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鴻森：漆永祥《漢學師承記箋釋》序
《漢學師承記笺釋》序陳 鴻 森*
漆永祥教授以所著《漢學師承記笺釋》一書屬為之序，以余之譾陋，寔不足為此書增重，然漆教授是書結撰之始末，余所知獨詳，故不敢以不文辭。
一九九九年五月，漆教授蒞臺北中央研究院出席一項學術研討會，余適擔任該場會議主席。會後相接，以所學相近，君復博覽多聞，故言談頗投契。余性質直，寡交游，然如君者，固所願交而不肯失者。自是書札往返不絕，隔海論學，時各出所見，以相證質，致足樂也。時漆教授已出版《乾嘉考據學研究》一書， 頗為治斯學者所稱述。其書所論，與鄙見雖不無異同，然書中時具特識，況渠年富力盛，精進不已，異日所造，正不知其所止也。
漆教授於吳派學術用功郅深，一日，語余曰：擬纂錢竹汀先生年譜，已申請得科研補助經費矣。余向亦撰有此稿，後以病目，積稿迄未寫定，因出所輯《潛研堂遺文輯存》相示， 君一見，即言渠不復為此，將改他題矣，並代為雇人迻寫北京圖書館所藏竹汀題跋，其謙抑也如此。
其後，漆教授來書言讀江藩《漢學師承記》有年，舟車訪書，所積日富，擬為是書作注，與余商之。江氏此書以紀傳形式，將清代嘉慶以前具代表性之漢學者彙為一編，每傳各詳其生平行實、師承交游、學術創見，與乎著述旨趣等，藉以呈現清代漢學發皇、流衍之概況。阮元序其書，謂「讀此可知漢世儒林家法之承授，國朝學者經學之淵源」；伍崇曜〈跋〉亦稱其書「為上下二百年一大著作，談漢學者決不可少之書」。 漆君研治清代考據之學有年，詳悉乾嘉藝林故實，渠有意笺釋是書，余深為江氏慶，因亟慫恿其及早為之。顧其事言之匪艱，為之實大不易，蓋江藩頗以文章自負，其語典、事典之所出，往往未易尋討；而傳中所述群賢精義，遍於群經，兼及漢儒舊義得失，自非覃研深造、博涉多方者，莫得其旨歸。他若〈惠士奇傳〉之論琴篴理數、〈王昶傳〉之論兵事形勢，〈江永傳〉之論歲實消長之類，事涉專門，學者閱之，瞠目茫然。周予同先生向嘗選注其書， 然所注僅及其半，且文多刪略，豈非以其難為？然即江傳淺\近之文，周氏闕注、違誤者亦所在多有。今漆君踵事更張，意其為此，非覃思潛研十數年者莫辦。乃二○○二年冬間君來書，言初稿略具，全書將百萬言。且不以余闇昧，遠寄數卷，屬為刪訂。適余南下講學，僦居台南，行篋乏書；兼以余短於口說，教課需日寫講稿，冗碌萬狀，於君之書竟無能為役，僅勸其大事芟削，以避蕪累。翌年春，友人蔣秋華君購得日本近藤光男先生譯注《國朝漢學師承記》三冊， 知君方為此學，因遠寄之，並影印一份詒余。
近藤先生（一九二一～）為吉川幸次郎先生弟子，歷任北海道大學、御茶水女子大學教授。渠從倉石武四郎先生遊，一九四○年代初期曾組「漢學師承記研究會」，撰有〈清朝漢學のかたち──江鄭堂の《漢學師承記》編纂の態度について〉、〈揚州の文學とその主張〉、〈《漢學師承記》の文章〉等文； 一九八七年出版《清朝考證學の研究》一書。 近藤先生於江氏《師承記》積功數十年，《譯注》每傳詳記其史料依據，於江書所涉典實、史事，詳為注解，並逐段語譯為日文。其注典核淹通，殫見洽聞，不愧名家。
