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圈内的幽微心境——读《吴宓日记》
李廷华吴宓先生的文化价值被重新确认以来，由于可供研究的第一手资料的缺乏，也由于因多年文化断裂之后急于重构的社会文化心态，致使在对吴宓先生等前辈文人的顶礼膜拜之中，出现一些从社会乌托邦转移于文化乌托邦的臆断浮说，如今，《吴宓日记》前六册出版了，从作者的自照心影可以看到：他是一个真实的人，是一个立体的人，是一个高尚的人，也是一个有凡人的七情六欲，乃至俗心琐念的人。他所处的学术文化界，也是中国社会的一隅，充满了幽微曲折。 纵观《吴宓日记》，吴宓先生有一种基本性情便是喜臧否人物而又胸无城府。正因如此，他的记录足可烛照其所处环境之真实形态。他对钱钟书虽有一时门户之见，但终出于爱才之心，又与陈寅恪先生一起，为西南联大续聘钱为外文系教授大费心力。对于毛子水这位最终和胡适共生死的“胡党”，吴宓先生在日记中就有过不同的评价，开始，他认为毛子水和自己非同道，而在同处云南蒙自乡间的患难岁月里，他们朝夕相处，吴宓竟张罗着为毛子水找老婆。1938年10月12日至16日记：“子水之最可取者，为其贾宝玉式之性情，在此世中实不多见。”吴宓先生易于感触而又胸无城府，使得他在“日记”中评价过的人物竟致有异日而殊样之感。对于他最初的挚友吴芳吉、刘朴，乃至晚辈周光午、胡徵也是如此，对他寄于厚望的高足贺麟、钱钟书是如此，对他的老师辈亦复如此。1911年4月6日，作者初入清华学堂，谈及姚芒文先生：“惟国文教员姚，腐败非常，胸中毫无宿学。每次上课，善于设法敷衍钟点。
种种动作，令人发噱。”吴宓当时竟想以此为材料：“编为一述实小说……则其中可笑之事如此类者，足令执卷者喷饭也。”过了12天，吴宓又写道：“余前谓国文教员姚，腐败非常，不能无误。姚亦有可取处，盖其人喜为新异之议论，其评文亦如是，比之迂腐殊有间也。唯英文教员钟，确系腐败”。读书至此，难免莞尔。吴宓先生的心态反应就象一卷十分敏感的胶片，遇光即曝，留下的，都是他印象中的真实，却未必是本质的真实，倘不综观其全人，体察其大要，迳以其一二语据断，则“三刀两面”“出尔反尔”之讥实难免也。倘有人言及吴宓先生性格之复杂一面，便遽断为有玷清名，似为卫道，实显无知，已属可悯，吴宓的复杂改变不了吴宓的可爱，还是议论姚芒文，到1911年9月30日，日记则感慨良多“上学期姚重光先生为余辈授国文，其学问如何精博，其议论如何明通，其于文之道实真有所得，讲授至详且醒。” 汤用彤先生是吴宓从清华学堂直至美国哈佛大学的同学，以后又曾同执教鞭于西南联大。吴宓与陈新一女士的婚姻，汤用彤力主促成。在得遇陈寅恪之前，汤用彤是吴宓最钦佩的信托的知友，1915年9月17日记：“锡予喜愠不轻触发，德量汪汪，风概类黄叔度。而于事之本理，原之秘奥，独得深窥。交久益醇，令人心醉，故最能投机”。汤用彤和吴宓的一次深谈，甚至可以说是规擘了二人平生志业学问的方向，《吴宓日记》1914年4月6日：“晚，与锡予谈，言国亡则吾辈将何作?余曰：上则杀身成仁，轰轰烈烈为节义死，下则削发空门遁迹山林，以诗味禅理了此馀生。如是而已。锡予则谓，国亡之后不必死，而有二事可为：其小者，则以武力图恢复；其大者，则肆力学问，以绝大之魄力，用我国五千年之精神文明，创出一种极有势力之新宗教或新学说，使中国之形式虽亡，而中国之精神、之灵魂永久长存宇宙，则中国不幸后之大幸也。”以后，陈寅恪先生在挽王国维一诗中所谓“文化神州系一身”，实则就是这一批寝馈国学尤深又得西学之髓的二十世纪上半叶文化精英的精神写照。 吴宓留学哈佛之后，除受业于白璧德外，又与陈寅恪、梅光迪、俞大维等人互为濡染，志趣趋同，其中，尤以陈寅恪对吴宓帮助为多。1919年3月26日记：“陈君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行高洁，深为倾倒。”同年11月10日记：“午，陈君寅恪来，谈印度哲理文化，与中土及希腊之关系。又谓宓欲治中国学问，当以目录之学入手，则不至茫无津埃，而有洞观全局之益。当谨遵之。” 1962年，在连天“左”雾，遍地饿殍之间，吴宓自携粮票，从重庆往广州看望陈寅恪先生。
