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经验谈》之一
《治史经验谈》之一——原则性的基本方法
严耕望
载《怎样学历史：严耕望的治史三书》
我在序言中已说过，治史不能机械的拘守某一类固定的方法；但也不能不注意一些大原则大方向。我觉得治史学有几条应注意的原则性的基本方法问题，也有一些应注意的较具体的规律。兹先就原则性的基本方法问题提供一点意见。
(一)要“专精”，也要相当“博通”
专精与博通两个概念当为一般人所知，不必说；但尤着重“精”与“通”两字。专不一定能精，能精则一定有相当的专；博不一定能通，能通就一定有相当的博。治学要能专精，才能有成绩表现，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所以近代治学愈来愈走上专精之路，要成为一个专家；虽然最近已注意到科际的研究，但过分重视专精的观念仍然未改。其实，为要专精，就必须有相当博通。各种学问都当如此，尤其治史；因为历史牵涉人类生活的各方面，非有相当博通，就不可能专而能精，甚至于出笑话。所以治史最为吃力，很难有一个真正的青年史学家!
治史的博通可分从两方面谈。第一，史学本身的博通。即对于上下古今都要有相当的了解，尤其对于自己研究的时代的前后时代，要有很深入的认识，而前一个时代更为重要。若治专史，例如政治史、政制史、经济史、社会史、学术史等等，治某一种专史，同时对于其他的专史也要有很好的了解，至少要有相当的了解。第二，史学以外的博通，也可说是旁通，主要的是指各种社会科学。
先讲旁通，要想真正旁通各种社会科学，虽然断然做不到，但至少要对各方面有一点皮毛知识，有一点总比毫无所知的好。现在时髦的看法，要以社会科学的观点研究历史，于是各种社会科学家都强调自己的立场，以为研究历史非用我的方法理论不可。记得前年台湾有些史学家与一些社会科学家开过一次联席会议，社会学者，人类学者，经济学者，统计学者，心理学者等等，就各人强调自己的方法理论，作为研究历史的法宝。当时有一位历史学者说，这样讲来，我们历史学者就无用武之余地了!其实各方面的意见都有问题。治史有考史、论史与撰史的不同，而相辅为用。考史要把历史事实的现象找出来，论史要把事实现象加以评论解释，然后才能作综合的撰述工作。社会科学的方法对于论史最有用，对于考史撰史的用处比较少，社会科学家要越俎代庖，也只能做部分的论史工作，考史撰史还是非全部由史学家做不可!至于各种社会科学对研究历史都有帮助，那是绝对正确的，但也各有局限性，不是随时都可用得上。几年前有一位颇有名的史学界朋友，告诉我：“要用统计法治史”。这话本不错，但史学问题哪都是统计法所能解决的!其实我最喜欢用统计法。三十多年前，我研究汉代地方官吏的升迁，就是用的统计法，根据统计数字，作成升迁图①，在那时可谓是极新的方法了。但历史材料不是都能量化的，难道不能量化，我们就不做?现在我写“国史人文地理稿”，也喜欢用统计法，还特别搜购了一部《地理统计学》来看。那里面所讲的方法非常好，但历史已过去了，很少如意的资料让我统计!所以方法虽好，但材料不允许，用不上，奈何!用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的方法理论治史学，也同样都有局限性。有些人从政治学的观点批评政治史学家的成绩，从经济学的观点批评经济史学家的成绩，从社会学的观点批评社会史学家的成绩，总觉得不好，那都是不切实际的苛责。他们忽略了历史已成过去，人家那种成就也许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哪有社会科学家研究目前的人类社会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与方法去做调查，材料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样方便!然而我们不能否认有些社会科学的知识对于研究历史实有极大用处。就以我的经验言：我在高中读书时代写了一篇《尧舜禅让问题研究》，我认为尧舜禅让只是部落酋长的选举制，这就是从人类学家莫尔甘(L.H．Morgan 1818—1881)所写的《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悟出来的。儒家不了解当时实情，比照后代传子制看来，尧舜之事自是公天下的禅让，这是美化了尧舜故事。等到曹丕篡夺汉献帝的君位，但表面上仍要汉献帝写一张最后诏书，说是把天下让给姓曹的，所以曹丕就想到“尧舜之事吾知之矣”，意思是说舜之代尧，禹之代舜，也只是和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编卷上、《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第十章《任迁途径》。
自己一样的篡位而已；这又把尧舜故事丑化了。但我若没有一点人类学知识，就极可能不能悟到这一点。又例如我撰《论唐代尚书省之职权与地位》①，说明尚书六部与九寺诸监职权地位之不同，以及两类机关的关系。按唐代六部与九寺诸监的职权似乎很混乱，一千多年来都搞不清楚而有误解。我详征史料作一番新解释，说六部是政务机关，六部尚书是政务官，九寺诸监是事务机关，他的长官是事务官，这两类机关有下行上承的关系。如此一来，各方面看来很不合理的现象都变成合理了，这也是从近代行政学的观念入手的。举此两例，可见社会科学对于历史研究有多少重要。但社会科学的科别也极多，每一种学科都日新月异，一个历史学者要想精通各种社会科学自然是不可能的事，不过我们总要打开大门，尽可能地吸收一点!尽可能予以运用!纵不能运用，也有利于自己态度的趋向开明!
至于历史本身的博通，更为重要。但这是本身问题，要博通比较容易。本身博通的重要性可从两方面讲。第一是消极的，可使你做专精工作时不出大错，不闹笑话。我举两个例如下：
其一，法国藏敦煌文书第3016号纸背云：
天兴(?)七年拾壹月，于阗回礼使、内亲从都头、前高昌令、御史大夫、检校银青光禄大夫、上柱国索全状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论唐代尚书省之职权与地位》，初稿刊《史语所集刊》第二十四本(一九五三年)，改订稿刊《唐史研究丛稿》(新亚研究所，一九六九年)。
日本有一位敦煌学专家屡次提到此条，以为北魏道武帝天兴(他释为天兴)七年(西元404)，当为敦煌文书之最古者。其实大误。我们只看索全的官衔，马上就可知道这一文件不可能早过晚唐，可能是五代时期的。何以见得?上柱国的勋名创自北周，朝廷中几个功勋最高的大功臣，始能蒙赐，知此文件绝不能早在北周之前。以一个县令拥有“御史大夫、校检银青光禄大夫、上柱国”的头衔，那就不会早过安史之乱；又有“回礼使，内亲从都头”的衔名，那就不会早过晚唐，所以至少“天兴”二字当有一个模糊不清，他误释为“天兴”了。其实这些官衔，在两《唐书》、《五代史》中常常见到，都在安史乱后，尤其晚唐以后，安史乱前是绝不一见的，所以不必是讲制度史的人始能知道。那位先生研究敦煌文书，就该对于南北朝隋唐五代的历史各方面都有相当了解，然而他事实上只在敦煌文书那一小点上去钻，所以出此大错!