余比觀兩家之書，漆君學養雖略有不逮，然君初未見近藤之書，而二者暗合者殆十之六，足見其攻苦力學，冥思神會，出門合轍，於前輩固不多讓焉。今年六月，余應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中心主任安平老、中國社科院歷史所陳祖武所長之邀，赴北京參訪。與漆教授聚處數日，則《笺釋》已數易其稿，出版有日矣。君復出示所纂《江藩年譜新編》及新著《江藩與漢學師承記研究》一書稿本。 《年譜》一編，蒐羅富贍，足補閔爾昌先生舊譜之缺略； 《研究》一書，於江氏生平世系、交游、著述，與乎江書各傳依據之史源、《師承記》版本及其編纂周邊諸問題、江書之得失、《師承記》之續纂各端，莫不詳稽博考，甄微發覆，所論多有前賢所不及知者。君復蒐輯江藩佚詩遺文，並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江藩《乙丙集》、《炳燭齋雜著》，上海圖書館所藏江氏《伴月樓詩鈔》，及復旦大學圖書館所藏王欣夫先生《炳燭室雜文補遺》等，合諸江氏已刊別集《隸經文》、《續隸經文》、《扁舟載酒詞》與《半氈齋題跋》各種，重加點校，編為《江藩集》一書。 漆君於江氏一家之學，可謂竭盡心力矣。以視余之碌碌無成，彌自滋恧耳。
學如積薪，近藤先生《譯注》導乎先路；漆君《笺釋》復旁蒐博采，兼綜眾長，其於職官地名、學者著述之大要，尤致詳焉。近藤先生所釋，間有未盡，其誤者正之，如〈褚寅亮傳〉「入其玄中而不悟」，近藤先生未得「玄中」之旨，誤以《三統術》之「元中」說之， 漆君引《世說‧文學篇》以正其非。又〈陳厚耀傳〉之「召至西煖閣」，近藤先生誤引《唐士名勝圖會》，謂閣在崇敬殿； 漆君則據清宮實地，指實西煖閣在乾清宮內。近藤先生《譯注》間有未詳者，此則詳考而補其闕，如〈錢坫傳〉「蠟以覆車」、〈王昶傳〉之「紫燕」、〈孔繼涵傳〉中孔廣根之生平等均是。若此之類，書中隨處而見，覽者自得之，茲不悉舉。他若名物典制與乎天文曆算之等，則博采今人研究成果，析其義蘊。學者得此一編，誠\事半而功倍；而江藩纂修此書之用心，得漆君笺釋闡發而愈明，非特江氏之功臣，亦來學研究乾嘉學術之津逮也。
論者或以江氏《師承記》標立漢學之幟，述為專書，以張其軍，遂啟門戶紛爭之釁；方東樹特著《漢學商兌》一書以相頡抗，黨同伐異，漢、宋兩學竟成水火。實則二派各有所蔽，故道、咸以下學風遂變。然欲論清代學術嬗替升降之跡，舍江氏此書固莫由也。其書實一紀傳體之當代學術史，傳中所記諸人，泰半為江氏所接、所聞、所傳聞者，如〈余蕭客傳〉，寫其師「狀貌奇偉，頂有二肉角，疏眉大眼，口侈多髯，如軌革家懸鬼谷子像，故同社中戲呼為鬼谷子。」 又，〈武億傳〉寫武氏之勇力與善哭等， 皆曲盡其神貌。另如王鳴盛之更號西沚，錢大昕〈西沚先生墓誌銘〉云：
嘗取杜少陵詩句，以「西莊」自號，學者稱西莊先生，西莊之名滿海內。頃歲，忽更號西沚，予愕焉，諷使易之，不肯。私謂兒輩曰：「沚者，止也。汝舅其不久乎！」西沚於經義專宗鄭氏，茲以嘉慶二年十二月二日捐館，歲行在巳，龍蛇之厄，與康成先後一揆，斯亦異矣。
然王氏易號西沚之年，諸家誌傳俱無明文。惟江氏〈王鳴盛傳〉言：「老年，因讀書窮日夜不輟，目遂瞽，有吳興醫鍼之而愈，著書如常，乃自號西沚。」 則王氏更號在目瞽愈後。按《蛾術編》卷七十九〈自壽詩自賀詩〉條云：
己酉六十八，兩目皆失明，唯右目僅辨三光。辛亥三月，有醫鍼治，始復見物。
謝啟昆《小學考》卷十載陳鱣《說文解字正義》，王鳴盛為之序，亦言「辛亥予目重明」， 然則王氏更號西沚在乾隆五十六年辛亥目癒之後。余纂《王鳴盛西莊遺文輯存》，今驗王氏五十六年以前所撰各序，俱題西莊；其五十七年序徐文范《東晉南北朝輿地表》，又序陸肇域、任兆麟《虎阜志》及吳鎮《松花菴詩集》，文末皆題西沚。 然則江藩謂王氏更號在目瞽復明之後，宜可據也。此其書足資考證之一例也。
另按段玉裁《東原先生年譜》乾隆三十三年條云：
