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献词：杨帆在民族产业研讨会上的发言
元旦献词：2006.12.31杨帆在民族产业研讨会上的发言中国民族产业发展研讨会，比一年前形势好多了，最重要是年初科技大会提出自主创新，中央方针，才有基本转折。据我了解，在这之前有非常激烈的争论，有开放创新和自主创新两个方针，有严重争论。争论的结果是最高领导决定，包括科技部等部门支持，才确定了自主创新，建立国家创新体系。这是最关键的转折点。确定以后，要想真正做到，政策也在调整，我觉得很不够。
梅咏红说自主创新的实质是发展民族产业，有没有共识？自主创新的口号当然很好，实际上还没有完全解决问题。 后面还有很重要的问题，需要继续争论，具体确定：国家和市场各起什么作用？ 自主创新的主体是企业、行业还是国家？创新主体没有说得很清楚，对这个问题比较模糊，还强调市场经济是基础，强调企业是创新主体，这有必要进一步讨论。已有好开端，我认为这个问题还完全没有解决。
第一，民族产业概念需要好好研究。
究竟涉及几个层面，涉及股权和非股权控制，非股权里涉及国家采购、行业标准
和知识产权，还涉及国家安全，可以依靠《国家安全法》或《振兴战略产业法》，除了知识产权属于企业行为之外，各种优惠政策都属于国家行为，如果不解决国家的作用，这个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我并不太赞成“民族产业”的提法，最确切的是“国家战略产业”。
民族产业作为一个口号来提是可以的，好像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两个口号并存，
最后还是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注意国家安全，提爱国主义。
我更倾向于叫“国家战略产业”，在概念上更清楚一些。国家战略产业的提法是可
以超越左右翼的，第一，超越“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争论，这个争论我历来都不参加，也许是因为争论太多了，反而不得要领。我对股权控制、所有制，产权不太感兴趣。控制企业的股权虽然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争论半天国有还是私有，是旧有的意识形态争端，我不参加这个争论。我更加重视国家对企业的非股权控制。
第二，可以超越军工和民用的争论。
第三，可以超越“民族与外国”的争论。
“民族产业” 作为一个思想口号，我赞成，可以表达我们的爱国主义感情和价值取向。国家战略产业更加精确，可以超越三方面争论，更加明确。它的理论背景，背后实际是国家主义的说法，而不是民族主义的说法，都可以讨论。提国家战略产业有一个好处，实际是在国家和市场中强调国家的作用，就是国家自主创新，强调国家作用，主体是谁？基础是谁？我们要更强调国家的作用。
第三，关于技术标准。梅咏红是科技部的，对科技比较明白，我也做过简单的研究，
标准实际是行业行为，需要国家力量支持。 企业行为是私人的行为，把核心企业的知识产权打包，通过行业标准，实际是把核心企业的利益转变成形式上的公共利益，背后是国家行为。个别企业的利益，特别是有核心技术的垄断企业利益变成公共利益。一旦有行业标准，就成了公共利益，这背后是骨干核心企业的利益。
标准问题还要很好地研究，经济学家不太懂技术，制度学得太多，一上来就琢磨产权是谁的。我觉得产权是谁的并不是最重要的，要研究技术问题，技术问题上升到经济层面和国家战略层面考虑标准。这是第二个问题，还有很多可研究的，并不是简单地说出一个口号就完了。先提出口号以后，还有很多可研究的，涉及到每个行业，具体情况不一样，标准之争肯定是最重要的，是政府牵头，骨干企业出面，如3G标准的争论。
我还要批评制度决定论。中国学科斯的东西，原来学马克思，特别是斯大林，都强调制度，所有制和产权。 我认为在产业竞争中间，所有者不是最重要的。核心技术和产业标准，才是最重要的。
