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古典文学者不应有的知识欠缺——读章偶得（转贴）
治古典文学者不应有的知识欠缺——读章偶得（转自《书屋》2006年第9期）金文明
最近我以养病之闲，拜读了复旦大学著名教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章培恒先生的几本学术专著和有关中文艺术美的访谈录，一方面为他的博学泛览、骋思善辩之功所折服，同时也为他书中经常出现不应有的知识欠缺而深感惋惜。古语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里，我想选摘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略加考辨，供章培恒先生参考。
（一）唐代的“者”、“下”是否押韵，不能用现代读音去判断。
2004年4月，章先生在接受作家陈村的采访时，谈到了唐代诗人陈子昂的名篇《登幽州台歌》，他说：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里面其实押韵都不押，句式也不整齐，也不讲对仗，但是确实是很好的很美的诗。〔1〕
说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句式不整齐，也不讲对仗，写得很好很美，这些都没有错。作为一首杂言体的短歌，句式当然无须整齐划一，也不必讲对仗，但要说它连“押韵都不押”，那就未免有点信口开河了。
稍微懂点诗歌常识的人都知道，古诗是一种旧体诗，它在表现形式上，跟“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出现的新诗是不相同的。新诗可以押韵，也可以不押韵，无韵的新诗照样称诗；而古诗必须押韵，不押韵就不能称诗。因此，是否押韵，是区别古代诗体和文体的一条基本准则。
陈子昂这首《登幽州台歌》押不押韵，可以从两个方面来验证：
其一，它的题名中有个“歌”字（“歌”本身是古代诗体的一种），而且后人编纂的《全唐诗》、《唐诗三百首》都把它收了进去。这说明作者和研究者公认它是诗，因此不可能不押韵。
其二，《登幽州台歌》一共四句，要确定它是否押韵，主要看二、四两句（首句可押可不押）。通过查检中古时代的韵书《广韵》，可知第二句末字“者”属于上声马韵，第四句末字“下”分属上声马韵和去声祃韵。无论马（ｍǎ）韵和祃（ｍà）韵，它们中古音的韵母都是相同或十分相近的，完全可以通押。
既然从题目、体裁和入韵字的查检上都确定了《登幽州台歌》是一首押韵的杂言古诗，那么，作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的章先生，怎么会独逞臆想，贸然地向公众宣告它连“押韵都不押”呢？
我认为问题的关键，是由于章先生的专业知识结构存在着某些不应有的缺陷。从《灾枣集》所收的几篇述学忆旧的文章中，我们了解到章先生早年曾师从过蒋天枢教授。在导师的点拨下，他攻读了《通鉴》、《史记》、《汉书》等史学名著和《说文》段注、《尔雅注疏》、《尔雅义疏》等文字训诂学专著，还“同时泛览目录、版本、校勘学方面的书”〔2〕，但恰恰没有片言只语涉及对治古典文学者至关重要的音韵学。这一专业领域知识的欠缺，使他无从了解中古语音和现代语音的演变和区别。一到需要准确表述的时候，差错也就无法避免了。据我所知，章先生籍贯浙江绍兴，平时出言吐语、诵读诗文用的都是略带方音的官话。《登幽州台歌》中两个本来押韵的字“者”和“下”，到了现代普通话里已经分道扬镳，变成毫不相干的ｚｈě和ｘｉà。我估计章先生诵读时，用的是他说惯了的现代绍兴官话，当然一点和谐顺耳的感觉都没有，所以才会冲口而出，说它连“押韵都不押”了。这个差错，归根结底，只能是缺乏音韵学常识造成的。
为了证实上述情况，这里再举一个相关的例子。
他在《自我的觉醒和悲哀》一文中，引录了三国魏阮籍的一首《咏怀》诗：
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
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