其二，《通鉴》一九九永徽二年纪有一条：
发秦、成、岐、雍府兵三万人。
有一位研究府兵制度的专家，引此条作解云，“府兵是指这几个都督府的兵”，又云“此时诸州多置都督府，府兵即指州都督府的兵”。按至少“这几个都督府的兵”绝误。因为《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各州置都督府的经过极详，秦州此时置都督府，成岐雍三州根本不是都督府。解释此句，“的”字应放在“府”字之前，不应放在“府”字之后，也就是说发这四州的府兵，不是发这四州都督府的兵。他是位讲府兵制度的专家，这条史料中的“府兵”正是他所要讲的；但却未读懂!其原因就出在只求专精，讲府兵制度，而忽略了其他制度!又不肯勤于查书。一个谨慎的史学家写专门论著时要勤于检书，凡说一句话，没有把握，就得去查，不可信口开河!
能博通不但可避免不应有的错误，而且在积极方面可以帮助我们为史事作解释。也举两个例子如下：
其一，秦国之能统一天下，过去学人的解释，总不外秦国政治改革成功，外交运用成功，加以地势优良，进可攻退可守。四五十年前又从时代思想方面作解，以为当时大一统观念已形成，一般人民已无宗国之见，为秦国统一排除了心理上的障碍。例如钱宾四师的《国史大纲》可为代表。这些讲法，都不错。但另外还有好多原因。例如若从当时各国地方经济社会民风的角度去看，秦国民杂西戎，民风强悍，关东三晋民风较秦为弱，对于秦人极为畏惧，最东齐国民风又较三晋为怯弱。而就各国民间经济状况而言，秦国最贫穷，齐民最富庶，三晋也介乎两者之间。所以当时的情形是地方愈东愈富庶，愈西愈贫穷；但民风则愈东愈怯弱，愈西愈强悍。以富家怯弱子弟去当贫穷勇悍的士卒，自然无法致胜。所以秦国士卒虽赤膊上阵，但勇气百倍，东方士卒虽被精甲执利兵，但一遇上秦卒，内心就生怯意。况且秦国领有中国最佳的战马产区，所以骑兵特强。以悍卒乘壮马，如虎添翼，绝不是东方的怯弱步兵所能抵拒!只有赵国北境也产马，训练骑兵，所以战国后期能与秦国一抗的只有赵国，当秦赵长平一战，赵国失败，丧师四十多万之后，东方各国就已精神崩溃了。这也是秦国能统一天下的一个极重要的原因。但过去的人讲历史仅注意政治外交，根本忽略社会民风与战马的作用，自然就不能全盘了解这段历史背景了。讲到骑兵，我在此附带说一句，通观历代，凡是能控有今陕西中北部及甘肃地带的朝代，总能居于强势；凡是不能控有这一地区的，总是居于弱势；其故就在骑兵。因为骑兵在古代战争上犹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坦克机械化部队，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原子武器核子武器，以步兵对抗骑兵，总是失败的。
其二，南北朝时代，禅家很多，何以达摩一派独能发展成一大宗呢?又禅宗五祖弘忍以后，北宗先极盛于北方，后来何以北宗衰微，而慧能南宗能特盛呢?现在姑且只讲南北两宗盛衰之故!前人讲佛教史认为神秀北宗后来衰微，是因为他的大弟子义福普寂之后继无人；胡适之先生说，这是由于神会发动宗教革命把北宗打倒，并非因为北宗自己衰微；北宗被打倒了，南宗才代之而起①。这两种说法并非没有道理。但试问北宗一时无高僧领导就立见衰运，神会在北方把北宗打倒了，何以神会自己荷泽宗一派的南宗也走上衰微的命运?而兴盛的南宗反而是远在江南本无很高地位的南岳怀让与青原行思两派的后代呢?我最先的解释是以地区经济的盛衰作背景。因为南北两宗盛衰的转捩点正在安史之乱时代。安史乱后，北方经济残破，南方经济渐渐发展繁荣起来，宗教不能没有经济力量来支持，北方残破不堪，有一个时期黄河中下游千里无人烟，这一带本为北宗兴盛的区域，经济状况如此，北宗岂有不衰之理?神会的荷泽宗也在北方，同样走上衰运，其故正相同。反过来，南方经济力量愈来愈强，老百姓乃至官府才有余力支持宗教，而这一带正是南宗怀让与行思两系的盘据地，所以就有机会兴盛起来了!我讲“中国历史地理”，讲义本来这样写了，当我上堂讲的时候，突然灵机一动，觉得还可从民情风俗方面作进一步解释。那就是当时湘赣地区民间文化程度尚低，可说是文化落后地区，实际上也多蛮越之民，迷信风气极盛；南宗虽不是迷信的宗教，但他们那种讲“顿悟”的境界与传教的方式，多少有些神秘感，而又简而易从，最适合文化落后民风纯朴又具迷信的人民去信仰；所以怀让、行思两派南禅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兴盛起来。这一背景恐怕比南方经济繁荣更为重要!事实上，达摩禅初期在北方一筹莫展，后来二祖慧可传了三祖僧璨，僧璨住在大别山区，才慢慢发展起来，后来四祖五祖也就在大别山的边缘地带。大别山区在南北朝至唐代初期是蛮族聚居地，文化落后，易于接受禅宗的教义，所以达摩禅才能乘机发展起来!过去人讲佛教史只就佛教本身去讲，很少理会到当时历史的其他方面，更不说地方民情文化风尚了，所以根本想不到这一种极有意义的解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卷二《荷泽大师神会传》。
由以上所讲的消极的与积极的两方面看来，史学本身的博通对于史学专精的研究是如何的重要!
(二)断代研究，不要把时间限制得太短促
历史的演进是不断的，前后有联贯性的，朝代更换了，也只是统治者的更换，人类社会的一切仍是上下联贯，并无突然的差异；所以断代研究也只是求其方便，注意的时限愈长，愈能得到史事的来龙去脉。我们不得已研究一个时代，或说研究一个朝代，要对于上一个朝代有极深刻的认识，对于下一个朝代也要有相当的认识；所以研究一个时代或朝代，最少要懂三个时代或朝代，研究两个相连贯的朝代，就要懂得四个朝代，如此类推；若是研究两个不相连贯的朝代，则中间那个朝代的重要性更为增加。下面举几个例证：
例一，唐代节度使制度。这个制度粗看起来是唐代所创的，所独有的制度；其实他的结构形式及其他作用与魏晋南北朝的都督府制度完全一样，只是名称不同而已。所以若能了解魏晋南北朝的都督府制度，对于了解唐代的节度使制度极有帮助。不幸魏晋南北朝的都督府制度湮没不彰，任何书籍都无较详明的记载，致使唐代节度使制度迷惑了渊源!现在我把魏晋南北朝的都督府制度详细考论出来了，若再研究唐代节度使制度，就能很清楚的追溯其渊源，了解到何以有这样一个形式与作用的制度了!