是年，應直隸總督方恪敏公之聘，修《直隸河渠書》一百十一卷，未成，會恪敏薨。接任者，前大學士楊公廷璋，不能禮敬先生，辭之入都。己丑（三十四年）春，謂玉裁曰：「吾固樂此不疲，惜未能竟。聞後蒞事者請余君仲林蕭客為之，恐其才不足。予書經水、支水先後延接，皆按地望地脈次弟，不可稍移，恐仲林不能耳。」先生?#123;後，此書清稿，一藏曲阜孔戶部府中，一在直隸總督吳江周公名元理家。
按《直隸河渠書》修纂事，為乾嘉學術一段公案。據段《譜》，則東原應方觀承之聘，與修是書；三十三年八月，楊廷璋繼任總督， 東原辭去，楊氏乃延余蕭客繼其事。然江書〈余蕭客傳〉則言：
直隸總督方恪敏公觀承聞其名，延至保定修《畿輔水利志》。間游京師，與朱學士笥河先生、紀文達公昀、胡文恪公高望相友善，咸謂其學在深寧、亭林之間。因目疾復作，舉歙戴震以代，遂南歸。
據江〈傳〉則是余氏纂修在前，後以目疾，因舉東原以代。二說各出兩家弟子所言，其說互異。余意江〈傳〉近是，蓋《東原年譜》成於段氏暮年，其追述時有誤憶者。 使如段《譜》所言，則聘余氏續纂者乃楊廷璋，楊氏繼任直隸總督在三十三年八月，則余蕭客北上修書必在三十三年秋冬至三十四年春間。然段《譜》三十四年條記是年春東原「為余仲林作〈古經解鉤沈序〉」，今檢《東原文集》卷十此序云：
朱君文游以其友余仲林之《古經解鉤沈》若干卷千里馳寄。前有天台齊宗伯（森按：召南）、太倉王光祿（鳴盛）二序，既為之導其意，嘉其存古之功。文游復語余曰：「二公於子廿數年之知，二公之所稱許，是以余子又欲得子之一言也。」吾以仲林之為是書，好古而有師法。……今仲林得稽古之學於其鄉惠君定宇，惠君與余相善，蓋嘗深嫉乎鑿空以為經也。二三好古之儒，知此學之不僅在故訓，則以志乎聞道也，或庶幾焉。
果余蕭客應楊氏之聘續修《直隸河渠書》，則三十四年春余氏近在河北，其逕以《鉤沈》屬東原序之可也，何必更由朱文游千里遠寄，且寄語「余子又欲得子之一言」？抑如段氏所言，楊廷璋延余蕭客續纂《河渠書》，東原方「恐余氏之才不足」以繼其事，豈肯更為余書作序？是必余氏病目南歸後，傾慕東原之學，因由朱文游遠寄其書請為之序。觀東原〈序〉中之語，余、戴二家並無深交。蓋《直隸河渠書》本由方觀承草創，後經趙一清整理修訂， 繼延余蕭客與修之。胡適之先生所校此書原稿本，其評改字跡有非趙、非戴者，或即余氏手筆歟。 後余蕭客病目請歸，時東原以輿地之學名，知者因舉之以代。東原為刪潤其稿，寫定前四冊二十六卷。方觀承卒後，楊氏未能禮敬，東原乾隆三十四年入都會試，不第，遂應山西布政司使朱珪之聘，轉赴山西修《汾州府志》。 而《直隸河渠書》稿本藏孔繼涵家，孔氏之子廣根為東原之婿， 是必余氏修之在前，東原繼其事，乃得迻寫清本，藏之府中，而其原底本則東原自藏之。東原卒後，其家藏本遂歸孔氏。府中藏本則流入楊氏之後繼任總督周元理甥婿王某家，其子王履泰掩為己有，嘉慶十四年刪削改易，繕寫進呈。高宗以其為有用之書，命武英殿刊行，王履泰賞以同知。東原之子中孚不平，「之曲阜，取原稿百十一卷入都，意欲辨正，而無肯言於上者」，抑鬱攜歸，屬段氏校刻其書。 段氏謀\之王念孫，王氏覆書云：
弟檢閱戴世兄（中孚）所攜之稿，當日卻為方宮保代作。今王通判（履泰）所呈之本，是否即係原本，抑已被改頭換面？未見其書，難以懸斷。……此書雖出自東原師手筆，究係方宮保出名，將來若不易名，則為方氏刻書，同人亦斷不肯助力。倘竟換東原師之名，未免與當日草創本意有違；且東原師所著之書精且簡，未有卷帙浩繁若此者，是不可不斟酌盡善也。
味王氏答書末數語，蓋亦不以此為東原之書。 然微江藩此傳，吾人竟不知余蕭客嘗與修是書。此江書足訂異同之例也。
