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与钱穆的友情和学术交流
泓按：我最近在看《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12期的时候，读到下面这篇文章有些感触。两位耳熟能详的大学者，相互交流友情不可谓不深，而且顾先生赞赏钱氏的学问并先后推荐其进燕京、北京、齐鲁等大学。两人的学术见解与观点却多有不同，而且这些不同不仅涉及到中国学术的一些“源头”问题，还牵扯到今天都在争论的文明起源等方面。如何看待这两位大学者的论点，以及他们相互的交情与关系，历来是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问题。我将此文转来，并建议将这些作为读书参考栏目的主题讨论，请版主支持，请大家各抒己见。谢谢。
试评顾颉刚与钱穆的友情和学术交流
——兼谈当前文明起源的争论
顾德融(江南大学江苏无锡214122)
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12期
钱穆和顾颉刚两位先生自1929在苏州认识，先后在北京、昆明共事，顾氏对钱氏的学问十分赞赏，所以先后推荐其进燕京、北京、齐鲁等大学，但彼此间在学术上存在不同的见解，从《先秦诸子系年》到《古史辨》，再到《国史大纲》，两人之间均有交锋，尤其在中国民族起源问题上有明确分歧。当前文明起源的争论是这一争论的继续，应更科学、全面地深入下去。钱氏把他与顾氏比作唐代的房玄龄和杜如晦，他们之间真诚的友情继承了中国古代君子之交的淳朴遗风，值得我们后辈学习。
一
钱穆先生于1929年转入苏州中学(今苏州高级中学)任国文首席教师。而顾颉刚先生由于1926年《古史辨》的发表。在学术界名声已高。1927年时任广州中山大学史学系教授兼主任。1929年2月辞职北上，4月回到苏州，不久至苏州中学演讲，由此与钱穆先生结识，一见如故。此时，钱先生先后有《论语文解》等论文发表，其名著《先秦诸子系年》已成稿，其中少数篇目刊于《史学与地学》杂志，已引起史学界的关注。七八月间顾偕东吴大学陈天一先生造访钱，见到《先秦诸子系年》书稿，征得钱同意携回翻阅。过数日，钱偕陈回访顾，顾阅书稿后甚为赞赏，便对钱语“君似不宜长在中学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钱穆《师友杂忆》)。由于顾离中山时，朱家骅副校长嘱托代为物色新人。顾氏便即推荐钱至中山任教，不久钱便得中山大学来电相聘。后钱因对中山大学以教康有为今文经学为中心，对康的《新学伪经考》有异议，加之当时苏州中学校长汪懋祖的极力挽留，终未受中山大学聘任。1929年5月顾受燕京大学之聘，1930年到校就职，又向燕大校方推荐钱，得校方同意。是年九月，钱出任燕大国文系讲师。钱抵京之后，顾为其接洽一切。自此顾与钱乃结莫逆之交。
1931年1月蒋梦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为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他们均力邀顾出任北大教授和史学系主任。由于燕大校方诚情挽留，加之顾疑虑过去北大某些人的攻击，故不愿再回北大。恰在此时钱不适应燕大教会学校的教学环境，于是顾就力推钱去北大任教。时年夏，钱被聘为北大史学系副教授，旋即升为教授。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后，7月18日顾得知自己已被日寇列入欲捕名单第二位，决定离开北平，后经西北转至西南内地，临行前将《禹贡》学会事交钱负责。但不久钱也随北大师生西迁，经长沙至昆明，在西南联大授课。1939年春，顾受内迁成都的齐鲁大学之聘为该校国学研究所主任。这年夏，应顾的邀请，钱同意去齐鲁大学任职并主编《齐鲁学报》，但因钱母病，须回苏州省亲，故答应秋后赴任。后又因钱意欲侍奉老母，函告顾告假一年。顾即复信允假，且薪金照发，并嘱其开始编《齐鲁学报》，不久钱乃按其所托在上海编《齐鲁学报》首期出版。1940年夏，钱自苏州至成都履职。其后，顾应朱家骅邀请去重庆编《文史杂志》，后又任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自成都一别后，双方再没有共事，但一直有书信往来。抗战胜利后，两人都在江南仍有交往。当时钱曾住苏州耦园，离顾家较近，顾数度去访，钱也去顾家回访。
顾与钱在北京和成都不仅交往甚密，他门俩家之间的关系也十分融洽，钱在《师友杂忆》中谈及顾夫人时说：“其夫人奉茶烟，奉酒肴，若有其人，若可无其人，然苟无其人，则绝不可有此场面。盖在大场面中，其德谦和乃至若无其人也。余见之前后十余年，率如此。”这是对顾夫人殷履安女士的绝好描述。顾和钱两家不但往来密切，而且互相帮助。可举两例：1．钱先生之侄钱伟长先生在“九一八”事变后为了抗日不愿再学文史，立志进清华物理系，改学工科，以报效国家，此事得到顾颉刚先生的热情支持和帮助。1993年顾颉刚百年诞辰纪念会上，钱伟长先生谈起此事还十分感慨。2.1939年1月顾先生之父(子虬公)去世，当时顾不便东返，只得由夫人殷履安去苏州料理丧事，但当时由内地经香港至上海苏州，路程遥远，一个女人要长途跋涉非常困难，而此时钱先生因母病，也要归苏州探亲，于是俩人同行，一路上顾夫人得到钱先生的多方照应，后顾夫人料理丧事毕，回内地时也得钱帮助。