遐想当时，读者心中油然涌出杜甫诗句“渭北参天树，江东日暮云”“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堕”。吴宓多次坦言：陈寅恪和他谊兼师友。吴宓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是他一生事业中的辉煌。在“四大导师”中，只有赵元任一人与吴宓交情菲薄，甚至成为对头。其余三人，与吴宓可谓志同道合。后人瞻望前贤，多理想欣羡之态，殊不知，清华国学研究院，也并非理想圣地，主持其事的吴宓，经常是心憔神悴，最终，竟是“以自己的手结束了自己的事业”。 陈寅恪来清华，系吴宓介绍，梁启超从旁渲染。吴宓先后还荐介了柳贻徵，张尔田两位前辈和汤用彤、楼光来几位同学，皆学界一时之选，但作为研究院主任的吴宓，并无人事决定权。陈寅恪之来校，也一再延宕，《吴宓日记》1925年4月27日：“介绍陈来，费尽气力，而犹迟惑。难哉!”陈寅恪到清华之时，吴宓已经被迫辞职了。这时的吴宓，处境尴尬，一日之中，有几不快。1926年6月12日：“不胜愤郁悲苦，几欲自戕其生”。当年7日17日，陈寅恪抵京后，吴宓连日陪他拜访王国维，陈垣，又陪同参观故宫和清华图书馆。这期间吴宓心绪不宁，言及最钦佩的朋友陈寅恪，亦略有啧言，1926年7月20日记：“寅恪到后，常多谈话，又为之料理诸种杂务，故多日未能读书治事。宓生之舍已耘人，因循迁就，皆此类也。”即使是陈吴之交，也并非完全和风朗日，酒醇语温。惟其如此，才见真实，《吴宓日记》才堪谓学人心史。这期间，吴宓视为学术生命之寄托的《学衡》杂志，也因经费无着，同人龃龉难乎为继。吴宓商询于陈寅恪，寅恪曰：“《学衡》无影响于社会，理当停办”。这天，吴宓感愤记之：“秉其学德志节，归于日暮途穷之境。可痛哭之事，孰有甚于此?且恐以宓之生性多感，又富诗情，从此将下堕于抑郁忧愤，如陶潜之饮酒，效阮籍之猖狂。”处此境地，自卑情绪亦不免袭来。”1927年10月31日记：“与寅恪谈，并与他人较。自觉(一)我犹未免为乡人也。其识见之偏狭，行事之朴陋，虽自诩真诚，而常为通人如寅恪、宏度等所笑。(二)我腹中空空，毫无实学。但务虚理空说，而绝少真获。既不通西国古今文字，又少读中国书籍。(三)我之所思所行，劳精疲神者，皆无益事，皆不可告人之事。宜痛改之”。此种言语，由吴宓先生自己道出，正见其若钱钟书先生“序言”中谓“省己之严”。早在1925年10月22日，吴宓初任国学研究院主任，正在志得意满之际。同时为普通科学生讲授《文学研究法》，当日有记：“空疏虚浮，毫无预备，殊自愧惭。张仲述结束之词，皮含讥讪之意。
宓深自悲苦。缘宓近兼理事务，大妨读书作文，学问日荒，实为大忧。即无外界之刺激，亦决当努力用功为学。勉之勉之。勿忘此日之苦痛也”。“一事不知，学者之耻”。正在此种言语中，见出吴宓的书生本色。 吴宓在清华研究院的去职，过节颇为复杂。当时清华教务长张仲述(彭春)和赵元任，李济的主张，是研究院只任专门研究，不容纳普通国学，吴宓在梁启超的支持下，异议力争，王国维先生初无意见，后亦附张，校务会议决定否定了吴宓之意见。在吴宓的尴尬去职之前，先因为张仲述之去留引发了学潮。张仲述乃张伯苓先生的弟弟，伯仲先后任清华教务长，均有建树。在校长曹云祥行将出国之时，荐张以自代，因长期在校政施教的方面的不合，吴宓和张仲述成为对立的两派。在一部分校内实力人物的攻击下，曹云祥出尔反尔，突然决定令张仲述离校。吴宓所在的一派取得了一时胜利。吴宓不是热衷于派系斗争的人，得胜之际，却心生惴惴，自起反思，1926年1月27日记：“念宓初无与人为仇之意，惟此次倒张运动，竟以研究院事件及宓之辞职，用为导火线，作为张氏大罪状之一，则宓所不及料，亦无术洗清者也。平心而论，张君仲述实有胜过诸人之处，允称清华办事惟一人才。……宓之卷入与张氏为敌之党，实亦不得不然者也。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宓庸碌，愧无能。