臧琳著《經義雜記》三十卷，當時無有知者。乾隆末，其玄孫臧庸出其書，一時名家碩學咸驚異之，王鳴盛、錢大昕、段玉裁、江聲各為之序。 王氏稱「其考證之精博，幾幾欲與顧（炎武）、閻（若璩）諸公抗行〔衡〕」； 江聲〈序〉亦推許臧琳「學識邁軼乎唐初群儒之上」。 而江藩《師承記》不列臧琳於首卷，與閻若璩、胡渭等同列；乃退之卷四，次其傳於洪亮吉之後， 其中實有深意。按臧氏《經義雜記》，嘉慶間學者頗有疑其書非臧琳本書，而係出「子孫潤色」。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二云：
〔《雜記》〕前有康熙癸未自序，稱閻百詩為之作序，平生知己，一人而已。然閻氏所著書中，絕不道及玉林一字；即序文亦不見於其子詠所編《潛丘劄記》內。且當乾隆朝詔開四庫全書館，天下遺文軼事，靡不畢集太史；況此書標名《經義雜記》，非詩文別集恐有礙時可比。其孫曾輩不以呈諸官而達諸館，直待其玄孫庸始出而問世耶！竊意玉林當日原有此書，而未若今本卷帙之富，或後人有所附益。
蓋疑其書頗出臧庸增益。又方東樹《漢學商兌》一則言：「《經義雜記》多非出於玉林先生原有之言，余聞之前輩云。」再則曰：「或言臧氏書多為其孫庸所羼亂，此閻氏〈序〉亦其偽託。」 另據臧庸《拜經堂文集》卷三〈上阮芸臺侍講二〉，知阮元亦疑其事。 余近考之，臧氏《雜記》誠\多臧庸竊取時人勝義篡入者。 江藩列臧琳於〈洪亮吉傳〉後，蓋亦疑《經義雜記》不皆出臧琳之手故爾。此義諸家向未之及，今特表出之。
惟江氏紀傳，間亦有未覈者。〈李惇傳〉云：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中式舉人，明年成進士，注選知縣。襆被南歸，不能家食。時謝侍郎墉督學江蘇，延之主暨陽書院。……後得末疾，終於家，年五十一。
按李惇卒年，舊有三說。阮元〈高郵孝臣李君傳〉云：「乾隆五十年，年五十一，以疾卒。」 焦循〈李孝臣先生傳〉則言：「乾隆四十九年八月卒，年五十有一。」 二說不一。另汪中〈故候選知縣李君之銘〉：「乾隆四十五年，君成進士，注選知縣。越三年病卒，年五十有一。中既與君久要，得詳其行誼」云云， 則以李惇四十八年卒。按焦〈傳〉自述云：「循訪先生遺書於沈文學鈁，鈁訪諸培紫（森按：李惇之子）。培紫以先生詩集及〈行述〉示循，循次其梗概著於篇。」是焦循所為〈傳〉乃本其家〈行述〉，其年月宜可據，則當以卒乾隆四十九年為正也。
江〈傳〉言謝墉延主暨陽書院；阮〈傳〉則云：「庚子（四十五年）會試，中式第二。學使彭芸楣侍郎聘主暨陽書院，勵諸生以經學。」 二者亦歧互。今按謝墉乾隆三十九年提督江蘇學政，四十三年春?#123;禮部左侍郎；復於四十八年充江南鄉試正考官，即授江蘇學政。 然則李惇四十五年禮部中式南歸，時謝墉已不在江蘇學政任，其延李惇主書院者，當以阮〈傳〉作彭元瑞為是也。
又，《師承記》卷三〈錢大昕傳〉云：
戴編修震嘗謂人曰：「當代學者，吾以曉徵為第二人。」蓋東原毅然以第一人自居。然東原之學以肄經為宗，不讀漢以後書。若先生學究天人，博綜群籍，自開國以來，蔚然一代儒宗也。以漢儒擬之，在高密之下，即賈逵、服虔亦瞠乎後矣，況不及賈、服者哉！
此一故實流播甚廣，凡治乾嘉學術者類能言之。李詳《媿生叢錄》卷二言：
戴東原先生窮走京師，因錢少詹游揚之言，其名始著。而戴乃云：「當代學者，吾以曉徵為第二人。」錢學之博，非戴君所可望；少詹且甘之，為作〈戴先生傳〉，附於潛丘、定宇、慎修諸先生後，其度真不可及。
張舜徽氏則斥東原「乃以第二人與錢，而悍然自居魁首，可以想見其驕狂之氣」，因論其「好名之念太盛」，故掩竊趙一清《水經注》云云。 余英時先生《論戴震與章學誠\》則言：
