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陈志武：经济现象的哲学思考
作者: 韩强http://finance.sina.com.cn新浪财经
最近，耶鲁大学金融基金学教授陈志武从中国历史上王安石到近代洋务运动，再到欧美1929年大危机，以至前苏联到俄罗斯，洋洋万言，写了一篇《国营还是“还产于民”》大讲民营比国营好，宣扬国退民进！但是，我们仔细阅读，却发现陈教授使用了裁历史事实的方法，采取实用主义、双重标准的手法，宣扬自己的观点。
第一陈志武说，“国营”在中国至少可追回到十一世纪宋朝的“王安石变法”，在王的倡导下由国家直接经营粮茶、盐、牛马交易等商业活动，使政府成为直接的创业者和经营者。但是，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次试验只有十几年。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王安石变法主要不是搞国营，主要是农业租税问题，包括“青苗法”、“方田均税法”，此外还有其他方面，如“均输法”、“易市法”，目的是国家管理贸易，平抑物价，防止大商人垄断，物价便宜时国家收购，物价贵时国家出售必需的物资。陈志武故意不谈王安石反垄断的实质，却造成一种“国有化”的印象。再说封建社会的官办商业、手工业与现代的国营不是一回事。所谓王安石的失败材料，也取自于当时反对者的议论，不能论证所谓“国营”失败。
第二，近代改良主义的官办推动了中国向现代工业发展，当时民营没有这样的经济实力，所以李鸿章说：“此等创举，责之民办，而民无此力；责之商办，而商无此权”，“此等有益富强之举，创始不易，……倘非官为扶持，无以创始。”即使胡雪原也必须依靠官府的力量。
第三，国民党时期的所谓“国有”，实际受四大家族控制，并不是真正的国营。南京政府在30年代初先是以官股强行进入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随后以各种手段达到以“国营”控制主要银行的目的。实际是官僚买办当家。这不仅与苏联式的国营经济不同，也与1930年以后欧美国家的国营经济不同。因此国民党时代的所谓“国营”实际上是四大家族的“私营”，这也就是现在经济学家所说的“坏的市场经济”、“权贵资本主义”。这进一步说明极端的私有化、家族私有化是与现代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
第四，陈志武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先是针对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等没收私人财产。到1952年底，全国已经有80%的重工业和40%的轻工业被收归国有，国营在商业领域也占有了50%的营业额。1953年10月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大规模地把中小型以及个体工业、手工业、商业的私人资本和私人财产收归国有。(四年之后，私营和个体经济规模由五十年代初占全部产出的2/3下降到1957年的不足3%。运输业的总额中，国营企业已占62%，公私合营占36.4%，私营仅占1.6%。再到文革结束的1976年，个人经营性财产全部灭绝，人们的生活资源也全部由国家和集体提供。使个人几乎除了两只手和起码的居住条件外就没有属于自己的东西，还有就是一份名义上的国有资产。”
这是采取笼的方法，把1949年至1966文革前与1966年至1976年的情况放在一起的障眼法。让读者留下一个国有经济一无是处的印象。这也是某些美国经济学家评论中国经济的惯用的手法。
我们知道，没收官僚资本，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没收了权贵资本主义的财产，在此基础上的国营经济对中国工业现代化起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从1953年到1958年大批农民进城当工人，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国的钢铁、机械制造、飞机制造，以至于大庆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更重要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使我们有了原子弹，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1958年的大跃进，虽然是要发展经济，却产生了不顾实际的错误，用现在的话说，是一种“超常规”、“跨越式”的主观愿望。但是1962年大跃进的错误纠正。文革是一次社会动荡，使整个经济受到破坏，但这并不是“国营”本身的原因。因为1976年至1985年，在正常的社会秩序下，国营经济与其它经济成份都做出了贡献。(顺便说一句：1968年至1973年我在黑龙江农场劳动，周围农村的农民仍然有自留地，可将收获的产品拿到集市上卖。这项政策是从1962年开始的，上面是有文件的。并不象陈志武说的那样：“个人几乎除了两只手和起码的居住条件外就没有属于自己的东西”。我在农村和工厂都劳动过，很多的事情并不是陈志武说的那样)
第五，陈志武说：“在世界各国真正的国有化浪潮是发生在二战以后，因为那时人们已看到苏联在1930、40年代的成就，都以为终于找到了增长经济的妙方，尽管现在看来苏联一个国家在短期内的那次经历只不过是另一个‘阿炳的故事’而已。西欧的法国、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等都加快推动国有化。到1985年，德国国企占总产出约12%，法国占24%，意大利占20%，西班牙占12%，英国占13%。可是，到1990年时，英国国企只占总产出的4%，法国还剩18%。20世纪90年代所有西欧国家再作了更大规模的私有化。”