1949年钱穆先生从大陆去香港，顾先生留在大陆。自此相互联系基本中断，但在20世纪50年代也曾有过联系。据顾颉刚先生日记称：“1957年5月2日，写钱穆等留港旧友信十一封，邀彼等回大陆工作。”钱穆先生的《师友杂忆》中也说：“后余在香港，有人来言，颉刚面告，其在北平重获旧时学业生涯。盼余能早归。则其不忘情于余者，实始终如一。”
1980年12月顾颉刚先生去世，钱先生后得知此事，他在《杂忆》中感叹地说：“最近又闻颉刚已在北平逝世，则从此更无再见之缘矣。”1988年顾之女顾洪将顾颉刚生前60余年的读书笔记(约四百万言)整理完毕，当时大陆各出版社要出版如此庞大的图书有困难，时美籍学者黎东方、张光直先后来大陆访问，得知此事后决定援手在台湾出版，再后顾洪打听到钱穆先生在台湾的地址，也去函向钱先生求助，他们三人不约而同均向台湾联经出版公司推荐。1989年联经出版公司派人将稿取去，1990年1月出版。顾颉刚笔记稿能在台湾出版，内中得到了钱穆先生及其夫人胡美琦女士鼎力支持。这也是钱顾友谊的最后一页。
二
顾颉刚和钱穆先生的学术交流是从顾见到钱的《先秦诸子系年》开始，顾对钱此部名著从一见到就十分赞赏，所以就推荐他去中山大学和燕京大学教书。后来钱先生根据燕大藏书以半年之力在原稿基础上增改并特制通表，顾先生在给胡适的信中赞扬说：“他所作《诸子系年》已完稿，洋洋三十万言，实近年一大著作。”(1931年3月18日信)并向“清华丛书”推荐此稿。在审查后陈寅恪私告人说：“自王静安后未见此等著作矣”(《师友杂记》)；顾先生以后在读此书时在日记中说：“宾四之《诸子系年》作得非常精练，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1939年7月2日记)，表示十分赞佩。的确，钱穆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并不光是考证了先秦诸子的事迹，而是从孔子开始一直考到战国末秦始皇，其中既有思想家，又有君王将相，既考证诸子生卒年代，又考察战国中的重大政治事件，说它是“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一点也不为过。顾虽对钱的著作非常赞赏，但对钱的有些观点并不完全赞同，这也反映在《古史辨》第四册中。钱的《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一文仍坚持《先秦诸子系年》中的看法，认为：“《老子》乃晚出之书，此可于各方面证其说。此篇特其一端，自哲学思想之系统立论，说明《老子》书出《庄子·内篇》七篇之后。”即认为《老子》是战国时代《庄子》之后的作品。而顾的《从<吕氏春秋>推测<老子>之成书年代》一文根据《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推测认为：“自秦汉间创设道家，遂集合反儒墨的各家之言而为《老子》，此事当出老聃的后学者所为。”也就是说《老子》一书到秦汉时才最后完成。由此可见钱、顾之间虽然友谊较深，但学术观点并不一致。
顾颉刚与钱穆在学术上的不同见解更反映在今古文经的争论上。儒家的经书在西汉时出现今文和古文两种本子，究竟谁真谁伪争论不休，到了晚清今古文两家各持门户，今文学者廖平著《今古学考》谓汉古文是汉刘歆所伪造，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更变本加厉，指斥古文《左传》诸经尽属刘歆伪造。钱对康的著作有不同看法，顾任《燕京学报》编委主任时，特邀钱撰稿，钱写成《刘向、刘歆、王莽年谱》一文给之，顾虽不同意钱对康看法，但欢迎不同意见的争论，欣然将此稿登在《燕京学报》第七期，刊出时将题目改成《刘向歆父子年谱》，后又刊载于《古史辨》第五册中。此文从刘向、刘歆和王莽年谱着手，根据《汉书·儒林传》的史实，从西汉宣帝石梁阁议奏，到东汉章帝白虎观议奏，逐年列出诸博士的意见纷歧，以及当时各系派师承及京学争论的焦点所在，梳理出西汉经学史实，从中指出《新学伪经考》说刘歆伪造古文经有二十八不通之处。《年谱》一文的发表，在北平学界造成很大震动，《师友杂忆》中说：“及去燕大，知故都各大学本都开设经学史及经学通论诸课，都主康南海今文家言。余文出，各校经学课遂多在秋后停开。但都疑余主古文家言。”顾颉刚先生同样也说：“几年来我们发表了些不信任古文家议论时，人家就替我们加上了‘新今文家’的头衔了。”(《古史辨》第五册序)
与今古文经争议相联系的是关于阴阳五行问题的争论，所以在《古史辨》第五册的下篇中集中讨论了这方面问题。顾发表了《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从五行说起源一直谈到王莽以五德终始说为依据进行改制，他在文中说：“我很佩服钱宾四先生，他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寻出许多替新代学术开先路的汉代材料，使我草此文时得到很多方便。”接着顾又屡次邀钱批评自己的文章，想听到不同见解，于是钱写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文说：“顾先生的古史剥皮，比崔述还要深进一步。决不肯再受今文学那重关界的阻碍，自无待言。不过顾先生传说演进的古史观，一时新起，自不免有几许缺漏”，顾先生“对晚清今文学家那种辨伪疑古的态度和精神，自不免要引为知己同调。所以《古史辨》和今文学，虽则尽不妨分为两事，而在一般见解，常识其为一流”，“这一点，似乎在《古史辨》发展的途程上，要横添许多无谓的不必的迂回和歧迷。”顾先生为此文作跋语说：“我对于清代的今文家的话，并非无条件的信仰，也不是相信他们的微言大意，乃是相信他们的历史考证。”其实钱、顾的争论并不是今古文学派的争论继续，他们是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疑古与信古的争论，这种争论开创了现代文化史的新局面。