直至此时，则更不能完全置身事外，而不与敌张氏者溥衍。语云，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盖若出身任事，卷入政治，则局势复杂，不能完全独立自主。其结果，不得不负结党之名，亦不得不为违心之事”。这真是一段惨痛的经验，独立不倚在利益纠葛的人群中只能是可望不可及的乌托邦。吴宓无法从这纠葛中抽身，而且，事态的发展，使他虽有悯人之心，而人不我悯。不久后，轮着了他的大尴尬。1926年2月4日，张仲述离校的当天，清华学生便集会挽留张氏，并对校长有所质问。至次日，学生逼迫校方命所谓“反张元凶”王祖廉、庄泽宣、徐然三教授立即辞职。被列为“陪凶”的吴宓这时正居于城内，“得报，遂决久住京中，以避内潮焉”。
2月21日，学生贺麟、张荫麟、陈铨向吴宓报告，言昨晚学生评议会议决驱逐曹校长。3月6日，清华校务委员会在研究《清华学校组织大纲》时，决定取消研究院。是日吴宓记道：“惟念去年三月六日，研究院中，英文章程，方在大学筹备会中通过，而今年此日，复在委员会之《组织》大纲中取消之。由我作成，复由我手破坏。我乃如杀身自焚之蝉儿。因为顾大局，希望全校改良，协赞钱(端升)子孟(宪承)诸君，并愿以身作则之故，乃自在委员会中，将研究院主任之职位取消。如此高尚之心情，谁复谅解?”同意裁撤研究院，是向张仲述一派的妥协，而支持张仲述的学生又因此而质问吴宓：身为研究院主任，为何不为研究院争利益。3月9日和10日，研究院学生约吴宓在教室谈话后，于11日派吴其昌和杜钢百向吴宓递交要求其辞职的“哀的美敦书。”当天，吴宓即向曹校长递交辞呈，并另抄一份，送交研究院学生会。在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教育史上留有光荣一面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是吴宓先生生前身后久被人口的辉煌，但先生的辞职前后，却经历了剧烈的精神煎熬。倘不是《吴宓日记》备悉言之，其他人似乎是不忍心讲出这段颇形吴宓尴尬之历史。《吴宓日记》之可贵，于此处亦足证之。卸职之后，吴宓先生便任嗣后改制的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并一度代理系主任。 以前读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快意之余，也觉得他把学府中人写得太尴尬了。近些年来，“国学”复兴，人们言及前世学人和学府，又不免赋予理想主义色彩。《吴宓日记》真实地记录了当年情事，因为他并没有预先为自己设置“大师”的规格，一切以平常心据实言之，因而能使我们看到当年大师们的琐屑平常一面。吴宓曾评说《史记》及《红楼梦》，谓其因“琐屑”而成价值，读《吴宓日记》，正得此昧。先生毕生未作成小说，其日记却颇具洞烛幽微的小说意绪。不贤识屑，且再看看一些琐屑之事反映出的人情世态： 吴宓日记中有大量施舍金钱于朋友学生的记录，吴芳吉、王尧城、毛彦文用他的金钱都是千元以上的大数，张歆海、张荫鳞、胡徵、高棣华等学生辈也常向先生借钱。但吴宓有时在金钱处置上又显得很不尽人情，很不明智。如，王国维先生去世之后，1928年3月23日，吴宓有记：“戴家祥、姚名达持捐册来，欲强宓捐助研究院学生为王静安先生立纪念碑经费。且谓宓昔为研究院职员，义当捐助云云。宓极不赞成此举，又愤若辈之无礼，但含忍之。晚7-8访陈寅恪，托其惋告彼等，言宓家庭担负重，又常捐巨款于《学衡》，故不克捐助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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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5月30日之记亦复有趣：“昨晨即拟发《文学副刊》稿，而浦江清必欲增撰《论王静安先生之自沉》一文，强宓待其作出乃寄。……宓谓陈寅恪主张将“义宁陈寅恪先生”改为“陈寅恪君”，宜照改。浦不可，继则见改为“义宁陈寅恪君”。而仍必存义宁二字，宓必欲去之。宓颇愤浦之专横。彼云‘各人文章自负责’，宓云，‘但总编辑有修改之权’。