这里，我们要说：前苏联的国有化并不是“阿炳的故事”而已。1917年以前的俄国是资本主义世界中最落后的国家，但是到1945年打败法西斯以后，在50—80年代，苏联与美国并称为世界强国。这决不是什么“阿炳的故事”。二战期间，苏德双方常常是上千架飞机在空中搏斗，连少将都要驾飞机进行空中指挥。如果前苏联不实行国有工业化，能有实力进行反法西斯战争吗？斯大林格勒能成为战争转折点吗？在战争的前期，英军从法国撤退，美国坐山观虎斗。如果前苏联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是不可能支撑的。这是历史事实，决不是“阿炳的故事”。前苏联的国有化有缺点，甚至是严重的缺点。但也不能说得一无是处，否则就不会出现“那时人们已看到苏联在1930、40年代的成就，都以为终于找到了增长经济的妙方”。看来，陈志武也不得不承认“苏联在1930、40年代的成就”，这个“成就”是苏联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打败了德国，横扫欧洲，兵监城下，到了柏林。“阿炳的故事”能打仗吗？
第六，1929年在欧美出现的国有化，不仅是前苏联国有化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西方资本主义本身遇到了矛盾——“私人资本”不愿意投资。
请看事实：
1930年大萧条时私人投资不振，迫使国家加大投资力度。大危机前美国私人投资是国家投资的好几倍，1932～1937年国家投资就超过了私人投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国民经济转入战时轨道，以军工企业为主的大量企业由国家掌握，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国家在国民财富中的份额占27%。这说明国有化，不仅挽救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而且为战胜法西斯奠定了基础。
第七，英国国有化的特殊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工党利用选民社会改革的愿望，以社会主义实验的名义把国有化政策作为重要政纲争取了选民。
这里，有一个没有公开的信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吴江教授在《瑞典式社会主义考察》的文章中指出：英国1945年开始的那场改革(被社会民主党称之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改革)，这里只简要地说几句。那是在二战后西欧资本主义残破不全的情况下由英国工党领导进行的一场社会结构改革，主要措施是:矿山、发行银行、交通运输、地方供应企业及钢铁生产等实行国有化，即属资本主义国家所有，使经济领域中的国有成份达到20%;通过级差明显的累进所得税，使总收人的2/5通过税收由国家实行再分配;采取所谓“全民福利”的方法，对所有人实行疾病、事故、年老、伤残、失业、生育、死亡等广泛的保险，并对所有的人提供免费医疗。1948年工党领袖艾德礼宣布：英国已成为“福利国家”。从此，“福利国家”之名流行起来。根据确实的材料，当时斯大林同英国工党左派拉斯基的一次谈话，甚至承认这种改革可能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之一(因此，1951年苏共曾帮助英国共产党制定和平过渡的纲领)，但是另一方面，或者说是更重要的方面，这种改萆同时又使当时破败不堪的资本主义秩序得以稳定下来(按:此项改革当时是经美国默许并由美国资助进行的)。
美国为什么会默许和资助“国有化”呢？因为当时只能依靠“国有化”才能恢复欧洲的经济。所以，“国营”与“民营”并不对立，哪个办法快，就用哪一个。这很合乎美国的实用广义逻辑。
吴江教授的文章刊登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3期，此杂志中共中央编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主办，是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公开的杂志。
吴江教授还指出：位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东南部的瑞典王国，在1889年瑞典社会民主党成立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人称海盗之国，居民多为海盗及西欧国家流放的罪犯及其后裔，其经济状况比1917年十月革命时的俄岁斯还落后得多。从1920年瑞典社会民主党开始执政直到现在，虽然执政儿度易手，但大多数时间还是社会民主党执政，在此期间(到20世纪80年代)，他们把瑞典从一个落后国家建设成世界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占第二位的经济发达国家(第一位是瑞士)从社会福利来说，则是第一位，标志着分配的社会化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当然，吴教授也客观评价了瑞典式社会主义的缺点。他是实事求是的。
第七，贱卖国有资产是美国的发明。
资产阶级对国有化在意识形态上具有高度的警觉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调整战时经济时就把矛头首先指向国有企业。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垄断组织及其国会议员掀起反对国家所有制的高潮，要求废除国家所有制，把它说成是“爬行的社会主义”，随后就大卖国有企业。1945～1954年170亿美元的财产(包括工厂和其他设备)以41亿美元卖给私人和各公司。1950～1954年还把账面价值22亿美元的国家财产以 1.68亿美元卖给了私人企业。而保留下来的只是私人垄断资本干不了、不愿干或对私人垄断资本运营有帮助的国有企业。肯尼迪上台后在一项声明中更是明确强调：“私人企业在我们现在的国家制度下，应当是我们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基础。这是我们对抗共产主义的惟一抉择。国家只应生产私人企业所不能生产的东西。”