从《古史辨》中可见钱和顾虽学术见解不同，但又互相有所肯定。后来钱在《国史大纲》中虽对《古史辨》有所肯定，如说：“传说神话的审订”，“近人为之尤力，如顾颉刚等所编集之《古史辨》。”但对顾的层累造成的上古史学说，进一步作了修正和批评。在第一编第一章《中原华夏文化之发祥》中说：“今求创建新的古史观，则对近人极端之怀疑论，亦应稍加修正。从一方面看，古史若经后人层累地造成，惟据另一方面看，则古史实经后人层累地遗失而淘汰。层累造成之伪古史固应破坏，层累遗忘的真古史，尤待探索，此其一。各民族最先历史无不从追记而来，故其中断难脱离传说与带有神话之部分，若严格排斥传说，则古史即无从说起，此其二。且神话有起于传说之后者，不能因神话而抹杀传说，此其三。假造亦与传说不同，如后起整段的记载与描写，或出于假造，其散见各书之零文短语，则系往古传说，非出后世一人或一派所伪造，此其四。欲排斥某项传说，应提出与此传说相反之确据。否则此传说即不能断其必伪或必无有。亦有骤视若两传说确切相反，不能并立，而经一番新的解释与新的组织，而得其新鲜之意义与地位者，此其五。”钱先生就是从这五点出发写“上古史”，并从黄帝说起，说：“从黄帝传说以来约得四千六百余年。”又说：“尧、舜、禹只是古代一种君位推选制，经后人之传述而理想化。”这书开创了现代通史从传说谈起的先例，并成为国民党教育部批准的教科书。
《国史大纲》以后，钱穆先生的学术重点由史学转向理学、转向文化，与顾颉刚先生在史学上没有直接的交锋。顾和钱两人在学术上应该如何比较，可从钱先生1940年7月2日给顾的信中看出，信说：“兄之所长在于多开途辙，发人神智。弟有千虑之一得者，则在斩尽葛藤，破人迷妄。故兄能推倒，能开拓，弟则稍有所得，多在于折衷，在于判断。”在《师友杂忆》中更进一步说：“颉刚史学渊源于崔东壁《考信录》，变而过激，乃有《古史辨》之跃起。然考信必有疑，疑古终当考。二者分辨，仅在分数上。如‘禹为大虫’之说，颉刚稍后亦不坚持。而余则疑《尧典》，疑《易传》，疑《禹贡》，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然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疑与信皆须考，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这是钱先生晚年在总结他们史学研究道路的肺腑之言，说明彼此虽在学术上有交锋、有争论，但都是从追求中国古代史真实性出发，虽疑、虽信，在方法论上有异，但最终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揭开中国上古时代的谜底而奋斗不息。
现在回过头来看，在中华民族起源问题上钱和顾两人显然有明确分歧，钱先生在1944年写的《黄帝》一书中从黄帝写到尧舜禹汤，再写到周文武王和周公，基本上依据《史记》、《大戴礼记》等书，认为中华民族从黄帝开始经颛顼、帝喾、尧、舜、禹至夏、商、周，以至楚、秦，他们均是黄帝的子孙，“这个子孙繁衍，族姓众多的部族，构成了中华民族的骨干”。这就说钱相信《史记》等书所说的古史体系，他所坚持的是中华民族起源一元论的说法。与此相反，顾先生在《古史辨》中并不否定中国古代的传说，但打破了“三皇五帝”的系统，在《古史辨》第一册《答刘、胡两先生书》中提出判别古史可信与否即推翻非信史的四项标准：(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四)打破古代为黄金时代的观念。他在1979年写的《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说：“所以有疑，为的是有信，不先有所信，建立了信的标准，就无从疑辨，有了信的四项标准，方能凡是不合于这标准的则疑之。”这就是说顾的疑古理论是以中华民族起源多元论为基础的。
新中国成立前，虽有个别学者已从考古方面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作了探索，但由于资料缺乏而无法深入，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考古发掘逐渐大规模展开，发现了大量史前时期的遗址。使大陆学术界对中国文明起源陆续进行了深一步的讨论，20世纪50—60年代已有学者专论，70年代以后增多，至80年代后形成高峰。大体归纳起来，主要也是两种观点：(一)以夏鼐、苏秉琦先生等主张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多元说；(二)安志敏等先生主张起源一元论。这正与顾颉刚、钱穆两先生的观点相对应，在某种程度上是不谋而合。1994年李学勤先生出版了《走出疑古时代》一书，以考古资料为主来论证中华文明起源于中原地区和南方系统，“黄帝炎帝代表了两个不同的地区”。