企业就是要知识产权，行业需要行业标准，行业标准需要国家扶植。
发展战略产业，比如飞机、航天、航空、电子，国家有战略产业振兴法和具体政策，要公开招标，不管国营、民营还是外资都可以参加技术链条的配件，国家战略产业是通过技术合同控制的，当然还有安全保密法。通过技术合同和安全保密法完全可以控制，至于国有还是私有，还是外国人所有，这不是最重要的，国家战略产业，国家是买主。买主控制卖主还控制不了吗？
第四，中国从利益集团的角度研究。我接了一个课题，叫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利
益集团”，9月份新华社记者采访，我非常吃惊，这个问题历来都是不许研究的，特别是官方，不许谈利益集团。这次中央先讨论了，还没开六中全会，就谈利益集团问题。
这个问题从反面谈是弱势群体维权，正面讲是强势集团的规范，总体是讲利益集团的
平衡。改革开放以后有三个强势利益集团。几年前我去国防科工委讲，到科技部讲，军队讲，你们也应该成为利益集团，研究和争取自己的独立利益，否则就要吃亏。但是他们不敢听，不敢想，也不敢说，他跟他们说也是白说。他们还是计划经济思想，以为自己的利益就等于国家利益， 消极等待国家给钱，他们对理论方面的争论也不关心， 不重视支持和培养自己的理论代言人。这次中央先知先觉，我们终于可以公开谈了。
改革开放出现三个新兴的强势利益集团，是按照市场经济需要，和现代方式组织的。
第一个是垄断部门集团，这个集团现在遭到了自由主义强烈攻击，人家的攻击有道理。干嘛不让民营企业进？市场准入方面垄断。这是权力转化过来的，计划经济的经济管理部门改成公司，转化成部门集团。30年来中国立法主要是部门提出草案，还有大量部门行政法规。部门立法浸透着部门利益。 几个大的垄断部门利润高得离谱，对国家只交税不交利润。国家特许权的利益应该属于国家，而不是属于部门。
第二个集团是外资，是我们抨击最厉害的。自由派有自己道理，他说外资在中国没有形成统一集团。全球化是主流话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外资企业在中国，是分别与中国企业结合以后，互相竞争的。政府很多政策跟它有关，比如把十个最大的国有汽车厂分别和外国的十大汽车公司合作，互相合资之后互相竞争，并不存在中国民族企业和外国企业的竞争，互相结合，互相竞争的。所以我们也不能老说一边话，要考虑对方的理由，才能够讲道理。 你要知道人家的道理以后才能讨论，事情确实不是这么简单，互相竞争起来之后，历史上叫门户开放，咱们打不过外国人，干脆就让他们一块来，把他们引进中国，让外国人在我们这儿互相竞争。不是那么简单，哪个是民族企业，哪一块是民族，哪一块是外国。
许多人说我讲话激烈，很难与人沟通。 前一句是对的，以后可以缓和一些。 但是，第二句不符合事实，我在20年以前就是搞外资出身的，当然懂得他们的逻辑。我们总要吸取人家合理的地方，批评也要了解对方的真正意思和逻辑，才能够有说服力，有建设性。我理解理论上的建设性不仅是要提出解决方案，更加重要的是理论上的梳理和总结， 超越现有双方的表面对立，有新意。不能自说自话， 单纯从自己的理念出发搞大批判，在逻辑上自我封闭。这样就无法发展我们改革开放的理论。
我提出国家战略产业，不主张把民族企业和外资完全对立，两者恐怕还有互相融合起来以后再竞争的一方面。 在中国有没有形成统一的外国资本利益？这些年他们是怎么组成利益集团，如何寻租？ 以什么方式影响决策？ 都可以研究。毫无研究，不让研究，所以就出事。经贸部的王志乐是不是外资企业跨国公司的代言人？许多自由派经济学家的观点，是不是外资的理论代言人？
去年有一件事，是集体维护外资利益的集团行为，50个在华最大的跨国公司联手向中国政府反映意见，反对取消优惠，这是明显的代表外国资本共同特殊利益，就维护自己的超国民待遇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且取得暂时成功，这属于外资干政，当然是不正当的。
我还知道一些行业里面的活动。比如传销，推销产品，公关活动很多。他们有的是钱，著名经济学家和传媒记者经常参加，一个人给一个红包，不知多少钱。所以许多传媒和经济学家替他们说话。
