国应积极寻找一条更有效成本更低的新均衡道路。例如，可以借助帐户唯一网络观控分清阶层归属，让各个阶层选举出自己真正的代表，在人大政协议会中形成合理比例对重大决策进行充分讨论，执政党政府充当最终调停人的民主集中制办法。但是如果中国没有勇气实施这种釜底抽薪的新制度，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针对既得利益阶层的贪得无厌进行制衡，就应该扶持工会发挥积极作用，而不应该继续让工会充当聋子的耳朵。
▲福利政策
英国、挪威、瑞典，在开始实行福利制度的时候都不拥有比中国目前更雄厚的物质基础。60年前的北欧国家是欧洲最贫穷的农业国，老牌英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破了产，在1939-1955年英国也象中国一样曾实行过票证配给制，战后物质匮乏时期人民的生活水平甚至比中国50－60年代的水平还要差。这些国家的民众之所以能够以实行从幼儿园到大学全部免学费，失业者可以普遍领取到失业救济，年老者能普遍领取到养老金，以及全民免费医疗服务的福利待遇，并不是因为他们比中国富，而是主要基于一下几点：
一是指导思想的变化。二战后的西欧，政府首要振兴经济措施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致力建设福利社会，让底层百姓能够享受免费教育、医疗、失业救济等人道主义服务，让每一位公民过上基本的有尊严的生活。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北欧实行社会变革，走一条既区别于苏联模式的“集权社会主义”，亦区别于美国“放任资本主义”模式的“第三条道路”。其政策采取“社会福利主义”道路，就是国家为每个人提供最低的“全面社会保障”。正是因为西欧和北欧政府诚心诚意地消灭贫困，社会上没有巨大的贫富悬殊，才为二战后经济迅速崛起和社会稳定奠定了牢固的社会基础。
二是经济政策的变化。在经济基础并不十分雄厚的国家实行高福利政策，钱从哪里来呢？欧盟成员国中，社会保障资金主要来源于两者：雇主和雇员分别交纳的社会保障税和政府的其他税收，前者平均占53%，后者平均占36%左右。也就是说高福利的钱主要来自高税收。瑞典的税收相当于人均GDP的57%，英国则是40%，丹麦政府税收比重高至75%。在英国若年收入4万英镑以上者，需缴纳40%的所得税。（部分资料引用于凤凰周刊2004年第28期《福利社会是大同社会》）
三是工会的长期努力。瑞典是全世界因劳资纠纷造成损失最低的国家之一?因为工会是瑞典重要的社会力量。据瑞典蓝领工会提供的数据，２０００年瑞典全国职工入会率为９１％，为世界上职工入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在理论上，中国也可以模仿西北欧做法，通过高税收来推行高福利政策，让包括农民在内的全国老百姓都享受到免费医疗、免费就学和失业养老保障。但是，在纸币制度环境下，会遇到如下问题：
（1）谁来向腐败者征税？
腐败者往往都是掌握着大权的政府官员，在财产不登记不透明的情况下，税务部门根本无法向腐败者征税。而腐败收入，也是整个社会创造出的总财富的一部分，并且随着腐败现象的愈演愈烈，这部分黑色收入已经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很大比重。如果这些巨额腐败收入不被杜绝，也不交税，更不参与国民收入再分配，那么中国永远也无法建立起福利社会。
（2）谁来堵塞偷逃税漏洞？
在现行的纸币制度下，每个企业和每个公民都可以轻易拥有许多帐户，都可以轻易用化名或其他人的名字存取款，还可以手头持有大量现金，每个人的收入来源很难查清，必然会造成偷漏税款行为的大量发生。
（3）谁来支持高税收高福利政策？
高税收高福利政策的最大受益者是低收入的广大普通工农民众，利益受影响的是腐败官员、企业老板、大学教授等高收入群体。但中国目前的现实是广大普通工农民众手中没有投票权，口上没有发言权，而腐败官员、企业老板、大学教授等高收入群体却对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因此，即便是国家最高决策者本意想推行高税收高福利政策，也会因为制肘太多而难以如愿。！
（4）北欧的高税收高福利政策也存在一些问题！
财政支出规模太庞大导致国家财政苦不堪言，税赋太高导致投资者热情下降，失业救济太优厚导致劳动者就业积极性下降，高税收高福利增加了本国产品成本，影响了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造成这种被动局面的主要原因是，税收是强制征收的，福利是无偿拨付的，自然就造成鞭打快牛的负激励现象。也就是说，谁的企业效益好，谁为社会创造的财富多收入高，谁就要多纳税。谁偷懒磨滑，谁就可以享受优厚的福利待遇。因此，投资下降、就业减少、税收减少、财政赤字增加、经济增长乏力。