東原?#123;甚麼理由把錢大昕貶為第二人，而又毅然自居第一呢？顯然東原在這裏是用義理作為判斷的標準。因為如果以考證範圍的廣博而論，錢大昕在乾嘉時代決無人可與之比肩。
阮元為錢氏《十?#123;齋養新錄》作序，嘗謂：「國初以來，諸儒或言道德，或言經術，或言史學，或言天學，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韻，或言金石、詩文，專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惟嘉定錢辛楣先生能兼其成。」因舉錢氏之學蓋有「九難」，百歲前後，學者固莫之能及。 而竹汀元史之學，尤並世無雙。余先生謂「以考證範圍的廣博而論，錢大昕在乾嘉時代決無人可與之比肩」，其說信然。惟余先生以東原此說係以「義理作為判斷的標準」，則殊可商。按錢氏史家性格，尚徵實，不喜空談義理；如余先生之說，東原豈以錢氏義理之學為當世第二人？
戴氏「吾以曉徵為第二人」之說，何時所言，今不得而詳。然東原卒於乾隆四十二年五月，年五十五。 是年錢氏五十歲，方丁憂家居。 按錢氏居京師時，立意改修元史； 另據錢氏自訂《年譜》，乾隆三十二年，年四十，「始撰《二十二史考異》」。 其《元史》、《考異》當時尚在草創階段，並未卒業；錢氏雖亦以曆算名，然其《三統術衍》僅有稿本，並未付刻。乾隆四十二年東原卒時，竹汀著作已刻者，僅《金石文跋尾》六卷耳。 而東原以名物、天算、地理、音韻名家，三十八年詔開四庫全書館，被薦為纂修官。相對於錢氏主要著作皆未成書，戴氏則已完成《尚書義考》二卷、《杲溪詩經補注》二卷、《毛鄭詩考正》五卷、《經考》五卷、《中庸補注》一卷、《深衣考》一卷、《考工記圖》二卷、《方言疏證》十三卷、《聲韻考》四卷、《聲類表》九卷、《策算》一卷、《句股割圜記》三卷、《水地記》三卷、《屈原賦注》十二卷，並校定《水經注》、《大戴禮記》，纂修《汾州府志》、《汾陽縣志》，及撰成《孟子字義疏證》之巨著。然則以當日實際情況而論，戴氏「吾以曉徵為第二人」之說，並非唐突之言。東原卒後，錢氏迄嘉慶九年冬方謝世，此二十七年間，竹汀陸續完成《廿二史考異》一百卷、《十?#123;齋養新錄》二十卷、《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二十五卷、《潛研堂文集》五十卷及《元史稿》等。此外，別有《三史拾遺》五卷、《諸史拾遺》五卷、《通鑑注辨正》二卷、《宋遼金元四史朔閏考》四卷、《元史藝文志》四卷、《元史氏族表》八卷、《聲類》四卷，另其他雜著十數種。惟此諸書俱非東原當日所及見，吾人不得以錢氏後來之成就，扭曲東原當日此語之原意。其時竹汀著作刊成者僅《金石文跋尾》六卷，東原乃目之為天下第二人，斯可謂精鑒知人矣。江藩失於考覈，後人遽引為口實，百年之下，東原竟含冤莫白矣。他若〈任大椿傳〉，江藩誣之，以任氏《字林考逸》為竊取丁杰之書； 〈經師經義目錄〉謂顧棟高《春秋大事表》以馬驌《左傳事緯》為蓝本， 說皆失輕脫，余〈乾嘉學術小記〉已辨其非， 茲不具論。
不賢者識小，今拈一隅之見如干事，質之漆教授及讀是書者，不知其有當與否。
二○○五年十二月八日 陳鴻森 謹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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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中央大學中文研究所合聘教授。