10年前我在国家物价局当处长，管外资，叫涉外价格司。官司来了之后，整个政府倾向于外资。当时我处理过一个事，湖北省和德国合资建了一个啤酒厂，湖南禁止他们去，保护自己的啤酒厂，不让湖北合资厂的酒运到湖南。到我们那儿，我们支持外资，我们是涉外价格司进出口处。 重工司支持国内，两边打，两个副局长各代表一边利益，最后到局长那儿平衡，结果还没来得及平衡，合资啤酒厂直接找到中央某位领导人的批示就下来了，是左派领导，你别以为左派就不照顾外资了，有些人习惯于说一套做一套。人性，是非常复杂的。
干嘛不让外资卖啤酒？外资不找我们，嫌我们这些小官办事太慢，他们直接找中央领导人，直接批了。民族企业，民间企业，有这个本事吗？没有。外国资本可以通过政策寻租。
代表国际投机资本干预中国经济，而且取得成功的，是4年以来以“接轨”为名，打压中国股市，让国际资本抄底。国内股民损失10000多亿。以后又有人说“股市风险自担”，国家不能补偿。
外国资本在理论上的代表有三个：
第一，静态比较优势论，主张以裤子换飞机。
第二，依靠跨国公司转移技术论。说世界已经变化了，技术已经成为流动要
素，不再具有垄断性。国家不必自主创新。
第三，盲目接轨论，主动接受跨国公司整合论，放弃民族品牌论等，其代表
人物是龙永图。还有经贸部一些官员，到处乱发议论。有些《跨国公司研究中心》
已经是他们利益的代言人。
第三个利益集团就是民营资本。我最近一年来发表几篇文章，把意见转达给你们，中国民营企业家30年来初具规模，现在有些偏差要纠正。他们在理论上受到自由主义影响。民营企业应该从自发的利益集团变成自为的，要有正确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国家主义经济学指导，才能够真正成为正常的利益集团。从民营资本上升为民族资本，并且与国家资本密切结合起来。
列宁讲，群众是分为阶级的，阶级要组织为政党，政党需要自己的领袖，一个社会集团能不能真正成为阶级，或者叫利益集团，组织程度怎么样，取决于有没有自己的组织，成熟的领袖集团，有威信的领袖人物，有没有自己的理论和理论家，没有这个只能是自发的阶级，不能成为自为的阶级。
民营企业有现成的组织系统，行业协会，大量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有钱，有杂志和媒体，有自己的半官方组织全国工商联。 还有22个民营商会，在法律上不注册，都挂在全国工商联，是民办的企业协会。去年又成立民间房地产协会，不知道挂靠在什么地方。这是最独立的，而且带有强烈的抗拒国家宏观调控的意思。
他们提出的命题自由主义多。维护民营企业利益主要受到自由派经济学影响，比如说一再提出原罪问题，最近抓了几个企业家，他们又提出来了。而且影响到中央，重庆市委书记和国家统战部长都代表中央出来安抚，说是要最大限度地宽容历史上的不规范问题。 工商联更加积极，光彩事业的论坛有600个民营企业家参加，胡德平主席几次讲话，说民营企业家没有原罪，以前的不规范行为是迫不得已，迫于潜规则。说反对民营企业家就是否定改革开放等。
上一次是张维迎出来谈“有原罪”，要求“赦免原罪”。被法学家否定了这样的提法，说这是基督教的名词，如果有原罪也谈不上赦免，只能赎罪。 某些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如茅予轼也说，不要提原罪问题，好象民营企业家礼貌没有好人似的。我在湖南有长篇讲演，系统谈了这个问题。 这样的命题从来不是我们“非主流”提出来的，但是如果有些人一再提出，那么我准备再回应。
我的命题是“民营企业要上升为民族企业”，中国现在还没有民族产业，为什么没有？因为中国只有民营企业，没有民族企业，更没有形成民族产业，为什么没有？主要是方向和理论不清楚，面临着被跨国公司整合的危险，他们接受的不是爱国主义理念和国家主义经济学，而是自由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念和经济学，在目前中国被解释成为“弱肉强食，马太效应，两极分化，腐败有理，市场机制万能，以市场换技术，融入国际社会”等等，这些价值取向实际上代表国际资本的利益，因为他们是强者。中国民营企业本质上是弱者，需要国家力量扶植才能与国际资本竞争。
