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青史记之大家王安石篇
愤青史记之五，专议“会说话”与“不会说话”，呵呵，［说话大学问］
说话谁不会？这个问题，着实令人不可理解。
事实上，很多人一生的问题，就是出在不会“说话”，我个人认为，说话的最高技巧，北京话叫“葫芦”人，你把人说“舒服”了，认可你的观点了，才是说话的本来目的。
子曰：质而无文，行而不远。
孔老夫子在这里所说的“文”，就是专指“说话”的技巧，比如郑国的子产，可以“以紫夺朱”，孔夫子也无奈他何!
在我们当代，“愤青”而不会说话，可以想见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愤而不远”。我们需要想明白一点，那就是，一个人，与其它人相比，说到底“谁比谁傻”？
在你春风得意、志得意满、飘飘然之前，用西部的陕北方言，大声朗读以下四句：
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 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 金疙瘩银疙瘩还嫌不够， 天在上地在下你娃不牛。
这是一位朋友去年在西北出差，酒桌上听客户随口哼出的四句歌词，道出了朴素而真实的哲理。
由此倒令我想到了一个“牛人”的“不会说话”。
［托古改制与“三不足”］
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改革大师”，此人字介甫，号半山，江苏人。在官场，他主宰朝纲，独领一代风骚；在文字，名列“唐宋八大家”之内，不谛字字珠玑。在行政，他考取进士后，曾任10多年的地方官，是个数的着的人物，后于公元1058年上万言书，提出了政治改革的具体主张，“托古改制”，是年，王安石年仅36岁——在“万言书”中，他指点江山，激扬往古，他提出并推行了著名的“新法变政”，史称“熙宁变法”，
晚年辞官归里，卒谥曰“文”——其诗其文，有不少是揭露时弊、 反映社会矛盾的作品，体现他的政治主张和抱负。特别是他的政治散文，雄健峭拔；他的诗词，遒劲清新，烩炙人口，著作有《临川集》等。
但就是这样一个大文人，他却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一个“不会说话”的人，
比如他的名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史家论为“三不足”——·至今被当代愤青，奉为“圭臬”——对这“三不足”，应该说对于现代的人们来说，还是“深以为然”的，但在古代，如此说话，却是犯忌讳的。
事实上，王安石踞今并不遥远，他的著作，却比较杂乱，如《王文公文集》、《临川先生文集》既有遗漏、又混杂了别人的诗文；而且，他的很多著作，如《字说》、《周官新义》与《熙宁奏对日录》等，早已失传；对这“三不足”的出处，现在已不可考。
必须指出的一点就是，在现存宋人“文集”或“史书”中，已找不到任何一篇记述王安石生平的行状、墓志之类的文章，甚至片断的“征引”也难见，可见王安石此人，确实有一点招人讨厌。
［“反了你了!”］
不过，“三不足”的话，确实是出自王安石，那是错不了的，因为大量的同时代的人，其文章、书札，对其批驳，“比比皆是”。
其中名头最大的，比如司马光曾经写信给王安石，指出：“(你所提出的“三不足”)
必欲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司马光在信里，批评王安石的“三不足”与“拒谏”、“遂非”、“执拗”，是同一个意思。
到了南宋，朱熹攻击王安石，不遗余力。朱熹进了一步，他把“三不足”理解为“违众自用”和“足己自圣”，其用心，显然更深——到了“无限上纲”的程度，朱认为，王安石有“谋逆”之心，有“毁教”之罪。
事实上，驳倒朱熹，非常容易——王安石变法，他的许多决策，都是在朝堂之上，经过几十年商讨以后，才制定的。正因为此，对于“三不足”之论，我认为，只是王安石“修辞”有误，故而引发许多“诛心之论”，最终导致“变法”的失败；前人之中，所有对“三不足”的批驳，除去修辞以外，其观点，其逻辑，皆不足取，
［“前人”与“后人”］
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我可以举出两人为证。
第一，王安石的“三不足”，本意是出于汉代的“名人”，太史公司马迁的名作《报任安书》。因为太史公曾言：“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原文是：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
第二，在近人之中，信奉“三不足”者，还有一位大户人家，这就是曾国藩。曾国藩说：“得失取之于数、是非审之于己、毁誉任之于人。”
这个表述，体会起来，更加高明。
曾氏曾经乱朝、乱世，他本人出身肃顺门下，道咸宦海，本来险恶，朝臣朝不保夕，所以他本人相当谨慎，说话分外小心，但是，他当言则言，所上奏疏，累如山积——而且居然无一获罪，这当然并非易事。其中的关键，就是他“会说话”，他也懂得怎样写“折子”。
