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往圣之“绝学”读《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
回眸往圣之“绝学”读《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作者：詹悦兰
反粤盅怖?
廿年春秋，经夏复历冬，无尽炎凉，安得这郁郁葱葱一片？自1985年10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以来，二十载光阴飞逝，中国比较文学界怀抱满园硕果，为自己的二十周岁生日献礼。如果说学术论文是开路先锋，学术专着如战场猛将，那么，丛书就好比是一个军团，旌旗招展，浩浩荡荡，开拓了一片又一片领地。《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至今已绵延二十余卷，《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中外文化比较丛书》、《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丛书》、《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丛书》、《比较文艺学丛书》、《比较诗学丛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论丛》、《比较文学与文化丛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建设丛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丛书》、《延边大学中朝韩日文化比较研究丛书》，《苏州大学比较文学丛书》、《文学人类学论丛》、《跨文化丛书∶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学术文库》、《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译学新论丛书》等，这片片书林有力地促进着中国比较文学的成长，也见证了中国比较文学的步步成熟。
平铺这些丛书，可以察觉其所涵盖领域之广∶国外比较文学研究专着译介、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探索、跨文化视角的研究、比较诗学研究、比较文艺学研究、影响研究、跨学科比较研究、跨文化交流的总体与个案研究等等；而顺着时间的维度来追踪这些丛书，则分明感受到其中呈现出一种不断深入、不断细化的趋势，于2005年问世的《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北京文津出版社）便鲜明地昭示了这一动态。
作为“个案研究”，本丛书基于中国学术史的基本认识，选取了在沟通中西文化、体现古今传承，并对中外学术、思想以及中国文化等领域有卓越贡献的中国十三位学术名家作为研究对象，并由当今国内学界专门从事相关研究的优秀学者分别执笔，其着述建立起空间与时间的双重坐标，在中西古今文化交汇的大势下，全面地阐述他们的思想、学术、事业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人生。这些学术名家是王国维、吴宓、傅雷、钱钟书、林语堂、陈铨、闻一多、梁实秋、冯至、梁宗岱、朱光潜、宗白华和刘若愚。
“个案”，决不仅仅是一个研究对象的问题，它代表了一种视角，而视角背后是一种学术眼光、一个研究层次甚至可以是一代的研究水平。正如丛书主编乐黛云教授在总序中所指出的∶“本丛书进行的这种研究不仅对中国极为重要，对世界多元文化的对话和沟通也具有突出的方法论和认识论意义。”
大师费芯空?
对学术名家的研究具有其特殊性，因为研究者面对的不是一般的“无机”学术，而是一种与纷繁的时代社会、生动的人生阅历、深邃的思想和超凡的灵魂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有机”学术。可以说，这套丛书就是一部部名家“学术传记”，研究者以不同的笔法对各自的“传主”进行了描绘。