例二，市镇制度。现在县以下的基层组织有乡有镇。镇多半商业较繁荣，故又称为市镇。这是自宋代已是如此。但是宋代这种性质的市镇何以叫做镇?他是如何形成的?这就不但要上求之于唐代，还要上求之于魏晋南北朝!原来这种镇就是军镇，为军事而设，不是为商业或行政而设。最开始可能是五胡十六国时代，胡人统治下，设军镇以期镇压，后来形成了北魏军镇制度。军队是专门消费不生产的，所以有些商贩来推销消费品；又因为军镇多设在交通要道，而且治安比较有保障，所以慢慢形成小的商业中心，也有很多人聚居其地。在唐代，军事性质还比较浓厚，到宋代就几乎完全失去军事意义而变成现在市镇的性质了。
例三，唐代滇越通道的路线问题。唐人记载这条路线本颇详，但沿途地名今皆难考，所以前人吴承志、伯希和(Pelliot)、方国瑜、向达等都认为唐代人所记的交通路线就是元明迄今的滇越交通主线，亦即沿红河(富良江)河谷而行；而且伯希和还指称唐前的滇越交通不可考。其实汉代的滇越交通路线，《水经注》记载得很明白，是沿叶榆水而行，即今盘龙江。唐代滇越交通路线有两条，一条取红河水路，但唐人所记的详细行程则仍是汉代所行的水陆兼程的老路①。这也是不了解前代就无法深入正确了解自己所专门研究的问题的好例证。
例四，唐代州府政府组织及用人方式与汉代州府组织及用人方式不同之故。隋唐州政府佐官日参军、由中央任命，与汉代州政府佐吏曰从事、由州长官任用本州人的制度完全不同。前人都说州政府属官由中央任命，是隋文帝所创始；官员名称的不同，是不是也是由一个人所创始的呢?其实都不是。此种职称不同，任用方式不同，都当于魏晋南北朝时代求其答案。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一方面继承汉代旧制，另一方面又慢慢形成了一种新制，成为两个系统并存的现象。旧的一系官吏仍称为从事，由州长官任用本州人为之；新的一系官吏则称参军，由中央任命(可由长官推荐)。本来职权有别，但旧的一系慢慢失权，成为地方人士禄养之官，新的一系慢慢夺到全部权力。到隋文帝把无作用的旧的一系率性废掉，就是所谓废乡官，只留有实权的新的一系官吏，就是由中央任命的参军。所以隋文帝只是省废了一个无行政作用的制度，并未创立一个新制度②。时人把这件事看做是他的集权手法，这完全是不了解实情的想像说法。这一事实大可作为研究两个不相连接的时代就必须对中间一个时代有彻底了解的好例证。再者，隋文帝废乡官，前人以为废除汉代的乡官，即乡三老、有秩、啬夫，这是更加错误了，皆由于不了解隋唐以前一个时代的缘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看《汉晋时代滇越通道考》与《唐代滇越通道辨》两文，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八卷第一期，一九七六年。
②参看《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编卷中《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约论》第四节(第九○一页)。
总之，这种事例太多了，这一个时代的事制几乎都要牵涉到上一个时代，不了解上一个时代如何可以?研究一个时代，若能对于下一个时代有相当了解，也很有帮助，当然没有上一个时代那样重要。我为此，也把《宋史》自头到尾，自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相当认真的看了一遍，以求对于宋代有个概括的认识，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对研究唐史有所帮助。
(三)集中心力与时间作“面”的研究，不要作孤立“点”的研究；建立自己的研究重心，不要跟风抢进
一般人研究史学都是找一个范围狭小的问题作研究，美其名曰仄而深的研究，以为能仄，功力集中，所以能深，同时也能很快的出成绩；如此一个一个的研究，就能出很多的专精的成绩。其实不然。仄则仄矣，不一定能精，而出了错误自己还不知道。至于说成绩出得快，那更是背道而驰!
历史很难作时间的割断，已为上述。作平面的划割，更不容易。因为时间前后固有关联，有影响，而同一时间的各项活动更彼此有关联有影响。所以研究问题不能太孤立，只在某一小点上做功夫；至少要注意到一个较大的平面，作“面”的研究。
我所谓作“面”的研究，就是研究问题，目标要大些，范围要广些，也就是大题目，里面包括许多小的问题。如此研究，似慢实快，能产生大而且精的成绩。例如我研究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这里面包括都督府建置问题，州府僚佐问题，郡县制度问题，北魏军镇问题，领民酋长问题，诸部护军问题，北周总管问题，还有其他较次要的种种问题。我为研究这个广阔的问题群，自然要将这个时代的重要书籍全部看一过，始能下笔。事后估计，连看书抄材料，到撰写完成，一共大约费了三年多四年的时间，把这一个广面所包函的各种问题都仔细的探讨过，完成一部可观的大书，而且对这一时代也有个全面认识了。假如我用一般人的方法研究其中一个问题，若想成绩好，也得把全部重要书籍统统看一遍，然后始能动笔，最少也得一年半时间；若再做其中的另一问题，又得把全部书籍翻看一遍，连撰述最少又要一年时间；如此下去，一个一个的做，所用的时间一定比我一口气全面的做，要多得多!而每次看书只是翻查材料，对于整个时代也许还不能有一个全盘的认识，你想哪一种方法好些呢?
再者，作全盘的广面的研究，容易发现材料彼此冲突，就可以即时纠正错误；材料彼此勾联，就可以相互补充。我的《唐仆尚丞郎表》便有极多这类好例子。因为各种职官有一定员额，搜集的史料，往往年月冲突，就能发现各种材料中必然有些是错误的，须得设法研究出来哪些条是错的，哪些条不误。若只研究某一个官职，或研究某一个人的经历，就不易发现材料有冲突，也不能发现某些材料有错误，因此也就跟着作出错误的判断。例如第三册卷十二“辑考”四下，“户侍”王源中条，进承旨与迁兵侍事。传世重要史料脱讹颇多，非根据“户侍”、“兵侍”员额及其他人员的任迁参互辩证不可。尤可注意者，岑仲勉先生《翰林学士壁记注补》是一部极精审的著作，对于王源中的史料已作若干纠正，但他只研究翰林学士，不知当时其他居官户侍、兵侍者，所以仍不能尽发其覆。由此正见全面研究之大有好处；狭隘的研究往往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读者可仔细看该条“考证一”“考证二”，今不具引。
若是一个一个问题作点的研究，而这些问题有相互关联性还比较好；最忌上下古今，东一点，西一点，分散开来，作孤立的研究。例如这次研究上古的某一个政治史问题，第二次研究近代的某一个经济史问题，第三次又研究中古某一个学术史问题，第四次又研究某一个时代的社会史问题，这样分开作孤立的研究，外行人看起来好像博学多能，但各方面的内行人看起来，都不够成熟，不能深入，因此都没有永久性价值!而且如此东一点西一点的研究，势必心力时间都费得很多，而实际成果甚少，这是非常不智的做法!远不如集中心力时间在一大片的“面”上作深入精细的研究，既能深入，又能完成不能磨灭的大成果!
