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经济双向互动论
[摘要]近年来，人们对经济全球化与经济转轨、经济全球化与转轨经济的相互关系问题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并从多角度进行研究，其中，联动或互动论的提出最具特色。本文以经济全球化的最主要特征和表现形式为研究视角，以转轨经济为研究对象，主要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分析两者的结合和关联、互动问题，并试图以转轨国家的实践为基础，论证经济全球化与经济转轨互动、经济全球化与转轨经济互动的区别与不同。（世经评论·北京）一、引言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经济转轨过程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我们认同的一个基本理论前提。以此为出发点，我们的拓展研究表明：
（一）经济全球化与经济转轨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
这种互动关系的实质是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制度变迁之间相互促进和相互影响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上：
1、经济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转轨国家经济转轨的基本制度选择
这在俄罗斯和中国等转轨国家表现尤为明显。实践表明，转轨国家只有实行经济转轨和制度变迁，建立起真正的市场经济制度，才能更好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享受其所带来的一切收益。
2、转轨国家的经济转轨对经济全球化也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转轨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使世界各国的经济体制更趋一致或更加接近，从而为建立一个统一的和自由开放的世界市场奠定了制度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转轨国家的经济转轨是经济全球化时代到来的重要标志，也构成了未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基础。
（二）经济全球化与转轨经济之间也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
这种互动关系的实质是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制度变迁过程中经济运行、经济发展之间相互促进和相互影响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上：
1、经济全球化对转轨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产生实质性影响
例如，作为经济全球化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的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其快速发展可以为经济转轨国家带来显著的增长效应，即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福利的增加。而且，转轨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使它们有可能通过技术引进和参与国际分工来提升本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不断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转轨国家可以充分利用本国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同时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合理安排国内生产，实现快速经济增长和增长方式的转变。
2、转轨国家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仅分享贸易自由化、金融全球化、投资自由化和生产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利益，而且其经济增长与发展对世界经济的积极贡献和对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作用也与日俱增
以中国为例，美国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通过深入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1.5%。这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开放度非常高，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有某种乘数效应。“近年来在推高全球大宗商品需求方面，没有其他经济体的影响力能比得上中国。”仅从“中国制造”遍及全球每一个角落、不断提供着供全球消费的产品而言，中国作为转轨经济大国，其对世界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都不可或缺。
应当说，目前国内学者对上述两个问题的研究并不能令人满意。人们往往将第一个问题即经济全球化与经济转轨之间的互动关系和第二个问题即经济全球化与转轨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混为一谈，因而造成了概念上的混乱和不同研究对象与内容的混淆。鉴于这种研究现状，本文试图在上文澄清经济全球化与经济转轨互动、经济全球化与转轨经济互动的内涵与区别的基础上，着重分析经济全球化与转轨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和互动效应问题。笔者认为，深入分析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经济的联动或互动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正负效应，对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转轨国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贸易自由化和外贸发展
（一）经济全球化促使转轨国家积极融入贸易自由化进程
由于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经济的联动或互动作用，使这些国家卷入贸易自由化的浪潮之中。俄罗斯、乌克兰和匈牙利等一些中东欧国家纷纷全面实行对外经贸自由化政策。这些经济转轨国家的普遍做法，一是取消外贸经营权的国家垄断，允许境内的一切企业自由从事对外经贸活动；二是开放国内市场，放宽或基本取消进出口限制，实行进出口贸易的自由化；三是逐步取消对国际收支方面的一些限制，实行日常业务的货币可自由兑换制度。由于实行贸易自由化，俄罗斯经济对外贸的依赖程度比较高，实际上近几年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主要是靠外贸拉动的。而且，目前俄罗斯已经基本上没有进口的数量限制，关税的平均水平尽管略高于发达国家，但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因此，俄实际上已成为经济开放的国家，这既是由俄国民经济对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决定的，也是由其实行自由化的对外经济政策和制度所决定的。总的来看，在贸易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转轨国家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有越来越高的趋势。