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
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
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3〕
这是一首确定无疑的押韵的古诗。其中第二句和第八句的入韵字就是“者”和“下”。章先生全文加以引录，而且还对它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象作了细致的分析，当时并没有认为其中的“者”和“下”不押韵。然而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后来到了要谈论另一首《登幽州台歌》时，他却把阮籍这首同样以“者”、“下”押韵的《咏怀》诗完全忘记了。这说明“者”和“下”的押韵与否，在他那里完全是一笔糊涂账。
（二）研究古代文化的人，要学一点干支纪日的常识。
在古人撰写的墓志铭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一种用数字和干支配合纪日的形式，例如：
大唐贞观十八年岁次甲辰九月辛未朔廿三日癸巳
上面这一日期，如果用最简单的形式来记述，还可写成：
贞观十八年九月廿三日
以上两种繁简不同的纪日形式，在古代的墓志铭中，哪一种属于常用的呢？说来也许让人不敢相信，根据我对《唐代墓志汇编》的查检和统计，前者的数量要远超于后者。
明明有着简单明了的表述形式，为什么古人偏要舍简就繁呢？
这里的原因一时还说不清楚。但有学者认为，它可能跟考订历日的需要有关。刻在碑石上的墓志，其文中记载的时日，往往会因年代久远而导致字划缺损，如“十八年”缺字而成“十□年”，“廿三日”缺笔而成“廿二日”。这样，原来的日期就不得而知了。但如果有相应的干支标注在那里，只要查一查历表，或用干支表推算一下，缺损的数字就可以被准确地补出来。如“大唐贞观十□年岁次甲辰”，查唐代的历表，可知“甲辰”即“贞观十八年”，缺损的“□”便可确定为“八”而补上。又“九月辛未朔廿二日癸巳”，已知“九月朔”（初一）为“辛未”，查干支表时就从“辛未”往后数到“癸巳”，其数为“二十三”，便可确定“廿二”系笔画缺损而致误，应当改正为“廿三”。
干支与数字的互相配合，可以检验历日记载的正确与否，帮助人们补足缺字，纠正差错。这种方法，已经为许多学者熟知并掌握，广泛运用于文史研究和古籍的考订。
运用干支和年月日的对应规律以考证历日记载的重要性，已如上述。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作为古代文史专家的章培恒先生，是否掌握了这门知识和技能。这里试举两例：
1980年，章先生在《〈辨奸论〉非邵伯温伪作》一文中谈到邵氏《闻见录》时，将此书自序所作的时间抄引如下：
绍兴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甲子河南邵伯温书。〔4〕
这里的日期和干支，存在着明显的矛盾。
“绍兴”是南宋高宗的年号。查一下宋代的历表，“绍兴二年十一月”的“朔日”，其干支为“戊午”。再据干支表，从“戊午”往后数“十五”，其位置在“壬申”。这说明“绍兴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的干支应当是“壬申”而不是“甲子”。邵伯温作自序时，不可能写上这样一个错误的“干支”，章先生所据的版本肯定有误。其实，现存邵氏《闻见录》的本子并不少，其明钞本所署干支即作“壬申”而不作“甲子”。章先生自称曾“泛览目录、版本、校勘学方面的书”，为什么就想不到把明钞本拿来校勘一下，以改正底本的差错呢？看来这是由于他缺乏必要的干支纪日方面的知识，因此也就无法发现这一并不十分隐蔽的差错了。
1982年，章先生在《〈施耐庵墓志〉辨伪及其他》和《施彦端是否施耐庵》两篇论文中，引录了两处干支纪日的文字。一处是根据施氏族谱所收杨新撰写的《故处士施公（让）墓志铭》末尾所署的立碑时间：
景泰四年岁次癸酉二月乙卯望日壬寅吉立。〔5〕
另一处是1958年出土的施让之子文昱安葬父母的地券所署的下葬时间：
大明景泰四年二月乙卯朔越有十五日壬寅。〔6〕
