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中性别差异的一些解释
“谈话中的性别差异”描述了一些现象，本贴再介绍一下《社会语言学引论》一书中提到的相关解释，也包含个人的一些拙见。欢迎各位提出不同意见并加以补充。第一种解释：男性和女性在生理上有别，这种差别也影响了语言。在某种程度上，心理上（有生理基础）预先决定了女性更需要人际联系的亲和，彼此之间更加相互支持，彼此间的竞争性较弱。另一方面，男性也被内在决定为独立性更强，看重垂直关系而不是水平关系，如对于权势关系和一致关系，更看重前者。
不能否认，由生理造成的心理差异会对语言使用产生一定的影响，但社会因素包括社会心理差异在语言性别差异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如果语言性别差异完全是生理造成的，意味着这种差异是无法改变的，但我们观察到了许多改变了的差异状况。
第二种解释认为，社会组织最好被看作某种由“权势关系”构成的层级设置。性别中的语言差异是一种社会事实而不是心理上的事实。在这个系统中男性往往居于更高的位置（女性也可以但通常不是）语言行为反映了男性在社会中所处的优势地位。试图控制谈话、界定话题，打断等等的多为男性。他们彼此之间谈话时这么做，当他们和女性谈话时也这么做，而女性，相对较弱的一方，倾向于在谈话中让男性得以主控。
这是典型的社会语言学解释，认为性别中的语言差异是社会分层造成的语言差异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于是人们就可以设想：男女社会地位的差距与他们的语言差距（包括谈话中的差异）成正比，在女性地位比男性高的情况下，女性会具有通常被视为“男性特征”的语言风格特征。因此，实际上并不存在某种专门的“男性语言特征”或“女性语言特征”，有的是“优势地位语言特征”和“弱势地位语言特征”。那么某种“地位语言特征”是通过何种具体方式与某一性别发生相对固定的联系呢？
第三种解释用社会化回答了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一种社会语言学视角，即：男性和女性都是以某种方式习得行为的社会生物。语言行为很大程度上是习得（后天的）行为，在说话上，男人学者用男人的方式说话，而女性学着用女人的方式说话。
这方面的研究相当深入，如Maltz和Borker在1982年就指出：至少在北美，男性和女性成长于不同的社会语言次文化中，他们学会用语言做不同的事情，尤其是在会话中，当不同性别的人进行交际时，就可能会导致误解。例如：女士经常使用“mhmm”（呣），通常只意味着“我正在听”，然而当男士较少使用“mhmm”（呣）时，使用时则倾向于表达“我同意”的意思。因此，男性常常相信“女人们总是赞同他们，所以要说出一个女人究竟是怎么想的那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女人们常因认为男人们不在听她们说话而感到失望”。他们得出结论：女性和男性观察到不同的会话规则，而在跨性别的交谈中，这些规则经常彼此冲突。比如：他们对提问在谈话中意味着什么的看法不同，女性把提问看成延续会话的一种手段，而男性把提问看成需要获得某些信息。对于续接的一般看法也不同。对于“aggressive”的语言行为是什么的认识也不同，女性将其视为个人中心的、否定性的、引起混乱的，而男性仅把它看成组织会话的一种方式。对于话题推进和话题转移的不同看法。对于问题分担和给出建议的不同态度：女性倾向于讨论、分担、寻求再次确认，男性倾向于寻找解决办法，给出建议甚至对他们的听众进行大段演说。
在提出女性和男性在不同的次文化中成长起来的最知名的学者是德博拉？坦嫩（Deborah Tannen），她是乔治敦大学的语言学教授，已有两本书翻译为中文，分别是：《你误会了我 交谈中的女人和男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此书曾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榜达4年之久，并连续8个月排在第一位。《爱才这么说》，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由于次文化的差异，用坦嫩的话说“跨文化交际”也就产生了差异。在许多非常有趣的论述中，她试图表明女孩和男孩经历了怎样不同的成长历程。作为社会化的部分过程，他们不仅学习与性别有关的行动和态度，还学习与性别有关的语言行为。更早的Fischer的研究也试图说明，很小的孩子是如何学习“像男孩或女孩”那样行动的。这样从个体社会化的进程来看，语言中的性别差异形成得很早，而这些差异又用来支持男性和女性的不同社会行为。正如坦嫩正确观察到的，差异的后果之一是女性的言语常常被男性贬值，坦嫩的不同切入方法绝不是要否定现实中男性优势的存在。而是对第二种解释的补充：由于社会分层与性别差异的某种联系，社会分层引起的差异在不同性别群体中形成了次文化，次文化及其对个人社会化的影响使语言中的性别差异有相对稳定性。Wardhaugh教授对Tannen教授的《你误会了我 交谈中的女人和男人》一书有这样的评说：“Tannen提出的对男女之间交际误解的解决方法很有趣，虽然并不是人人赞同的。她认为当男性和女性谈话时，他们应当试图充分领会他们为什么要谈话，并学会适应对方的说话风格。然而，她在1990年出版的You Just Don‘t Understand似乎更多地把这项工作分给了女性而不是男性。”《爱才这么说》是她的一本近著，主要考察家庭内部的男女交际问题，这两本书都比较畅销，在语言学的书中不多见，可归入到“应用社会语言学的范畴”。
最后一种解释就是认为语言本身含有性别歧视是造成男女实际社会差异和语言使用差异的关键因素，如认为“历史”是“history”，“主席”是“chairman”等语言现象本身就是对女性的歧视，从而制造差异。许多女权主义者持这种看法，并大力推行与此相关的“正字法”，如early man→early human，chairman→chairperson，salesman→salesperson，mailman→mailcarrier，fireman→firefighter等等，有些被接受了，但有些没有。他们的努力令人尊敬，但很难设想在不改变男性和女性深层的社会关系的情况下，仅通过改变语言系统就能能够消除性别上的歧视和不公。语言和社会相互作用，但在这一对关系中，社会是决定性的主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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