中国也积极融入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并在其中大受其益。有资料显示，在改革开放的头20年，中国对外贸易以年均13.4%的速度增长。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从2001年的44%跃升至2003年的60%，高于美国（18.2%）、日本（18.8%）和英国（39.5%）等发达国家，也高于印度（约20%）等发展中国家。2004年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甚至高达70%，目前也依然在60%—70%之间。外贸依存度反映了一个国家经济对外贸的依赖程度和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折射出一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许多构成要素，并对其国际经济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一方面，中国外贸依存度的迅速提升，表明中国经济正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进程，并在当代国际分工体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且，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仍会在一个时期内处于居高不下甚至继续上升状态。外贸依存度的快速提升使中国经济的发展更加国际化并逐步与国际经济接轨。
另一方面，贸易自由化的快速发展及与之相关的外贸依存度的不断提升，也会造成转轨国家国民经济的过度对外依赖性，世界市场的任何波动都会对其经济和外贸产生不利影响，而且转轨国家的对外贸易摩擦也趋于频繁化。经济转轨国家的实践表明，贸易自由化条件下外贸依存度的迅速提升和贸易摩擦的加剧会危及转轨国家的贸易安全。
（二）转轨国家经济发展对全球经济和贸易自由化进程的推动作用
笔者认为，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转轨国家经济发展对世界市场扩展和贸易自由化的推动作用：
1、转轨国家经济和市场开放程度明显提高，迅速融入世界经济发展进程并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随着经济转轨进程的深化，转轨国家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也在不断加深，贸易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与此相关，世界经济中的“转轨国家因素”越来越明显和重要。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例：作为转轨经济的大国，中国与世界经济呈共同成长和共同繁荣的紧密互动关系。有资料显示，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2003年排名世界第四位，2004年和2005年均跃升为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德国。2005年，中国对外贸易延续了2002年以来快速增长的态势，全年进出口总额达14221.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2%。2002—2005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分别增长21.8%、37.1%、35.7%和23.2%。中国经济的良好运行及进口的大幅度增长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企业创造了商机，也为世界增加了众多的就业机会，进而拉动了全球经济增长。另一个转轨经济大国俄罗斯，其市场开放程度和贸易自由化水平远远高于中国，即使是在转轨初期经济严重衰退的那些年，除个别年份外，俄罗斯的对外贸易均一直保持10%以上的增长速度，对外贸易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2002—2004年，俄罗斯GDP增长的约60%是靠出口拉动的，其余的40%才是靠国内因素实现的。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市场开放程度和贸易自由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对世界市场的扩展和贸易自由化的推进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转轨国家经济转轨和经济发展促进了国际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
中国的对外贸易长期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如上所述，自2002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已经连续四年保持20%以上的高速增长。虽然2005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但中国的外贸进出口仍保持着良好佳绩，继续稳居全球第三位。俄罗斯对外贸易也增长势头强劲，2004年，俄罗斯外贸总额创13年来的最高水平，达到2768亿美元，同比增长30%；2005年俄罗斯外贸总额为3398亿美元，同比增长32.1%。于东欧国家自经济转轨以来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全球贸易的大发展。
三、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
所谓转轨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是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转轨国家以放松金融管制为主要特征的金融深化与金融体制转轨，其核心是发挥市场在配置金融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减少政府干预。由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世界各国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经济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特别是金融自由化与转轨国家经济的互动关系和传导机制的作用更加明显，容易给那些金融深化与金融体制转轨步伐较大的经济转轨国家造成金融风险甚至金融危机，给其经济发展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俄罗斯、乌克兰和东欧一些经济转轨国家的实践都证明了这一点。
（一）经济全球化推动了转轨国家的金融自由化进程和金融发展
自20世纪80年代起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由发达国家推动的金融全球化通过国际经济传导机制几乎席卷了所有的经济转轨国家，促使这些国家加快金融全球化步伐，并迅速融入金融全球化潮流之中，使其金融业获得了长足发展，而且极大地促进了它们的经济增长和振兴。
本文从三个方面考察金融全球化对转轨国家金融自由化进程和金融发展的促进与推动问题：
1、推进金融中介机构的发展
在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推动下，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以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为主体的较为完善的金融中介体系。这对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随着金融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和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质量的更高要求，中国的金融中介体系仍需在完善产权制度、优化金融中介体系结构、大力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提高金融机构综合竞争力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自实行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对国有银行业的垄断已基本被打破。除了极少数由国家出资并受国家控制的银行外，其余大部分商业银行均已改制成为完全按照市场化运作的不受政府控制的股份制银行和外资银行，尤其是外资银行在俄银行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资本占俄银行业资本的比重在1998年金融危机前就已经超过1/4。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俄罗斯银行业的股份制、商业化、企业化、自由化和市场化的经营机制得以建立和形成。