我们认为要解决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光从目前考古和文献资料来说还是不够的，如有可能应对现有新石器时代至夏、商、周、楚、秦等遗址中的古尸进行全面系统的DNA基因测定或人骨分析，也许能科学地得出中国古民族起源是一元、二元，还是多元，是同一、两个祖先，还是多个祖先的结论。此外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文化，虽然出土了不少陶、玉等器物上的刻划符号(有的认为是文字)，但至今不能确切地诠释，除非考古发掘进一步大量出土器物上的符号，并进行全面系统的考释，也许能找到中国文明起源的相关线索。甲骨文虽然已大量出土，并得到了系统的诠释，但尚无法从中得出“帝”即是“黄帝”或“炎帝”的结论，要想主要靠古文字来解决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估计也十分困难。我们也同意林甘泉先生在《论古史辨的评价及其相关问题》中所说：“对三皇五帝系统当然要疑”的看法，如有些先生将某某文化说成是“黄帝”或“炎帝”时代的文化，这样的推测除非确有考古上的真凭实据，否则难于成立。由于文明起源的诸多问题不是短期能够解决的，甚至很难认定的，因此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争论还会长期持续下去。虽然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争论有待继续，但由于秦汉以后统一成为中国的正统，两千年来树立了我们是“炎黄子孙”的观念，这种传统说法已深入一般中国人之心，我们没有必要完全否定，但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应更多地提倡我们是“中华民族子孙”的说法，它包括了华夏及古代其他各民族，说明汉族或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而成的共同体，这样的提法就更科学，更全面。
有的学者认为疑古就是否定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其实顾颉刚先生在后来的《中国史学入门》一书中就肯定中国文明历史已有四千八百年之久，他只是否定古文献中的伪造问题，并不否定可信文献和考古资料中证实的中国古史。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考古资料的大量发现和对史学的深入研究，陆续认识到《古史辨》当时所疑的有些结论是过头了，但不能因此完全否定顾先生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理论，事实上以它来判别中国古代的传说和历史仍是相当有用的。当前值得忧虑的倒是各地方为了发掘本地的文化传统，在信古的名义下出现了复古之风，有些地区似乎将一切传说都说成了历史。在这种背景下希望学界能头脑清醒，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来书写历史，否则“五四”以来反对封建史学的某些成果将要丧失，并会造成人们对中国古史真假难识的局面。
三
钱穆先生和顾颉刚先生都是现代史上中国国学的泰斗、一代宗师。他们的一生为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现今钱穆先生的全集已在台湾陆续出版，顾颉刚先生的全集也即将在大陆中华书局出版，他们两老的著作都汇为大观，达数千万字之多。他们俩人又都出身在江南的书香门第，从小就受中国古代文化的熏陶，他们的学术成就表明江南是中国文化高度发达的地区，是产生文化巨匠的重要摇篮，他们的宏伟业绩根基就培植在江南深厚的文化底蕴中。他们是江南人的光荣，更是中国学术界的骄傲。
今天我们所以要在这儿谈论钱穆先生和顾颉刚先生的交往和学术交流，并不仅是为了讲述他们之间友情和学术，更重要的是要赞颂并倡导一下从他们相互关系中折射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优良的人际关系理念。钱穆先生在1940年7月2日给顾颉刚先生的信中说：“弟与兄治学途径颇有相涉，而吾俩人性所异则所得亦各不同。妄以古人相拟，兄如房玄龄，弟则如杜如晦。昔唐太宗谓房君善谋，杜君善断”。钱将顾与他的关系比喻为唐朝宰相房玄龄和杜如晦的关系，房、杜俩人是唐太宗贞观年间的左、右仆射，他们相辅相成，协助唐太宗创建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对中国历史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在《旧唐书》的《房玄龄、杜如晦合传》中记载了他们之间的关系，说：“时秦王府中多英俊被外迁者众，太宗患之，记室房玄龄曰：‘府僚去者多，盖不足惜，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无所用之，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莫可。’太宗大惊日：‘尔不言，几失此人矣。’遂奏为府属。”从此房、杜俩人成为唐太宗左膀右臂，成就了一代君主开创的宏伟业绩。《旧唐书》评论房、杜的关系，将他们比作春秋时代齐国的鲍叔牙和管仲、郑国的罕虎和子产。由于鲍叔牙、罕虎的推荐，使管仲和子产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宰辅。