再者，在一个大范围内同时注意相关联的问题群，则看书时到处发现材料，兴趣自然浓厚，乐此不疲，而且看书时也就不会赶急了；若是每次只注意一小点，就不能随时看到有用的材料，久而久之，就兴趣低落，而且急于翻得快，书也就自然看得不仔细!
谈到此处，我想稍稍转移论点再讲几句。就是要划定自己研究范围，建立自己的研究重心，不要跟风好胜。前文讲到要作“面”的研究，这个“面”就是一个研究范围，也可说研究重心所在。但一个人的研究重心范围不能太多，多则精力分散，工作不会能精。因为盯住少数的大范围，在这范围内的各种情形比较熟习，写出论文，不但较少出错，而且能深入探讨，能创获新的成果。一个人的精力有限，若是重心范围太多，那就近乎上文所说作孤立的“点”的研究，将会事倍功半。但有些人，不仅重心太多，而且喜欢跟风抢进，看到别人研究某一问题有很好成绩，他也见猎心喜去插一脚，不管自己过去对于此一问题有无根柢，而临时去翻查材料，仓促为文，你想这样的文章如何能扎实!记得余英时兄研究方以智，出版了《方以智晚节考》(新亚研究所出版)，有一位先生跟风抢进，临时找材料发表文章，讲方以智，后来又自承讲错了，这岂非白费气力!此一事例，可为跟风好胜者之戒!
(四)要看书，不要只抱个题目去翻材料
要专精的研究问题，既然要对史学各方面有相当博通，如何才能博通呢?当然除了研究专题之外要多看些非自己研究范围的各种史学论著，例如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也要看些中国社会史、经济史、民族史、风俗史、学术宗教思想史各方面的书。这是一法，但不是最好的最基本的方法，因为这些书是通过人家头脑所提炼出来的东西。尽管是比较有了系统，但在你的学问中没有根。最好一方面多看这些书，更重要的是就基本材料书从头到尾的看，尤其在初入门阶段。
所谓基本材料书，最主要的是指专题研究所属时代的正史，不管它写得好不好，它总是比较包罗万象，什么东西都有，这是正史体裁的好处。搞某一个时代的某一问题，总是要看这时期正史的；问题是一般看正史的人总是以自己所要研究的题目为主，一目十行的去翻找材料，甚至于只看某几个传、某一两篇志。这绝对不可以。看某一正史时，固然不妨先有个研究题目放在心中，但第一次看某部正史时则要从头到尾、从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一方面寻觅研究题目的材料，随时摘录，一方面广泛注意题目以外的各种问题。只有像《天文志》《律历志》之类太专门了，根本看不懂，才可以不这样看；但也不妨翻一翻，使自己知道里面究竟讲些什么①。只抱个题目找材料，很容易将重要的材料漏去，因为有的材料只有几个字，有的材料有隐蔽性，匆忙中不易察觉到；至于其他的问题，更就一无所得了。若如我读正史的方法，你所注意题目的重要材料很少有遗漏的可能；而且当你看过这部正史后，对于这一个时代就有了一个概括性的认识，也可说有个全盘了解，全盘观念，而这种了解认识观念是你自发的，不是从人家头脑中转借过来的，因此印象比较巩固，这对于以后的研究工作是十分的重要。
正史以外的基本书籍也要如此看，至于研究中古史，更要尽可能的把所有关涉这个时期的史料书全部从头到尾的看一遍，因为中古史的书籍不算多，而史料非常零碎，不照我这个最笨的方法看，就可能放弃了一些对于你所研究的问题极有关系的最宝贵史料。我现在举几个例子如下：
例一：《新修本草》一七“蒲陶”条云：
蒲陶……生陇西、五原、敦煌山谷。本注：“魏国使人多赉来。……此国人多肥健耐寒，盖食斯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其实即如《天文志》一般人看不懂，但也可以从中发现有用的材料，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例如唐代南疆所至，一直难有定说。我去年就从《唐书·天文志》记录各地测影所得的北极高度，非常正确的讲明唐代南疆之所至约在北纬十七度半．即近代南北越分界线相近地带。这可说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发现。
按《本草》为药物学书籍，一般研究历史的人不会去仔细读，研究北朝民族社会问题的人也不会去读。这条材料显示北朝人或许指鲜卑人多肥健；至于肥健的原因是不是食蒲陶，则不必深论。北朝鲜卑人体肥健似别无其他史料可考，你想这条史料多么重要。阎立本绘《历代帝王图》，好像把唐太宗绘得很肥胖，大概因为他本有胡人血统?
例二：孙樵《兴元新路记》(《全唐文》七九四)云：
自黄蜂岭，洎河池关，中间百余里，皆故汾阳王私田，尝用息马，多至万蹄，今为飞龙租入地耳。
按唐代马政问题，今存有关国家养马的史料颇多，但私家养马的史料则很少，尤其内地。这条史料说明郭子仪在这一处地方就养马二干五百匹上下，是全唐代书籍中涉及唐代私马极少数材料中最好的一条，多么宝贵。有一位研究生选择“唐代马政”作论文题，我告诉她，《全唐文》中有很多史料，尤其《孙樵集》中有一条好的私家养马的史料。她照一般人搜集史料的方法，检看《全唐文》各家文集的目录，认为某文题目可能与马政有关系就看，否则不看。这篇文章的标题自然与马政无关，所以未看，因此遗漏了。我只好检示给她，教她看书要彻底!但现在研究生在两年之内既要读书，又要谋生，自然也无法照我的方法读书、写论文!
例三：《续高僧传》一○《释靖嵩传》云：
及登冠受具，南游漳辇。属高齐之盛，佛教中兴，都下大寺，略计四千，见住僧尼，仅将八万，讲座相距，二百有余。在众常听，出过一万。故宇内英杰，成归厥邦。
按自秦汉到隋唐五代的整个中古时代，都市人口数字的史料，似乎只有在南北朝时代有三四条史料。一条见于《寰宇记》引《金陵记》，说建康城(今南京)内外纵横四十里间有二十八万户。一条见于《北魏书》，说北魏一次移民到代都三十六万人。一条见于《北齐书》，说由洛阳徙民四十万户到新都邺城。一条见于《洛阳伽蓝记》，谓十余万户口，盖就城内著籍者而言。此外就是上引《续僧传》这一条。而这一条极其重要，一个都市及其郊区有僧尼八万人，可以推想邺都人口之多了。然而研究南北朝都市的人也不会想到僧传中会有这样一条好材料。有一位研究生以“北朝都市”作论文题，我告诉他僧传中有好材料，他翻了一遍，仍未找到此条，也是最后由我告诉他!翻书之易疏落，于此可见!
