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历史观”：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原创非首发）
奇怪的“历史观”：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原创非首发，曾发表于“国学数典论坛”http://bbs.gxsd.com.cn/dispbbs.asp?boardID=10&ID=8348，现发于妙笔就教高人）
黄仁宇，是大家都知道的历史学家，以推广“大历史”史观著称。《万历十五年》是他最成功的作品，读来津津有味，专业史学著作极少这么平易近人，我能想到的是耶鲁的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在美国史景迁的著作平易近人的程度已经达到有许多人买他的书来当圣诞礼物，不过史景迁用的多是二手资料，与史料丰富的《万历十五年》不同。此书英文版出版没多久，美国大作家 John Updike（此公以《Rabbit Run》等兔子系列的小说知名。）就在著名的文艺性《The New Yorker》发表书评，这是有关中国史的学术著作少见的，也可知此书让人亲近的程度。中文版经中国名作家廖沬沙润稿，文字清通与多姿兼具。《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的文字也有同样的情形：经过高手润稿。
黄氏的著作我认真精读过的只有上面提到的《万历十五年》，书中的基本观点颇能说服我，《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考研究所前也曾仔细读过，允晨出版的《放宽历史的视界》流览过，只检有兴趣的论文精读。《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还供在书架上，他著名的《中国大历史》则没买、没看，也没兴趣。或许就是读得不多，所以搞不清楚他所谓“大历史”是什么内容？而近日买了最新出版的论文集：《大历史不会萎缩》，翻了翻，似乎比较了解他心中的“大历史”是什么了。原来我一向想错了。
我之前的错误是把黄仁宇谈的“大历史”单纯当成方法论来看，现在明白他的 “大历史”是介于玄想的历史哲学和思辨的历史哲学之间，似乎更接近玄想的那端。他讲“大历史”的内容，诸书俱在用不著我饶舌。而我感到不解的是他对“大历史”史观的态度，我的疑问是：黄仁宇除了明代的研究外，其他的是不是扯太远了？是很有创意，这些创意来自他个人生活历程，总不能回答质疑时都说：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一切仍是小问题。“大历史”成了尚方宝剑，所有问题在大历史面前会自动消失，因为我们都不懂。而他的表述相随意而且夹缠，什么是历史观“向前修正”我想我一辈子也不会明白。读他自己写的文章是痛苦的，他自己的文字遭透了。
黄仁宇急切想要从历史得到答案，以找出救亡的方法，也正因为这样的心情，使他太快下结论，先抓住一套历史哲学：所谓的“大历史”，由大历史来爬梳史料，当然会得到符合大历史脉络的历史发展，最后找到中国为什么会落的今天这步田地的答案，有了答案就可以救亡。这种救亡的心态在他那辈的学人身上多少都可以看到，之前提过的何柄棣也是，只是黄仁宇军中的经历使他更迫切救亡。
另外，何、黄同时代的人因为要救亡，不免受了西方影响，科学主义思潮成为主角，当时西方世界是强国，而西方是因为科学进步才强盛的，所以只要中国处处讲科学就能富强，君不见还有《科学的学庸》这样的书名吗？（科学主义对中国的影响我这儿是太简化了，郭颖颐曾有专著研究这个问题。）运用科学的方法获得客观的真理，从而找出救亡的良方，这是那一辈学人自己赋予自己的使命。
难道不能以学术救国吗？当然行。重点是，每个人都有立场，要明白自己的立场才能搞清楚问题的取向，才能把答案说分明，总之要了解自己的局限在哪儿，才能做好学问。何炳棣是不自觉的救亡，黄仁宇是自觉的救亡，可怪的是，无论自觉或不自觉，都没能了解自己的盲点。杨振宁曾说他自己觉得最大的成绩是打破中国人不如西方人的印象，一样是救亡。
感觉先生真是目光如炬，学问很好，很有见地。