管仲佐齐桓公称霸中原，成为春秋时代第一位霸主。子产为郑国执政，实行改革，促使弱小的郑国周旋于晋、楚两霸之间自强不息。钱穆先生用杜如晦和房玄龄来比喻他和顾颉刚先生，并不是自诩为政治家，而是来形容两位学者之间相辅相成的亲密关系。最初，顾已是大学名教授，钱当时自学成才为中学教师，双方以平常心相见，顾就赞识钱的真才实学，因此推荐钱进中山、燕京、北京、齐鲁诸大学任教。1933年3月18日顾给胡适先生推荐钱进北大的信中对钱作了如下介绍和评价，他说：“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为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以我有流弊而他无流弊也。”1939年7月7日顾给齐鲁大学校长刘世传推荐钱进齐鲁大学的信中又说：“钱宾四先生穆，在北大任历史讲席已越十年，学识淹博，议论宏通，极得学生欢迎。其著作亦均缜密谨严，蜚声学圃，实为今日国史界之第一人，刚敬之重之。”从此两信中可以看出顾是如何真诚地推荐钱的，这与房玄龄推举杜如晦的话何其相似。中国历史上鲍叔牙荐管仲，罕虎荐子产，房玄龄荐杜如晦一直流为美谈，他们是中国所推崇君子之交的楷模，树立了中华和而不同的友情传统。顾与钱这种惺惺相惜的关系正是中国淳朴遗风在他们身上的体现，值得我们后来者称颂和学习。
与此相反，也存在另一种不良的传统，那就是知识分子之间的文人相轻，同行是冤家的坏风气，彼此因为不同的学术观点而相互讽刺漫骂，作无原则的意气之争，甚至于不同学派相互猜忌、排斥，最终有的还互结为朋党，相互倾轧。综观中国历史，大凡王朝和国家兴盛之时人才相举事为多，反之，王朝和国家衰败之时朋党之争尤烈。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种规律性现象，值得我们借鉴，多总结和反省此类经验和教训。
今天要构建和谐社会，就应以顾颉刚和钱穆两位先生为榜样，在知识分子和整个社会中提倡相互尊重、相互争鸣、相互学习的淳朴学风，反对相互轻视、相互攻击、相互排挤的不良风气，使中国学术在良好的氛围中繁荣发展，这就是我撰写这篇文章的最终目的。 编辑了一下，只是把要讨论的问题加色显示，更醒目些，方便大家针对讨论。
版主支持了，大家开始各抒己见吧！ 谢谢版主。
我们首先请Y学士发言！很抱歉这里最高学位也就是学士了，请Y博士原谅。 嚮應同窗的提議！呵呵。不過，自己僅能補充一些掌故。
文中提到錢穆先生由燕京轉至北大任教，也是由顧頡剛先生所薦。錢先生《師友雜憶》中雖未肯定，也有如是猜想。不過，據一位師長言，錢先生過世後，錢夫人到大陸接洽其著作出版事宜，在北京見過一些資料後發現，其實，當時推薦錢先生至北大的，應是傅斯年先生。若其事為真的話，也很可感念。因為以個性、私人交誼及學術研究取向而言，錢先生與傅斯年先生，及其所代表的史語所系統，差距更大，而傅先生平日對錢先生亦是有批評的。但不妨其欣賞錢先生的學識，並推薦其至北大任教。此等胸襟，與顧先生實可互相輝映，令人稱賞。有趣的是，傅氏似未曾提及此事，故錢先生至臨死前亦未知悉此事。我不能確定此事是否無誤，但據師長言，因錢夫人曾親見傅氏推薦信函，且以錢門弟子的立場，實無捏造此事之必要。故應是可信的。故作者云：「今天要构建和谐社会，就应以顾颉刚和钱穆两位先生为榜样，在知识分子和整个社会中提倡相互尊重、相互争鸣、相互学习的淳朴学风，反对相互轻视、相互攻击、相互排挤的不良风气，使中国学术在良好的氛围中繁荣发展」，民國時期學人的風範，實值得推崇與效法。想起顧、錢、傅諸人的交誼，實在令人神往！ 重要，相当重要！很感谢同窗啊。近期我对傅老的东西下了点功夫，看看后再说。
补充一点不知道Y兄知道否。钱先生在大陆的女儿易是搞水利的，不错，是院士；儿子逊在清华思想文化研究所，这个单位有变化了，不过其水准一般般，倒是不时会宝岛走走，毕竟是钱公子啊！钱先生还有个孙女婉约，现在语言 文化大学（和孙博士生的学校大同小异好像还不及），曾在京大人文所呆过，现在做点内藤研究。 這個哦，我第一帖是先寫的，只是慢點貼了出來，變成好像同窗點名我才當出頭鳥，顯得其意不誠！ 您提得三個人，錢先生的女兒我沒聽過，畢竟所學差得較遠，我也沒特別費心去研究錢先生的家族，呵呵。不過，錢遜先生的文章還讀過幾篇，好像還買過一本談先秦儒學的書，只是印像不深。至於錢婉約女士，買過著譯的《內藤湖南研究》及《日本學人中國訪書記》二書。只是，那時不知道她是錢先生的孫女。
不知道歐陽哲生主編得《傅斯年全集》，有沒有比聯經版多些資料？據說，還不算「全集」云云，編排也有些不盡人意。史所語王汎森先生也編了一些傅氏的材料，不過，呵呵，外間少見，至傅圖時也未特地查閱過。我覺得傅氏死得早，實在很可惜，不然，他應可以做出更多成績的，而且，他應是學界中人，少數有領導才能的...對了，上帖所言，是聽老師說的，我自己沒條件查證！受了誤導，恕不負責。呵呵。 Y兄不需要解释，我不会那样想的。
歐陽做近代学术史，在胡适先生身上下功夫不少，傅全集我没有对比不感说。王老师的东东你看情况或许可以在你方便时（到那去后先向他们所的人打听一下，或许可以直接找找他，以前他很平易近人的，不知道当所长以后变了没有）。
另外，Y兄真有性质，建议看看中研院在大陆时的一些东东，1928年始关于建院以及建史语所等等材料，很有意思的。据我所知，南港大抵全有，特别是近史所图书馆（我记得不很清楚），文哲所图书馆没有进去不知道。若兄真有意，我可能尽力提供一些。不过这里的FTP似乎传不了，我在学士园地正求助呢。呵呵～～ 引用第6楼hong于2007-01-31 18:11发表的“”:
