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论社会主义经济新模式
西方学者论社会主义经济新模式朱奎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上海 200433）
内容提要当现代资本主义的危机打破了向民主社会主义过渡的幻想以及在“现实社会主义”发生深刻危机之后，西方学者开始寻求社会主义经济新模式。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各种社会主义经济新模式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机制提出了种种设想，这对于解决当前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以及所出现的新社会因素，无疑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但由于出发点和指导思想并非是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环境和实践认识的程度和角度存在问题，这些新模式还多是纯粹理念的“构造物”。
关键词社会主义经济新模式马克思主义构造物
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并不是指某一社会主义国家的具体经济体制，而是指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主要原则的抽象图式，其主要内容包括：所有制结构、经济决策结构和经济调节结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最初在前苏联建立之后，在理论上和现实中都出现了多种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最早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计算问题”之争，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波兰、匈牙利、前捷克斯洛伐克和前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进行了多方面的再思考。前南斯拉夫的“自治”思想、锡克(Ota Sik)和霍尔瓦特(Branko Horvat)，强调了市场在确保资源有效配置和削弱国家官僚主义权力方面的作用，以及工人自主管理企业的一些不同形式所带来的好处。苏东剧变前后，西方学者以效率和公平为核心内容，掀起了社会主义经济新模式研究的高潮，本文试图对这些新模式进行述评。
一、诺夫的“可行的社会主义”
在西方，诺夫（Alec Nove）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思想最有影响。他倡导一种真正的“混合”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公共组织掌管基础设施，工人合作社负责中小规模的生产活动，私营企业和家庭企业则主要经营诸多的服务行业和零售批发业。诺夫的观点典型地代表了目前被马克思主义者广泛认同的观点：社会主义必须把市场、预算硬约束与某种程度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联系起来。诺夫思想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理论设想上，更为重要的是，它对后来社会主义经济新模式的探讨具有重要的影响。
诺夫对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进行了多方面的修正：第一，社会主义社会仍存在稀缺，私人利益因此也不会消失，因此市场仍将是配置资源的机制；第二，劳动价值论不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因为它忽视了商品使用价值、人们对商品的要求、商品的稀缺性、人们的选择等等；它不能衡量劳动耗费和劳动成果之间的关系；第三，未来社会仍然存在分工，垂直分工和横向分工这两种分工形式会因为人们的能力限制、生产力提高的需要等原因继续存在；第四，未来仍将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商品货币关系和商品拜物教同样存在，所以马克思的这些理论不能盲目地引入社会主义中来。诺夫分析了几种社会主义模式，指出它们存在的问题，不认为其是可行的社会主义模式。
1.关于前苏联模式。诺夫认为，第一，存在短缺和卖方市场，人们往往会接受非市场形式的资源配置方式。第二，计划指标问题没有解决好，不论是用实物单位还是用价值单位都有不少弊端，其指标设置强化了卖方市场。而且，政府计划依据的信息陈旧，企业缺乏技术创新动力。第三，存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鸿沟。第四，农业落后，其原因是：农民和生产单位的自主权太小，生产单位的规模太大，没有有效的农业计划。第五，过分集中的投资体制影响了经济结构的变化。第六，价格决定存在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国家定价代替了市场机制，价格的决定很难有一个可以依托的客观标准。
2.关于匈牙利模式。诺夫认为，第一，改革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决定价格，匈牙利的价格制度是可取的。价格由市场决定有助于调剂供给与需求，有助于减少特权。第二，体制改革使得依靠财政拨款进行的投资很少，绝大部分靠银行信贷。通过银行来管理企业分散的投资。第三，改革必然要求竞争。匈牙利没有破产法，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不健全。匈牙利是个小国，为了保持一定程度的规模经济，适当的垄断是必要的。第四，匈牙利的收入分配制度是一种既管理又灵活的制度，国家主要控制工资总额，而企业比较灵活。匈牙利的收入分配很不平等但是显性的，比苏联隐藏的不平等要好。总之，诺夫认为，匈牙利的改革是成功的，因为，改革后的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更密切了，它向人们展示了市场社会主义的优点和困难。
3.关于南斯拉夫模式。诺夫认为，第一，工人势力强大，因此时刻存在工资通货膨胀的趋势。在分配时，存在企业长远利益和工人短期利益的矛盾，工人流动性很大。第二，没有很好解决投资责任及投资标准问题，这是由于没有破产法，价格制度不合理（中央干预价格和低利息率）。这样，导致投资过热和结构失调。第三，尽管实行了自治制度，但是问题很大，一是工人管理水平不高，兴趣也不大；二是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存在矛盾；三是中央和地方矛盾较多；四是失业问题严重。