在波兰、捷克、匈牙利等转轨较为成功的中东欧国家，私有化了的商业银行已经在金融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由于与国际接轨的程度越来越高，银行业向外资开放，不仅进入这些转轨国家金融市场的外资银行越来越多，而且外资在银行中的持股比例也较高。此外，中东欧经济转轨国家外资银行的资产也快速增长。外资银行已占据中东欧转轨国家金融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外资银行的大举进入导致这些国家的银行业基本上为外国银行所控制。
2、推动金融市场发展
金融市场是整个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金融全球化的推动下，转轨国家的金融市场得到了长足发展。中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其金融市场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逐步形成了包括由同业拆借市场、票据市场、回购市场和短期债券市场组成的货币市场，由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组成的资本市场以及由基金市场和企业可转债市场组成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场这样一个较为完整的金融市场体系。俄罗斯金融市场的发展更为迅速。自1992年开始全面推行市场化改革以来，货币市场、资本市场、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和外汇市场几乎同时应运而生，并随着经济转轨进程的不断深入而逐渐发展起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加速发展的世界有价证券市场的全球化进程，对俄罗斯证券市场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从总体上看，俄罗斯金融市场与经济之间的关联度增强，出现了资本从金融市场向实体经济转移的良好趋向；公司债券市场开始快速发展，有价证券市场的技术基础得到加强；国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控制和监督金融市场的经验与能力。
但中、俄等转轨国家金融市场的发展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由于金融制度创新准备不足，刚刚建立起来的资本市场往往存在先天性的缺陷，特别是风险型金融中介体系未能实现有效而规范化的运作。再如，资本市场规模总体上偏小，少数投资者在市场份额中占据垄断优势。而且，经济转轨国家金融市场开放后，金融监管体系尚不健全，防范风险的能力差，极易受到金融全球化的外部冲击。
3、促进金融创新
金融全球化不仅加速了国际资本流动，使国际资本规模增长迅速，金融业务和金融机构跨国界发展，推动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资本的形成，而且也为经济转轨国家提供了更加便利的学习发达国家先进金融技术和金融制度的机会，为转轨国家金融企业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和灵活的经营手段。从互动效应看，由于金融全球化条件下的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经济转轨国家也要不断进行金融创新，从而实现本国金融制度的现代化并与国际接轨。
（二）转轨国家对金融自由化的回应能力与影响力
金融全球化的制度因素在于金融自由化。转轨国家的金融深化和放松金融管制形成了全球范围内新一轮的金融自由化浪潮，因此，转轨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成为推动金融全球化发展的动力之一，转轨国家回应和影响金融全球化进程的能力也是不容忽视的。
为融入金融全球化进程和应对金融自由化的挑战，转轨国家选择不同的方式启动金融改革，并寻求不同的金融改革路径。作为世界上两个各具典型意义的主要经济转轨国家，中国的金融制度体系是在市场化与反市场化的矛盾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并通过一种渐进方式推动金融改革的市场化进程；俄罗斯则效仿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体制并力求快速推进金融改革，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并迅速开放了国内资本市场。但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启动并推进金融改革和金融体制转换，转轨国家金融改革的市场化进程都是对金融全球化进程的推进，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实践证明，这项任务十分艰巨，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不仅是因为转轨国家幼小的金融产业的成长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金融系统环境，还因为解决转轨国家金融发展的商业化、企业化、市场化问题，其基础在于实行以产权主体多元化和产权关系明晰化为内容的产权制度创新。这既要对国家垄断性金融产权实行制度上的创新，更要在国有金融制度之外发展民营金融部门，通过这种新产权形式的发展壮大，真正形成多元产权形式之间的竞争格局。因此，经济转轨国家的金融改革、金融发展和金融制度创新仍然任重而道远，它们融入金融全球化进程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转轨国家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逐渐与世界金融体系和国际金融市场接轨本身，就是对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有力推动。
当然，经济转轨国家由于经济与金融发展的程度不同，因而对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进程的影响程度也并不相同。虽然俄罗斯及东欧国家的金融自由化程度较高，市场机制在金融体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但由于这些国家金融自由化政策本身所蕴含的脆弱性因素以及金融体系内在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等原因，不仅导致其经济和金融发展与金融自由化进程并不同步，而且弱化了对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进程的影响与推动作用。但这并不是说这些转轨国家金融发展对金融全球化进程没有影响作用，只是其所发挥的作用没有像主导金融全球化的发达国家那样大而已。
另外，随着经济发展特别是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转轨国家的外汇储备急速增加。2005年，中国贸易顺差达到1000亿美元。到2005年12月末，中国外汇储备再创历史新高，达到8189亿美元，仅次于日本。截至2006年6月底，俄罗斯的黄金外汇储备已高达2506亿美元，高居世界第五位。虽然从理论上讲，持有外汇储备并不是越多越好，但从积极的方面看，外汇储备的大幅增加有助于推动一国和地区贸易与投资便利化进程，进而增加国际市场需求和资本供给。而且，在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的世界经济中，转轨国家的外汇储备通过官方资本输出的形式通常用于购买发达国家的金融产品（如美国的国债），进而实现了世界范围内国际收支的一种自我平衡，支持了国际金融的稳定。仅从这一点看，中国和俄罗斯等经济转轨国家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对金融全球化是有积极意义的。
中国加入WTO后，根据承诺要在3～5年内逐步实现银行业和保险业等金融产业的对外开放，证券业和信托业等金融产业也要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必然伴随着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动，既为本国的经济发展注入资金和活力，也会一定程度上推动资本的全球重新配置，加快金融全球化的步伐。因为在金融自由化理论看来，在经济转轨国家这类金融抑制的国家里，如果实现了利率自由化、对外资银行的机构准入自由化和资本流动自由化等金融自由化措施，就会加深金融深化程度，解除对金融资源的抑制，增加银行的可贷资金，促进储蓄和投资，并能够大量吸引外资，从而推动经济增长。
四、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投资自由化和生产全球化进程
投资自由化和生产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其在全球范围内的迅猛发展对经济转轨国家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同样是双重的、互动的，因而可以从两个角度加以考察。