Y兄不需要解释，我不会那样想的。
歐陽做近代学术史，在胡适先生身上下功夫不少，傅全集我没有对比不感说。王老师的东东你看情况或许可以在你方便时（到那去后先向他们所的人打听一下，或许可以直接找找他，以前他很平易近人的，不知道当所长以后变了没有）。
另外，Y兄真有性质，建议看看中研院在大陆时的一些东东，1928年始关于建院以及建史语所等等材料，很有意思的。据我所知，南港大抵全有，特别是近史所图书馆（我记得不很清楚），文哲所图书馆没有进去不知道。若兄真有意，我可能尽力提供一些。不过这里的FTP似乎传不了，我在学士园地正求助呢。呵呵～～
泓兄真是大高人啊。这文章俺也读了。 钱穆先生的著作近年已在大陆重新出版，他的《国史大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文化史导论》已成为学术界经常谈论的话题，钱穆以小学教员的资历，在36岁的时候，进入燕京大学执教，而燕京大学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教会大学，对教员的要求相当严格。钱穆何以能够以如此低的学历而进入当时中国著名学府？这和旧大学的用人机制有关。旧大学里评聘教授本来有很严格的标准，也是非常看重学历的，但那时的好处是在规定之外，也常有特例，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确有真才实学，校方也能视情况而定。旧大学里常有一些学林佳话，而新大学里就很少听到这样的事了。
顾颉刚在当年的学术界也是极有个性的人，他是大学者，在学术上也有一些霸气，在这一点上，他和傅斯年倒有一点相像。但他们也真是爱才，尤其顾颉刚，当年学术界受过顾先生提携而成了大学者的人很是不少。顾先生在燕京发现了谭其骧，从一篇文章发现了当年在图书馆作资料员的童书业，也发现了当时只是一个小学教员的钱穆。钱穆在他的回忆录《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曾回忆了他和顾先生的情谊。他说：“又一日，天一又偕顾颉刚亲来余室，是亦为余与颉刚之第一次见面。颉刚家居苏州，此次由广州中山大学转赴北平燕京大学任教，返家小祝见余桌上诸子系年稿，问，可携返舍下一详读否。余诺之。隔数日，天一又来，告余，颉刚行期在即，我两人能偕往一答否。余曰佳，两人遂同至颉刚家。颉刚言，君之系年稿仅匆匆翻阅，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因云，彼离广州中山大学时，副校长朱家骅骝先，嘱其代为物色新人，今拟推荐君前去。”
因了顾颉刚的推荐，1930年钱穆开始了他执教燕京的教授生涯。当时顾先生在燕京大学主讲康有为，钱穆有不同看法，写了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交给顾先生，钱穆说：“然此文不啻特与颉刚诤议，颉刚不介意，既刊余文，又特推荐余至燕京任教。此种胸怀，尤为余特所欣赏。固非专为余私人之感知遇而已。”旧大学里名教授推荐新人虽不成为一种制度，但这样的事是经常发生的，由此也可见旧大学里教授的地位之高，教授治校，在旧大学里决不是一句空话，前人能办到的事难倒我们今天就办不到吗？
兄弟工科出身，文学修养不够，但的确比较感兴趣，看了一篇文章，转贴过来，凑个热闹，见笑见笑！此文为“和光同尘”所写，具体见：
http://blog.sina.com.cn/u/4a22c154010008ds
还有一篇朱学勤先生所著的《想起了鲁迅、胡适与钱穆》，仅摘抄钱穆部分，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大家去看吧！
我还时时想起钱穆。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那样的书名，未及开卷，就让人体味到儒家的生命观照，是那样亲切自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精神生命则发育于师友。两种生命皆不偏废。
学者需钱穆的学术专著，一般读者仅钱穆回忆录即可获益匪浅。钱穆以研究中国文化史著称，他的回忆录本身就提供了一部中国近代文化变迁的可信注解。
钱穆没有读过大学。但是他在苏、锡、常度过的小学、中学生涯，同学中有刘半农、陈天华、瞿秋白，教师中有吕思勉等，一时人文之盛，令今天的牛津、剑桥的博士都羡慕不止。1941年夏，他回乡省亲，当时声望已不在吕思勉之下，吕思勉邀其回母校常州第五中学讲演，钱穆恭敬从命。一代国学大师，与当年的师长比肩而立，竟句句以学生自居。他谆谆告戒那些年轻的校友：
此为学校四十年前一老师长，带领其四十年前一老学生，命其在此讲演。房屋建筑物质方面已大变，而人事方面，四十年前一对老师生，则情绪如昨，照样在诸君之目前。此诚在学校历史上一稀遘难遇之事。今日此一四十年前老学生之讲辞，乃求不啻如其四十年前老师长之口中吐出。今日余之讲辞，深望在场四十年后之新学生记取，亦渴望在旁四十年之老师长教正。学校百年树人，其精神即在此。
钱穆在学问上与新文化运动分道扬镳，但是他公正地感谢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坚人物提携了他。顾颉刚回苏州探亲，发现了钱穆的才华，推荐他进燕京大学任教。一个没有大学文凭的是中学教师，一步登上了大学讲台。后来，他与胡适失和，但并不影响胡适聘他任北大教授。所有这些回忆，反过来该能纠正一些时令学人对新文化运动及其人物批评过盛? http://blog.sina.com.cn/u/4a22c154010008ds
