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文学不做媚时语
此文为王元化先生在1998年9月纪念戊戌变法100周年会议上的发言，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校订，本文题目为盛洪先生所加文学不作媚时语
王元化
因来这儿比较仓促，没有做什么准备，所以只能就我平时考虑的问题，简单说几句。
第一，我想讲一讲假设从戊戌维新运动往上推，恐怕还不止是洋务运动，甚至鸦片战争的时候，就
已经有这样的一种思潮（思想），当然它不一定提出了明确的变法主张，但是作为一个思想来讲，它有
一个前后的渊源关系，就我个人平时注意的，应该是从乾嘉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我们往往认为乾嘉学
派因为当时压力很大，所以就钻到纸堆里去考据，认为它是空洞的，考据的，远离社会现实的，实际上
我觉得这个认识并不很正确，作为一种思想，这个时期恐怕还是有很多值得注意的东西，比如赖政的暮
子议疏政等。而且当时提出的一些思想，跟过去的一些传统思想相比是非常大胆的，如“理存于欲中”
，以及配合当时差不多时代的小说，如《红楼梦》等等。我们有时把关派认为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学派，
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假设读读当时的虽然是一些经学的东西，但是里面的思想，却是带有一些新意，开
拓了一种新的境界，而且对传统的某些东西带有种突破性的观点，这是很明显的。所以我们谈戊戌维新
，不要做的很死，只谈戊戌政变这个事件本身，而是应把它的脉络，源流弄清楚，这是我一点意见。
其次，我觉得讲到后来，比如19世纪末期的时候，我觉得有些是我们在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上比较空白的，很多人不大注意的，比如朱dingpu、陈lanpu、朱xixin、等思想家，他们同样也有很多新的东西，同样是和西学有关系，当然他们没有采取一种革命的或者如百日政变这样的方式，但从思想上来讲是很清楚的。起码我觉得可以解决几个问题：一个是我们知道乾嘉学派思想传统上是以汉学为主的，为什么到了后来，特别是五四以后，一些在传统文化研究方面的人，突然都转到以宋学为主，比如随便举几个例子，如钱默、胡刚、杨达，甚至陈寅恪，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当中是怎么一个变化？乾嘉的汉学到这时期的宋学，当中是怎么过渡的，经过什么过程，这思想有一个慢慢的演变过程，这些东西我觉的好象在我们思想史上很少有人去研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从乾嘉以后，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康、梁等在政治方面非常强的一些思想家，但对整个学术思想传统方面的关系却没有理清楚，比如康有为的《改制考》等著作，当时恐怕真正对他提出比较中肯意见的只有朱维新；后来到了钱穆《三百年学术思想史》里也基本就是采纳朱维新的意见；而朱维新的思想对陈寅恪的祖父、父亲一直到他三代，都给予极大的肯定，朱维新这些人的思想对后来人的影响很大，但并没有说他是从汉学转入到宋学；而他们自己宣称的则是他们不分汉宋，不立古今门户。但实际上从他们的著作来看，他们和乾嘉学派的思想家已有很大不同，已逐渐向宋学转化了。《吴先堂答问》第四卷有一篇答汪栾祥（汪栾祥是张之洞办的广雅书院以第一名录取的高才生，他的老师、当时广雅书院的校长就是朱维新），答记把日本明治维新的一些过程、经过写得非常详细，甚至具体的人、具体的事，我觉得这是很厉害的；又比如讲到自然科学方面，朱维新恐怕把当时可能的自然科学方面研究成果都吸取过来了。所以我想我们研究戊戌变法，研究这时候的思潮（思想），假如不把当时整个背景弄清楚，只是就事论事，眼界不够开阔，恐怕很难有更多新的进展，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研究戊戌维新思潮，应该做一个梳理，过去我们讲以论代史，现在我们应以史代论才好，我觉得反过来讲可能会做得比较深刻一些。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研究有必要从这方面开辟一些新的领域。
第二点讲一下启蒙思想，而且我觉得启蒙思想也需要从一个历史源流上来探讨，作为一个启蒙思想
，我们有时候往往把它看成是很固定的，但实际上作为整个的启蒙思想，它有各种不同的流派，各种不
同的看法，不应把它固定起来，而且过去的启蒙和今天的启蒙也有不同。我过去编过一个《新启蒙》，
