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经济学家解读中国经济高增长（系列）
为什么需要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我在去年12月3日《经济观察报》上发表的“挑战中国汇率的是什么？”一文中，提出的一个常识性的论点是，作为一个具有高速增长潜力和竞争力的经济，中国本不该拥有这么庞大的外汇储备。可是，外汇储备却不断增加而不被用掉，这应该反映了国内实际经济增长的疲软和下降。 事实上，外汇储备的过度增加也就是最近不到十年的事情。这就应该提醒我们，过快积累的外汇储备可能反映了中国整体经济这些年来增长下降的事实。的确，我们从1996年以后实际上就进入了通货紧缩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通货紧缩，设备闲置率提高，投资的期望回报率降低，实际经济的增长开始显著放缓了。有意思的是，学术界的同行很少有人看到，经济增长的下降才是今天我们实行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的最大潜在的挑战，虽然不少人都在那里主张汇率稳定的重要性。可是，正像我在文章隐含地指出的那样，实际经济更快的和更有效的增长对于维持中国的对外平衡和汇率的稳定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相反。
那么，为什么对于固定汇率的现行安排，中国保持其高速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呢？我的解释是，汇率并不决定一个国家的真实竞争力，但却应该反映竞争力的变化。只有允许一个经济找到并充分地去实现其经济增长和生产率增长的正确途径(包括实行固定汇率)，它的工资水平和收入水平才能真正尽快地增长(巴拉萨效应)，从而才能真正缩小与发达经济的收入差距和生产率水平的差距。因此，一个收入水平低但具有高速增长潜力的经济选择名义汇率的固定，并非为了生产率的增长，而是为了准确地显示其竞争力和生产率的增长，从而也就是为了让生产率的增长转变成真实收入的增长。
近日读到斯坦福大学的麦金农先生发表的很有新意的文章，备觉亲切，感到与我自己的文章似乎站在了同一个角度。我们都从实际经济或生产率方面来审视汇率的安排，而不是单纯从国际金融体制上谈论人民币的升值问题。麦金农先生在谈到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汇率纠纷的时候，特别指出，让人民币汇率变得更有弹性的请求言论，其实并没有真正打在点子上。他说“从长期看，只要美国的价格水平能保持稳定，那么将8.28人民币兑1美元中心汇率改变得更加灵活，对平衡中国与其邻国之间的国际竞争力是既无必要也无价值的。因为国际竞争力的调整是通过生产率增长较高的国家的货币工资增长加快而自然完成的。”在麦金农先生看来，只要中国的货币工资增长速度快于美国，就能大体平衡美国在生产率增长率上相对于中国的落后，无需让中国升值人民币。
麦金农先生认为，只要中国的生产率的高速增长是真实的，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就是对这个生产率增长的真实度量，因为在中国固定其名义汇率是保障其货币工资调整机制来平衡国际竞争力的前提。在名义汇率被固定的情况下，货币工资的增长率就可以准确地衡量生产率的变化了。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承认中国制造业生产率的增长率高于美国，货币工资或人均收入的增长率也同等地快于美国的话，中国选择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就是合理的。这就是为什么麦金农先生特别看重日本经济1950-1971年的高速增长的这一段经验的原因。
根据麦金农提供的资料，日本在1971年8月之前的20年里，其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大约是美国的3倍，而同时日本的工资增长率是美国的2倍多，这基本平衡了两国竞争力的差距。这样一来，维持日元兑美元的名义汇率在360：1的水平上，就能让日本的实际收入水平随着竞争力或生产率的增长而提高。但是在1971年引入浮动汇率之后的20年间，日本的生产率增长依然快于美国，但不规则的日元升值把日本拖入了通货紧缩的漫长时期，结果最终导致经济衰退，工资增长率显著回落，用麦金农的话说，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从根本上破坏了固定汇率下货币工资调整机制对平衡国际竞争力的作用。
当然，我们应该知道，要保持麦金农先生所说的“货币工资”在中国相对于美国的更快增长，中国经济就需要高速而持续地增长下去而不是相反。因为，只有让中国经济保持高速的增长而不是通缩，才能不断而充分地实现中国经济的真正生产率的增长，“巴拉萨效应”才能奏效，从而让货币工资增长率有相应高速的增长。我这些年来对中国经济的实际生产率增长方面的经验研究发现，实际的产出增长与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总是高度正相关的。这意味着，在中国，生产率的增长实际上是依赖实际经济的高速增长来实现的。没有高速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潜在的生产率便得不到充分发挥。关注生产率研究的经济学家近年来类似的研究大都证实，中国经济的生产率增长在过去10年出现了显著下降趋势。不用说，这与中国经济面临的通货紧缩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开始逐步在国际收支上积累起了越来越起眼的不平衡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需要中国实现和保持实际经济的高增长，而不是将中国拖入通货紧缩，也应该是美国立足于改善自己的国际收入状况的根本考虑了，为什么不呢？