▲财产申报和税号唯一
为了避免货币通过腐败方式和偷逃税方式大量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而加剧宏观经济风险和社会不稳定，西方国家几乎普遍实行了财产申报与公开的制度，以及严格的税务登记和纳税申报法律制度。
例如：早在1766年瑞典公民就有权查阅官员直到首相的财产与纳税状况；美国规定，行政官员、议会议员、法官等15000名官员的财产必须公布；韩国1993年开始“阳光运动”，1993年2月25日金泳三总统率先公布个人财产，1993年5月27日韩国国会通过了“公职人员财产登记制度”，规定自总统以下34000多人必须申报财产、1670名高官必须向社会公布财产；实行金融实名的制度??大多数先进国家都规定，存款取款必须使用真实姓名。韩国1993年8月12日起实行实名制，同时清查匿名存款，两位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的巨额秘密资金案由此东窗事发。（摘自《胡星斗：反腐败关键在于制度创新》）
还例如：大多数的西方国家都建立了全国性的税务登记号码，即纳税人鉴别号码（美国采用全国性的社会保险号码）。登记号码的建立不仅方便了税务机关进行登记管理，也为纳税人信息资料的计算机管理和进行税务审计奠定了基础。在纳税申报制度中，几乎所有西方国家在税法上都明确规定了纳税人必须按期向税务机关提交纳税申报表及有关的财务报表。这些申报表不仅按税种制定，在某些税种中还要按不同的纳税人和不同纳税事项制定。以所得税的申报为例，美国税法规定的涉及所得税的申报表多达25种；法国规定，公司企业在年度终了后的3个月内，必须向税务机关申报7种报表；德国规定，每年的5月31日前，公司企业必须报出上年度的所得税申报表，逾期不报的，最高可处以税款12%的罚金。这些西方国家对税收申报的法律规定都是既详细又严厉。（摘自《阎致勇：西方国家税收征管的法律制度》）
这些在纸币制度之外建立起来的补救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货币通过腐败和偷逃税方式在少数富人手中集中的速度，但是，这些措施不仅成本巨大手续繁琐，而且仍然无法从根本上避免腐败和偷逃税现象的发生。
▲法律
当传统市场经济遇到种种棘手问题而难以求解的时候，人们往往把对平等、对公正、对幸福的一切渴望几乎一骨脑地都寄托在了法律的身上，因此依法治国，建立法制社会的口号常常响彻在市场经济国家的上空。但是，法律是人制定的，也是由人来执行的，而人又都是有私欲的，因此由有私欲的人制定和执行的法律本身就是很难作到公正的，尤其在纸币制度这个混沌的大环境下，富人阶层往往操纵无孔不入的纸币做蛀虫，把本应威严公正的法律之剑蛀咬的千疮百孔。突出的表现在：
立法的难题。生产物质财富所必需的自然资源、工具资源、技术资源、地位资源和人力资源都是有限的，因此，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人们就会形成不同的利益阶层，并且在不同阶层之间，存在着此消则彼涨，你多我则少的利益波动差。按理说，一个国家在立法机构的人员构成上，各个阶层应该拥有平等的议员或代表份额，各个阶层进行平等对话，才容易制定出兼顾各方利益的法律。但是在纸币制度这个混沌的大环境下，每个社会成员的财产状况是无法透明的，按照财产状况划分阶层归属或按照阶层归属分配议员席位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西方国家往往陷入金钱民主的怪圈，谁最有钱谁就最容易在竞选中获胜，因此中下阶层成员，只有投票选举别人的份，没有参加竞选的实力。因此西方国家的立法机构往往都被富人或富人扶持的政客所把持，因此制定出来的法律也往往向富人阶层倾斜。例如，据法新社报道，美国国会议员个人财务状况显示，大多数议员家资丰厚，钱包鼓鼓，令美国国会成为名副其实的百万富翁俱乐部。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众议员简•哈曼以1.6亿美元的巨额资产雄居众议院富豪榜榜首。共和党人也不甘示弱，来自纽约的共和党众议员阿莫•霍顿以1.5亿美元的身价“屈居”亚军。例如，布什的曾祖父就是制造业大亨，布什的祖母出身于金融巨头之家，布什家族的产业已遍及石油、银行、军工企业乃至体育项目。2004年布什总统和夫人劳拉总共拥有780万美元至1810万美元之间的资产，而副总统切尼的资产则在1660万美元到7550万美元之间。另据文汇报朱幸福报道，美国在国会注册登记的说客有3.5万人，首都华盛顿游说行业每年进出的开销约有8亿美元。要想从美国政府部门得到肥得流油的项目合同，要想在美国国会通过什么有利自己的法案，就必须在华盛顿重金聘请公关公司和说客们帮你疏通关节把事情办成，说客中许多人是前政府官员或前国会议员的助手。