我还是那个观点，中国的东西，还是得中国人自己来做，读着黄先生的书，感觉跟读西方的学者的书毫无二致。记得当时在师兄的劝说下，买了一本他极力推荐的这流行读物《万历十五年》，他看我买的是平装的，还觉得可惜呢，说，这种书，应该买精装的，但是我读了一半，感觉实在是不怎么能够读下去了，后来还是耐着性子，本着了解流行的心态强迫自己浑浑噩噩地翻了一遍，但是现在基本上就剩下些印象了，而且也非专业人士，所以不敢诳语。同时，也不怎么想为了说几句而再次强迫自己。
经济学被误导、拐骗，造成的往往是看得见的损失（虽然也是有非可见的伤害），而历史、哲学的误导，则是一种深沉的伤害。
如果像先生这样的人多些，学术圈那里会变成现在这种状态呢。 做学问这个话题还是放到以后再说吧，笔者以为（师妹提议让我如此修改，据说这样会更加正式一些）就历史这个学科，要做学问首先得过历史史料这一关，而通读二十六史之后，或者起码研究某一领域得通读某一时代或某几个时代相关史料方能“做学问”。试问现如今史学界能有几人？？利用好时间多读几本史料才是最佳的学史方法。有人说国外汉学家搞的好，无非是他们经费高些、占有的史料多学、全些而已，如果中国史学靠这些人去创立学术，那炎黄子孙也太失败了。正如颠倒兄所言，中国历史还是国人搞比较稳妥，虽然现如今没有几个像样的历史学家，但不能说将来也没有，知耻而后勇，抓紧给自己上小班恶补一下史料才是良策。中国人经常会这样做，至少有觉悟的学者会如此。
至于兄提到的救国良策，小R以为救国不如先救史，把历史的重要性让当政者真正认识到这才是兴邦利民的大事，可惜谁都知道历史重要但是谁都不愿意去学，功利主义太强对国家发展不是好事。话有点扯远了，当今历史学界没有大家，只有专家，有的连专家都算不上，专科生差不多。历史要振兴，还是多读史料吧。 关于中国古代历史，中国人研究固然有优势，但思维毕竟中国化，西方人研究我史，故有资金优势，也有思维不同，提供了研究之新思路，而且研究精神不能不佩服。
今年为做一课题，基本通读了剑桥中国史汉唐宋部分，很有启发性，还有一本法国人写的丝绸之路，建议对历史有兴趣的也去读读。 同时和几位意大利专家在一起共事3月有余，所谓“他人之长，我取用之” ，收获颇多。
再罗嗦几句，中国某些显学，西方做得比我们好：敦煌学就是明证，德、法、意、日等西方国家研究水平就很高，有人说我们现在研究已经迎头赶上，甚至超过，我看有点自欺欺人！至于我稍微熟悉的丝绸之路，中国自己的研究多半应该汗颜的！ 引用第3楼钱一文于2006-12-18 11:54发表的“”:
今年为做一课题，基本通读了剑桥中国史汉唐宋部分，很有启发性，还有一本法国人写的丝绸之路，建议对历史有兴趣的也去读读。 同时和几位意大利专家在一起共事3月有余，所谓“他人之长，我取用之” ，收获颇多。
请问兄台，《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宋代分卷出版了吗？我没注意，查了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网站还没看到（http://www.cambridge.org/series/sSeries.asp?code=CHC），或者您已看到清样了，可否透露一下有哪些学者参与撰述呢？谢谢。
的确像您说的，洋人有洋人的长处。 呵呵，国典诸位都在哈！ 楼主侧重看宏观的一面，所言在理。而从微观上看，黄氏的许多观点的确分析细密独到，给人很多启发，例如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中，他谈到：
“我们应当承认日本人有他们独特的精神，不能用“长于模仿”四字代之。研究日本的专家指出，史前的日本民族即已表现很多独特的性格，如好洁成癖，宗教信仰缺乏罪咎观念，无意对创世作猜测或崇拜一个滋生万物之神，注重自然现象，甚至敬畏出类拔萃的山川鸟兽。这种种专注于刻下环境之事物，有意受自然力量之感召（亦即在日常生活之中尽量接受自然法则），不沉湎于抽象观念的习惯，不可能与日本人经常在技术工作中表现精研独到的能力及各人行动易于协调没有关系。第二，日本因为受外界的军事威胁少，无需中国型的中央集权及庞大无比的官僚组织，而能让封建制度绵延至19世纪后期。一般观念认为几封建必落后。殊不知封建体制之内，最有效之政府为地方政府。经过长期人文演进之后（如交通通信进步、印刷术广泛推行、识字率增高），日本下层结构之组织日趋绵密紧凑，私人事业中渗入公众道德的精神，这种潜在的力量，与中国官僚主义之注重外表冠冕堂皇，完全相反。第三，吸收外界之专长，为所有民族国家应有之共通性格。中国曾不断地吸收外界宗教思想、建筑设计、食物乐器、战法工具，而最近一个世纪尚及于法律政府、科学技术、服饰言语。即欧美各国何尝不如此。以此类推，我们无法断言模仿是日本人独有之专长。只因日本为重洋遮隔，吸收外界文物时有突然性、有全面性、有时发展而为举国一致的运动，容易被指责而已。”
