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最难的事情
资本市场最难的事情每当新年伊始，人们都免不了要问这样个问题：今年利率走势如何？对这个问题，除了“上升”、“下降”和“小幅调整”之外，似乎再没有别的答案了。且慢，直率的预测人士还有一个更好的答案，那就是：难说。
有个现象很能说明问题：即使翻遍福布斯400排行榜，你也找不到有利率预测领域哪位大牌人物的名字。如果在金融期货市场不太动荡的一、两年里能正确回答“上升”还是“下降”的问题，那么，你就应该能获得数不清的财富。那些经济学家或许曾尝试过这么做，但看上去他们怎么也不像发了横财的样子。
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对细节缺乏重视。实际上反倒是他们太关注细节了。对他们来说，只回答“升”或者“降”是不够的。他们希望能告诉你，在某个特定的日子，利率水平具体是多少，而且，他们还会精确到小数点后面两位数。
比如，彭博资讯(Bloomberg News)在今年的第一个工作日那天报导说：到2007年最后一天，与Fed（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利率基准关系最密切的2年期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将从纽约时间今天上午7点40分的4.79%下跌至4.49%；10年期国债收益率将从今天的4.69%跌至4.62%。
彭博资讯的上述报导是基于对22家国债一级交易商（也就是那些可直接与Fed交易国债的交易商）所作的一项新年调查。每年他们都要做这样的例行调查。他们的记者会打电话给交易商，然后交易商会回复他们的电话提问。记者们明白，交易商未必真地知道答案。其实，没人知道答案，但那些交易商仍要装出一副知道的样子。
但这种调查一直在搞，原因是人们都渴望对事物获得确定的认知，而且，越是那些根本不可能确定的东西，大家就越是希望“确定”。对这类徒劳无益的预言行为，费城债券投资人李•明顿(Lee W. Minton Jr.)许多年以前就很不以为然。他说起当时让他一头雾水的精确利率预测时曾经说道：哇，这可是“资本市场最难的事情。”好在明智的他并未对预测有任何指望。
预测利率走势听上去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先确定借贷资金的市场供应量和需求量曲线，然后估计它们的变化幅度。最后，确定两条曲线的交点，那就是未来的利率。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因素需要考虑，比如，全世界的美元需求、通货膨胀率、失业率、经济增长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等，除此之外，人们思想上的反复无常更是不能忽视。国债投资者恐惧的东西和他们认为确定的东西永远都在变。比如，同样是在通货膨胀率为4%的情况下，可能会对应着多种悬殊很大的收益率。1984年时，4%的通胀竟导致国债收益率被恐慌性地推高到14%的水平。人们怀疑，消费物价指数不再能长期保持4%的适中水平（七十年代该指数曾升到两位数），或者，如果通胀再次快速抬头，保罗•沃克（时任Fed主席）未必还有心再度将它打压下去。另一个例子是，2005年10月的通胀水平与1984年相差无几，但那年的国债收益率就只有4.5%。那时，人们都知道通货膨胀已被降伏，但如果万一它又抬头的话，那么，要再次制服它，再没有比“大师”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更恰当的人选了。
并不是每个人都相信这些飘忽无常的预测。价值型投资者尤其如此。对眼前的东西他们只管自己决定买或不买，至于那些宏观经济指标是升是降跟他们全无关系。为了避免那些似乎总能让华尔街人士措手不及的事件冲击到自己，他们严格坚持逢低买进的策略。
如果没等来“低走”的机会，他们就捂着钱包坐在一边等待。因此，如果早期投资大师本杰明•格拉罕姆(Benjamin Graham)的信徒们有什么利率方面的问题，他们是不会问“利率会走到什么水平？”这样的事。他们会问，如果眼下这一次宏观经济各个方面没有完全按照预期进行，那么，利率水平还能否高得仍足以提供安全的盈利空间？
对这样一个问题，目前的回答可能会是“否”。眼下，利率水平不高，市场利率相对于联邦利率的风险溢价很小。诚然，长期国债收益率过去一直比现在的水平低。实际上，自1870年到1914年Fed成立前，长期国债的平均收益率只有3.5%。在那段比较平稳的时期，一般情况下，和平时期国债价格下跌，战时则上涨，还有，当人们在发掘金矿方面有了新发现、从而使世界货币基础得到加强时也会上涨，如1900年以后就是这种情况。
但自Fed成立后，通货膨胀成了左右利率的铁律，不论是战时还是在和平时期。从1971年开始，随着金本位制度的瓦解，长期国债收益率平均水平升到了8%，远远高于今天的4.76%。
我不说国债收益率不会下降，也不说它们不会上升。什么样的可能都存在，不存在的可能只有一种，那就是和专家们一致预测完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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