诺夫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了他的“可行的社会主义”模式。就经济体制而言，诺夫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有以下合法要素存在：
第一，国营企业仍是必要的，由中央监督管理。国营企业涉及的领域主要有银行及其他信托单位和有内部联系密切的大型单位，或者是垄断部门，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
第二，建立拥有充分自治权的社会化企业。管理部门向工人负责，社会化企业与合作社企业的经理由选出的委员会任命，对委员会或工人全体会议负责。社会化企业和合作社的主要区别在于财产关系的不同，社会化企业的生产资料不属于工人，但合作社可自由处理其财产。在所得的分配上、对税收的责任上，两者也有所不同。
第三，合作社企业是典型的集体所有制企业，自负盈亏。国营企业、社会化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差别不应该太大，否则会造成一定的社会压力。
第四，有一定规模的私营企业存在是必要的，只是要进行一定的制度约束和管理。
第五，除了私营企业外，还存在较大范围的个体经济（个体户）。
诺夫在他的《可行的社会主义》一书中从总体上概括了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基本轮廓：
一是在所有制关系上，坚持国有财产、社会化共有财产及合作社财产占主导地位。
二是中央对微观经济的管理仅限于信息、科技及组织业务。加上重要外部因素而需要中央管理的。
三是除了中央直接管理的部门、专卖部门以及私营企业有限制的领域外，经理部门要向劳动大军负责。
四是货物与劳务的市场与分配，尽量由有关方面洽商确定。要明确承认竞争是必要的、是消费者得以选择的先决条件。
五是工人有选择就业的自由，也有转业的机会，可以在合作社工作，也可自己负责。
六是国家要确定所得政策、税收政策，限制垄断权力及市场竞争程序。
七是承认物质上不平等，但精神鼓励要加强。
八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区别还不能取消，但要实行最大限度的民主协调。
诺夫认为，在计划管理方面，首先，国家的主要投资责任在中央；其次，计划直接通过银行系统，监督各地分权投资，避免重复投资和不合理项目；再次，中央要管理电力、石油和铁路这些关键部门，发挥重要作用。另外，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对于自治部门，要订立章程，中央对其要保留干预的权力。中央要有对外贸易上的功能。中央要负责拟定长期计划，包括技术改革、施工项目、大众生活水平，并提交民选产生的代表大会。
诺夫认为，这种可行的社会主义会给更多的人，提供更好的机会，改善生活条件及工作条件，减少失业危险，也减少内部纷争的危险。提供足够的热情与鼓舞，去办事业、搞改革，致力于提高社会生活水平。
诺夫的模式更多关注的是曾经存在过和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向何处去的问题。他的模式以原苏联和东欧改革的经验教训为基础，在理论设计和蓝图构想上，十分关注实践中的社会改造政策。他强调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作用，并始终认为自由放任的经济不是可取的，必须由国家对市场运作加以合理的干预和约束。他的模式是以一系列严格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为前提条件的。诺夫恰当地修正了马克思对未来社会主义的设想，但是他误解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对价格决定的解释力，同时在他的模式中也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效率机制。
二、罗默和巴德汉的“新市场社会主义”
罗默（J.Roemer）和巴德汉(P.Bardhan)“新市场社会主义”建立的目的有两个：实现早期社会主义模型的目标（效率和公平），同时避免其缺陷，尤其是新信息经济学的批评。罗默和巴德汉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应把市场体系的力量和社会主义的力量结合起来。换言之，他们的模式要依靠市场的“动力”和“机制”更有效地进行技术和商品革新，更有效地实行资源的合理配置，并在社会主义的平等主义之上，实现公平的利润分配。
在罗默和巴德汉设计的模式中，产权属于不同机构，如银行、互助基金，其他企业等，或证券市场的股东，股东选出的委员会聘任经理经营企业。实际上，罗默和巴德汉在“新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设计上稍有不同，主要体现在产权的具体安排上。
巴德汉以银行为中心的模式借鉴了日本的经验。根据主银行的不同，企业被分为不同簇系。企业股份由企业内部工人、同一簇系中其他企业、主银行及其他机构投资者拥有。罗默的模式中，产权以赋予利润索取权的票证形式分配给公民，公民以票证购买互助基金的股票，只有互助基金可以直接购买企业股票，进而公民也就等于拥有了企业股份。公民只能在票证和股票之间进行交易，但不能卖股份以得到现金，企业和国库才可进行票证和现金之间的交易，这样就模拟出了资本主义的证券市场（互助基金和企业的股票价格以票证价格表示、由供求关系决定）。
巴德汉和罗默的模式试图解决经理的激励问题。私人产权缺乏及股权分散使得监督经理成为关键。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用以解决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带来的代理问题的监督主要包括证券市场接管威胁和大机构（银行、养老基金）经理控制两种监督模式。在新市场社会主义中，巴德汉支持以银行为中心的体制，在这个体制中银行不仅充当主要的资金提供者，而且是主要的控制和监督工具。在这里，代理问题通过拥有相对较多的股份或信息的主银行和其他簇系成员来解决，而且主银行作为簇系企业主要资金来源，也有动力进行监督以确保贷款安全，同时还要赢得在其他主银行中的声誉。但是现实中这种监督模式却给日本的银行造成了大量的不良债权，而且巴德汉也没提及政府和银行之间的关系。
在罗默的模式中，股票市场和资本主义股票市场作用（传递交易信息、通过接管威胁约束经理）相近，但集资仍是通过银行体制进行。由于罗默把他的票证体制和巴德汉的银行体制结合起来了，因此，在罗默的模式中，代理问题是通过证券市场和银行体制双重渠道解决的。罗默认为这种方案有几个优点：首先，可防止公民手中股权集中；第二，提供交易信息和监督工具；第三，它最接近于资本主义现实，因此最可能和现实中的资本主义有同样的效率；最后，持股机构和主银行介于企业和国家之间，是可以充当直接的政治责任的一个缓冲器。