章先生抄引了这两段文字后说：“年、月、日无一不合，这《墓志铭》绝不是后人造得出的。”这里，我不想就《墓志铭》的真伪问题发表什么意见，只想问一下章先生：你对这两段干支纪日的文字，有没有发现什么明显的矛盾和差错？如果看不出来，我就给你提两条：
其一，比较两句引文，可以看出上句中“二月乙卯”后少了个“朔”字。这个字是万万不能少的。缺了它，“乙卯望日壬寅”这样的说法就让人不知所云了。
其二，“二月乙卯朔”和“十五日（望日）壬寅”，其日期和干支存在明显的矛盾。“朔日”为“乙卯”，往后数十五应为“己巳”，因此十五日不可能是“壬寅”；如果十五日是“壬寅”，往前数十五应为“戊子”，则朔日也不应是“乙卯”。这样混乱的干支纪日，章先生怎么能照抄照搬而毫无察觉呢？看来问题的症结还是在于这方面知识的欠缺。
（三）碧螺春、龙井茶何时出名，哪能离开史料乱说。
章培恒先生曾经写过一篇《中国茶文化杂谈》，收在《灾枣集》里。他在文章中不仅大谈自己喜欢瀹茗品茶的闲情雅趣，而且还向读者详细介绍了古今许多名茶的品位、特色及制作工艺，说来头头是道，如数家珍。这些随口胡侃的东西，在外行耳中听来，固然会感到侃者学问渊博，才华横溢，但一碰上略通茶史的人，就会发现其间隐藏着不少常识性差错。空口无凭，且让我举几个例子来说吧。
章先生在写到现今最名贵的两种绿茶时说：
碧螺春的出名，始于晚清；龙井的出名则始于乾隆时期。
事实果真如此吗？先来看碧螺春。
碧螺春是当今中国十大名茶之一，是绿茶中的极品，产于江苏太湖中的洞庭东、西山。清王应奎《柳南续笔》卷二“碧螺春”条云：
洞庭东山碧螺峰石壁产野茶数株，每岁土人持竹筐采归，以供日用，历数十年如是，未见其异也。康熙某年，按候以采，而其叶较多，筐不胜贮，因置怀间，茶得热气，异香忽发，采茶者争呼“吓杀人香”……因遂以名是茶云……己卯岁（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车驾幸太湖，宋公（江宁巡抚宋荦）购此茶以进，上以其名不雅，题之曰“碧螺春”。
又清戴延年《吴语》云：
碧螺春，产洞庭西山，以谷雨前为贵。唐皮（日休）、陆（龟蒙）各有《茶坞》诗。宋时水月院僧所制尤美，号水月茶，近易兹名。色玉香兰，人争购之，洵茗荈中尤物也。
以上两例，都是专条记载碧螺春茶的重要资料。由前条可知，此茶民间原称“吓杀人香”。康熙三十八年，皇帝驾幸太湖，江宁巡抚宋荦购茶进献，康熙帝“以其名不雅”，始改称“碧螺春”。王应奎生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时代相近，所记当为事实。后来，顾禄的《清嘉录》卷五、陈康祺的《郎潜纪闻初笔》卷四，都转引了王应奎的记载。陈康祺还进一步申说：“自是地方有司岁必采办进奉矣。”这表明康熙三十八年以后，碧螺春已经作为贡品每年进献给朝廷了。再看后条《吴语》所载，碧螺春原名水月茶，近年始改今名。因为色如玉而香如兰，所以“人争购之”。《吴语》作者戴延年的生卒虽不可考，但书后有杨复吉所作跋语云：
[延年]《吴语》二十余条，辛卯出都时举以赠余者。久藏篋衍，今手为校录编次，聊寄暮云春树之感云尔。乙未夏日，同郡杨复吉识。
杨复吉生于乾隆十二年，卒于嘉庆二十五年（1747—1820）。乙未年为乾隆四十年（1775），则戴延年作《吴语》二十余条以赠杨复吉的辛卯年当为乾隆三十六年（1771）。此时的碧螺春茶，在京都地区已经出现了“人争购之”的盛况，可以算得上出名了吧？乾隆三十六年应当是清朝前期，章先生说“碧螺春的出名，始于晚清”，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再看龙井茶。
“龙井茶”是产于浙江杭州的极品名茶。“龙井茶”的“龙井”，起初是以泉得名的。北宋秦观《龙井记》云：
龙井，旧名龙泓，距钱塘十里。吴赤乌中方士葛洪尝炼丹于此，事见《图记》。其地当西湖之西，浙江之北，风篁岭之上，实深山乱石中之泉也。
又作《龙井题名记》云：
元丰二年（1079）中秋后一日，余自吴兴过杭，东还会稽，龙井辩（一作辨）才法师以书邀予入山……从参寥杖策并湖而行……上风篁岭，憩龙井亭，酌泉据石而饮之。
据以上两文可知，“龙井”原名“龙泓”，实为深山乱石中的一泓泉水。秦观曾于元丰二年应辩才法师之邀，从参寥和尚上风篁岭，憩龙井亭，酌其泉而饮之。当时所谓的“饮”只是“酌泉”而非喝茶。