漆永祥《乾嘉考據學研究》，1998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陳鴻森《錢大昕潛研堂遺文輯存》，刊於《經學研究論叢》第六輯，（1999年，臺北：臺灣學生書局出版）頁189－266。拙稿發表後，續有增補，見〈錢大昕王鳴盛阮元三家遺文續輯〉，《經學研究論叢》第十一輯，2003年，頁285－315。
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1983年，北京：中華書局鍾哲點校本），卷首阮元〈序〉，頁1；又卷末伍崇曜〈跋〉，頁148。
周予同選注本，1937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學生國學叢書》本。
近藤光男譯注《國朝漢學師承記》上、中、下三冊，2002年，東京：明治書院。
按近藤先生〈清朝漢學のかたち──江鄭堂の《漢學師承記》編纂の態度にっいて〉，刊於北海道學藝大學《人文論究》第五號，頁31－48，1952年。〈揚州の文學とその主張──江鄭堂の《漢學師承記》編纂の態度にっいて〔續〕〉，刊於《東京支那學會報》第十一號，1952年；〈《漢學師承記》の文章〉刊於《人文論究》第十七號，頁1－24，1957年。
近藤光男《清朝考證學の研究》，1987年，東京：研文出版社。
漆永祥《江藩與漢學師承記研究》，近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出版；《江藩年譜新編》即附於該書之後。
閔爾昌《江子屏先生年譜》，1927年，江都閔氏原刊本。
漆永祥輯校《江藩集》，2006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近藤先生譯注《國朝漢學師承記》上冊，頁357。
同上注，下冊，頁16。
《漢學師承記》，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頁32。
同上注，頁71。
錢大昕《潛研堂文集》，1989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838。
《漢學師承記》，頁40。
王鳴盛《蛾術編》，1979年，京都：中文出版社，頁1241。
謝啟昆《小學考》，1973年，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光緒十五年刊本，卷十，頁7。
見余輯〈王鳴盛西莊遺文輯存〉，1999年，《大陸雜誌》九十九卷6期，頁39－41。
戴震《戴震集》，1980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湯志鈞點校本，附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頁468。
錢實甫編《清代職官年表》，1980年，北京：中華書局，頁1420。
《漢學師承記》，頁32。
拙稿〈段玉裁年譜訂補〉乾隆三十一年條下有說，1989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六十本第三分，頁604。另如段刻《戴東原集》卷七〈記洞過水〉一文，篇題下記「己丑代」，則乾隆三十四年為人代撰者；《東原年譜》則誤繫於三十五年（頁470），並其例也。
《戴震集》，頁191－192。
