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三农”问题与我们的责任
作者：温铁军 文章来源：三农中国 点击数：215 更新时间：2006-12-16“三农”问题与我们的责任
温铁军
科学地研究任何一个问题，如果是预设了一个价值观，那就不用研究了。只有三岁孩子才拉着他妈妈的衣袖问这个是好人还是坏人，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上承担责任的公民，责任之所在，是对客观事物应该先有清晰的了解，不要急于先把某个现成的理论当成自己分析事物的依据。
解读新华社的一张图表
这是新华社2005年发布的图表，蓝线代表通货膨胀，黄线代表经济增长，这图表告诉我们，改革开放这20多年来，每一次经济高增长都伴随着高额通货膨胀。这说明事物有两面性，改革开放也是有得必有失。
从我们开始进入市场化改革以来，就出现了比较清晰的周期性经济波动。1979年改革之前就是高投资促进经济高涨造成财政赤字而导致经济衰退；改革以后进入复苏和高涨，到1988年物价指数高达18.8%，接着经济进入低谷；复苏，再高涨，到1996年的时候物价指数达到前所未有的24.1%，之后再次进入新的周期。也就是说，改革以来每一轮的高增长往往带动一轮滞胀形态的经济波动。其间的代价和成本，大体上是全社会老百姓承担。
我们用了差不多20多年的时间来熟悉市场经济基本规律。进入新世纪的时候，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逐渐成熟，波动的幅度明显下降，不再有大起大落。最近，温家宝总理在各地的讲话都强调了防止过热，要认真贯彻宏观调控，达到稳定、健康的较快增长；因为我们根本不必跟着那些别有用心的反对意见再去承受这种大起大落的损失。
也许有些老同志还记得，1988年这次18.8%的物价指数怎么出现的。
1987年我们开始准备到1988年的时候实现全面改革。对于改革的方案，当时的经济学家们争论得很激烈，最后小平同志拍板“改革闯关”，放开价格。但是问题其实不在于经济学家的意见对错。很遗憾，我们中国的重大决策往往是“没有不透风的墙”，这头物价还没放开呢，那边消息就已经传出去了！于是乎，各个政府部门兴办的“第三产业”开始“官倒”。那个时候最紧张的是水泥、钢筋、木材或者玻璃，只要有权利得到批文转手倒卖，每“倒”一次就有巨额收益。“一等官倒卖批文，二等官倒搞材料，三等官倒倒彩电，四等才搞洗衣机”；所以，官倒们也分三六九等。这样大规模颠来倒去地倒，使得市场化改革刚要放开就变得无序。大多数老百姓没钱去搞这些，又都怕物价涨了，大家就惶恐地抢白布、白米、白盐。老百姓纷纷到银行去提款买东西，就这样，在经济并没有出现太高增长的情况下，推起了一个18.8%的物价指数。
为了抑制通货膨胀，中央不得不宏观调控：一声令下，银行大幅度地提高存款利率，还得给彩电、冰箱大件消费品加消费税。银行的存款利率提高到什么程度？长期的存款利率年息能达到24%以上。大家想想，做什么事一年能赚24%的利润率！现在我们浙江的企业平均的利润率不过是5%左右。接着再问一句，如果存款能有24%的回报，贷款利率得多少？因为国家控制着贷款利率的过度提高，于是出现了深度负利率，出现了银行的惜贷；同时就必然出现这样的现象；谁能从银行贷出钱，谁就可以坐地赚得10%以上的利润。
到1988年年底，国有银行系统亏了460多亿元。那个时候银行财政还不分家，银行的亏空就变成了财政赤字，1989年，财政的生产性开支大幅度下降，企业生产就掉了下来，经济进入萧条期。1991年经济开始复苏，1992年再次高涨，这个时候小平同志南巡了。
小平的南巡的效果值得重视，那是在经济还没形成靠社会消费拉动真正复苏的有利条件时，出现了一个特别现象：中国在还没有来得及形成产品市场、要素市场的时候，却突然一步到位开放了极具投机性的三大资本市场：一是房地产市场突然开放，1992年到1993年，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出现了8000多个沿海开发区大搞地产交易；同期放开证券市场；1993年还推出了期货市场。这三大市场虽然大量吸纳了萧条阶段没有出路的资金，但也可能成为从其出生的时候起就是先天不足的残疾儿！近年来受到广泛批评的房地产，出现的大量证券欺诈，还有前段时间大批的证券公司倒闭，都是这三大市场先天不足加上后天营养过剩的一种表现。因此有人主张干脆就推倒重来，但这是个出生已经十几年的孩子，你能不要了？咱们这种权利与资本老两口紧密结合的体制，即使重新弄出一个孩子，毛病恐怕也差不多！
我们把这个改革过程的某些相关问题重新理一遍，就知道如今复杂问题是怎么回事了。不能简单化地拿美国现在是怎么样，我们就该怎么样来说事。
出现问题不过是常态
对经济问题，社会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不同看法、网上那么乱七八糟的不同观点？这是因为人们还停留于主义之争，试图用老外给定的价值判断来解决中国人改革开放出现的问题。
要我说，所有的现象，其实是一种常态。都不过是一个资源短缺而人口膨胀的国家在短期内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所必然发生的问题。所以，我拥护中央政府现在强调的宏观调控，适当的调整是必要的。因为老百姓都希望出现一个稳定健康的可持续增长。
“三农”问题是怎样产生的
