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话四择看《退秦》
[园地首发]《烛之武退秦师》这一课历来是高中文言文的必修课。在授课重点的设置上，我们经常在“烛之武与秦伯的对话”、“烛之武的人物形象”与“作者高超的叙事技巧”这三方面上做文章。然而《左传》详载这段文字的目的真的仅限于塑造烛之武的形象、凸现烛之武的外交辞令上么？如果作者是有意识地进行文学方面的创作，那么前面提到的各个重点无疑是正确的，但而左丘明撰写《左传》的目的并不是在进行文学创作，而是纪录史实，用司马迁的话来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这就意味着尽管左丘明再在撰写《左传》时使用了很多接近于文学创作的表现手法，但他的本意依然是在记录历史事件！也就是说《左传》毕竟是一部史书，虽然它在记载中有文采斐然之处，但其价值仍应该是以历史价值为主的，而不是体现在文学价值上。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在分析这一课时并不能仅仅把它当作文学作品那样进行简单的文学性解读，首先要做的是充分发掘它的史料价值。
古人记载历史，往往侧重于“历古今之得失，验行事之成败”、“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探究古人的本意，不难看出古人是想通过对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件进行经验教训方面的总结，进而把这种经验作为指导自己行动的指南。从这角度重新审视《烛之武退秦师》这一段《左传》中记载，就会发现“烛之武与秦伯的对话”虽然在辞令上有很鲜明的特征，但这一点尚不足担当“历古今之得失”、“可以知兴替”的历史价值。那么这一段文字的价值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呢？不妨从“为鉴”的角度进行解读。
抛开后人拟定的题目，直接面对文本进行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在这段文字中其实叙述了四组不同的对话：
1、佚之狐与郑伯的对话。佚之狐的建议促使郑伯放弃自己作为国君的尊严而去恳求烛之武。从烛之武的态度上看，郑伯与烛之武之间以前是有矛盾的，不然烛之武决不会马上就断然推辞，然而郑伯纾尊降贵地向烛之武承认错误，这说明郑伯很明了郑国的灭亡和个人的矛盾之间的轻重利害关系。
2、郑伯与烛之武的对话。烛之武一上来的态度表明他开始并没有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还是在斤斤计较于个人的得失，在这里也不能排除烛之武恃才傲主的成分。但当郑伯明白告知“郑亡，子亦有不利焉”时，烛之武才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是个人利益与国家存亡之间的利害冲突。更何况，郑伯已经认错，如果再一味拒绝，那自己所面临就不单是“郑亡”后的“害”，而且还可能马上就有来自郑伯方面的“害”。在这个时候，烛之武所面对的“说秦”其实已经是不可逆转的选择。
3、烛之武与秦伯的对话。在这次对话里，以往的重点是放在烛之武身上的。的确，烛之武的分析非常精彩，足以打动秦伯，但我们应该更关注一下秦伯的立场。从秦伯的角度上看，如果秦国处在绝对强势的状态，即秦伯有权决定郑亡之后对郑国土地的怎样处理的话，秦伯完全可以不考虑烛之武的话，但事实却不是这样，晋国之强在当时是不可动摇的！更何况虽然以往秦伯经常对晋国加以援手，与晋文公之间也有“翁婿”这一层关系，但目前晋国正处在扩张的态势中，不能不考虑秦国将来的发展方向。而烛之武的话是非常符合秦国发展利益的，因此秦伯选择与郑结盟是从国家发展角度出发的最佳策略。
4、子犯与晋文公的对话。同盟者变成敌对者，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所以子犯的请求是必然的，但晋文公并没有冲动地做出决定。这次简短的对话，重点突出了晋文公的理性，但在做出决定之前，晋文公肯定有自己的分析。这个分析我们从晋文公所说的“三不”中可以看到，一方面秦穆公于己有恩，第二方面自己攻秦出师无名，不利于自己在其他国家面前树立威信，第三方面由于事先没有与秦作战的计划，军力部署需要重新调整，秦军也很有可能提前准备，自己贸然出击不见得会取得胜利。这次伐郑已经使自己失去了秦国这个强有力的盟国，怎样才能把损失降到最低呢？可供的选择不多，只有“吾其还也”这一条路而已。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这四组的对话其实都体现着一个相同的原则——趋利避害。以此为鉴，士可以知利己，君可以知利国，将可以知利战。这无疑才是这段文字作为史料的价值所在！这段文字在向我们表明：无论是什么样的人、无论做什么样的事，都面临着利与害的选择，而只要做出正确的选择才能避免遭遇对自己有害的就结果。在这一点上，这篇文字中的四个人物的趋同选择同“假虞灭虢”中虞公的选择相比正好是一成一败的两个典型。 兄的文章小弟都收藏了，替我的几个朋友谢谢兄的一些分析，教师的工作很伟大。 引用第1楼robertchrs于2006-12-11 23:53发表的“”:
兄的文章小弟都收藏了，替我的几个朋友谢谢兄的一些分析，教师的工作很伟大。
谢谢R版的关注，很高兴能够对您的朋友有所帮助，自己只是沾了“伟大职业”的一点光而已。纯教书匠罢了。
但语文则需要更多的仁人志士来关注！否则另外那个关注“当今中国有无学术巨人”的帖子，也只能是“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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