（一）投资自由化和生产全球化极大地推动转轨国家经济发展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投资自由化和生产全球化是相辅相成和互为因果关系的两个方面：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将市场经济关系扩展和传播到全世界，而且由于这些资本在全球范围的大规模流动而引起生产的全球化；而生产全球化的推进又促使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增加和在全球范围内更大规模的流动。在这一不断深化和相互推动的过程中，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轨国家是直接受益者，它们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环境、条件和能力甚至成为衡量其经济发展水平和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正如有的经济学家所指出的：“一般来说，外国直接投资是把发展中国家纳入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驱动力，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能力是预测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能否成功的指标。”对转轨国家而言，吸引投资无论是对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还是对本国的经济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投资自由化为经济转轨国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创造了条件。由于全球投资自由化进程的快速发展，经济转轨国家获得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机会，成为这一进程的直接受益者。转轨国家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额和规模越来越大。中国是世界公认的外商投资首选国之一，并已成为世界上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外资实际投入金额达6000多亿美元。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中国在2005年吸引外资724亿美元，仅次于英国和美国，再次成为全球第三大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经济转轨国家大量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其所带来的最直接利益是弥补了转轨时期经济建设资金的严重短缺，因而对这类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强大的推动作用。
其次，投资自由化和生产全球化极大地推动了经济转轨国家的经济发展。著名经济学家邓宁指出，根据20世纪90年代若干国家的政府对外资评估引进的主要标准，外资所做出的贡献是提高了受资国的竞争力，或资源的生产能力和资本创新能力。除此之外，跨国公司在资本构成、技术开发与技术转移、人文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交易以及收支平衡等方面，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就世界范围内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总体发展而得出的结论。而我们认为，对经济转轨国家来说，跨国公司向转轨国家的迅速扩张及其直接投资的不断增加和对生产全球化的极大推动，不仅为经济转轨国家注入了资金、技术，带来了管理经验和人才，而且加快了它们的产业结构调整及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特别是在跨国公司及其产业持续加快转移的新趋势下，作为一个“特殊群体”的经济转轨国家，可以充分利用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形成的发展张力，借助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产生的外生推力和内生拉力，积极推进新兴产业的全面发展和传统产业改造，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而且大规模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还会大大增加转轨国家的就业机会，扩大产品产出量、市场份额与利润总额，同时为关联产业的发展创造必要条件。
作为经济转轨大国，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得益于外国直接投资的高速增长和跨国公司推动的生产全球化与国际产业转移。这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创造了必要条件。外资的大举进入，也促进了中国的投资和出口的快速增长，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转轨国家对投资自由化和生产全球化进程的推动作用
在投资自由化和生产全球化的趋势下，国际资本的流动是双向的。经济转轨国家既不断吸收外资，也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但由于处在经济转轨时期尤其是受自身条件的限制，转轨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额有限。1994～199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113亿美元，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仅为72亿美元。进入21世纪后，由于转轨国家大量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许多国家具备或进一步增强了“走出去”的能力，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开始加快。根据商务部和国家统计局正式发布的《200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截至200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共有3439家，累计对外直接投资总额334亿美元。2005年经商务部核准和备案的境外中资企业为1067家，这一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高达122.6亿美元。截至2005年底，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已达572亿美元。
目前，中国的跨国公司已经进入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对外投资。尽管中国跨国公司的总体实力还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拟，尤其是跨国企业规模普遍较小，缺少巨额资本，使企业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但全球范围内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必将对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壮大起到强化和推动作用，而中国跨国公司也会随着国家实力和自身实力的增强进一步走向世界，开拓更为广阔的世界市场，推动全球投资自由化和生产全球化的发展。正如新加坡《联合早报》刊文指出的：“‘走出去’与其说是中国的既定政策，不如说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逻辑。‘走出去’显然开始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产生相当的影响力。”