黄氏对历史的解释可能确有科学主义的倾向，但不能否认他对历史中诸多细节因素及其逻辑发展链条的梳理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引用第6楼slough98于2007-01-06 18:35发表的“”:
楼主侧重看宏观的一面，所言在理。而从微观上看，黄氏的许多观点的确分析细密独到，给人很多启发，
黄氏对历史的解释可能确有科学主义的倾向，但不能否认他对历史中诸多细节因素及其逻辑发展链条的梳理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愿闻其详，勾起了偶的馋虫就言止了~~~ 我不是学历史的，谈这个问题不免有些外行。感谢robertchrs兄的鼓励，我再发些一管之见。
关于“什么是大历史”（更直接的说法就是“宏观历史”），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收入的
《〈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一文中已说得很清楚。我觉得其中有两个要点：
1.历史的发展规律，包括对具体历史事件的解释都需要在一个宏观的历史视阈内（至少三五百年）才能真
正看得清楚。避免就事论事得谈历史。其实我们对文学艺术作品的评价也需要一个时间跨度才能更加透辟
，文艺也都处于历史之中，文学史越近的越难写。
2.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 如黄仁宇认为从政治、财政、军备的组织管理层面看，明末、鸦片战争和中日
甲午战争时的情况相差无几，明与后金之战的失败，清朝在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中的失败有同样的根源。
明朝大将刘铤是战死的，被俘后处死的，还是点燃火药自爆身死则属“小历史”（微观历史）。
当然，这都属于楼主所说的治史的方法论，而黄仁宇的最大成就就在于用这套方法论熟练地梳理史料，得
出规律。比如他经常谈到“数目字管理问题”，以大量史料、数据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一个采用数目管理行
政、财政、税收、军备的社会与一个不采用数目方式管理的社会的巨大差异，及其对历史的深刻影响。所
以作为方法论的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总是在寻求逻辑实证的，绝非玄想。
楼主谈到的作为“历史哲学”的“大历史观”，我觉得其实这是黄仁宇试图对自己理论进行一种超越实证
的提升，黄仁宇深受西方科学实证主义的影响，以这种方法为主导治史。但他也深知纯技术角度研究的局
限性，于是考虑进“人”的主观要素，但似乎该努力不大成功。比如在《万历十五年》279页的著名的螺
旋线图上，他提出了三股力量：“道德观念”、“基点”（历史环境）和“做错事的根性”，把主客观因
素都包容纳入进来，但在其著作中好象没有把这三股力量的彼此作用进行深入阐述。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历史学研究的一大难点，即历史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又有自身的规律，那么个
人的主观意志、感情、能力在历史上究竟能对历史起多大的作用？历史中的偶然性又究竟占多大的比重？
“小历史”对“大历史”有多大的影响？黄仁宇对这些问题显然并不关注，这些问题似乎不是纯实证研究