作为利益群体，自己信奉着对自己利益不利的理论，所以我说，中国民间资本还没有形成利益集团，没有真正上升到民族或者国家层面。这是我对民间企业的批评。
如果理论上不来，国家政策不可能对你倾斜，因为制定政策现在是利益博弈，得组成集团，组成集团要有正确的理论和理论家，目前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是替外国资本说话，大家没有认清楚。
真正的科技创新者，都是老实巴交搞软件的，搞技术的，不关心理论，不善于交际，不懂得权术。不像那些本来就是搞投机起家的，搞贿赂的，他们可以玩弄一切，包括玩弄理论和舆论。 他们有了钱就很快与自由主义理论家结合。
我们这批爱国主义理论家已经出现，但是被他们污蔑为“左派”，企业界搞不清楚，也是盲目相信那些“著名经济学家”。 真正的民族企业家和爱国主义经济学家还没有结合起来。经过多年努力，现在有一定基础，中国终于涌现了我们这一批自称“非主流”，实际是民族主义或者国家主义的经济学家，也出现了向文波或者奇瑞老总，或者倪光南老师，这样真正搞生产、搞技术创新的企业家。 他们终于挣脱了日常工作，能够理解到理论层面的意义，这是好事，要进一步促进，在他们的主导下，尽快形成真正民族企业利益集团，依照现代社会民主和法制方式进行运作。只依靠向中央汇报工作不够。当然中央很重要，但是他们只能够在利益集团博弈的基础上决策，你不参加博弈，国家也不会主动把利益给你送来。
自由主义的理论在中国目前是反官，不反洋人。实际是三角关系，官一方，民间一方，外国资本一方。不能机械地把民族资本和外资绝对对立起来，也不能与政府和国有企业对立起来，只是理论上大致可以这样划分。实际上，三方面是互相结合又互相矛盾，三角关系要均衡。
我们采取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态度，要求国家支持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首先要爱这个国家，遵纪守法，国家也应该支持大家。国家强盛要靠国家资本和民族资本强大，也应该利用和吸引国际资本，不是简单地说小政府，守夜人，不能按照目前中国自由派弱肉强食理论，鼓励国际资本吃掉国家和民间资本。
TCL的李东升有民族主义言论，要求国家保护，包括《中国企业家》杂志的杜亮也向我约稿，我说你们不是老骂左派吗？他们说李东升说话了，要扶持民族企业，我们也不能没有反映啊。于是就找到我，他们说杨老师算左派里面比较右的，先找他吧。 因为我不片面维护国有企业。我发了一篇一万多字的稿，没有维护国有企业，而是维护民族企业。题目就是；《中国民营资本应该上升为民族资本》。新自由主义是代表外国资本，不代表你，要弄清楚。
我希望中国企业界提高理论水平，关心理论斗争。老说让政府给政策，忽视理论斗争是绝对要失败的，因为中央领导人定政策是有理念的，他也是听下边汇报，也要看书，特别是需要在各种力量之间找平衡，不是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有几个理论必须要进行批判。
第一个理论就是静态比较优势，以裤子换飞机。我很早在凤凰卫视讲过，影响很大，我说比较优势是动态的，不是静态的。我现在给学生讲，他们很接受，很可惜我这样的经济学家少，大部分老师按教材，没有真正搞清楚，主流媒体所宣传的东西不对。比较利益是动态、变化的，不是静态的，变化过程不仅需要市场，也需要国家扶持。
讲比较利益是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劳动生产率主要是人力资本和设备条件决定的，设备技术是人力资本以前的积累，自然资源只是一个基础。 到了生产要素禀赋论，把自然资源加入了，以后就变成只讲自然资本不讲人力资本。说是，每个国家应该去发展自己相对成本比较低的，资源相对丰富的产业，劳动力也变成了自然资源。于是就有“裤子换石油”，那是对的，但是，长期以裤子换飞机就不对了。 劳动生产率，主要是人力资本决定，人力资本与自然资本不同，是可以变化的，是依靠家庭，国家和社会投资形成的。哪一个国家能够少消费，多学习，多实践，就可以培养人力资本。