俄罗斯是经济转轨国家中的另一个对外投资大国。随着国内经济形势的不断好转，俄罗斯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也在加快。截至2004年年底，俄对外直接投资约为300亿美元。这些投资大部分集中在欧盟和独联体国家，其中，欧盟成员国和候选国约为110亿美元，占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36.7%；独联体国家约为60亿美元，占20%；其他国家总计约为130亿美元，占43.3%。俄罗斯对独联体和其他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说明俄对外直接投资正向独联体特别是世界其他国家扩展，因而俄罗斯在全球投资自由化和生产全球化进程中正逐渐发挥应有的作用。
五、结论
早在2001年，笔者就注意到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经济转轨和转轨经济发展的相关性问题，并在国内较早提出和论证了两者的联动（互动）关系及其效应问题。虽然这一研究在当时还只是初步的，但却提出了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经济相互关系的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和观点。近几年来，国内一些学者不断拓宽思路，进一步加强研究，发表了若干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如前面引言中所指出的，目前依然存在着将经济全球化与经济转轨之间的互动关系、经济全球化与转轨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混为一谈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以上的研究和论证，对两者加以明确界定，并在此基础上较为详细地分析经济全球化与转轨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和互动效应问题。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是：
第一，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经济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的实质是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制度变迁过程中经济运行、经济发展之间相互促进和相互影响的关系。一方面，转轨国家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迅速融入贸易自由化、金融全球化、投资自由化和生产全球化进程之中，从而极大地推动了转轨国家的经济自由化以及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作为贸易自由化、金融全球化、投资自由化和生产全球化所产生的积极成果，转轨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发展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与日俱增，对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作用日益增大。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经济就是一种相互促进和互为因果的关系，两者的互动发展构成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景象”。
第二，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形成，从而加快了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促进了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转轨国家不仅加速经济体制转换进程，并迅速融入贸易自由化进程，而且由于其经济转轨和经济快速发展以及经济和市场开放度的明显提高，对世界市场扩展和贸易自由化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促进了全球国际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应当说，经济转轨国家在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扩大全球贸易规模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较为突出和明显的。
第三，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与经济转轨国家的金融发展和金融改革也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迫使实行金融市场保护的转轨国家开放本国金融市场，其结果，一方面促进了资本向世界市场特别是向转轨国家市场的扩张，为经济转轨国家利用国外资金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解决了经济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进而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转轨国家的金融市场开放和金融发展，使其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逐渐与世界金融体系和国际金融市场接轨，也使世界金融体系得以扩大，这对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第四，投资自由化和生产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的迅猛发展对转轨国家经济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一方面，投资自由化为经济转轨国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创造了直接的条件；另一方面，国际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的跨国生产经营活动和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是同步发展的。国际直接投资的大量增加意味着跨国公司主导的生产全球化的进一步拓展，而投资自由化和生产全球化极大地推动了经济转轨国家的经济发展。生产全球化不仅使经济转轨国家传统的国际分工逐渐演变成为世界性的分工，也使跨国公司渗透到这些国家的各个产业和部门，使生产要素得以合理组合与流动，资源得以重新配置。经济转轨国家的实践还表明，投资自由化和生产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经济也同样是互动的，经济转轨国家既不断吸引外资，也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从而推动了投资自由化和生产全球化的发展。
第五，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经济之间的互动会给转轨国家带来经济安全的隐患。转轨国家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在推动全球金融自由化进程的同时，也必然使这类国家的金融业面临着与外国金融业的激烈竞争。如何在加速金融自由化的同时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防范金融风险，是经济转轨国家面临的新课题，这对保持转轨国家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至关重要。此外，由于投资自由化和生产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实行全面经济开放的转轨国家已经很难完全控制跨国公司的进入及其对本国生产的影响，转轨国家的民族工业和产业安全面临直接的威胁。因此，经济转轨国家在最大限度地享受经济全球化与转轨经济互动所带来的经济利益的同时，还要特别注意规避其所产生的经济风险，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经济安全，这是经济转轨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的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世界经济与政治》，东北财经大学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郭连成）
紫晶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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