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三大问题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三大问题2006年12月30日 10:30:14 中财网
这一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我觉得非常重要。中美对话层次越来越高，机制性安排越来越多，所体现出的中美两国相互依存的关系和重要性越来越明显。此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核心，实际上是全球经济失衡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美国认为这一次对话有三大支柱。第一，希望通过对话帮助中国减少内部和外部失衡；第二，希望中国能够消除影响双边贸易和投资流动的障碍；第三就是能源环境和安全方面的合作。
第一个问题，在全球系统性失衡中，中美处于两端，即逆差的分布日趋集中在美国，顺差的集中却呈现出分散性。1995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占全球逆差33%，最多逆差五国之和占全球总逆差57%。而2005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占全球逆差上升到65.1%，前五国占全球逆差上升到81.9%，可见过去十年，美国逆差占全球逆差比重几乎是翻了番。从全球顺差来看，去年，日本顺差占全球顺差总量百分比下降了14.2%，中国则上升了13.7%，其次是德国9.7%，沙特7.5%和俄罗斯7.5%。全球失衡中表现出来的经常项目逆差失衡正在加剧。全球失衡第二个表现就是国际资本流动格局的失衡。亚洲金融危机以来，OECD国家已经从资本净流出国变成资本净流入国。2005年，国际资本净流出的65%左右是输向了美国，其中52.6%来自于日本、中国、德国、沙特和俄罗斯等国。第三个失衡就是储蓄和投资关系，表现与国际资本流动相似。因此全球失衡问题凸显了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这也使得此次战略对话显得尤其重要。
第二个问题，中美的经济利益的攸关领域，也是双方利益与矛盾的集中体现之处。
首先就是人民币汇率所面临的巨大的升值压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棘手的问题。北大有一位教授做了一个研究，人民币汇率面临大幅度升值的外部压力，是在人均收入占美国的3.6%开始，而日本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面对外部升值压力是在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60%至70%才开始，也就是中国经济赶超的早期就出现了很大的人民币汇率外部升值压力。这使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和经济繁荣时期的持续面临着巨大挑战。通过人民币汇率快速升值的方式实现内外均衡，形成国内产业升级的外部压力，把握不好，很可能陷入多恩布什的\"超调陷阱\"。原因非常简单：汇率升值快，名义总量变动快，但我们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调整速度比较慢，很容易产生泡沫经济。
其次是贸易摩擦问题。中国与美国发生贸易摩擦的产品主要是中低档品，如纺织服装、鞋、家具、玩具、彩电等，其技术含量和增值含量都远低于日本上世纪80年代与美国发生贸易冲突的产品，如钢铁、汽车、半导体等。即使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达30%，其中外资企业出口接近90%，国际工序分工地位也主要集中在中低档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产品结构的提升，同时要避免日趋严重的国际贸易摩擦以及其他形形色色技术壁垒限制的难度要远远大于预期。中美的贸易摩擦有两点明显不同于日美之间摩擦。其一，摩擦不在供给端，而在需求端。从供给端，中国的产业和贸易结构与美国有很明显的互补性，只有很少的竞争性，不具有冲突的供给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中欧真正意义上的贸易摩擦还远远没有开始。其二，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主要在经济方面，而中美更多的是涉及到国家安全及非经济因素方面。
第三个问题就是巨额的外汇储备。外汇储备超过一万亿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其中至少2/3是超额储备或非储备性质的外汇资产，在外汇储备管理和应用上应该可以做得更好。2005年，我国官方外汇储备占GDP的比重为36.4%，占M2的比重为22%，可供支付14.9个月的进口。2001至2004年，日本三项指标均值分别为11.9%、9.9%、17.8个月。仅第三项指标高于我们。如果根据加工贸易进口占比调整进口数据，则这项指标仍远高于日本。同期，我国对外债务累计金额大约在2500亿美元左右。其中中长期外债约占55%；短期外债约45%。我外汇储备已远远超过合理规模。市场对包括我国在内的亚洲央行对美国国债的操作极为敏感。如减持美国国债将引起国债价格下跌，反过来使得我国的美元资产贬值。随着全球经济失衡的发展，此类问题很容易引发中美国际矛盾。
中国通过国际收支结构改革实现基本平衡的目标，能否实现，需要多久才能实现，以及平衡的代价目前是一个谜。目前，我国既是资本净流出国、实际资源净流出国、外储大国和为外国赤字提供低成本融资的新兴大国，同时还大举对外融资举债投资。如果中国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目标，对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会带来什么影响？
我觉得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才刚刚开始，还未真正进入角色。中美两国作为在全球经济市场一体化过程中处于两端的两个国家来讲，这种战略经济对话机制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说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开放中、转型中的国家，很多长期结构性的问题需要跟美国保持经常性的沟通，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我们的战略利益，那就是最大限度争取未来20年和平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使中国经济繁荣期尽可能持续。(张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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