我们属于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人口最多的大陆性发展中国家，我们在自由贸易的理念引导之下，向发达国家输入一般商品；而美国可以靠钱市、股市这些虚拟经济来维持高增长。我们把帽子、鞋子成集装箱地给他送去，他给你一张纸。100美元，其真实的成本4美分，99.96元就是他的毛收益。
这就是今天的所谓资本全球化的实质。
所以，全球化为什么是美国最积极，一定要求其他国家跟他一起全球化，因为全球化在金融资本泡沫膨胀时期叫全球资本化，或叫资本全球化，也就是你们搞物质生产，我制造钱；你们制造食品、衣服、电视、洗衣机，用你们的稀缺资源和宝贵环境、你们的廉价劳动力。于是大家看到，过剩、低价劳动力的过度竞争条件下
的大量失业，最后导致动乱频繁，和发展中国家有这么多的环境问题。
我们讲到“三农”问题的时候，“三农”问题其实是从工业化加速开始的，是从全球化这里严峻起来的。世界上所有人口超过一个亿的发展中国家，都存在资源短缺、环境不断被破坏，农村人口增长却难以得到起码的国民待遇……所以，“三农”问题也是世界发展中的人口大国的普遍问题。
“三农”问题是世界普遍现象
20世纪中国经济史，主要是一个追赶工业化的过程。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一般都是从农业提取的。中国本来是一个人口过多、资源短缺的国家，尤其农业资源短缺，而农业人口总量很大，人均资源量就很小，相对的，人均农业剩余就更小。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从农业提取高度分散又很少的剩余，来完成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呢？答案是只有少数人在城市搞工业化，才能更多地去占有农村的资源，才能形成集中在城市的工业化；而农村，会仍然停留在相对比较传统的生产方式，比较落后的社会形态中。
这就是城乡二元结构在中国的客观历史必然。所以我才说，只要追求工业化，就必然产生“三农”问题。而且，如果殖民化历史结束之后的任何国家工业化，都只能靠占有国内的农业剩余来完成原始积累，那么，其制度成本就非常高，中国产生城乡二元结构，就可以被作为一种高成本的工业化原始积累制度来看待。
“三农”问题其实也是世界普遍现象。我已经去过三四十个国家，不论是印度、孟加拉、泰国、菲律宾还是墨西哥、巴西等等，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具有的普遍性的问题，都是从农业提取积累来完成工业化，也都会出现农村凋敝，小农破产，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出现两极分化，城乡差别拉大。
城市化能解决“三农”问题吗？
大凡是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都有城市化加快、农村贫困人口转移及其引发的问题。但我没有在发达国家看到农业现代化成功的典范，也没有在发展中国家看到城市化能解决“三农”问题的典范。
墨西哥总人口1.3亿，中国仅2003年转移到沿海和城市的农业人口就已经1.4亿了。别看我们转移出了一个墨西哥的人口，发生过墨西哥的那些政变、起义、黑社会和社会混乱吗？至今还没有。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基本制度，中央强调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长期稳定不变。如果仅仅听几个学者出来一讨论，我们就把这个基本制度按照完整照搬的理论逻辑改了，必然天下大乱。
所谓城市化，是一个根据西方发展经验提炼出来的经典概念，就是资本的积聚和城市人口的比重增加，而到中国，变成了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大家也许都希望把西方的现成概念搬过来，就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但实际上，照搬过来肯定不能用。不要轻易听信谁可以解决“三农”问题。一些学者开出药方往往很简单，只要加快城市化，只要土地私有化，只要……“三农”问题就解决了，所以他们说“三农”问题是伪问题。可是他们有海内外调查研究依据吗？有比较分析吗？
这些理论在美国也许都对，但是这理论未必适用中国。
中国已经是5000年农业文明，开垦得很多地方寸草不生，1950年是在5亿农民人口这样一个基数上搞工业化；美国现在一共才3亿人口，面积跟中国差不多大，大部分地区水草丰茂，没多少沙漠、高原、大戈壁。拿美国经验形成的理论来做中国的指导思想，行吗？
在座的大都是老百姓，为什么要讲社会责任，因为“三农”问题是城市化、工业化派生的问题，享受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城里人，有责任和义务帮助农民解决问题，提高他们的国民待遇。
我们现在城市现代化建筑大拆大建，造成的建筑废弃物污染占城市污染40%，如果现在再把农村也弄成这样，子孙后代就没地种了。
为什么印度人说学不了中国，是因为印度没有完成民主革命的核心任务——土地革命。中国没有再搞土地私有化，所以，1997年遇到东亚金融危机冲击的时候，我们可以增大政府需求，短短5年让中国的高速公路变成世界第二！谁能让印度也试试？
我把这些国内外情况都说清楚了，大家才会知道，中国人不可能靠西方的理念和说教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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