能够胜任的。记得阎崇年先生有一次在百家讲坛讲到“落后不一定打败”，认为鸦片战争的失败责任主要在于道光帝，当时中国虽然落后，但完全能够击败劳师远征、缺乏后勤补给的数千英军。如果换了康熙帝，实际情况就大不同了。此立论与黄仁宇的“是以痛责琦善、耆英及道光帝，于事无补”就截然不同了。 引用第6楼slough98于2007-01-06 18:35发表的“”:
楼主侧重看宏观的一面，所言在理。而从微观上看，黄氏的许多观点的确分析细密独到，给人很多启发，例如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中，他谈到：
“我们应当承认日本人有他们独特的精神，不能用“长于模仿”四字代之。研究日本的专家指出，史前的日本民族即已表现很多独特的性格，如好洁成癖，宗教信仰缺乏罪咎观念，无意对创世作猜测或崇拜一个滋生万物之神，注重自然现象，甚至敬畏出类拔萃的山川鸟兽。这种种专注于刻下环境之事物，有意受自然力量之感召（亦即在日常生活之中尽量接受自然法则），不沉湎于抽象观念的习惯，不可能与日本人经常在技术工作中表现精研独到的能力及各人行动易于协调没有关系。第二，日本因为受外界的军事威胁少，无需中国型的中央集权及庞大无比的官僚组织，而能让封建制度绵延至19世纪后期。一般观念认为几封建必落后。殊不知封建体制之内，最有效之政府为地方政府。经过长期人文演进之后（如交通通信进步、印刷术广泛推行、识字率增高），日本下层结构之组织日趋绵密紧凑，私人事业中渗入公众道德的精神，这种潜在的力量，与中国官僚主义之注重外表冠冕堂皇，完全相反。第三，吸收外界之专长，为所有民族国家应有之共通性格。中国曾不断地吸收外界宗教思想、建筑设计、食物乐器、战法工具，而最近一个世纪尚及于法律政府、科学技术、服饰言语。即欧美各国何尝不如此。以此类推，我们无法断言模仿是日本人独有之专长。只因日本为重洋遮隔，吸收外界文物时有突然性、有全面性、有时发展而为举国一致的运动，容易被指责而已。”
黄氏对历史的解释可能确有科学主义的倾向，但不能否认他对历史中诸多细节因素及其逻辑发展链条的梳理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首先欢迎来到妙笔区，个人始终认为，学不学历史，了解不了解历史，不在于他的专业是否为历史。
个人把黄仁宇的学说理解为近似玄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宏观层面上面的想法，但是也因为他对于一些细节的处理上面。
日本的文化有独特的地方，这个我向来承认。但是个人不认同把文化的功能无限放大，把文化特殊化，静止化。另外日本与大陆相连的话，还会是现在的模样？但是看了通篇的话，我感觉不出你在意到了这一点，始终就文化论文化。你上面说的几点，有比较明显的“后见”痕迹。文化的分析，个人认为，有两点很重要，一个是抽象出太多的点，一个是有太多的不属于那个文化的外在影响。点太多了，往往并列处理，似乎一大把，其实可以说什么都没有抓到，可惜这个处理方法很流行。如果我来抽象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我也可以抽象出一大堆的符合任何标准的东西。你上面归纳的几点，说白了，其实就是符合西方的所谓标准，但是细节与导出这些所谓的细节的逻辑我是不怎么认同的。
中央集权政府是否强大，或者是否需要强大，中央集权是否有益，其实都是大可商量的。另外，你似乎没有添加时间坐标，静止化了。
我杂七杂八的说了这些，估计你应该也是不会怎么认同的。另外，我上面的话，有比较明显的“太极拳”的痕迹，大概是怯于实证的辛苦吧，见谅^_^ 引用第8楼slough98于2007-01-14 14:35发表的“”:
我不是学历史的，谈这个问题不免有些外行。感谢robertchrs兄的鼓励，我再发些一管之见。
关于“什么是大历史”（更直接的说法就是“宏观历史”），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收入的
《〈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一文中已说得很清楚。我觉得其中有两个要点：
1.历史的发展规律，包括对具体历史事件的解释都需要在一个宏观的历史视阈内（至少三五百年）才能真
.......