同时，罗默强调了国家的作用。他认为，市场失灵使得对投资的政治控制非常重要，为此应把优惠利率和附加费作为基本工具。另外，在公共品提供、弥补不完全市场缺陷、利用投资正的外部性、社会福利，尤其是失业和收入分配方面，国家干预也完全必要。
应提及的是，在“新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罗默和巴德汉谈论的多是约束机制而不是激励机制。制度这一概念在新市场社会主义那里是非历史的，可被随意复制。罗默提及的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民主和东亚增长奇迹，都已成为历史，因此不应用作“新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建立的基础。另外，与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有关的问题其他学者已有深入研究，新市场社会主义并无突破。
巴德汉和罗默的模式存在一个基本矛盾：一方面，模式中存在实际市场和自由竞争；另一方面，使用新古典理论作为分析框架，显然，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超越兰格模式。因此，对早期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批评大多适用于“新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比如，罗默把价格看作是外生的，这样就采用了新古典静态的竞争概念。这种概念未能抓住竞争的本质，奥地利学派非常强调的一个因素——创新——在“新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也未涉及，企业家被看作是在既定条件下，像机器人一样、最小化成本、最大化利润。这样，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创新职能就消失了。
新古典理论使用帕累托最优作为稀缺资源配置效率的标准，而帕累托最优是一个纯经济学的标准，没有考虑到效率的社会学含义——分配公正。因此，这样一个标准违背了“新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建立的初衷（竞争也是如此，因为竞争必然会产生收入不均问题）。同时，帕累托最优是静态配置效率标准，新古典理论没有考虑创新问题，认为技术是外生给定的。
信息不对称和市场体系不健全导致市场普遍失灵，进而产生市场非效率，“新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并未解决这个问题。虽然斯蒂格利茨对市场的态度和奥地利学派相反，但他对市场本身的批评同样适用于“新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新市场社会主义的另一个问题是，关注微观效率而忽视了宏观经济稳定性问题。 “原子决策”连同期货市场和风险市场缺乏一起产生不确定性，进而导致投资“协调失灵”和经济波动。结果市场不能出清，资源浪费，失业也会继续存在。罗默也承认这一点。兰格考虑到了非最优的投资率问题，他的模式中投资率由中央计划委员会决定，这样有助于减轻不确定性、不稳定及失业问题。而罗默的模式尽管通过利率优惠和附加费手段进行间接的计划，但投资率基本上还是由企业个别决定。新市场社会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倾向，使得不确定性、不稳定、市场非出清等问题仍然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新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与早期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相比可以说是个倒退。
最后，新市场社会主义还存在着方法论上的重大缺陷。斯蒂格利茨和新古典理论一样把信息看作是客观的知识。由此，他置疑完全信息假设：它没有反映出受非对称信息支配的现代经济的实际运行情况。在斯蒂格利茨看来，不完全信息可以得到但代价高昂，而哈耶克不仅置疑新古典理论中的完全信息假设，他还认为信息是主观的、分散的、不完全的、经常冲突的、个人拥有的知识。也就是说，斯蒂格利茨把信息看作是客观的知识，得到需要代价；哈耶克认为信息只能通过竞争过程得到，两人的概念存在差异。
然而，斯蒂格利茨和哈耶克都没认识到信息的社会性。一方面，信息可能不一定是个人的，比如，工人集体拥有的而不是单个企业家所拥有的信息就是这样。即使当个人拥有的时候，它同样具有重要的社会性，因为个人接受到的信息的概念化必然包含社会的价值判断（以假设、理论等形式）。
新市场社会主义同样没有考虑到信息的社会性。信息产生于市场过程之中，因此信息必然具有社会性。新市场社会主义主要强调分配问题而不是社会财产关系。后者的变化纯粹被看作是一种手段，作为一种公正分配的工具，它与作为一种社会生产体制的任何社会主义观念无关。在“新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被看作是模式而不是社会生产体制。罗默和巴德汉的主要任务仅仅是模式的构建，构建一个社会主义模式和一个资本主义模式，然后作比较，以判断出哪个效率更高、分配更公正，分析框架都是相同的，所有历史的、社会的因素都不见了。可以说罗默和巴德汉的模式只是一个考虑了激励问题的兰格模式，他们为此改变了兰格模式的一些假设，而方法论及实质均未改变。
新市场社会主义采用了新古典理论和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与主观主义。方法论个人主义试图通过对个体的解释来解释整体，但是整体并不是个体的简单集合。新市场社会主义对社会性的忽视和它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是一致的，两者都是根据个人动机来解释经济现象，人的行为被看作是普遍的、非历史的、非社会的。社会因素必须用作个体行为分析的出发点而不是结果。当然，这不意味着个体行为完全由集体因素决定，只是个体行为必然由社会因素和制度决定，而后者又以前者为条件。
新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缺乏社会性分析，直接导致了对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及其动力分析的不足。新市场社会主义未认识到为社会变革提供物质条件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和联系。这样，新市场社会主义就纯粹成了抽象的主观设想。
三、扬克的“实用的社会主义”