执法的难题。货币是经济的血液，凡是涉及机会平等社会公正的案件几乎都与货币流动的实际状况有关，按理说，人类只要能找到一个观控货币流动的有效手段，法律法规就容易得到有效执行。但是在纸币制度环境下，银行帐户是不唯一的，大量现金也可以脱离开银行帐户独立运行，每个公民、法人实体和政府机关彼此之间发生的货币和非货币资产的往来和交换，既可以通过任何一个银行帐户转帐来完成，也可以通过现金交易来完成，几乎一切经济活动都处在混沌中。一旦发生经济纠纷和非法交易事件，取证非常困，因此，虽然法律条文日益繁琐、司法机构日益庞大、司法成本日益巨大，但是经济诈骗、假冒伪劣、偷税漏税、权钱交易仍然日益盛行，据统计，美国是律师人数世界最多的国家，也是司法成本最高的国家，全世界80%的律师都集中在美国，上千人规模的律师事务所并不罕见，美国律师年收入往往排在各个行业的前列。另外，法律在金钱面前也往往失去平等，例如美国有钱人可以高薪聘请名律师为自己辩护，因此富人的胜诉率往往比穷人的胜诉率高，有钱人即便是犯了罪也可以向原告交付巨额赔偿金后私了，富人就是被判了刑也可以交保金后获得假释，但是没有钱的人却没有如此幸运。再例如，西方国家早就意识到垄断高额利润是造成分配悬殊，进而引发有效需求不足和社会矛盾的重要根源，因此西方国家很早就制定了反垄断法，实际效果却严重的差强人意。金钱玩法律于股掌之间的典型案例是针对微软的反垄断诉讼。虽然美国境内以及欧盟多次对微软公司的视窗操作系统、网络浏览器等软件的垄断行为提起过诉讼，但是，微软公司老板比尔.盖茨就经常是美国总统的座上宾，而且公司又拥有丰厚的财力，进而拥有各种或明或暗的手段可以有恃无恐应对司法诉讼，因此微软公司几乎次次都是过关斩将，不仅至今仍牢牢占据着世界软件业的一二把交椅，比尔.盖茨本人更是多年以400多亿美元的净资产身价蝉联世界首富，因此，世界还要继续为微软垄断帝国付出沉重的代价，仅仅在中国，要购买一套原装视窗操作系统就要付出价格1999元，购买一套标准版的Office办公软件价格更是高达3999元。当然，微软帝国用手中的金钱玩弄了法律，那么法律也会返过来嘲弄微软，目前，正是由于微软正版软件的居高不下的天价，导致世界各国盗版成风，正是由于富人可以驱使金钱戏弄法律，穷人自然也就可以冷眼漠视各种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了。
由此可见，在以纸币制度为基础的传统市场经济环境中，法律只是披了一个公正的外壳，其实，骨子里充斥着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潜规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美丽梦想，事实上人类早已经丢失了维护平等匡扶正义的法律之剑。
▲小政府
所谓的小政府，就是民间能够做的事尽量让民间做，减少政府对资源的控制，解除政府对企业的行政管制，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让资源充分地市场化、私有化。表面上看，政府权力的弱化可以减少钱权交易的机会，可以减少货币往腐败官员手中集中的机会，但是，在纸币制度这个混沌的自由市场环境中，政府权力一旦撤离市场，主宰市场的必然是那些掌握着生产资料和金钱的富人而不是普通老百姓，因此，小政府的最后结果是让金钱掌握政权，让富人统治国家。
据美国《纽约时报》女记者亚利珊德拉•罗宾斯揭露，在美国社会的上层存在着一个神通广大的由家世显赫成员组成的“骷髅会”秘密组织，所有美国的财权、政权、中情局的特务权，差不多都由这个隐形帝国所掌控，而且美国总统布什父子都是其成员，它似乎早已成为美国社会的“黑色心脏”，美国历史上很多难以解释的问题和事件，如肯尼迪遇刺、“水门”事件、中情局涉及国际制毒贩毒和走私军火、老布什发动海湾战争、小布什打响伊拉克战争等等，“骷髅会”似乎都在背后发挥着若隐若现的作用。从1880年开始，由“骷髅会”会员建立的“美国历史学会”、“美国心理学学会”和“美国经济学学会”，也基本控制了美国国家主导思想的论述，如果再算上对美国媒体的控制的话，几乎所有的“知识权力”(软性权力)都尽在“骷髅会”会员掌控之中。
金钱掌握政权富人统治国家后，国家政策必然向富人阶层倾斜，这样的小政府自然也就不愿意改变货币和生产资料大量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现状，也就无法破解因为货币大量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后，所导致的实体经济货币短缺、有效需求不足、工人大量失业、金融危机和阶层矛盾深化的风险。不受约束的金钱和不受约束的权力一样，同样都会对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造成长久损害。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传统市场经济的致命祸根是纸币制度，这主要表现在：