像以上这些好的特殊材料其实很多，这里不过随手举几个例子，用一般人翻书查材料的方法，都很少可能找得到；只有用我的笨方法，重要的好材料就很少可能成为漏网之鱼!不过由头到尾读一般书的方法，与由头到尾读正史的方法也不相同。由头到尾读正史时，主要着眼点，是求对这一时代的全盘认识，找材料是副目的；所以要读得仔细，应该尽可能处处求懂。对于其他的书，虽然也要从头到尾的看，但可把寻材料视为主要目的，附带的自然也增加你对于整个时代的全盘认识，这样读法自然可以快些，有些处甚至可以一目十行，不必处处求懂。
最后我还要说几句，抱个题目找材料的方法，当你做完这个题目，其他的东西所得不多，久而久之，将会发现学问的潜力太薄弱，难以发展。照我这种读书法，将会使你的治学潜力愈来愈强，当然这要在中年以后才能显现出来，发觉一片通明，似乎无往而不可。不过虽然潜力很厚，是博通了，但撰写论著仍要谨守自己的专长，不可随便乱写；随便写文章，仍然不能很精，而且也可能出笑话!当然通论性质的文字可以稍写一点，但也要谨慎，不能太随便。
此外我所讲的这种读书法，不仅在治学方面有其必要，而且帮助读者了解人情事理。一个闭门读书的人，对于社会世故，不可能有多少历练，但是史学家，能认真通读全书的史学家，应该与一般书生不同，只就正史而言，里面所记的人情事理太多了，我们可以从那里吸取古人经验，对于了解现在人情事理就大有帮助!
(五)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
新的稀有难得的史料当然极可贵，但基本功夫仍在精研普通史料。新发现的史料极其难得，如果有得用，当然要尽量利用，因为新的史料大家还未使用过，你能接近它，最是幸运，运用新的史料可以很容易得到新的结论，新的成果，自是事半功倍。所以很多人把自己所能掌握到的新史料据为己有，自己研究，不肯示人，更不肯早早发表，让大家来研究，这是很不好的现象，很不好的行为。然而所以有这种自私恶劣的现象，主要的还是由于一般研究学问的人过分强调新史料的重要性，忽视了旧的史料，尤其忽视普通的旧史料，他们以为旧史料，旧的普通史料没有什么价值了。其实不然，我的想法，新史料固然要尽量利用，但基本功夫仍然要放在研究旧的普通史料上。研究历史要凭史料作判断的依据，能有机会运用新的史料，自然能得出新的结论，创造新的成绩，这是人人所能做得到的，不是本事，不算高明。真正高明的研究者，是要能从人人能看得到、人人已阅读过的旧的普通史料中研究出新的成果，这就不是人人所能做得到了。不过我所谓“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绝不是标新立异，务以新奇取胜，更非必欲推翻前人旧说，别立新说；最主要的是把前人未明白述说记载的重要历史事实用平实的方法表明出来，意在钩沉，非必标新立异!至于旧说不当，必须另提新的看法，尤当谨慎从事，因为破旧立新，极易流于偏激，可能愈新异，离开事实愈遥远。这是一个谨严的史学家要特别警戒的!
就这一点讲，前辈学人中，例如钱宾四师，很少能有接触到新史料的机会，利用新的稀有史料所写的论文也极少；他一生治学，主要的是利用旧的普通史料；然而他能研究出很多新的结论。例如他撰《刘向歆年谱》，所根据的都是人人所能看得到的史料，没有一条是新的史料，然而他能得出举世佩服的结论，使今古文之争顿告平息。又例如《国史大纲》，有人说只是根据二十四史而已。这话诚然不错，然而他能从人人能读得到的正史中提出那样多精悍的好看法，几十年来那样多写通史的人，不但没有一个能与比拟，而且真正是望尘莫及，才气学力的差距真是不可以道里计，这些处才能见出本事!再如汤用彤先生所撰《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我认为是近五十年来就某一时代的某一方面问题作研究中最有成就的几部论著之一，日本学人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太多了，就我所知(以二十年前出版的为限)，没有一部能及得上这部书。然而他用的材料，也没有什么新的!据说他衣袋中随时都带着一本《高僧传》，正可见他的研究基础是建筑在旧史料上!再说陈寅恪先生，他懂得的语文极多，能接触到新史料的机会应该也不少，但他一生的论文中运用新史料写出来的也不算多；他的主要成绩也是从普通史料中抽绎出来的。尤其有关唐史的三部重要著作：《政治史述论》与《制度渊源略论》两稿，主要史料固然不外乎两部《唐书》与《资治通鉴》；就是《元白诗笺证稿》也只引用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很少新的资料。这几位学人的治学方法与成绩，都可说是“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而汤先生尤显笃实谨严。
我个人治史的路线也是从一般普通史料入手，虽然我征引史料除正史、政书、地志之外，涉及诗文、石刻、佛藏、杂著等相当广泛，也偶引新史料，但真正基础仍然建筑在正史上。当我三十几岁靠近四十岁时，听说姚从吾先生批评我，“只是勤读正史”，又谅宥的说，“能读读正史也好”，意思是不大看得起；等到我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与《唐仆尚丞郎表》出版以后，才承他很看得起，给我一个实在不敢当的评语。此亦正见以正史为基础，也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成绩!
研究历史最主要的是要运用头脑长时期的下深入功夫，就旧史料推陈出新，不要愁着没有好的新史料可以利用。新的史料总有出尽的一天，难道新史料出尽了，历史研究的工作就不能做了吗?不过史前史乃至殷周史要算例外，的确非有地下新史料出现就很难研究。因为旧史料太少了，又大多是些不能尽信的传说，因此不得不把史前史与殷周史研究的基础完全放在锄头考古学上!
(六)其他几点意见
除上文所谈几条之外，还有几点意见，也可视为一般原则性的方法问题，但不欲详讲，只简单的谈一谈。
(1)慎作概括性的结论。有才气、讲通识的学者，往往喜欢下概括性的结论，浅学之士也往往喜欢这样。概括性的结论，诚然最能动听，为一般人所欢迎，也能为一般人所盲目的接受，而发生很大的影响力。但史事只有相对的统一性，无绝对的统一性，下概括性的结论极其困难，容易夸张，而很难真的正确，虽然能为一般人所喜爱所接受，但内行人未必能接受，这样概括性的结论就很难永久站得住脚。政治宣传，商业广告，只要骗得大多数人一时的迷惑，入其彀中，即是大成功，但学术工作不能如此，也不可能真正成功，这就是学术论著与政治宣传、商业广告最大不同之处。所以概括性的话最好少说，要说也只能说大体如此，意谓非全部如此。这是一个谨慎的史学家应采取的态度。不过有时为了强调你的论点，不免稍稍夸张一点，但自己绝对要有分寸、不可逞心笔之快!