要澄清，新古典主义讲的是我这个意思，不能胡讲。
他们主张静态比较优势论，必定否定中国计划经济的赶超战略，所以现在不能再搞。你们只要稍微介入一点理论界，就知道水有多深，不是你说几句，我是民族企业，国家就给你钱。 想得容易。
人家有书，有理论基础，你不驳倒这个理论基础休想，有钱也不给你，有什么道理给你？人家说赶超战略失败了，30年毛泽东是错的，违反经济学基本规律。只有我们这30年，中国产业出口了，按市场经济也在升级，原来只能出口对虾，后来是背心、裤衩，乳罩，避孕套、箱包、手纸，现在已经到扳子、钳子、螺丝钉、彩电。造船出口第一，接着是汽车出口，不就是没有自主产权吗？没有自主产权赚钱少点，不就是赚钱少点没产权吗？但是加工都在这儿，互相融合，你离不开他，他也离不开你，因为加工便宜，他们也是唯利是图。
我们不一定非要大脑，要心脏，就当胳膊、腿也可以，因为一个人总需要有胳膊、腿，根据就是市场经济，你敢不敢批判市场经济万能论？你不敢批判，人家就是有道理。市场经济以利润为导向，这么干可以赚钱，两边都赚钱，双赢。他当大脑心脏，你当胳膊腿才能配出一个人，这种分工我们没有什么耻辱，能赚钱不就完了吗。如果光有大脑、心脏，那是植物人，躺着不能动，我们给他配上胳膊、腿，怎么不行？可以。
你只要承认他的前提，就挺有道理的。除非打破他的市场经济前提和逻辑。
我们搞产业，第一目标不是为赚钱，市场经济放第二位，第一还有国家利益或民族独立，要从这儿把它打破才行，这步打不破，别的不灵，说不过人家的道理，弄了半天，谁也不敢批判市场经济。必须给毛泽东和计划经济做历史肯定。这几条不做，民族企业不会有人扶植，一套理论体系在这儿摆着，否则只能做个人寻租，你也去寻租，那就去找胡主席，你说我是民族企业，你给我批条子。
作为国家政策，有理论基础。中央说理论自由，理论争论是我们自己的事。中央提出自主创新，没有提是市场经济主导还是国家主导，并没有解决。需要我们继续探讨努力。很多东西要吸取对方有道理的因素，也要敢于打破对方最核心部分，敢于突破市场经济教条主义，战略产业是亏本的，不可能赚钱。任何国家扶植战略产业，国家都是要亏损的，企业是可以赚钱的。
第二个理论是，依靠跨国公司向我们转移技术。
这是比较新的，大概意思就是跨国公司投资新技术需要投资越来越大，不可能不转移技术，否则没有市场就收不回成本。中国不要自己去创新，这得不偿失，不如等跨国公司创造以后转移，他创造之后必然向你转移。
他们有新理论，说技术已经不是垄断因素，是流动因素。跨国公司发明了技术之后必须向中国转移，为什么？跨国公司没有市场，中国市场太大，它必须转移，在中国卖不出去就亏本，这是最新依靠跨国公司转移技术论。1T产业，搞芯片投资特大，既然外国技术会转移，我们就没有必要自己搞。
要是澄清不了理论，中央政策为什么向着你？你得有道理，人家用几十万课题费做过调查的，认为跨国公司正在加速转移技术，人家有钱，有问卷。除非你给我几十万，我也反调查一回，但是没人给我钱。 （笑）
伍康文：
国外的转移技术给中国的标准是隔代。
杨帆： 人家说了，三年之内发明的技术就是新技术，大幅度转移是趋势，向中国转了。两代就是三年，这就叫向中国转移了，不是没转移，你就等三年，自己干三年还弄不出来，还亏本，又何必？
伍康文：
IT技术差两年或者三年就不用活了。
杨帆：
他们调查多少样本。
中国谁是主流？我不知道，现在中央倾向于我们这个看法，但是人家仍旧是高官。给政府起草报告的主笔，我们都参加不了讨论。所以政策向着谁我不知道。他们这些人都是破格提拔的高官。我们这些人，让我们说话就不错了。中央政策究竟倾向于谁，主要是看他用什么人。光提自主创新口号还差得远，领导权基本问题没有解决。经过20年洗脑和破格提拔，新自由主义者掌握许多部门权力，包括许多研究室，报纸传媒主编、大记者，加上有了特殊利益，他们对于爱国主义者严密封锁。一部分号称新左派的，现在稍微得势，就和我们划清界限，生怕和我们在一起坏了他们的好事，他们不敢得罪新自由主义者，投机性很强。我看也成不了什么事。