实则宓包办《副刊》，出钱买文，彼等何能置词?惟宓力行谦抑，当时相持结果，乃去义宁二字。然宓以恐破裂而出事解散，故极力退让。彼则不谅，一再进逼。不许宓改其文词，而对宓稿则坚欲改易。宓已欲照改，彼犹不息，乃由宓手夺笔去而改之。”读日记至此，不禁想起熊十力与废名之动武，钱钟书与林非之动武，也想起寻常家居中夫妻父子为争电视频道之勃 ，甚而想起《史记》中之种种“琐屑”，舍此，人皆“非人”也；舍此，《吴宓日记》岂堪称“学人心史”乎。 好朋友之间亦难免龃龉，倘相交终身，无一愠词，心非真实。且看《吴宓日记》1938年10月13日“早饭时，彤(汤用彤)强宓易其白色帆布裤为他色裤，恐为空袭目标!且曰：‘吾为此劝告，非为足下之安全计，乃虑吾等并受其祸殃也’宓心实轻鄙其言，顾即遵照易他色裤。”
这期间，西南联大的蒙自分校即将撤销，分校中诸教授因敌机经常空袭，且将返昆明，难骛正事，而吴宓在频繁的感情危机之中，恰恰调整到一澄心静虑之短暂平和，对周围友人的“无所事事”又起臧否，1938年10月5日有记：“诸君虽多博学之士，然皆阅世甚深，结果皆为聪明之自私，但图个人安居静适，不问身外之事。日日看报，亦多注重身家利害。于是每日群出游览，终朝在外不归。午饭后，则又酣眠达夕。晚饭前后或又外出。游居所谈，无非琐事俗情。皆不免于顾亭林‘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之讥”。这里的吴宓，表现出的既有正士之洁身自好，亦有道学之矜岸自危。吴宓先生是大家的好朋友，又是孤危自处的“独人”。
且看他对诸位博学教授之“腹诽”：“汤用彤君对友、于私情上甚为关切。然其世故最深，故亦最得人心，被举为教授会主席。现任哲学系主席，兼研究院主任，继胡适也。其治事处世，纯依庄老。清静无为。以不使一人不悦为原则，而是非利害不问焉。其御众，不为褒贬赏罚，而绝对模糊，绝对平等。不使人知其有斯须亲疏厚博之差，紧愚善恶之别焉。然其议论及语调，则恒为鄙夷与冷酷，每作轻蔑之唾弃声口，使人闻之心恶。回念清华、哈佛同室时之彤，能不痛心!彤最私宠者为容肇祖。容之粗率幼稚，无学无识，使人惊异。且终日动转喧哗，不能安坐。徒以能为胡适所赏拔，故得厕任副教授。呜呼，今之联大，亦所谓羞朝廷而轻当世之士者矣!若夫沈有鼎虽聪明，且甚用功，然其为人极可鄙。毫无情感，置父与妻于不顾，而惟事积钱。银行所储而外，小箱中存七八百元。一文不肯动用，而惟恐遗失。又或深夜扃户启箱，将银币一再清数，排列展览以为乐”。钱钟书先生谓《吴宓日记》为“日记文学”开一生面，窃亦谓“日记”中种种，亦钱先生目染身历，非此，岂得有《围城》之作成传世焉。青年学者李洪岩在几部“说钱”著作中，引用一则传闻，即“钱钟书说西南联大的外文系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近杨绛先生在《人民日报》、《文汇报》《读书》杂志发表《吴宓先生和钱钟书》一文，引述李赋宁先生的亲笔证词，谓“我没有听到钱钟书讲这种话”。杨绛先生并留下李赋宁先生的证词，颇有为钱钟书先生洗雪，并有备公堂对簿之意。读《吴宓日记》至此，颇觉杨绛先生用意忒郑重了，吴宓先生以为人忠厚著称，钱钟书先生以行文尖刻著称，然忠厚人不免有尖刻语，尖刻人不失有忠厚心，世态无常而人心可测，信不虚也。作为读者，读《吴宓日记》，不惟求学问，亦且观世相，也正是吴宓先生从《史记》和《红楼梦》之不朽中独窥其“琐屑”笔意，才为后世留下尽显学界幽微的百万言日记，解颐之余，亦足资诠世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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