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 访谈录 [下载]
http://img.verycd.com/posts/0611/post-444559-1163937604.jpg简介：查建英(笔名：扎西多)：北京人，曾就读于北京大学、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一九八七年回国，九十年代返美国。二00三年获美国古根汉姆写作基金，再回中国。曾为《万象》、《读书》、《纽约客》、《纽约时报》等撰稿。已出版非小说类英文著作China Pop，杂文集《说东道西》，小说集《丛林下的冰河》等。其中Chhia Pop被美国Village Voice Literay Supplement杂志评选为“一九九五年度二十五本最佳书籍之一”。
这是一本围绕“八十年代”情境及问题意识的对话录，主持者选取的谈话对象多为八十年代引领潮流的风云人物：北岛、阿城、刘索拉、李陀、陈丹青、栗宪庭、陈平原、甘阳、崔健、林旭东、田壮壮，分别属于诗歌、小说、音乐、美术、电影、哲学及文学研究等领域。对话抽取相关领域里在今天仍有讨论价值的当年热点内容作为话题．试图重现这个在中国二十世纪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年代的场景和氛围，并且在回顾八十年代社会思想面貌的同时也对其进行反思。
20世纪80年代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令人心动的年代。谈话者以个人的身份和角度，从各自从事的工作出发，既回忆反省过去的那个时代，也评论分析现在，并且眺望臆想未来。书中虽然记录了许多珍贵的往事，却没有变成一个“怀旧项目”，大多数谈话者没有简单地将80年代浪漫化，尽管他们那时年轻气盛、出道成名。这些回忆者的态度不是一味怀旧或颂扬，而是尽可能坦率、客观地对自我和时代的局限，对不少当年轰动一时的现象、事件、人物及文化动因进行深入剖析、批评和反省。
追忆八十年代文化启蒙 《八十年代访谈录》
20年的间隔和缓冲，足够让人们站得更高、看得更清晰：虽然不能还原80年代，但20年的时间，人们获得的信息量以及视野、阅历都在大大拓展，这有利于从不同的角度去回顾历史 。
阿城、北岛、陈丹青、崔健、刘索拉、田壮壮……这一连串名字和“四月影会”、“无名画会”、“第五代导演”等文化现象，共同代表着20世纪80年代文化艺术的回归与觉醒。20余年后的今天，那个以“文化热”著称的年代又被热闹地提起，三联书店于5月推出著名旅美女作家查建英主编的《八十年代·访谈录》。该书对11位成名于上世纪80年代的作家、艺术家、学者和批评家进行深度访谈，试图立体地还原和反思那个在中国20世纪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代。
“迟到的青春期”
查建英心中的上世纪80年代是当代中国一个短暂、脆弱却令人心动的浪漫年代。“我1981年到1987年间赴美读书，虽然在80年代中只有四年时间‘在场’，但正因为我体验过上世纪70年代的封闭，那段时间每每通过书信知道国内有摇滚乐了，或者很多人看萨特等等，便觉得十分激动，更感觉这‘迟到的青春期’弥足珍贵。我近年常常在饭桌旁、朋友间听到有关那个年代种种人与事的即兴回忆。比如大家回忆李陀，他是1939年出生，在80年代却经常把‘他们那些中年人……’这样的话挂在嘴边，现在觉得好笑——他那时可不就是个中年人！但这实际上反映了那个年代，大家在精神饥渴之后，发现所有的事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鲜，这些东西不停地冲击着我们的脑子，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从未有过的年轻！我发现大家并没有淡忘那段历史。”
“我不找80年代，80年代找到我头上来了”，查建英对80年代的感情由来已久，但真正展开这一大型深度访谈却是受洪晃启发。正如李陀所说，80年代问题复杂又重要，甚至可以开一门“80年代学”的课程。查建英选择了从“文化热”这一角度切入：“开始我只打算找几个人聊聊，写一篇关于80年代的文章，但我很快发现这些80年代人经过十几年沉淀、积累、云游世界，人人一脑袋见识。我无法丢掉这么多珍贵的材料，随便给读者端上一盘速成的杂碎。于是，索性增加访谈人数，拓宽角度，集结成书。”
该书的责编吴彬则表示：“查建英和很多人一样，有‘80年代情结’。毕竟那个时期是不可复制的，那是很多人学术、艺术生命上的黄金时期。而查建英缺失了一部分80年代的记忆，这在她是一种遗憾，但可能更是一种冲击，使她更想去了解、挖掘、还原那个年代。”
意外收获：“弄潮儿”背后的故事
查建英曾经的小说《到美国去！到美国去！》和《丛林下的冰河》开了留学生文学的先河，她也用笔名扎西多长期为《万象》、《读书》、《纽约客》、《纽约时报》等撰稿。这种特殊的学术背景和个人经历，使她有自信“不看这些被访对象以前的访问”，在采访前她对被访人能谈到什么程度已有一个大体的预期。谈话双方知识水平的对等，使其演绎成为一场场智慧的激荡。
查建英最认同阿城在访谈中的观点：“他讲的知识结构与群体焦虑这两个问题，我觉得讲到百年来中国文化问题的根上去了。”陈丹青对当年的反思也相当深刻：“80年代的可怜就是不知道自己有多惨，还说什么文艺复兴！那是瘫痪病人下床给扶着走走，以为蹦迪啊！”
选取访谈录的形式，是因为查建英觉得这样便于保持一定的随意性以及被访者的个人风格，而且活泼好读。访谈也有意外收获，那就是这些“文化热”弄潮儿背后丰富的经历。1984年阿城忽然成名，他寄给陈丹青一份杂志，他的《棋王》、《孩子王》都发表在上面。他直接把杂志寄给在美国的陈丹青，为了省邮费，把其余书页都撕掉。陈丹青则记忆犹新：“不久我去美国了，一大早阿城到校门口送我，他要上班，不能和大家一起去机场……那时连拥抱都不会，就那么扶着胳膊流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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