1992年扬克(James A.Yuncker)在《修正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方案》一书中系统地提出了自己“实用的社会主义”模式：(1)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大规模经营的私人所有制企业转为公共所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以消除当代资本主义中生息资本所有权收益分配的不平等现象；(2)公有企业仍然像资本主义私人企业那样的方式经营运作，借以保持经济效率；(3)公有企业的利润将以社会红利的形式分配给社会全体成员，个人所得红利份额是与他所挣得的劳动收入(工资和薪金)成比例的。扬克的目标无疑是构建一种公平和效率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显然，这一理论至少有以下两方面的积极意义：
1.论证了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分配公平
“实用的社会主义”主张将当代资本主义大规模经营的企业转为公有，借以消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因为资本为私人资本家控制所带来的严重的社会贫富分化现象。这种主张表示了在所有制关系层面探求获得社会公平的途径的理论努力。扬克认为，如果公有制采取了恰当合理的方式，它在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带来的贫富分化现象、实现社会分配公平方面是会获得成功的。扬克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情况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论证。
首先，扬克运用具体的数字比较论证了“实用的社会主义”采取的资本公有制能带来更大程度的社会分配公平。他指出，在现今美国的财产收入分配中，资本所有权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平等现象如果用基尼系数表示，大约是0.90，而表示劳动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值是0.35。如果按照“实用的社会主义”理论设计操作，在资本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资本性收入分配和劳动收入分配成正比的原则，那么上面0.90的数值就降至0.35左右。如果资本所有权收入占全部收入的20%，劳动收入占80%，那么对于整个社会收入分配来说，基尼系数会从目前的0.46降为0.35。从实现收入分配平等这一点来说，“实用的社会主义”是很有吸引力的。然而，设计是一回事，而能不能实现则是另一回事。对此，扬克不得不承认，只有这种转变能够获得足够的政治支持，才能使“实用的社会主义”得以较为顺利和迅速地实现。他甚至还试图依靠纯道德说教的力量来实现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也没有提供科学可行的替代资本主义的道路，这表明他的方案并不十分“实用”。
其次，扬克反驳了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下述诘难：实行资本公有制，人们不再获得纯粹的资本利息收入和其他形式的所有权收入，这实际上是对人们拥有财产的剥夺，是严重的社会不公行为。扬克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大部分的资本性收入被少数人攫取，相比较而言，社会大多数人从股票、储蓄中获得的资本收入是微不足道的，这实际上是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严重剥夺。如果实行资本公有，那么大多数人按照其劳动收入量获得的社会红利将比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里得到的小额利息要多得多。扬克强调，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只是一味担心资本所有制的变革会给自己带来损失，却没有仔细思忖一下自己在目前的处境下失去的东西更多。扬克的这个见解的确不乏合理之处。
扬克反驳的另一个批评“实用的社会主义”的观点是：实行资本公有制，会使资本家应得到的合理收入也被剥夺，因为资本家在资金管理、风险投资、企业经营管理等方面对社会生产作出了巨大贡献。如果剥夺他们的资本及其所有权收入，就会造成另一种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扬克指出，这种观点已是资本主义辩护士们的陈词滥调了。只要看一看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资本家们便会知道：他们拥有的资本不是来源于遗产的继承，就是来源于在资本市场上的幸运投机。大部分资产根本不是他们自己劳动的积累。而且，在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日益分离的今天，能够努力从事企业经营管理的资本家能有几个呢?因此，实行社会的公有改造，根本不会带来资本主义辩护士们臆想出来的社会分配不公，反而能带来更多的社会公平。
2.论证了实行资本公有制也能带来较资本主义生产更高的经济效率
扬克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效率是极为欣赏的，但他指出，如果资本公有制实行得恰到好处，“实用的社会主义”甚至能取得比资本主义生产更高的经济效率。扬克对此也进行了详细的论证。
首先，扬克从整体上分析了当代大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率机制问题。他认为主要有四个机制发挥作用：(1)无力清偿债务和破产的威胁；(2)企业间在市场和利润方面的激烈竞争；(3)资本市场上借贷机构的压力；(4)企业董事会的压力。扬克指出，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实用的社会主义”条件下，这四个效率机制都以新的方式存在着：公有企业如果资不抵债，仍然要按严格的程序被宣告破产；仍然存在众多的为公共所有的、但分别以各自利益为中心的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虽然私人资本已被排除在资金市场之外，但相互间竞争的企业仍然承担着来自各种金融中介机构的压力；“公共所有局”发挥了资本主义企业中董事会的作用，对企业经理实行严格监督。总体上说，这些方面会保证公有企业至少保持和资本主义企业同样的经济效率。