这些学术名家中有的较多书斋型知识分子气质，有的则偏重社会实践型知识分子作风，大师的风格多样，研究者的考察路数自然各异。陈铨，作为“战国策”派主将，在那个硝烟四起的“战国”年代的文化领域中上下求索，由季进和曾一果合着的《陈铨∶异邦的借镜》通过对时代、政治风云与学人关系的剖析，展示了陈铨的学术和思想历程，该书在陈铨的时代与学术以及两者的关系上花了大量的笔墨，对1937年前后中国的社会时事、文学的时代力量、陈铨的文学和思想主张、其剧作引起的风波等作了详细地阐述，并探究了陈铨极力宣扬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思想渊源以及他重视民族和国家政治文化的时代因素。张弘所着《吴宓∶理想的使者》也同样对时代因素给予了充分的重视，通过对吴宓献身《学衡》、坚守文化理想和思想阵线、对“文教中华”理念的实践等的介绍和论述，作者向读者展示了一个时代中的学人与历史中的学人。而对于王国维、刘若愚等书斋气息较浓的学术名家，研究者明显更偏重于在学术史和思想史中对学人作“传”。潘知常所着《王国维∶独上高楼》就是属于这种类型，在“文化神州丧一身”的悲悯中，作者上溯屈原汨罗沉江的悲壮一幕，历经中国的儒释道、驻足《红楼梦》之“情种”、展转西方从康德到叔本华的哲学，全面地展示了王国维生命美学在中国美学史上的划时代意义及其传承与召唤。作者在最后两章中直接发问∶“王国维比我们多出什么？”，并以此“接着讲”，试图揭示出一条王国维之外的美学道路。这决不仅仅是王国维的学术传记，更是作者对中国美学历程的重新审视、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自我”地位的质疑、对中国生命美学的深情呼唤……在这些名家中，刘若愚的美籍华裔身份及其用英文进行的学术创作使其独具特色，詹杭伦所着《刘若愚∶融合中西诗学之路》追溯了刘若愚开创的融合中西诗学以阐释中国文学及其批评理论之路，全书以评述为主，对刘氏的重要学术步伐、学术着作和观念进行了梳理。朱光潜先生曾经说过，推动学术发展的不只是在学术创新，对以往学术的整理和总结也同样可以促进学术的发展，本书做的主要工作就是后者。在阐述刘若愚研究中国诗学的三个路向的同时，作者也在探寻中国诗学和比较诗学的研究之路，又如刘氏在西方诗学的影响下对中国文论作的系统化阐释与归类、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解读和分析、他作为跨语种批评家的身份认同以及对中国诗学的哲理思考等，将这些学术事实进行整理的背后，都隐藏着作者对这些问题的重新思考和探索，作者在各章的结语中亦常常对这种“启发”和“借鉴”意义进行了强调。
“慎言比较文学”
梁实秋历来慎言比较文学，自称不敢谈比较文学，而他却是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与法国文学教授白璧德的学生，并在中西文学比较研究、英语文学名着翻译等领域作出过重要贡献；钱钟书的《谈艺录》、《管锥编》和《七缀集》等着作被学界视为中国比较文学全面复兴的重要标志，也被奉为中国比较文学的经典之作，但是，他本人却不愿被当作比较文学学者。不管这两位名家对“比较文学研究者”甚至是“比较文学家”的称号是“不敢”还是“不愿”去承担，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慎言”。
在中外文学影响关系研究、中西文学现象平行研究、中西文体比较研究、文学名着翻译等学术领域有颇多建树的梁实秋不可能只是浅尝比较文学之味，梁氏一语自谦“不敢”道出的比较文学研究的广博精深，即比较文学之“难”。钱钟书的“不愿”折射出的则是学界比较文学研究的不健全之处，而非贬低或排斥比较文学学术研究本身，因为钱氏本人称比较文学为其“余兴”，而且他对比较文学的意义是充分肯定的，在其着作中多次论述了比较文学的一般方法以及在中国发展比较文学的种种问题，他之“不愿”当是不愿被现有的比较文学研究模式所拘囿，而在事实上，钱氏的学术涵盖与治学方法确实不同于当时乃至现在的比较文学研究。高旭东的《梁实秋∶在古典与浪漫之间》文末指出，梁氏为“慎言比较文学的比较文学家”，此语张力极强，如同一边登高一边望远，占领了一个制高点的同时，也清楚地意识到更高处另有洞天，这是真正的“学者之境”，笔者认为，此书的韵味在此。
至于钱钟书，研究者龚刚在本丛书中将其着作定名为《钱钟书∶爱智者的逍遥》，才子爱智，才子逍遥，其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都展现出才子之风姿。不管是钱氏超越本土情结的中西文化观还是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跨文化分析，不管是对西学的吸收还是对西学研究范式的质疑和挑战，都带有鲜明的自觉意识，正是才智与学养的双重结合，使钱钟书的学术品位确实能居于其时代之上层。他在二十多年前说的“不愿”依然值得当今学人细细反思和咀嚼，如何理清中外文学关系？以何种姿态进行跨文化研究？“文心”如何汇通？在科学化与学科交叉日趋明显的今天文学研究如何保持其独立性？这种种问题便构成了钱钟书对当代学人的“遗问”。本书最后两章即为“钱学启示录”，就“过去的现在性”、经典回溯与思想超越之关系展开了对话，给全书留下了可以继续伸展的空间，也为读者带来了无尽的启示。
“比较既周，爰生自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鲁迅的诗句刻在了这套丛书的扉页上，只是逝者如斯，一代学人已在历史中定格，后起之辈，面对这种伟大，除了去了解、欣赏、赞叹、感伤、独语，还应该“接着走”，并且，走下去……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