和光同尘
感评《顾颉刚慧眼识钱穆》
2007-01-19 17:20:37
大中小
钱穆先生的著作近年已在大陆重新出版，他的《国史大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文化史导论》已成为学术界经常谈论的话题，钱穆以小学教员的资历，在36岁的时候，进入燕京大学执教，而燕京大学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教会大学，对教员的要求相当严格。钱穆何以能够以如此低的学历而进入当时中国著名学府？这和旧大学的用人机制有关。旧大学里评聘教授本来有很严格的标准，也是非常看重学历的，但那时的好处是在规定之外，也常有特例，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确有真才实学，校方也能视情况而定。旧大学里常有一些学林佳话，而新大学里就很少听到这样的事了。
顾颉刚先生在当年的学术界也是极有个性的人，他是大学者，在学术上也有一些霸气，在这一点上，他和傅斯年倒有一点相像。但他们也真是爱才，尤其顾颉刚，当年学术界受过顾先生提携而成了大学者的人很是不少。顾先生在燕京发现了谭其骧，从一篇文章发现了当年在图书馆作资料员的童书业，也发现了当时只是一个小学教员的钱穆。钱穆在他的回忆录《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曾回忆了他和顾先生的情谊。他说：“又一日，天一又偕顾颉刚亲来余室，是亦为余与颉刚之第一次见面。颉刚家居苏州，此次由广州中山大学转赴北平燕京大学任教，返家小祝见余桌上诸子系年稿，问，可携返舍下一详读否。余诺之。隔数日，天一又来，告余，颉刚行期在即，我两人能偕往一答否。余曰佳，两人遂同至颉刚家。颉刚言，君之系年稿仅匆匆翻阅，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因云，彼离广州中山大学时，副校长朱家骅骝先，嘱其代为物色新人，今拟推荐君前去。”（该书第128页，台湾版）
因了顾颉刚的推荐，1930年钱穆开始了他执教燕京的教授生涯。当时顾先生在燕京大学主讲康有为，钱穆有不同看法，写了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交给顾先生，钱穆说：“然此文不啻特与颉刚诤议，颉刚不介意，既刊余文，又特推荐余至燕京任教。此种胸怀，尤为余特所欣赏。固非专为余私人之感知遇而已。”（同上，第132页）旧大学里名教授推荐新人虽不成为一种制度，但这样的事是经常发生的，由此也可见旧大学里教授的地位之高，教授治校，在旧大学里决不是一句空话，前人能办到的事难倒我们今天就办不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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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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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光同尘
2007-01-19 17:22:46
“旧大学里名教授推荐新人虽不成为一种制度，但这样的事是经常发生的，由此也可见旧大学里教授的地位之高，教授治校，在旧大学里决不是一句空话，前人能办到的事难倒我们今天就办不到吗？”很不幸，现实给予我们的答案是：做不到。同样是北京大学，孙立平、朱德生、陈嘉映，这些公认的有思想有个性的学者不都是被现今的北京大学给活活地逼走的么？以前是为才是举、破格提拔，现在是照章办事、铁面无情。但是，在这样一个学术圈子严重异化的时代，所谓的“照章办事、铁面无情”，究竟是对真学者有利，还是对投机分子有利，这样的道理不是明摆着么？大概我们的大学领导们真的是太忙了吧。忙得连这样的小事也无暇照及，即使是有人给校长写了信，甚至是公开信，也无济于事。真是……（无语）
欢迎欢迎啊！我复制了你的引文，现在看到你已经给了出处，谢谢。
没关系，你完全可以发言谈自己创看法啊：）））谢谢你参与。
呵呵，对于读书参考中的几个牛人，我素来是非常景仰的，因为自己的确水平有限，想有所言却不知如何言，有所感却难以表达，痛苦痛苦，看看你们旁征博引，指点历史人文，羡慕羡慕！ 呵呵。我倒沒有特別研究傅先生及中研院的動機，只是，平日和某位師長閒聊，他頗為推崇傅氏的成就，不管在個人研究成績，或領導史語所的功勞上。以他是錢門弟子的角度，這更引起我的注意。況且，中研院也是台灣僅存的幾個學術研究機構，大家似乎多會注意的。不是嗎？若您有好的資料提供參考，當然很歡迎囉！我查了一下傅圖，有些資料可能可以參考，不知那兒有嗎？
杜正勝，王汎森主編：《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這書我倒有，老師送的，二大冊）
王汎森，杜正勝主編：《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臺北：傅斯年先生百齡紀念籌備會，1995。（這書較少見，去了再想法子！）