但正像英籍印度经济学家辛格所指出的：“在英国，政府原本的意图基本上是意识形态上的。当时撒切尔首相认为，这是打破工会权利的好方法，因为当时的工会权利在所有国家控制的企业中是非常强大的。”(李其庆《新自由主义在西方》《环球视野》2004年9月7日)
英美国家的私有化带强烈意识形态特征，肯尼迪公开宣扬：私人企业在我们现在的国家制度下，应当是我们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基础。这是我们对抗共产主义的惟一抉择。国家只应生产私人企业所不能生产的东西。”
现在，中国的某些经济学家也宣扬国家退出竞争领域，只去做不盈利的公共事业。这并不是什么“创新”，而是美国人早在上个世纪说过的话。
第八，美国憎恨法国的国有经济。
以法国为首的欧洲独立运动引起了英美，特别是美国的不满。美、英右翼倡导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在许多欧洲大陆国家遇到了明显阻力，美国出于深远的国际政治需要，暗中向法国施加了强大压力，例如，减少对法国的直接投资，策动法国右翼势力，制造舆论攻击法社会党，鼓励私人资本外逃，这一系活动终于在80年代后半期使右翼政府上台，改变社会党政策转向私有化。90年代初，社会党人罗卡尔接任法国总理，中止了前任政府的私有化政策，而后来右翼上台再次推行私有化，朱佩总理曾因推行私有化政策，大规模解雇工人和削减福利，激起社会反对和全国性大罢工，被迫下台由社会党若斯潘接任。
欧洲一些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造成了贫富两极分化，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左翼社会党势力再次占了上风。欧洲左、中、右翼政府开展的激烈斗争，一直围绕是推行还是中止私有化运动，是坚持社会改良还是回到自由放任而进行的，充分说明政治斗争背后是两种经济模式的斗争，也显示了西欧一些国家并不接受美国科斯那种绝对私有化的“产权”定律。最近法国再次爆发了反私有化的工人运动。其实，美国不仅针对前苏联的所谓“公有制”，连欧洲社会党的“社会主义”，也不能容忍，所以德法为首的欧洲大陆，被美国人称为“老欧洲”。吴江的文章详细地分析了欧洲社会党的“民主社会主义”，这里就不多谈了。
第九，陈志武断章取义，实用主义地讲什么近20年120多个国家实行民营化，这就有说服力吗？陈志武引用的是1999年登在《Journal of Finance》上的一篇论文，他们研究了28个国家在1990-96年间的85次国有企业民营化运作，以不同指标来研究民营化之前和之后的业绩表现。得出的结论是：按总资产收益率：民营化之前三年平均6%，之后三年平均7%；净资产收益率：民营化之前三年平均18%，之后三年平均19%；但是，我们这里还有更权威的数据，出自美国：
表1 西方主要国家GDP增长率(年均增长的百分比)
国家 1950-1973 1973-1999
法国 5.0 2.2
德国 6.0 2.1
意大利 5.6 2.3
日本 9.2 2.9
英国 3.0 2.0
美国 4.0 3.0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0年)；美国经济分析局(2000年)；麦迪逊(1995年，1983年)
表1显示了6个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1950-1973年和1973-1999年两个时期内年均实际GDP的增长率。无论就这6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整体而言，第一个时期都是国家管制资本主义的兴盛期。第二个时期是新自由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6大资本主义国家的GDP增长率在第一个时期明显地要快于第二个时期。
表2 美国GDP、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年均增长百分比)
年代 (1)GDP (2)每小时产出
1948-1973 3.96 2.88
1973-1990 2.87 1.33
1990-1999 3.12 1.96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2000年)；美国劳工统计局(2000年)
表1的第2栏显示，1948-1973年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在1973-1990年的后半期下降了许多。
虽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较快，但仍然低于1948-1973年的比率，尽管在过去的10年提高生产率的信息技术迅速发展。
GDP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事实表明，新自由主义模式在资本主义经济表现的主要方面要比国家管制资本主义模式差。
(注表格及说明来自：李其庆《新自由主义在西方》《环球视野》2004年9月7日
这是美国的官方统计数据，耶鲁大学金融基金学教授陈志武应该知道，为什么不说？
再问陈志武：英国铁路私有化后，七年中每年出一次大事故，凤凰台刘海若就是在英国出的事，陈志武也应该知道，为什么不说？魏斯评级公司在调查了7000家公司后发布的报告说，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上市企业可能存在捏造盈利报告的问题。这些都是民营的，陈志武应该知道，为什么不说？陈志武只说：“既使在美国，也会出现安然、世界通信之类的丑闻。这里面的道德风险很难控制，”却不愿意说它们都是民营的，这种随意剪裁的方法，是典型的实用主义。碰到民营的出了问题，就说是“道德风险”，碰见国营的，就说“公有”不好！为什么不能用一个标准去评价企业呢？
综上所述，双重标准、断章取义、裁剪历史事实，是没有说服力的。纵观世界经济史，国有、民营是并存的，正如有阳也有阴，有男也有女一样。凡是现代国家都必须有国家资本，作为调节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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