来源： 经济观察报作者：张军 张维迎：是什么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增长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有赖于什么？是政府，是制度，还是“企业家才能”？对此，张维迎教授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认为，经济的高速发展在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离不开企业家的才能。
我们看一下20年前发生了什么事？20年前中国赫赫有名的企业诞生了，包括联想、海尔、万科、科健、科龙、正泰、德力西等等。 2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高速的发展，中国的人均GDP由300美元上升到了1000多美元。原因何在？简单的答案是来自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特别是企业家资源的利用。经济学家研究已经证明富国与穷国的主要区别不在于资源禀赋的不同，而在于资源配置方式不同。
任何一个国家最稀缺、最宝贵的资源是企业家才能，企业家的才能可以用到很多方面。我们把一个社会人力资源的配置分为三类来看看：第一类是最高能力者呆在政府当政府官员，低能力者做企业家，中间能力者当生产工人；第二类是高能力者当官员，中能力者当企业家，低能力者当生产工人；第三类是高能力者当企业家，中能力者当政府官员，低能力者是生产工人。拉丁美洲国家大体是第二类，西方发达国家处在第三类，中国最大的转变是从第一类的分配向第三类分配的转变。
如果更高能力的人在政府部门，中间低能力的人来创造价值，说明这个国家国民财富的增长非常缓慢，大部分人都在进行财富分配，由此为止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也就完了。因为经济增长是由企业家的能力决定的，所以最高能力的人从事企业活动的时候，这个国家经济才会高速增长。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现在发生了什么。首先看一下2000多年前的中国是什么样，简单地说是开放的官场，封闭的商场。中国从秦始皇做皇帝以后只要通过科举考试，一个平民的孩子也可以做到宰相，最有才能的人都被吸引到政府里去了，所以2000多年前中国人干的事就是头悬梁、锥刺股，重仕轻商，造成商场的封闭，这也是中国近代停滞的原因。西方国家18世纪之后思想和产业都非常开放，所以出现了工业革命。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很大原因是中国人力资源在错误的激励之下进行了错误的配置，这样的配置对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有好处，但是对于商业的发展是不利的。
接下来我们看26年来的改革。应该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最有才能的人一部分是聚集在政府，主要是在分配财富，另一部分在政府外面，但是政府不允许他有进行任何商业活动的自由。改革开放带来什么呢？最大的变化就是企业家资源配置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有两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在八十年代最有才能的人才能做企业，包括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出现，这些是所谓的能人；到九十年代之后又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原来在政府的人出来做企业，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下海，企业家资源配置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改变。
在这段历史改变过程当中，中国企业家在做一些什么呢？我的判断是多数的企业家在创造价值，创造财富，但是也有一部分企业家是在寻租、分配财富，还有一部分既寻租又创造价值，两项工作同时进行；还有一些人一开始是寻租，后来转向创造价值；有些人也许相反，刚开始创造价值，后来拉关系寻租。这就带来了好多的麻烦。我们今天说创造价值和寻租搅和在一块，企业家在人们心目中变成了官僚企业家的形象。
寻租的原因何在？原因很简单，垄断。垄断可能来自于天然垄断，比如说土地、自然资源。减少寻租最重要的就是明确产权界定，如果没有产权界定，所有人都会为争夺资源耗费大量的精力、时间和资源，我们看到山西的煤矿产权界定不清楚，所以大家都在寻租。另外更重要的是行政和法定垄断，你要办事就要到政府去审批，这是行政手段带来的垄断。我还要特别强调的是政府部门，政府部门如果不允许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竞争，国有企业就会全员寻租，企业领导人寻租，工人也是在寻租。银行在这个过程中也在寻租，中国的银行有25000亿坏账也是因为寻租，所以说最大的寻租是在国家控制的这些行业里。
中国未来经济能不能够持续增长，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们是不是由寻租活动转向创造价值的活动。因此第一必须完善产权制度，特别是对企业家剩余索取权的保护，如果没有保护就会有更多人寻租；第二必须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减少审批，建立真正的自由企业制度；第三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建立廉洁、透明的政府，如果政府部门腐败、不廉洁、不透明就给企业家寻租提供好机会，企业家资源就会进一步浪费掉；第四必须建立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使政府在法律范围内行事；最后一点是必须改革国有企业，减少政府控制的资源数量。
如果不能做到这些，企业家大量的能力就会花在分配财富上，这时候我们的地基就会不稳，地基不稳是够不着天花板的，更不要说突破天花板。如果永远是三等国民，那永远是民族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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