一九四八年，胡適先生撰〈記中央圖書館藏的《直隸河渠書》稿本二十六冊〉一文，據此書稿本考證，認為「《直隸河渠書》的著作人與編纂人是那位在直隸省內辦了幾十年河工的方觀承自己。……趙一清與戴震都止是幫助他整理修訂的學者。」胡先生原文見《胡適手稿》第一集卷三，今收入張岱年主編《戴震全書》冊七《戴震全書附錄之二》，頁257－269。
胡適先生文中嘗謂：中央圖書館所藏稿本，「只有前面四冊二十六卷可以斷定是戴氏最後改定本的清鈔本。其餘各卷之中，有些是趙一清改定本，其上有戴震修改的痕跡，也有別人修改的痕跡。」（同上注，頁260）疑趙、戴以外「別人修改的痕跡」，或即出余氏手筆。
《戴震集》附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頁470。
按段玉裁〈趙、戴《直隸河渠書》辯〉云：「戴東原師卒於乾隆丁酉（四十二年），遺書皆歸曲阜孔戶部葓谷繼涵。……葓谷於吾師為執友，其子廣根又吾師之婿，故遺書收藏、刊刻，引為己任。」（段氏《經韻樓集》卷七，頁45）孔廣根為繼涵次子。江藩《漢學師承記》卷六〈孔廣森傳〉後附〈孔繼涵傳〉云：「繼涵，字葒谷，乾隆庚辰科舉人，辛巳成進士，官至戶部郎中。其子廣栻，東原之婿。」（頁105）江氏誤以繼涵長子廣栻為東原女夫，近藤先生已正其非，見《譯注》中冊，頁484。
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乾隆三十三年條下云：「嘉慶己巳（十四年），有吳江王履泰者，捐?#123;通判也。其父乃周公（元理）之甥婿，履泰因此得先生之書（森按：指《直隸河渠書》），掩為己有，刪削幾半，益以乾隆己丑（三十四年）以後事實，易名《畿輔安瀾志》，繕寫進呈。上謂『此有用之書也』，命武英殿刊板；恩賞履泰同知，發永定河試用。先生嗣子中孚聞之，之曲阜，取原稿百十一卷入都，意欲辨正，而無肯言於上者。中孚抑鬱攜歸，以存玉裁所，屬玉裁校刊。」（《戴震集》，頁468－469）。
見拙稿〈段玉裁年譜訂補〉嘉慶十四年條引王念孫手札，《史語所集刊》六十本第三分，頁640。
按段氏〈趙、戴《直隸河渠書》辯〉云：「吾師之子中孚意欲赴闕伸辯而未能。爰於孔府攜書稿二十四冊至蘇州，屬余校定，此〔嘉慶〕十五年二月也。余披讀往復，見其書繁重，纖悉畢備，因思吾師惟戊子（三十三）年在恪敏處，一年內何以能成書之多至此？每與李松雲太守言，此必有底稿，斷非出戴師一人之手也。是年冬，松雲入都，杭州何夢華元錫來言：《直隸河渠書》乃趙東潛（一清）作，於戴先生無涉。」（《經韻樓集》卷七，頁45）則段氏後來亦知此書非東原所著。惟此引何元錫之說亦未確，說詳上引胡適先生之考證。
見臧琳《經義雜記》，嘉慶四年拜經堂刊本，卷後〈敘錄〉所收四家序文，頁3－9。
同上注，頁3。
同上注，頁8。
《漢學師承記》，頁74。
周中孚《鄭堂讀書記》，1993年，北京：中華書局《清人書目題跋叢刊》，頁10。
方東樹《漢學商兌》，1968年，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本，頁49；又頁123。
臧庸《拜經堂文集》，《續四庫全書》據宗舜年咫園景印葉名澧家藏寫本，卷三，頁81－83。
按余別有〈今本《經義雜記》非臧琳原書辨〉專文詳之，此不具論。
《漢學師承記》，頁111。
阮元《揅經室續集》，卷2，1969年，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簡編》本，頁89。
焦循《雕菰集》，卷21，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本，頁343。