其次，扬克进一步论证了“公共所有局”在发挥经济效率机制作用方面比资本主义企业的董事会更为有效。扬克指出，资本主义企业中的董事会法定权利很大，但实际权力很小。这是因为：其一，董事会组成人员只代表全部投票股中的极小部分；其二，董事会组成人员大多由在职经理提名，这些经理很有可能提名一些不懂业务而对己有利的人；其三，董事会召开会议次数有限，即便召开，也得由企业经理安排议程。总之，董事会对企业经理的监督激励作用是难以充分发挥的。而在“实用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公共所有局”的代理人将按严格的工作程序对企业进行监督，有权决定免除经营状况不善的公有企业的经理。如果“公共所有局”及其代理人发挥正常作用的话，将能保持整个企业生产的经济效率。
再有，在“实用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社会红利的分配与劳动收入成正比，因而极为有效地鼓励了社会成员的劳动；由于在经济决策方面取消了富有资本家阶级的特权，这就更有利于经济民主的发展，使决策更为合理有效，从而使经济效率大为提高。
当然，扬克对“实用的社会主义”在资本公有制基础上实现经济效率的论证中，许多地方属于主观逻辑推论，也有许多地方未免牵强。但他对公有企业如何在市场竞争中提高经济效率的探索是具有启发意义的，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公有企业的改革不乏参考之处。
综上所述，扬克对自己倡导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两个方面的论证，在某种程度上捍卫了公有制原则，反驳了资产阶级思想家在如今社会条件下对社会主义的全面诋毁，否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目前为止最好的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武断之说，同时鲜明地提出并详细思考了社会分配公平问题。这些使“实用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设计有其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和参考价值。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注意到扬克的“实用的社会主义”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即把公有制的建立看作是脱离历史前提和条件的简单事情，而不了解每一种所有制的产生和灭亡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必然导致扬克的理论带有空想的色彩。而且，他所倡导的公有制越是设想得详细周密，其空想色彩也就越加浓厚。
另外，扬克的理论虽然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提出了否定，同时也指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些弊病，但由于具有改良性质，它不可能直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症结，因而也不可能设计出真正科学替代资本主义的方案。
四、米勒的“合作制市场社会主义”
米勒(D.Miller)的模式十分强调协调和解决价值目标的冲突，力图寻求切实的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效率、福利、共有、公平和民主的途径。米勒主要是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角度来进行经济、政治和社会整体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建构的，因而其模式更具系统性。
米勒以工人合作社为基本经济组织形式建构了一种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其基本构成是：(1)生产企业以工人合作社的方式构成，每个合作社必须实行民主管理，每个工人都有平等的投票权，所有的劳动者决定本企业的每一件事情，企业的重大决策必须取得全体工人的一致同意。(2)工人合作社从外部的投资机构租用和借贷资本，并且在该模式中不存在会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违背平等目标的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市场。(3)每个合作社面向市场进行生产经营，并自行决定生产什么、生产方法和价格，并在市场上相互竞争取得利润，纯利润形成一个基金库，作为企业投资和收入分配的源泉，那些不能为其内部成员提供维持生活最低收入的企业要宣告破产。(4)国家通过间接发挥经济调控功能来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以保证经济服从广泛的平等目的。
米勒在对他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基础作理论分析的时候，谈到了“过渡”机制的问题。从他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实际上把这个“过渡”看作是一种渐进过程，并希望有同情心的政府将会支持各种关于利润分享和共同决策的计划，促使工人买下他们自己的企业的全部产权或组成新型的合作社。然而，米勒也敏锐地意识到任何一个政府在占优势的资本主义全球经济大环境中要实现上述计划都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即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将对这种转变十分有利，如果国内继续支持更大程度的经济平等和更具参与性的工作组织形式。
米勒同时对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说明。米勒指出，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都是各有利弊的不完善的组织形式，因此他一方面认为新古典学派崇尚纯粹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是一种不可取的极端形式，另一方面又谴责崇尚纯粹计划机制的学派。米勒强调，各种经济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都运用市场也运用计划。米勒指出，问题在于这种机制中何种为分配资源的主要方法：是市场还是计划，如果将市场作为主要的经济机制，计划就能在必要之时或必要之处加以运用。如果将计划作为主要的经济机制，市场机制就会式微，而且弱小到不能够有所作为。中央计划体制必然会压制和损坏市场机制以及市场兴旺所赖以为根本的主要特征(冒险精神、企业家精神、竞争精神)。最好是将市场作为主要的交换机制，只是在有需要之时才用非市场机制对它进行补充。其结论不能说不清楚，但这种结论是英国市场社会主义学派学者一厢情愿的心灵呼唤呢?还是昭示着历史发展的未来方向的预言呢?