(2)注意普通史事，即历史上一般现象，不要专注意特殊现象。普通现象才是社会的群像，历史的主流，应为史学家所留意把握。特殊现象可能偶然有之，不是群像，在历史发展潮流中不占重要地位，若是过分注意他，反而迷惑读者，甚至也可能迷惑自己!
(3)概括叙述性证据与例证性证据。史料证据，有叙述性概括性的证据，有例证性的证据。概括叙述性的证据，价值高，但慎防夸张，如第二篇第二节《不要忽略反面证据》引《鸡肋编》一事，即为好例。例证性的证据，价值较低，但若有极多同样例子，他的价值就增高，可能超过概括叙述性的证据，因为例证无夸张的危险性。但若只有一两个例证，他可能是很多事例纪录流传到现在仍保存的一个；也可能是特例，而一般现象可能正相反。这就要凭作者的学力参证当时其他一般情形来作判断，所以初学尤当慎重。
(4)注意时间性与空间性。研究问题，搜集证据，在脑海中要时时记住纵的时间与横的空间，即年代与地理区域。时代不同，只能作比较作参考，不能混为一谈；地域不同，也只能作比较作参考，不能混为一谈。时代不同不能混为一谈，这点或许大家都较明白，较少疏忽；但地域不同，一般人就比较疏忽。中国地方大!在历史上同一时代中，不同地区情形差异往往很大，所以更要注意。不幸一般学人多忽视地域性的差异，有时就不免有以偏概全，或张冠李戴的毛病! 要“专精”，也要相当“博通”
这点就很难，需要做很多学史之前的工作，比如资源占有，个人时间问题等等。真正投入进去后也要分个人资质，专精不难，下上几年工夫应该有所建树，关键难就难在“博通”二字，博容易，一个“通”字难过登天。也许小R对于“通”过于苛刻，不过学史本来就不是一个急性子应该从事的行当，在我的字典里，通与精通是划等号的。没有几十年的历史积淀，要想做到“通”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引用第1楼robertchrs于2007-01-12 11:18发表的“”:
这点就很难，需要做很多学史之前的工作，比如资源占有，个人时间问题等等。真正投入进去后也要分个人资质，专精不难，下上几年工夫应该有所建树，关键难就难在“博通”二字，博容易，一个“通”字难过登天。也许小R对于“通”过于苛刻，不过学史本来就不是一个急性子应该从事的行当，在我的字典里，通与精通是划等号的。没有几十年的历史积淀，要想做到“通”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大多数历史研究者成名的时候，已经“可怜二毛生”了！ 史学的巷道（这需要理解，提示一点，如厚积薄发）很窄，而内容（再提示一点，如研究领域）却博深，于是在“人生有涯”和“学问无限”之间，人们踌躇着、徘徊着、挣扎着——转向（上、去两种声调，包括转方向和蒙头转向）、失落以至称了大名却根本未入流的比比皆是！
恕我直言，我的看法是：知识可以学习、积累，而治史却必须高人（包括高人的书）指点。关键是这高人必须非千篇一律地指点你本人，而且不是只拿自己的经验来指导你，而是要以适合你的方式与经验来指导！
因为个人有各人的具体情况，包括知识结构、习性品行、学习方式等差异。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按照规定每位博士生都要导师专门撰写一份培养他的专用计划？现实中可能只是不执行或走过场罢了，等我当上博导的时候一定认真做（可惜学生对偶有意见，大家都知道的急了会会会。。。所以可能一位好导师不会产生啦！
严先生有他的“道”，我们可以学习，却难于仿效——因为你不是他！有些共性的经验能够学习：本人以为那都是“知识”性的研究；陈先生（援庵或鹤寿）各有其“道”，而适用于别人未必使用于你（可能要说一句，就是陈垣与陈寅恪）。我不是反对学习前辈（可能自己被管教太多有点逆反），但认为若只是那样的话，最多你能够成为他，何况你还成不了，而他已经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人了！换言之，学问停滞啦，思维不动啦，我们可能做的顶多是学习做前人，最高的奋斗目标就是赶到50 年前！
请问那是治学吗？
于是，有很多同仁甚至同学就根本不注重积累与模仿，一味求新求快，急功近利（可悲的是，我们生活的就是这么个时代啊），什么学术史都不管它，谁做过啥研究全不知道，好像汉字都是自己发明的一样——创新啊！我坦言之，一些大名人连根本的学习经验都谈不上，甚至基本的学术规范都不知道。开始我都怀疑是自己不问题，经过数载实践，特别是查其文源等，知道就是那样滴！这还不包括公然剽窃！被人家剽窃开始还奇怪，后来看到人家们如此坦然，终于明白过来——连剽窃都不是其本人而是指导的学生（所谓论文、著作大多有学生做），难怪剽窃了谁，哪里来的都不知道，所以理直气壮哈哈。
先说到这里，有空再说。 嗯，別呼攏人哦！有空得接著說！自己沒什麼可說，只得做起老本行，裱糊匠的工作。呵呵！
中國史學界的樸實楷模－－敬悼嚴耕望學長
余英時
驚聞老友嚴耕望先生於十月九日辭世，悲從中來，不可斷絕，草此短篇，以當奠祭。
錢賓四最欣賞的學生
初見耕望在一九五七的秋季，距今已三十九年。當時情景猶歷歷在目。那時我正在哈佛大學作研究生。有一天回家，我的父親陪著兩位客人在談話，一位是兩年前逝世的周法高先生，另一位不相識，但說一口道地的桐城話。我進客廳的時候，父親也沒有為我介紹這位同鄉，而我則認定他是來探望父親的。不過我有點奇怪，為什麼周法高先生會在座呢？因為我雖已和周先生很熟，但我知道周先生和父親並不曾見過面。這位生客並不擅言辭，在最初十幾分鐘之內，也一直沒有說清楚他的來意。我祇好坐在一旁納悶。再聽下去，我忽然大悟了。我情不自禁地向這位生客大叫一聲：「你是嚴耕望！」他笑了，我們也都跟著大笑起來。這是相當戲劇性的一幕，我生平再也沒有過第二次這樣的經驗。但這次初晤也十足地顯露出耕望的性格：他質樸無華，根本不知道怎樣表達自己的意思。其實他是來找我的，因為他從賓四師處知道有我這個師弟在康橋。我現在記述這一段往事，心中有說不出的悽愴，因為當時主客四人，今天只剩下我一個人了。