这《新启蒙》不是我在50年代后期想出来的一个名词，而是在1938年，当时我还很小的时侯，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抗日战争的新启蒙意义》，当时发表在《抗战文学论文集》里，现在收录到《民国丛书》里了，这说明在那个时候已经有新启蒙这个观念，我当时是从《知识》等一些左翼进步杂志上看到的，还有何汉之的这本书给我的影响也很大。昨天我和几个年青的朋友谈，问是否看过袁世凯的《百日政变记》，很多都说没看过，我也没看过原著，只是看过《中国启蒙思想史》里面的，这本书很有意思，写的栩栩如生，如写到谭嗣同去见袁世凯，两个人的性格截然不同：一个是老奸巨滑；一个是非常莽撞但很坦诚，很热情的人，要袁世凯跟他去搞政变，中间有一些很具体的描写，象一个很好的报告文学似的。当时很多人都写过关于启蒙的文章。我那篇文章里谈到两点：一是思想自由问题，另一个是大众化问题。所以我觉得启蒙思想不是拘于一格的，是不拘一格的，同国外的思潮一样，比方法国启蒙运动的时候，不但同英国、荷兰的思想家有很大的分歧，就是法国本身的百科全书、卢梭的启蒙思潮就不同，就有很多争论。到后来雅各宾专政、法国大革命时期，罗伯斯庇尔很明显的就是凡是不同于卢梭的启蒙思潮都是异端，所以到后来他们都转入地下活动，甚至上了断头台。所以对启蒙思想我们一定不能把它限于一格，那是非常错误的。我觉得好象我们现在有时候谈启蒙思想时故意把它固定化或者说的更重一点是有点简单化，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这其中的区别是很大的。因为时间不多了，我就我所想的和各位做一个交流。
从90年代开始进行的反思，我在今天还是坚持，我觉得这是很必要的，这个反思不是要逃避一些政治上的或者可能的一种灾害或压力。作为今天的知识分子，如果能做到如胡适讲的：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那么就可以说是一个站的比较正，比较稳的知识分子了。提到新启蒙时我经常引用一句话“文学不做媚时语”（楚图南语，在戴震的纪念馆里有这么两句话：上联是“读寻真知启后人”，下联“文学不做媚时语”）在《新启蒙》的编后记里，我引用了这句话。什么叫“文学不作媚时语”？我认为指的是一方面不媚权势，另一方面也不媚平凡的多数。
第三点我觉得今天特别要强调一点，就是“不媚”。不媚权贵，不媚平庸的多数也不媚一时潮流，
这是我在新启蒙里面做为我的一个思想写的,到今天我还是坚持“文学不作媚时语”。但是长期以来我
们一直说一句话，就是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但是假设，如果一个人“顺
我昌，逆我亡，跟着潮流走”，那么就不可能有一个独立的精神，有个自由的思想，你就必须要依附什
么东西。另外关于鲁迅，我首先声明：我是很崇拜鲁迅的，几乎达到了个人迷信的程度，我觉得鲁迅是
一个很伟大的思想家。鲁迅曾说，你要坚持你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就不应该做遵命文学。可实际
上鲁迅在反文艺自由论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遵命文学，遵什么命呢？第三国际那时候反对中间派，认为
中间派比反革命还坏，我们必须先消灭中间派，因此在第三国际极左思潮传到中国后，象冯雪峰、瞿秋
白都给鲁迅贯输了这个思想，他遵命因为这是先进的无产者的命，只有遵它才对，这样做带有很大的盲
目性，自己完全把自己独立的人格、自由思想，独立的意识缴了械，对鲁迅来说是很大的不幸。所以在
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五四的精神是很可贵的，我们不能光是重复的说五四的民主、科学，我觉得我们应
广义地从思想的实质，思想的核心去看五四，而不是仅仅作为“文白分界线”、“新旧分界线”。我认
为五四精神里最可贵的就是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这才是我们应该坚持的。“五四”谈了民主，谈
了哪些民主，在学术民主有没有？学术的自由有没有？实际上很多提倡学术自由，学术民主的人自己首
先就破坏，比如谈到文言，白话，当然我是很赞成的，但是我们往往采取一种比传教士还要厉害的手段
，把不同的东西否定掉，而来灌输自己认为真理的东西，这也是五四时代带来的一种不好的、新的启蒙
的心态。我是绝对主张我们今天还需要有五四的启蒙精神，因为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今天必须要继续
，但是我们绝不可能有上述的那种心态。我认为趣味不能平等，而趣味也不会平等，大家的爱好，大家
的才智不是永远都是一样的，但艺术是不能统一的，我们都不认同正宗和统一是对的，但无形之中我们
往往又有这种正宗观念、统一的思想。如卢梭讲的所谓改造人性，一定要把你旧的东西全部除掉，然后
把他认为好的东西灌输进去，所以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巴比尔教育上发表讨论法令，认为趁小孩子（五岁
）还没有太多旧东西的时候，脱离他的家庭，脱离他的父母，集中起来，为国家所有，给他们彻底培养
成一个新人，这个东西我觉得非常可怕，我们在搞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曾有这个方案，也是要学习法国
大革命改造人性，创造新人，这点说的不好一点，象波尔布特，他也是一种改造人性的思想。所以这类
请功的心态，我觉得要注意。以前我们的启蒙提的不够，很朦胧，很模糊，所以现在我们重点应考虑怎
样使它从朦胧中透露清晰，怎么样更加明确，从而走到一个比较健康的能够使人感到鼓舞的角度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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