米勒进一步指出，市场社会主义者必须坚持他们对新自由主义者的一个最重要的批判，即把产品市场与资本和劳动力市场混同起来，抹杀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米勒认为，资本和劳动力市场与一般产品市场存在根本区别。在资本市场上，投资决策不仅具有广泛的外部性，而且影响着未来人的生活。在劳动力市场上，首先，劳动力一般只掌握某种特殊的技能并且终生受雇于某个雇主；其次，劳动力付出的劳动包含了他们生命的很大部分，因而，劳动者的决策同样承担着巨大风险。因此，资本和劳动力在市场社会主义中不能完全市场化，或者说，市场社会主义将是自由的产品市场与有管理的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的结合。
米勒的模式是以英国和西欧普遍存在的工人生产合作社为蓝本而设计的“市场社会主义的纯模式”，目的就是要证明市场社会主义仍然忠实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并且可以把市场的效率长处与社会主义的人道的和平等的目标结合起来。虽然这一模式也有缺陷，但毕竟是提供了一种代替当代资本主义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以及西欧流行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可行方案。
五、韦斯克夫的“民主自治的市场社会主义”
韦斯克夫(T.Weisskopf)把他所倡导的独具特色的模式称之为“以民主企业为基础的市场社会主义”或“民主自治的市场社会主义”，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1.韦斯克夫主张企业必须实行民主自治的原则，把企业的控制权平等地授予直接影响企业管理的人们，把一些重大的经济决策事项纳入平等的社会决策范围。企业的所有成员按照“一人一票制”原则选举企业委员会，企业经理由委员会雇用并对其负责，工人可以根据一定的规则自由加入某一自治企业，且必须拥有企业的投票权。企业可以采取任何方式的收入分配政策，但这些政策一定要民主制定。
2.为了保证资本收入的公平合理分配，韦斯克夫建议，给予每一个成年公民以平等的对所有企业生产性资本收益的索取权利，这可以通过一开始分配给每个成年公民相同数量的共同基金股票的办法加以实现。
3.全国的、地区的以及地方的各级政府都要制定积极的经济政策，以期达到经济发展的社会合理目标。政府通过控制资本构成的总体比率和方式等办法来影响企业的决策。
4.民主自治的市场社会主义由于资本所有权分散、总体收入分配较大程度的平等和工人自治制度而在效率方面具有总体优势。
韦斯克夫把市场社会主义与流行于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市场社会主义优于民主社会主义的地方在于：第一，市场社会主义主张把资本主义的财产所有权转归社会或集体所有，而民主社会主义只是主张约束资本家的财产所有权。这样，从理论上说，市场社会主义较为彻底地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平等目标。第二，市场社会主义采取的是“未雨绸缪”的战略，通过所有制的改造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而民主社会主义实行的是“亡羊补牢”战略，通过税收和补贴手段纠正初次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这种方法易受政治性挑战的损害。第三，市场社会主义在市场运行之前干预市场体系，而民主社会主义却在事后干预市场体系。这使民主社会主义在政治性挑战面前更容易被削弱和瓦解。另外，拥有财产的资本家在民主社会主义下的保留，确定了有一个不对称力量的阶级存在，也许会出现一种有不对称力量的管理阶级，但它的了力量将是更少的不对称，因为企业的控制权和个人财富将是更少的集中。]第四，民主社会主义的福利政策大大影响了效率的提高，而仅仅对私有制的限制又很难保证社会公平的实现。市场社会主义将寻求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的结合，从而又提高效率，又实现社会公平。
韦斯克夫试图建立以民主企业为基础的市场社会主义，他的模式是工人管理类型企业的典型代表。韦斯科夫的模式理论建议自治企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共同基金的股票，但共同基金不能凭他的股份拥有表决权。这确保的“民主”的实现，对于提高市场社会的微观效率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他的模式对于如何实现公平的问题缺乏严密的逻辑论证。
六、施韦卡特“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
施韦卡特(David Schweickart)在“市场社会主义”流派中以提出“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而著称。苏东剧变后，面对西方知识界纷纭而起的“社会主义死了”、“共产主义亡了”的“讣告”，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并根据新的材料于1993年出版了《反对资本主义》一书，对自己的“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观点提出了新的补充和论证。针对当今西方盛行的除了资本主义“别无选择”的观点，施韦卡特作了有力的批判，并从经济、政治和伦理等角度比较市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模式，充分显示其“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较好替代物。
在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上，施韦卡特强调，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只是人类历史的一个特殊阶段，它有三个特征，即生产资料私有制、市场和雇佣劳动。与人类早期的经济制度相比，资本主义制度在技术和组织的持续创新上还是有活力的。但是应该看到，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成熟它的内部矛盾也日益加剧。尤为突出的是，资本主义有四个问题值得注意：就业问题十分严峻；社会经济缺乏稳定性；富足之中存在赤贫；资本主义的发展缺乏理性。所有这些都注定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必然要出现危机，同时，也为更好的制度取代它提供了可能。