老有人劝我，杨帆，你能不能不点人家名字？ 只批评观点？ 理论讨论指名道姓地批评，是完全正常的。许他们立话语霸权随便封杀人，不许别人反批评？ 害怕什么？霸道什么？ 新自由主义在美国，是他们右翼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系统工程。在他们影响下，中国
改革开放有取得很大成功，也产生了既得利益者，确实形成了新自由主义一套发展思路。与原来的传统社会主义思路针锋相对，而且占了上风。 当然我1994年就提出“超越左右翼”，我不赞成恢复传统左倾的思想，理论和路线，但是也不能否定它的历史功绩，而且，目前中国主要的危险是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变种是“极右的权力资本化”问题。这是我1998年撰长文揭露的。 所谓“权贵资本主义，坏资本主义”的提法，都在我之后。
现在我们可以争论，以前连争论都不许，人家说，不争论。 而且不承认你的存在，说你不是经济学家， 没有发言权。因为现在胡锦涛存在，他们再也不敢说我们不存在了（笑），但主流思路还是人家的，就是新自由主义思路，这些人还在掌权。说了半天要主权，要安全，人家心里觉得可以不要，只是不敢明说。
中国崛起，有人说中国就得打工，要安于在世界体系中打工，要争取跨国公司来整合自己，安于当胳臂和大腿。中国是这个地位就对了。搞创新战略，国家自主创新是死路，这是一条毁灭性的道路。国际分工给中国的使命就是中国有13亿人，不打工干什么？就这样就挺好，这样挣钱多，没风险，人家可以不认为你是威胁，中国可充分利用机遇赚更多的钱。
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说的。
有的左派是自说自话，惊呼“中国处于低端”！
我说，你一发言总是惊呼也没用。人家主流又不是不知道。我们证明半天自己在低端有什么用，人家知道。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不能满足于低端，为什么一定要向高端进步，为什么非得高端不可，在低端难道不成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有一番理论工夫。要有自己的利益集团行为。
有的自由主义朋友调侃我说，你们还谈什么国家主义，民族主义，那么严肃干什么？中国人本身不是这种人，中国人是什么人呢？吃喝玩乐，行贿受贿，搞赌场妓院，靠这个足可走向世界，这样就不能全球化了？把各国都搞腐败了，全垮了，世界就是中国的了。（笑）这也是中国民营企业家里面的一种理论，振振有辞，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也获得了成功。
他们继续调侃，说你为什么不干？ 自己想当烈士，可以啊，你怎么不上井冈山？你死了，我们给你树个纪念碑。你最好赶快自杀。我们少了一个搅局的，该走什么路还走什么路。
中国自由主义这一套，已经说到亡国灭种都无所谓的程度，我们还说什么呀？别说企业属于谁了，连亡国都无所谓。他们中间最极端的说法，说中国历史上只有亡国以后才能强盛，亡国一回强盛一回，每亡国一回之后版图就扩大一回，都有例子。他们说，多亏只有一个岳飞，如果大家都是岳飞，中华民族不早都让人家杀光了？当奴隶的是大多数，过一百年，汉族又强大了，把侵略者同化掉了。比当烈士好不好？ （笑）
话已经说到这步了，这可是一本正式出版的书。作者是一个有名的自由主义者。这在中国社会很时髦。如果中国社会不能压倒这样的思潮， 我们这里说技术的低端高端，还有什么意义？
你以为人家不知道吗？如果他不懂，我们说说，问题尚可以解决。人家都很明白了，就是有意这样做，以为这就是救中国之路。所以只能揭露他们，呼吁中央撤他们的职。
什么叫文化战略？什么叫意识形态斗争？中国人由于对文化革命心有余悸，总是好怕左倾回潮，完全忽视了还有右倾的新自由主义，丧失了警惕性。近年以来在军队，国家机关和知识界抓了一些泄露国家机密的事件，大家非常吃惊。