对于《万历》一文很是疏远了，就不说了，那位了解的再来说说吧。 引用第9楼颠倒梦想于2007-01-15 09:52发表的“”:
首先欢迎来到妙笔区，个人始终认为，学不学历史，了解不了解历史，不在于他的专业是否为历史。
个人把黄仁宇的学说理解为近似玄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宏观层面上面的想法，但是也因为他对于一些细节的处理上面。
日本的文化有独特的地方，这个我向来承认。但是个人不认同把文化的功能无限放大，把文化特殊化，静止化。另外日本与大陆相连的话，还会是现在的模样？但是看了通篇的话，我感觉不出你在意到了这一点，始终就文化论文化。你上面说的几点，有比较明显的“后见”痕迹。文化的分析，个人认为，有两点很重要，一个是抽象出太多的点，一个是有太多的不属于那个文化的外在影响。点太多了，往往并列处理，似乎一大把，其实可以说什么都没有抓到，可惜这个处理方法很流行。如果我来抽象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我也可以抽象出一大堆的符合任何标准的东西。你上面归纳的几点，说白了，其实就是符合西方的所谓标准，但是细节与导出这些所谓的细节的逻辑我是不怎么认同的。
中央集权政府是否强大，或者是否需要强大，中央集权是否有益，其实都是大可商量的。另外，你似乎没有添加时间坐标，静止化了。
.......
感谢颠倒兄指正。关于日本文化的这段，引用的是黄仁宇先生的论述。我还是觉得黄仁宇治学在努力克服“西方中心论”的思想，当然在方法上受到很多西方传统学科范式的影响，这里面有利有弊吧。材料工夫不扎实，抽象固然玄渺无础，但若仅有材料堆砌，忽视抽象思辩，一样不成学问。
颠倒兄谈到的文化特征的“并列处理”确实是个问题，其实许多特征不是同一层次上的，不是并立关系。颠倒兄说“日本与大陆相连的话，还会是现在的模样？”关于地理因素，黄仁宇是非常看重的，所以他才认为日本长期以来没有外来军事威胁，未形成高度中央集权和庞大官僚组织。问题不在于他没有看地理因素，是他看得太重，他说：“从大历史的观点看来，即这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结构，也有其根源，由明朝可以向后倒推到其他各朝。主要原因还是受亚洲大陆天候地理关系的影响。”这显然带有地理决定论的色彩了。另外在他的著作中似乎也有把地缘政治作用夸大的地方。 今日得以拜读G兄旧作，受教～
兄之论题，偶理解是史学理论的根本问题，即“历史学是什么？历史学有何功能？”——研究历史应该是“还原历史”，抑或是“以史为鉴”？
正如兄所言，“黄仁宇军中的经历使他更迫切救亡”，“科学意识”（或者说问题意识更准确些？）较为浓厚。
因而先有了一个先入为主的论点，然后再从史料中寻找佐证，目的则是着眼于当时的民族救亡问题。
“所谓的“大历史”，由大历史来爬梳史料，当然会得到符合大历史脉络的历史发展，最后找到中国为什么会落的今天这步田地的答案。”（黄氏的“数目字管理问题”是又一例）
类似的，中国古贤有“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的争论。马克思说哲学有两大功能：“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当然，马氏所处的时代（问题重重的资本主义初始阶段）让他更看重的是改造世界。
克罗齐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偶理解其含义是说，历史学研究无论是论题、论点、还是方法论（“六经注我”或“我注六经”），往往受到当代重大问题且幽又深的影响。归根结底，从事历史研究的人生活在当代社会中，而社会存在无疑会对个人意识产生深远的影响。
偶也常常怀疑，即便我们矢志于“还原历史”，个人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摆脱当代社会物质条件和意识对自己史学判断的影响？在学科细分的今天，个人对古代社会生活的理解往往是盲人摸象、挂一漏万，对诸多历史条件存在隔阂进而产生误解恐怕在所难免。
本人并非史学专业，拉拉杂杂说了上面这些无用的话，恐怕也带有自己相对更关注现实问题的偏见。一笑。 拜读了 我只是盲目崇拜黄 路过，学习了，谢谢 黃仁宇談明代史還行，畢竟有專業研究，但談通史即所謂大歷史則太疏淺。。。 学习一下！ 路过，学习了，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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