事有凑巧，也就在同一年，有位大臣赵抃\致仕后曾去龙井游宿。六年后重访故地，遇辩才法师邀饮小龙茶，作《重游龙井》诗，诗前有序云：
余元丰己未（二年）仲春甲寅，以守杭得请归田，出游南山，宿龙井佛祠。今岁甲子六月朔旦复来，六年于兹矣。老僧辩才登龙泓亭烹小龙茶以迓余，因作四句云：“湖山深处梵王家，半纪重来两鬓华。珍重老师迎意厚，龙泓亭上点龙茶。”
这里与秦观写龙井二文不同的是，赵抃\重游龙井，比秦观晚了六年；秦观喝的是纯净的泉水，而赵抃\饮的是茶水。不过这时的茶水并非当地所产的龙井茶，而是产于建州（今属福建）北苑官焙的贡茶，称为龙茶，又称龙团。这说明当时的杭州可能还没有自己的龙井名茶。
“龙井茶”的出名，当始于元朝前期。虞集（1272—1348）《游龙井》诗云：
杖藜入茶山，却立赏奇秀……徘徊龙井上，云气起清昼……但见瓢中清，翠影落群岫。烹煎黄金芽，不取谷雨后。同来二三子，三咽不忍漱……
诗中写到龙井的周遭已经有了“茶山”。写瓢中茶色的清纯，可以使“群岫”的“翠影”倒映其中。尤其是“烹煎黄金芽，不取谷雨后”两句，更是点出了龙井茶的形象和特色。龙井的芽头翠而略黄，以采于谷雨前者尤佳。龚建华先生在其《中国茶典》一书中说：虞集的这首《游龙井》诗“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有关龙井茶的最早记载。龙井茶如今能占得绿茶顶尖位置，虞集的这首《游龙井》也可是立尽功劳了”〔7〕。
到了明代，关于龙井茶的记载日益增多。田芝蘅《煮泉小品·宜茶》云：“今武林诸泉，惟龙泓入品，而茶亦惟龙泓山为最……又其上为老龙泓，寒碧倍之，其地产茶，为南北山绝品。”
又明万历《杭州府志》云：“老龙井，其地产茶，为两山绝品。” 《钱塘县志》：“茶出龙井者作豆花香，名龙井茶，色青味甘。”
从元朝前期的名家诗作，到明代中叶的笔记、方志，都对杭州的极品名茶龙井作了具体的介绍和赞扬。章培恒先生对此似乎一无所知，只管自顾自地说什么龙井的出名是始于清朝的乾隆时期。这跟历史事实怎么对得上口呢？
最后再提一下关于“老君眉”的问题。《红楼梦》四十一回《贾宝玉品茶栊翠庵刘姥姥醉卧怡红院》中有一段贾母和妙玉的对话：
贾母道：“我不吃六安茶。”妙玉笑说：“知道。这是老君眉。”
章先生在引完这段话后特作解释说：
……老君眉产于湖南洞庭湖的君山，是一种银针茶，遍身满布毫毛，形如长眉，故有“老君眉”之称。
据我所知，章先生这里所说的产于湖南洞庭湖君山的银针茶，叫做君山银针，它虽然也是一种极品名茶，但“君山”之名，据郦道元《水经注·湘水》云：“［洞庭］湖中有君山……是山，湘君之所游处，故曰君山矣。”
又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六十九引庾穆之《湘州记》云：“昔秦皇（始皇）欲入湘观衡山而遇风浪溺败，至此山而免，因号君山。”
由上引资料可知，君山的命名，或因湘君，或因秦始皇，跟“老君”之称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从来也没听说有人把“君山银针”叫做“老君眉”的，有之，则始作俑者当非章先生莫属。其实“老君眉”也是清代的一种名茶，唯产地不在湖南省洞庭湖君山而在福建省光泽县的乌君山一带。清光绪《重纂光泽县志》卷五云：“茶以‘老君眉’名。乌君山前山后皆有。”
材料虽然简单了一些，但比起章先生想当然的发挥来，恐怕是更接近于事实的。
（四）北宋早有人自编词集，陆游根本数不上第一。
章培恒先生在陈村的访谈录中提到，北宋的文人都把词看作小道，认为写男女之情的东西不好，会让人官做不上去。他说：
［对于写词］简直是认为不好的事情。所以北宋的人不把词编到自己的集子里。到了南宋，欧阳修的后代请人给欧阳修编全集，才把欧阳修的词编进去。那已经是很晚了。活人自己把自己的词编进去，是从陆游开始的，陆游的《渭南文集》里边把自己的词编进去了……
章先生的这些话，听起来好像有根有据，但查一查北宋的有关文献，就会知道不是那么回事。