我們初見雖在一九五七年，但我知道耕望其人其學則早在五、六年前。我在新亞讀書的時代，常有機會在課外聽賓四師暢談當代學術界的人物和軼事。有一次我問他，在他過去教過的許多學生之中，究竟誰是他最欣賞的。賓四師毫不遲疑地說，他最看重的是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嚴耕望，現已卓然有成。賓四師還補充一句，說：他是你的同鄉，安徽桐城人。從此我便留心，想讀他的論著。但耕望不寫通論性的文字，我最早讀到的是〈唐人讀書山林寺院之風尚〉一文，刊於一九五四年香港《民主評論》為賓四師六十歲祝壽的專號上，深賞其運用史料之廣博與生動。後來又在史語所《集刊》上讀到關於唐代尚書省演變和漢代地方行政制度的長文，更佩服他的功力深細而又能見其大。在我們相見之前，我對他的認識僅此而已。但我已完全信服了賓四師鑒賞的準確。
在這篇簡短的悼文中，我祇想以最概括的方式談兩個方面：他的治學精神和他的史學取向。獻身學術的感人範例和耕望相識以後，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對於學術的全心奉獻。我們平時也常說「為學問而學問」、「獻身學術」之類的話，但是我在耕望的身上才真正發現了一個最感人的活的範例。一九五七-五九兩年，他是哈佛燕京社的訪問學人。那時他不但在中古政治制度史的領域內已卓然成家，而且足以傳世的《唐僕尚丞郎表》四鉅冊也出版了。但是這兩年中．他仍然孜孜不倦地苦讀，比我們作研究生的人還要勤奮。每天早晨九點鐘不到，他已在哈佛燕京圖書館前面等著開門，下午五點鐘圖書館關門，他才離開。原來他正在為他的下一個巨大的研究計畫作準備，遍讀有關唐代歷史地理的中日文書籍，並作詳細的筆記。不但如此，為了要通解日文，他還和我們研究生一同上了整整一學年的初級日文，每天一小時。當時教我們日文的是哈佛燕京社社長賴世和教授，後來曾出任美國駐日大使。由於講授是用英語，他有時不甚明白，便找我一起討論。他那種認真不苟的神情，我到今天還記得清清楚楚。
一九七九年春季他應聘到耶魯大學歷史系擔任了一學期的訪問教授。因為歷史系沒有空餘的房間，我請校方在我的辦公室中為他安置了一張大書桌，使他可以工作並接見研究生。研究生中真能有資格向他問學的人自然不多，因此絕大部分的時間他都在進行自己的研究。也和哈佛時代一樣，他天天早到晚退，伏案用功。由於有這幾個月的同室之雅，我對於他的治學精神才獲得更深一層的親切認識。遭時他正在撰寫《唐代交通圖考》這部傳之久遠的大著作，因此從香港攜來了無數筆記卡片。這些筆記卡片凝聚了他三、四十年的讀書功力，有些是寫在抗戰時期的粗糙紙張上。他告訴我，他有系統地摘錄資料，自大學時代便已開始，從來沒有中斷，所積資料已不下二十萬件。以唐代而言，兩唐書之外，一千卷的《全唐文》他都有分類卡片。這種日積月累的功夫最能顯出他的「恆德」，這是從清代樸學傳統中發展出來的，如陳澧撰《東塾讀書記》、孫詒讓撰《周禮正義》都在事前有長時期的札記工夫。避開任何不必要的活動哈佛和耶魯兩度共學，我親切地體認到耕望是將全副生命獻給學問的人，真正達到了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的境界。這是一種宗教性的奉獻，即以學問的追求為人生的最後目的，而不是實現其他目標的手段。賓四師對他知之最深，一九七三年六月給他的一封信上說：
大陸流亡海外學術界，二十餘年來，真能潛心學術，有著作問世者，幾乎無從屈指；唯老弟能澹泊自甘，寂寞自守，庶不使人有秦無人之嘆！
我認為這是對他的學術人格的最真切的寫照。他自己曾明白說過，他一生從不求多賺一分錢，也不想增加一分知名度，因此避開任何不必要的活動，以免浪費寶貴的光陰。這句話我也完全有資格作見證。上引賓四師的話是因為他堅決不肯應徵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的職位而引出來的。香港的大學採用英國制度，每一系衹有一位「講座教授」，其主要職務是處理系的行政。即使行政可由他人代理，這個名位也必然帶來許多學術以外的活動。同年七月我回到新亞工作，也曾一再請他考慮，他絲毫不為所動。一九七九年他在耶魯的期間，正值大陸社會科學院代表團前來訪問，團員中包括錢鍾書、費孝通等人，是當時一大盛會。我受學校的委託，在家中接待代表團。無論在公在私，我都必須邀請耕望與會，但他也婉辭了，因為他堅守其「避開任何不必要的活動」的原則。這種「澹泊自甘、寂寞自守」的性格和他治學的勇猛精進、鋼而不捨，恰好互為表裏、剛柔相濟。
以道家自處以儒家待人
耕望的生命雖然徹底地與學問合一，但他既不是不曉事的書呆子，更無世人想像中那種專家學者的傲僻。相反的，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一個最通情達理並且隨時隨地為別人著想的人。無論是對他的家人、師友、學生或同事，他都抱著一份誠摯的情意：任何人曾對他有過一點幫助，他都永誌不忘。關於這一點，我們只要讀他那些大著作的序跋，特別是《治史經驗談》、《治史答問》、和《錢穆賓四先生與我》三部為後學現身說法的小書，便可以獲得生動的印證。他的忠厚存心尤為少見。在學問方面，他一向持嚴格的標準，決不稍有假借。然而他在摘發別人的失誤時卻從無例外地隱去失誤者的名字。他曾說，他一向以道家自處而以儒家待人。這是恰如其分的自我解剖。所謂「以儒家待人」是指他珍惜人情的一種忠恕心理；所謂「以道家自處」則是指他的「不爭」、「寡欲」的生活態度。他從不爭浮名和權位，對於物質生活的要求也低到無可再低，這確可以說是近於道家的人生觀，然而也未嘗不與儒家相合。賓四師有一次在給他的信上說他的性格「似為柔退」，這也是說他近於道家。以我個人的認識而言，他毋寧是外柔內剛的一型。他平常表現在外的是「柔遜」，但在大原則上卻持之甚堅，內心自有不可踰越的尺度。至於在治學方面，他不但不是「柔遜」，而且恰恰相反，是充分體現了「剛毅進取」的精神。正因得力於此，他才能在史學上取得了驚人的成就。
全面考證功夫驚天動地