汪中《述學》，嘉慶間，阮氏《文選樓叢書》本，卷二，頁32。
阮元《揅經室續集》，頁89。
阮元《揅經室二集》卷三〈吏部左侍郎謝公墓誌銘〉，《叢書集成簡編》本，頁397。
錢實甫編《清代職官年表》載彭元瑞乾隆四十五年三月由浙江學政改江蘇學政，四十八年去任，頁2676－2678。
《漢學師承記》，頁50－51。
李詳《媿生叢錄》，宣統元年江寧刊本，卷2，頁6。
張舜徽《清人筆記條辨》，1986年，北京：中華書局，頁405。
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1976年，香港：龍門書店，頁104。
錢大昕《十?#123;齋養新錄》，1979年，臺北：鼎文書局影印本，卷首頁7－8，阮元〈序〉。
《戴震集》附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頁479。
《十?#123;齋養新錄》卷首附《錢辛楣先生年譜》，頁35。
按《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三〈與晦之論爾雅書〉，有云：「予昔在京師，有志撰述，掇李（巡）、孫（炎）之墜遺，糾郭（璞）、邢（昺）之違失。……繼有刊定《元史》之舉，力未能兼，迺輟弗為。」（頁606）錢氏刊改《元史》事，《年譜》未載，余考其著手改修《元史》，當在乾隆二十七年，拙作〈錢大昕年譜別記〉有考，該文刊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專刊《乾嘉學者的治經方法》，頁865－987。
《十?#123;齋養新錄》卷首附《錢辛楣先生年譜》，頁30。
《錢辛楣先生年譜》乾隆三十六年條云：「是歲撰次《金石文跋尾》六卷成，益都李南澗為刊板。」（頁32）又《潛研堂詩集‧自序》云：「歲丁亥（三十二年）將乞假南回，檢橐中詩稿，得九百有七篇。……念其嘗耗日力于此，乃鈔而存之。」（《潛研堂集》，頁889）此序撰於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五月；然據錢大昭《潛研堂詩續集‧序》云：「予兄詹事竹汀先生，……乾隆己丑、庚寅間，在京都嘗手錄《詩集》十卷，自為之序。嗣先生專意經史小學，服官之暇，悉力著書，詩遂不多作，作亦不盡存。……先生沒，遺書滿家，同學諸君子謀\分任剞劂事。黃君在東謂先生雅不欲以詩鳴，然觀生平所作，溯源漢魏，出入唐宋。……舂容淵雅，蔚為大宗，《詩集》之刻，其亦奚可緩乎！于是先取前集付梓氏，俾秦子照若董其役。而以辛卯（乾隆三十六年）至甲子（嘉慶九年）詩，屬予暨先生女婿瞿子鏡濤續鈔成帙，又得十卷。」（《潛研堂集》，頁1129）味錢大昭序，則竹汀手定《詩集》十卷編成後，當時並未付刊。
《漢學師承記》，頁97。
同上注，頁144。
拙作〈乾嘉學術小記〉，刊於《張以仁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1999年，臺北：臺灣學生書局，頁257－290。 读完此序，我不知陈先生所说的“余比觀兩家之書，漆君學養雖略有不逮，然君初未見近藤之書，而二者暗合者殆十之六，足見其攻苦力學，冥思神會，出門合轍，於前輩固不多讓焉”是什么意思。是对漆先生的褒呢，还是别有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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