（1）在纸币环境中，富人可以很方便且不受限制的把纸币当作财富大量储存起来，直接导致流通领域纸币的短缺，纸币的短缺又进一步导致了有效需求的不足，有效需求的不足又进一步导致了就业机会的稀少和工资收入的降低，就业机会的稀少和工资收入的下降，又进一步导致了贫困化的加剧，贫困化的加剧又进一步导致阶层矛盾的加剧。
（2）为了克服有效需求不足，填补实体经济领域中因为富人抽走纸币而导致的空缺，政府必然要不断向流通领域注入新的纸币，这必然导致纸币总供应量的膨胀，而纸币总供应量的膨胀，就意味着富人原先储存起来的纸币的理论购买力已经下降，纸币理论购买力的下降就意味着单位纸币所能操纵的财富量的缩水。可以说，在纸币制度条件下，富人积聚的货币越多，货币就越是在贬值，富人保值财富的梦想就越困难。
（3）在需求不足日益严重的国内市场中，已愈发难以找到中意的投资项目以可靠的实现保值增值财富，因此，富人自然就会把目光投向海外市场。要赚外国人的钱，就必然通过大量输出本国商品的方式来实现，这就客观地把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的矛盾转嫁给了其他国家，这就必然加剧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矛盾。虽然基于比较利益的一部分国际贸易有其合理积极的成分，但是当这些市场经济的国家主要不是为了互惠互利，而是主要为了迎合富人赚取更多纸币的需要，过分积极地纷纷地走上了海外市场扩张的道路后，必然促使国际间的贸易摩擦，汇率纠纷，综合国力竞争不断加剧，也催生了以印刷纸币骗取世界财富为生的纸币霸权国的诞生，必然迟早会再次导致世界性战争的爆发。因此，从这个角度上看，纸币制度又是人类乃至地球自我毁灭的始作俑者。
（4）根据每个税源户的纸币收支流量进行税收征管，是一种高效低成本的征管方式。但是在现行的纸币制度下，由于现金无法监控且大量流通，致使这种征管方式根本无法实现，必然会造成偷漏税款行为的大量发生，加重了税赋不均，加剧了贫富分化。
（5）在现行的纸币制度下，每个官员和每个公民都可以轻易拥有许多帐户，都可以轻易用化名或其他人的名字存取款，还可以手头持有大量现金，每个人的收入来源很难查清，因此权钱交易，资金外逃，黑钱洗白等违法行为都极其容易，腐败现象自然畅通无阻，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
（6）通过监督经营业户货币资金的流动和信誉情况，本可以及时发现市场异动，便于对市场秩序实施良好规范的管理。但是现行纸币制度统治下的市场，是非法经营、走私贩私、假冒伪劣、泛滥假币、坑蒙拐骗者的天堂，是守法经营者的地狱。普通公民创业难、就业难、失业易，生存状况改善的趋势小，徘徊恶化的趋势大。
（7）通过调查居民个人货币收支的方式，最容易核定低收入户，从而实施社会保障。但是由于现金的大量流通，低收入户的核定成为比财政拨款还麻烦的事情。社会矛盾正在集腋成裘,为生计铤而走险的刑事案件上升的势头难以遏止。
（8）货币流动的无序难控,加重了消费倾向引导的难度，培育出了个别群体畸形的消费观,污染环境和污染民族精神的消费形式招摇过市大行其道。
（9）富人虽然可以很方便且不受限制的把纸币大量储存起来，但是富人也往往成为盗窃者、抢劫者、绑架者、诈骗者、职务犯罪者攻击的对象，世界因纸币而丧命者，恐怕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总人数还要多。
（10）假币泛滥已经成为世界性的难题，假币正在预演愈烈地困扰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11）如果两个国家发生战争，一个国家可以向另一个国家大量空投假币，制造金融混乱。这比侵入电脑网络制造金融恐慌要容易的多。
（12）非典、流感等传染性病毒很容易通过纸币传播。
由此可见，现行纸币制度，致使货币无法储存、难以保值、节外生枝、难以调控，束缚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和人民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助长了贫富差距的非理性加剧,成为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技术总根源，严重制约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这充分说明，纸币制度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基础性障碍，以纸币制度为基础的传统市场经济模式已经不再适应人类文明进步的需要，而不得不让贤于一种新型制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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