那么，将来能够替代资本主义的应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呢?施韦卡特认为，这就是“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在施韦卡特看来，“经济民主”之所以能够替代资本主义制度，就在于它不仅在经济上是可行的，而且还能克服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具体说来，它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实行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和工人的民主管理。在“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中，国家的基本的财产被视为集体的财产，由利用它们的劳动者来掌握。与此相应，每一个企业都实行民主管理，工人合法地拥有一人一票的选举企业经理的权利。企业的最终权力属于企业的全体工人。在小型企业，工人可以直接选举和监督企业的经理。在大、中型企业，工人可以选出代表组成工人委员会，再由工人委员会选举和监督企业的经理。
第二、实行投资的社会控制。在“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中，投资资金的来源不是私人的储蓄，而是企业的税收。每一企业都必须根据它所掌握的资本财产纳税。这种税可被认为是付给社会的用于增加社会集体财产的租金。通过向企业收税而不是通过“诱使”个人储蓄来产生投资资金，不仅消除了资本主义不平等的主要根源，即向作为私人的个人支付利息，而且也摆脱了对储蓄者和投资者的“生气”的依赖。与此相关的是，企业的利润不得用于重新投资，全部利润都要返还给工人。在“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中，投资资金只能流向以每个人为基础的共同体（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利）。一旦投资资金到了共同体，它们就要“贷”给共同体的企业，或“贷”给想要开办新企业的集体。这种“贷款”是通过社会控制的公共银行网进行的，并要根据两个原则来进行：规划的效益和职业的提供。
第三，只存在商品和服务市场，不存在资本和劳动力市场。在“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中，企业不能用其利润进行新的投资，这样一来，虽然仍存在“资本资产”，即由企业工人控制的生产的物质资料，但它们不是那种具有自我增殖趋势的抽象的价值。此外，企业的社会投资来自税收，而这一税收是民主制定的，不是由市场强制的，也就是说，有关再投资的总体比率是在自觉控制之下的，是服从民主讨论的。这样也就不存在资本市场。在这一模式中也不存在劳动力市场，因为工人获得的不是契约工资，而是企业利润的一部分，这样，经理就不能强制工人接受低工资以增加企业的利润，工人也不能坚持高工资以至消除利润，因为利润是构成他们工资的东西。
施韦卡特这种“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也追求利润，但与资本主义不同，它没有把市场绝对化，而是把市场看作是达到社会主义目的的有用工具。他认为，这是一种高效率的社会主义模式，但又不像资本主义那样片面追求增长；它比资本主义更民主更平等。然而，“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的空想性也是很明显的。在所有制方面，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而利润全部分配给工人且不得用于投资，那么企业的投资如何和投资的社会控制结合起来？这同罗默和巴德汉的“新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一样仍然无法应对新信息经济学的责难。如果不存在劳动力和资本市场，那么企业内部激励机制如何建立？这些问题，施韦卡特都没有作进一步的探讨。
七、迪德里奇“新的历史蓝图”
迪德里齐(Heinz Dieterich)认为，当前人类生活在一个十分脆弱的社会体制中，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内部，经济、意识形态和政治等普遍地处于动荡之中，尽管人们正“痛苦地寻找未来的出路”，但资本主义是必然要灭亡的。这是因为，从当前的情况来看，跨国资本主义的市场和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都已经步入衰退阶段，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这个体制都即将走到尽头。而全球社会的统治阶层——资产阶级却没有能力面对一系列的经济、社会、政治和生态问题，他们不能为人们提供任何有希望的出路。资产阶级为未来提供的道路无非是这三条：“亚洲虎”式的专制发展；新自由主义式的世界食息阶级(金融资本)专政；“第三条道路”，即产业资本的社会民主党式的独裁。在迪德里齐等人看来，这三条都是行不通的道路。除此之外，资产阶级就再也提不出有意义的方案了。
迪德里齐认为，到目前为止的资产阶级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是有缺陷的，都遭到了实质性的失败，因为它们都没有创造出真正民主和社会正义所必需的条件。因此，新的蓝图既不同于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同于从前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一种具有真正参与民主和非资本主义经济的“新纲领”。
在谈到这种“新的历史蓝图”的精神实质时，迪德里齐认为，卢森堡于1918年底在“斯巴达克联盟”纲领草案中提出的倡议仍然有意义，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质是，广大的劳动群众不再是被统治的群体，而是享有整个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并自觉、自由、自决地主导它的群体。迪德里齐的“新的历史蓝图”实质上包含了四个方面：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和军事领域。他认为，这一历史蓝图是改善人类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的“惟一希望”。
迪德里齐认为，从有阶级开始，人们就渴望生活在一个正义和民主的社会中。几千年来，人类在为此努力奋斗着，但是这一愿望并没有得到实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人类在实现真正民主的过程中，碰上了三个结构性的障碍因素：剥削、统治和冷漠。他把剥削、统治和冷漠三个结构性因素进行了排列组合，共有八种组合的社会存在状态。资本主义虽然创造了法制国家所需要的关键的要素，即宪法、分权和形式权力，它本身也反对专制主义，具有一定的民主形式，但资本主义的民主只能称为“形式民主”。形式民主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但它对未来社会显然是不够的。不仅如此，资本主义仍然存在着剥削、统治和冷漠的现象，它是应当被取代的。