其实，真正的问题还要严重；有些人不是出卖情报的特务，而是国际文化战略斗争，意识形态斗争。这个概念在法律上不成立，他们的思想和理论把我们搞垮了，我们还不能批判。不能说他是文化特务。
批判赶超战略，属于学术自由吗？ 但是我们没钱，人家有国际资本支持，有学术界的规矩，有哈佛大学毕业证，有权威刊物，受聘于外国学术一流学术刊物做评委。张五常差点得了诺贝尔奖。得了更麻烦。外国右翼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集团，已经控制了学术标准。
今天我谈了产业标准，也给你们讲讲学术标准。立了标准，天下就是人家的。前几年自由主义主编和记者们已经商量好了，在许多报纸主编手里有一个名单，谁是属于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专门不能刊登这些人的文章，他们自发地垄断，不让我们说话。而且，竟然出来一批年轻的记者，比他们老前辈更加没有道德，更加赤裸裸，比如在网上写日记骂我和王小东的那个黄晋章， 不过30多岁，他们主编请我去讲座，他就大发牢骚，请秦辉去他就没意见，而且他把这种行为解释成为自由主义。他公开说，报纸刊物有自由，拒绝刊登与自己观点不一致的东西。 这是法西斯主义还是自由主义？也不知道秦辉是怎么教他们的。
这就是“中国式的自由主义“，是披着自由主义外衣的专制与垄断。
我看他们的美国老板比他们强，美国人设计出网络，使我们能够真正打破他们的封锁。什么叫做学术标准？就是一套话语权，一套假设前提逼迫你接受，而且他可以不受实践的检验。这一套东西控制舆论和教育和研究，影响了决策层，不限于要不要民族产业的问题。
什么叫文化安全？ 在安全论坛上强烈批判新自由主义是好的，但许多发言不着边际。许多发言给大家解释什么叫仁、义、礼、智、信，墨子，老子，这样的研讨会就成了小学课堂了。对文化问题理解肤浅，特别是脱离中国实际，这些文化学者能够解决什么问题？
所谓文化安全，核心问题是政治文化，其核心是共产党和国家领导的政治合法性问题。这个合法性是革命战争打出来的，同时也在变化。 自由主义者不承认我们国家的基本合法性，而所谓左派不承认新的阶段新的变化。都有片面性。
在意识形态斗争中间，美国处处占上风，利用中国改革开放，形成新自由主义话语霸权，掌握一部分媒体和政府官员的思想，我们面临的就是这个形势。
好形势就是最高领导换了。 民营企业力量壮大了，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在什么地方了。好多事要历史地看，民营企业家受自由派经济学家的影响，也是历史必然，也不是完全误导，比如最近一个温州镇长拜托我给他的女儿考研究生，这个小姑娘考上了，请我到温州转了转，一提经济学家老前辈董辅衽，历以宁，萧灼基，这些民营企业家都知道。他们的交往已经许多年，他们多次到温州、广州、浙江，帮助民营企业创业，呼吁，出主意。20年之后人家发展起来了，当然认他们。但是现在，理论需要转型了。
中国什么时候理论的主流，从新自由主义走向新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我国的民间资本才能够上升为民族资本。掌控民间资本的那些信奉新自由主义，甚至垄断国家优惠的上层，是不是也应该换一换了？ 我一直怀疑楼主就是我所尊敬的“杨帆”～
毕业后仔细拜读您支持民族产业的文章～
说实话现在真是没时间，毕竟我的方向不在此。
毕业后改方向～
向杨帆老师致敬！ 引用第1楼kevin_cy于2007-01-01 03:59发表的“”:
我一直怀疑楼主就是我所尊敬的“杨帆”～
毕业后仔细拜读您支持民族产业的文章～
说实话现在真是没时间，毕竟我的方向不在此。
毕业后改方向～
向杨帆老师致敬！
嘿嘿，杨帆老师的外文绝对没有帆帆MM的好！ 绝对同意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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