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知青”背后的利益取向
鲁宁：12月13日中保专栏文章12月9日，《新华社》“新华视点”发了一篇《他们为何当农民－－浙江台州近5000名大中专毕业生“非转农”调查》。
我多次到过台州采访，那是一块私营经济的“福地”。“非转农”在浙江并非个别现象，但如台州那般，所辖3个区（县级）在一年多时间内，突然有5000名高学历青年重新选择拥有农村户口，的确有点反常，难怪“新华视点”把这个现象作为“视点”来做了。
从做新闻的角度，这个“返祖”现象确可被观察解剖一番。但“新华视点”所给出的判断（现象背后的成因）却不够深刻。
大致归纳，“新华视点”给出的主要判断有如下几条：城市生活成本太高；“城市病”让人苦不堪言；高学历青年返乡利于新农村建设等等。
可在我看来，生活成本高低是个相对概念，农村户口重新成为香饽饽只是“桌面上的说辞”，有这个因素，但不是本质因素。
逃避“城市病”一说也比较“虚”。的确，社会保障不到位，用工不签合同等等都存在，但总体而言，农村的综合社保比“患病”的城市更低，就算如台州这般已初具乡村工业化的地方，其农村综合社保也不可能总体上高过城市。
至于高学历青年返乡利于新农村建设－－得，那就更“虚”了。大家不妨设想，把户口迁回农村与在农村扎根创业是两个概念，就当下中国农村社会的凋敝现状，在不排除少量成功者的前提下，要想在农村创业发展根本不具备天时地利人和诸条件。
理论上讲，也是政策所限，农村青年读完大学重新把户口迁回农村是不允许的。浙江等地之所以开出了这个政策口子，背景极为复杂，新农村建设一说只是托辞而已。
当私下偶尔为之的行为变成群体性行为选择时，台州当地3个区的政府开始“害怕”了，以至于地方当局不得不在今年5月出台《大中专毕业生回原籍农村落户实施办法》，规定重返农村得符合三个条件：未曾被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控股）企业和区（县、市）属集体企业正式录用；迁出时属农业户口；迁入后生活在农村。
众所周知，中国是个权力加人情的社会而不是以契约为基础的责任社会，因此，上述三道防线完全形同虚设，中听不中用。譬如“迁入后必须生活在农村”这一条，政府如何去监管？再说，把青年才俊困在农村决非政策之初衷，与城市化方向背道而驰。当然，借三道防线应对舆论质疑多少能管点用。同时，它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朝令夕改的尴尬。
恕我直言，农村出来的高学历青年争先恐后要“返祖”，哪里是什么“新农村建设”，而是典型的为利起早。利有三项：宅基地、口粮田、承包田。
因为带着新农村建设之“光环”，乡村两级必须落实好上述“三利”。这三样东西，在中西部的大山深处还不太值钱，但在乡村工业化已成势的东部，可如同待开发的金矿哟！一旦某一天地被征用时，这三样东西，样样如同可立马兑现的“黄金”。
台州修筑的“三道防线”形如二战时法国的“马其诺防线”，但对审批把关者言，却又多了一种寻租的机会。
40多年前的“老知青”现象，是瞎折腾年代中国社会矛盾尖锐恶化的真切反映，明明是社会的倒退现象之一，却被毛老人家包装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新知青”现象则属又一种变相的“圈地运动”。殊不知，留在农村种田的本身就系农民中弱势群体，农民与土地矛盾又如此突出，现在“新知青”们再去虎口夺食，该是个什么情形？
中国的“地制改革”真的不能再拖了，越往后拖，资源无序争夺只能愈演愈烈。今日闹腾出了“新知青”，明日不知又会闹腾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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