布占祥，馬亮寬主編：《傅斯年與中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這書的單篇論文有些曾見過，嗯，一時沒特別印象）
王先生見過幾次，但不認識，我是不太敢自己去找他的。呵呵！記得他在國外的論文好像也是研究傅氏的，一時找不著。再找找！至於傅氏全集編輯上的缺點，也是在網上看到的，但自己未買此套書，也只是參考別人的批評。
袁偉時：《全集》的成就與不足
1980年臺灣聯經出版公司曾經出版過一套《傅斯年全集》，大陸的讀者很難看到。由北京大學歷史系歐陽哲生教授編輯、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集》，在聯經版的基礎上，除了第六卷（16開本，共615頁）全部內容是新增的以外，其他各卷合計增加論文、文章、談話、提案等48篇和200余封書信，共120多萬字。雖然有些資料沒有收進這套全集，但它仍然是當前收集傅斯年著述最多的文集；將來條件成熟，加上一冊補編便成全璧。感謝編者的辛勤勞動，這套《傅斯年全集》的出版，為研究這位一代英才提供了堅實基礎。可是，這套《全集》除了校對不精等常見病外，還有一些令人費解的錯誤。例如，1947年2月4日傅斯年致胡適的信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獻，全文早在1980年收入北京中華書局的《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第168－170頁，稍具規模的圖書館均可借到；《全集》卻硬將其中傅斯年認為知識份子在當時環境下何去何從的六點意見刪掉兩點！ Wang, Fan-sen. 《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aperback)
http://www.cambridge.org/uk/catalogue/catalogue.asp?isbn=9780521030472
这书有中译计画，不过据王说中译的不好，还在改。 引用第0楼hong于2007-01-31 12:27发表的“顾颉刚与钱穆的友情和学术交流”
钱写成《刘向、刘歆、王莽年谱》一文给之，顾虽不同意钱对康看法，但欢迎不同意见的争论，欣然将此稿登在《燕京学报》第七期，刊出时将题目改成《刘向歆父子年谱》，后又刊载于《古史辨》第五册中。
.......
据顾家的女公子们说顾公校阅改动钱公的原稿仍在，真乃学林嘉话，可惜不得亲眼一观。 引用第12楼gidiok于2007-02-01 09:57发表的“”:
这书有中译计画，不过据王说中译的不好，还在改。
謝謝gidiok兄，省了我不少力氣。尤其，「据王说」三字最妙！消息真靈通滴！ 有的学者认为疑古就是否定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其实顾颉刚先生在后来的《中国史学入门》一书中就肯定中国文明历史已有四千八百年之久，他只是否定古文献中的伪造问题，并不否定可信文献和考古资料中证实的中国古史。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考古资料的大量发现和对史学的深入研究，陆续认识到《古史辨》当时所疑的有些结论是过头了，但不能因此完全否定顾先生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理论，事实上以它来判别中国古代的传说和历史仍是相当有用的。当前值得忧虑的倒是各地方为了发掘本地的文化传统，在信古的名义下出现了复古之风，有些地区似乎将一切传说都说成了历史。在这种背景下希望学界能头脑清醒，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来书写历史，否则“五四”以来反对封建史学的某些成果将要丧失，并会造成人们对中国古史真假难识的局面。
杨宽被童书业誉为“顾颉刚先生以后，集疑古的古史学大成的人......代表了疑古的古史观的最高峰”。他发表在《古史辨》第七册上编的《中国上古史导论》，提出“古史传说之来源，本多由于殷周东西二系民族神话之分化与融合”（P113.）的学说，早已得到顾颉刚、童书业的充分肯定。而在本次所谓“走出疑古时代”的争论中，却似乎对此少有关注。
关于所谓“有的学者认为疑古就是否定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杨宽早已在《导论》中说过：“吾人为培植新史学之基础，即不能不于古史传说之纷纭缴绕作一番澄清之开导工作，以探索传说演变分化之系统，为古史传说还其本来面目。非云破坏古史，实为建设古史耳。”（P69.）
童书业在《古史辨》第七册《自序二》中，已经为发展到当时阶段的《古史辨》作了一个“大略的结论”，其中有云：“至于黄帝、颛顼、帝喾、尧、舜、鲧、禹等，确实有无其人虽不可知，但他们的身上附有很多的神话，却是事实。把这些神话传说剥去，他们的真相也就所剩无几了。”这些观点，即使到了今天，仍然没有丝毫可以动摇的理由。
那些宣扬要“走出疑古时代”、坚称有所谓“黄帝、炎帝时代”者，厚诬古人，非愚即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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