至于从前的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大大减少了人对人的剥削现象，但是并没有减少统治和顺从，是一个无剥削但有统治、有冷漠的社会，其民主吸引力也是不够的。在资本主义和从前的社会主义社会之外，还有五种组合的社会状态，它们都是不现实、因而也是不存在的。例如，有剥削、有统治却无冷漠的社会；没有剥削、没有统治却有冷漠的社会；有剥削却没有统治、没有冷漠的社会；有剥削、有冷漠却没有统治的社会；没有剥削、没有冷漠却有统治的社会等。迪德里齐提出，真正理想的未来社会，应该是无剥削、无统治、无冷漠的社会。他认为，这样的社会是“一个既没有资本主义也没有市场，既没有作为镇压工具的国家也没有冷漠的社会”，“一个全民共享文化的社会”，这个社会正是新的历史蓝图所追求的目标。
迪德里齐还提出了达到未来社会的途径。他认为，新蓝图的实现必须扎根于群众。在当前的科技水平之下，可以形成“一个以非集中形式运作的通讯和支持性的电子互联网络”。互联网是经济上可以承受的世界性通讯的“惟一手段”。但是他认为，创立世界民主化运动的主要障碍不是技术性的和机构性的，而是理论—纲领性的。为此他倡议，在今后的两三年内，通过全球性的集体行动制定一个新蓝图的纲领性文件——《世界民主社会宣言》，来勾画出可能和必需的演变道路，从而跨出迈向友爱社会的一步。
此外，迪德里齐描绘了达到未来社会要经过的阶段的内容和任务。第一阶段，即当前的过渡阶段。其目标是：保障和深化人类文明从资本主义时期到人类民主历史时期发生质的飞跃而实现真正的民主。。第二阶段的目标是：促使主、客观结构发生逐步的和深思熟虑的演变，使剥削、压迫和冷漠行为的结构和模式消失殆尽。”这个阶段是资本主义全球社会中旧的东西与新的社会成分并存的时期，是全球不同国家、社会逐步协调起来的时期，也是一个动荡的时期。第三阶段，即历史进程的最后阶段，是一个没有市场、没有国家，各种不同的文化相互和谐共存的时期。
迪德里齐认为，“新的历史蓝图”的最终实现，涉及的是全球社会，是在全球层面上的统一实现，而不是局部的、区域的事情，因为一个非资本主义蓝图要在一国范围内在中期内生存是不可能的。他认为最近几十年的历史演变证明，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不能成立的。资本主义如同癌症一样，是一个系统问题，而不是一个地方性问题。因此，他倡议应该在国家和地方的层面上采取行动，来完成全球意义上的革命。
八、结束语
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认识，并不像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那样简单。一切认真思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现状及其未来的人们，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西方左翼激进理论家，还是自由主义思想家中的有识之士，都对资本主义的本质缺陷进行了批判，同时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模式也提出了各自的设想。
近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研究，是一个不断完善、进步和科学性逐步提高的过程。但是，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理论就其出发点和指导思想来看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更因为其脱离社会主义建设的环境和实践，其理论或模式多是纯粹的理念的“构造物”，因此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更不能用来直接指导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实践。但这些模式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对社会主义建设方案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对于我们解决当前社会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以及所出现的新社会因素，无疑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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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ern Scholars Discussing New Models of Socialist Economy
Abstract: Western scholars began to seek new models of socialist economy, after the crisis of modern capitalism broke the fantasy of transiting to democratic socialism and the crisis of realistic socialism occurred. According to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all kinds of new models present respective conception, which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solving the problems, conflicts and new social factors existing in current socialist economy. However, the springboard and the polestar are not Marxism, and the epistemic degree and angle of view are questionable. So these new models are basically idealistic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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