欧阳修生前为什么不把自己创作的那些广为流传的“艳科”小词编进文集里去呢？这是由他的特殊情况决定的。他身为朝廷大臣，又是提倡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军人物，德高望重，深受士林的景仰。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他在生前不把词作收进全集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由此断言北宋所有的文人学士都会这样去做。特别是那些不太重视以道德文章取重于世而又喜欢填词的人，对于将自己的词编辑成集或者收入文集，一般并不存在什么顾虑和忌讳。章先生说：活人把自己的词编进文集，“是从陆游开始的”。此话显系无稽之谈，并无史实依据。我在这里举两个北宋名家的例子，以证实章先生的上述谬误。
其一是黄裳（1043—1127，一说1044—1130）。黄裳字冕仲，号演山。北宋南建州（今福建南平）人。神宗元丰二年举进士第一，官至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平生著述颇丰，晚年曾将所作诗、文、词等编为《演山集》（四十卷）、《言意文集》、《长乐诗集》、《演山居士新词》四种，并分别为之写了自序。据专家考证，黄裳生前似未将其所著诸集汇为全帙。现在除《演山集》外，其余三种均已亡佚不存。但所幸的是，黄裳当年所作的《〈演山居士新词〉自序》，还完整地保存在其后人重辑的六十卷本《演山集》中。序文云：
演山居士闲居无事，多逸思，自适于诗酒间，或为长短篇及五七言，或协以声而歌之，吟咏以舒其情……
据上引序文可知，这本《演山居士新词》是黄裳亲自创作并编辑的，其内容有“长短篇”（词）和“五七言”（诗）两类，可见是一本诗词合编的集子。虽然各自的卷数和篇数已经无可考见，但黄裳当初把它们分编成集，并准备进而将四种集子合成全帙的意图是可以肯定的。黄裳的出生要比陆游早八十二年，去世时陆游只有四岁。他把词收进自己的集子，无论如何也不会晚于陆游。
其二是贺铸（1052—1125）。贺铸字方回，卫州（今河南汲县）人。一直在滏阳、徐州、鄂州、亳州等地做地方小官，但博学多才，擅长诗词。尤其是他的词深婉清丽，风格多样，在士林久负盛名。据张耒（1054—1114）《贺方回乐府序》云：
予友贺方回，博学业文，而乐府之词高绝一世，携一编示予，大抵倚声而为之词，皆可歌也。
从序文可以看出，贺铸是将自己的词编成集子后，亲自来找张耒为他作序的。贺铸去世时，陆游还没有出生。这也足以证明，贺铸自编词集要远远早于陆游。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章先生治学所涉猎的范围虽然比较广博，但专精的程度远远不够，知识的欠缺也很多。而且他往往喜欢对自己并不熟悉或未经深入研究的问题任意发表意见，以致屡屡出错而贻笑大方。这同一个久负盛名的“大学者”的身份显然是不相称的。我衷心希望他能够珍惜自己的令名，接受不可多得的教训，今后如有述作，应当慎之又慎，做到立论周密，言必有据，不要再犯浮躁轻率的毛病。对于过去出版的旧著，也应认真复读，将已经发现的差错一一加以订正，以免继续贻误广大的读者。
注释：
〔1〕阿城、陈村等：《我们拿爱情没办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97页。
〔2〕见《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后记。
〔3〕章培恒：《灾枣集》，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页。
〔4〕〔5〕〔6〕章培恒：《献疑集》，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30、184～206、184～206页。
〔7〕龚建华：《中国茶典》，中国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6页。 不论如何，长了知识。谢谢。 我一直比较佩服金老师，自从他和余秋雨的纠葛之后。他有学识，更有正直，坦率，热爱真理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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