耕望的研究領域是制度史和歷史地理。他在五十歲以前的著作如《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四大冊)和《唐僕尚丞郎表》都在制度史方面；最後三四十年他的研究和撰述則集中在唐代交通路線，其成果即仍在續刊中的《唐代交通圖考》(已出五大冊)。他的著作無一不由規模浩大、籠罩全面的研究中產生。這是他的史學取向的一個最顯著的特徵。以《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而言，前兩冊寫秦漢，後兩冊寫魏晉南北朝，表面上看來似為一種概括式的專史。但認真的讀者一定會發現，書中每一章每一節都有精密考證的創獲。不過他所做的是地毯式的全面考證，而不像多數考證那樣，祇是蜻鋌點水式的。全面考證必須建立在兩個先決條件之上；第一、事前有周密的通盤計畫；第二、從計畫到執行需要長時期的持續努力。據我的大略估計，地方行政制度史的完成先後越二十年；《唐僕尚丞郎表》從收集資料到出版共費去九年；《唐代交通圖考》更是驚人，他在一九八四年寫序言時已說「付出三十七年之歲月」，現在又要加上十一、二年，則幾乎是半個世紀了。這三大計畫的進行在時間上自然有重疊的部分，但無論如何，這樣大規模的研究出現在戰亂頻仍的二十世紀中國，實在不能不說是一個難以想像的奇蹟。像《唐代交通圖考》這樣的大計畫，在西方或日本都祇能出之於集體實踐之一途，即由計畫的主要執行人指導一、二十個助手分頭進行。現在耕望則以一手之力完成之，他的恆心和毅力真足以驚天地而動鬼神了。
站穩歷史學的兩隻腳
耕望對制度史和歷史地理發生興趣遠起於中學時代，但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他聽賓四師在武漢大學講「中國政治制度史導論」的開場白卻對地發生了定向的作用。據地回憶，賓四師說：「歷史學有兩隻腳，一隻腳是歷史地理，一隻腳就是制度。中國歷史內容豐富，講的人常可各憑才智，自由發揮；只有制度與地理兩門學問都很專門，而且具體，不能隨便講。但這兩門學問卻是歷史學的骨幹，要通史學，首先要懂這兩門學問，然後自己的史學才有鞏固的基礎。」這一番話便決定了地此後五十五年的研究取向。他自審一己的才性近於追求確實而穩定的歷史知識，對於不易把捉的抽象問題則不願涉足。因此他曾明白表示對於研究具體問題的偏好。這又是他的史學取向的另一顯著的特徵。政治制度史和歷史人文地理則恰好是最具體的研究對象。具體才容易客觀，抽象則難免主觀。他希望辛勤取得的研究成果可以成為不易推翻的定論，因此不肯投身於過分依賴主觀判斷的抽象領域。從這一點說，他的取向很接近實驗的科學家。這也許和他早年偏好數理的背景有關。換句話說，他追求的是實證的歷史知識。然而他又絕對不是褊狹的實證主義者，否定抽象領域的重要性。不過他為中人以下說法，並針對著近來中國史學界的一種華而不實的風尚，提出及時的警告而已。
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則充分證明了他在史學研究上的抉擇是完全正確的。他的一切著作不但都包含著大量的新發現，為中國中古史建立了最堅實的基礎，而且由於規模廣闊，更能為後來的研究者提供無限的用途。以我個人的切身體驗而言，我過去研究漢代貿易與擴張和循吏的文化功能都曾得力於《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所提供的基本架構。此外就我所知，胡適之先生因研究神會而深賞《唐僕尚丞郎表》，最近荷蘭的中國佛教史大家(Erik Zurcher)研究唐代佛教與教育，也對〈唐人讀書山林寺院之風尚〉一文推崇備至。至於《唐代交通圖考》，其價值更是難以估計，正如他自己預料的，將來無論是治政治史、軍事史、民族史、經濟史、宗教史、或疆域史的專家都不能不「取證斯編」。
「樸實」一途從此更空寂
耕望的著作初看好像祇是中國傳統考證史學的延續。其實由於他一直注意現代社會科學的新觀點，他的論斷已不是傳統史學所能範圍。他的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漢卷便已參考了一部《各國地方政府》的中譯本。《唐僕尚丞郎表》從傳統一方面看固可說與清代徐松《登科記考》同屬一類而精密過之，但是他論尚書六部與九寺諸監的關係則參考了現代行政學上關於行政官與事務官的分別，使兩者的職權性質頓然得到清楚的說明。他的歷史宏觀竟與法國年鑑派大師(Fernand Braudel)頗多暗合。例如他治唐代人文地理取「全史」的觀點，即後者研究十六世紀地中海世界的路向；他治制度史，重點也在長期性的結構，而不在變幻的人事。這自然是受到社會科學的暗示而然，不過未加理論化而已。誠然，他所運用的社會科學甚為有限，僅在大關鍵處偶一著墨。但這恰好是他的長處而不是短處，因為他的研究主體畢竟是中國史學而不是社會科學。若在社會科學上求之過深過細，則不僅本末倒置，而且也必然流入牽強附會。所以我認為他的著作最能體現中國傳統史學向現代的轉化。陳寅恪先生撰《隨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一依傳統史學的體裁，其用意也在於此。所以他特別指出：「故分別事類，序次先後，約略參酌隨唐史志及通典、唐會要諸書，而稍為增省分合，庶幾不致盡易舊籍之規模，亦可表見新知之創獲。」在這種地方我們才可以看出一個史學家在思想上是不是真正成熟了。
耕望論現代中國史學家，特別推崇陳垣、陳寅恪、呂思勉和賓四師為「四大家」。以治學途轍言，他較近於陳垣與呂思勉，而稍遠於陳寅恪與賓四師。這是毫無可疑的。然而他於四大家的優點則能兼收並攬。他的規模弘大承自賓四師，辨析入微取諸陳寅恪，平實穩健尤似陳垣，有計畫而持之以恆則接武呂思勉。他在史學上終能達到通博與專精相反相成的境界決不是倖致的。
蘇東坡說：「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現代中國史學界沒有人比耕望更能自用其才的了。陸象山說：「今天下學者，惟有兩途：一途樸實，一途議論。」耕望木訥寡言，終其身與「議論」無緣，他走的是徹頭徹尾的「樸實」的道路。但今天中國的史學界瀰漫著「議論」，而「樸實」一途則空前的寂寞。耕望是史學界的「樸實楷模」，現在他走了，這條路更空寂了。世有聞耕望之風而起者，予日日引領而望之！ 学士果然出语不凡，hong的那种传道分人的说法也是孔二所提倡的吧。 呵呵～～～难为情啊，孔子说的是“有教无类”吧？要不就是“不悱不发”？
请教R兄到底是啥呀，告诉偶尔答案行不？可惜我没有钱给你，我原来是可以发钱的主～～～～～～～～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