有清一代，是少数民族当政，由于文化上的差异，所以当权者，对于下臣们“没完没了”地“上折子”，十分厌烦：当面驳回吧，又怕落个阻塞言路的恶名；不给驳回吧，事事都“钻心”。
所以，满清朝廷专职设置了一些“汉军”在旗的“军机”，让他们专事对奏折进行“挑错字”或是“表述不合”的小毛病，交由有关部门以“非礼”论处；这是一种相对文明的文字狱，其对于批评意见的打击，是非常明显的，并且生出一种很奇怪的学问，名曰“小学”——·亦既“字源学”与“字义学”。
“表述不合”的制度，发展到最后，文狱大行，忌讳多多，于是朝廷感觉到“有所不便”，又开了一个“上奏”的“快车道”，最终形成了满清“专折”以及“密奏”的“朝规”。曾国藩的“三不足”，就是对这个“专折制度”，所发的一次“牢骚”。
到同治年间，言路早已阻塞——曾国藩也不是“白痴”，他当然明白，如果没有“专折之权”，干脆就别混了。当然，他也是看准了清帝所采取的“以汉制汉”的门路，他所“争”的，就是我们当今所说的“话语权”。
［什么是话语权？］
所谓话语权，就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们人类与动物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正在使用更为复杂的语言系统以进行彼此之间的信息交流。
人类社会承认，在一个概念的后面，可以解释成为两种性质完全相反的事实走向——“话语权”由此产生。
当然，“话语权”并非绝对的权力。权力，是人类社会不具有“完全效率”的生产力关系之一，它具有层次的界限，“权力”高于“话语”，这就像“皇帝的新衣”超越了“我们的肉眼”。所以，“权力”可以完全超越客观现实，“话语权”却必须接受客观现实的检验。曾国藩曾经感叹：“具南威之容，可以论‘淑媛’；怀图穷之器，方可论‘决断’!”
按我的理解，曾国藩真正令人感到敬畏的地方，是他以一种“救赎”的心态看待自已，看待世界，这是此人与前人最大的不同。
无知是一种罪，无知又不接受批评，刚愎自用，罪加一等。
［学会说话］
重读王安石的“三不足”，我们应当警惕此类“高论”。
凡立论，多些反省自己，少些蔑视他人。
世间万物，事情并不都是明摆着的——是与非，善与恶，优与劣，也并不总是“泾渭分明”，如果事理都合事实，那么，又何须我们今人批评古人，又何必顾虑后人再批我们呢？
所以，摆在世人面前的最大问题，并不是为什么，而是怎么做。
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仔细参详，以上所举的三个人，他们所说之话，本是一回事，一个意思，既然司马迁、曾国藩能说，大家没有意见，而且认为可以参考、赞同——·那么王安石所说的，凭什么就不对呢？
呵呵，说实话，王安石的失败就在于他完全从“愤青”角度审视他人。以他的水平，竟然“不会说话”，而太史公与曾文正，比他更高明的地方，仅仅在于“会说话”。
一个聪明人，不一定就说“聪明话”，不会说话，当然是一种很不良的语言习惯，对此，如今的愤青们，不可不知，不可失于反省。
一个正常人，不应隐藏个人的才华，但也不应当“自视过高”。
自视过高主要是出于识见与个人经历太过狭窄，人最怕的是没见过世面，要知道谦虚使人进步——其实牛人到处都是。
［犬儒宣言：无灾无难到公卿］
当然，我并不希望大家都能认可我的意见，“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与俗人言”，愤与不愤，全在你个人的掌握了，与不愤相对应者，决非“犬儒”，而是“悟道”，
如果你“不会说话”，那么只要开口说话，矛盾就来了，是非也就来了，除非你从头到尾都是“空话连篇”，都是漏洞百出的“大忽悠”，或者干脆不知所云，根本不求自圆其说，那也可行。
呵呵。
现在的人，越是无知的，说起话来越是理直气壮，大话一抡，“我不与无知的人对话”，不过凭着什么......都是别人“无知”呢？
所以，“反求诸已”，学会说话，非常重要——从司马迁，到王安石，再到曾国藩，“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功名利禄，世间百病，无不出自人的贪欲，“金疙瘩银疙瘩”还嫌不够——不懂“时局造英雄”、不懂一切个人的成功，仅仅是来自于时代赋予我们个人的机会；可惜的是，“天在上地在下你娃不牛”!
事实上，个人的先天能力、后天努力固然重要，但是，人最好不要太过张扬，以免让比你更牛的人“吓着”，才是道理。
赵襄子对豫让说：“为成全你的大名，你是应该死在这里的，为你考虑，我也不忍心再放过你。”
“不，”豫让纠正他说，“尊衣焉以御吾之剑？事实是我没有出手，而不是没有出手的机会。”
豫让最令后人感到惊艳的一句话：“女为悦已者容，士为知已者死。”
——题记 放炮的该灌水了. 楼主的贴好看. 引用第1楼草民一丁于2006-10-18 00:58发表的“”:
放炮的该灌水了. 楼主的贴好看.
楼上的先灌，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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