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西？ 向西？ 向西 ？ ----------四川三星堆文明起源的探讨
向西？ 向西？ 向西 ？ ----------四川三星堆文明起源的探讨内容提要：四川三星堆文明的来源是近年来史学界一个争论不休的热点之一。三星堆文物的独特风格和造型为国内所罕见。本文力图从文物的造型、图案等来说明三星堆文化并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地区文化，而是多种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结果。三星堆古国文化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并不仅仅为古蜀地方文明，它同时也包含了其他地区的先进的文化因素，它是在吸收和利用了古代印度、古代西亚文明的基础上，不断的更新、发展和完善自己的。
关 键 词：三星堆文明 西亚文明 南方丝绸之路
一 、神秘的三星堆文物
三星堆位于四川广汉地区，它的考古发掘始于1929年。一天傍晚,燕道诚及其儿子在挖蓄水沟时，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埋有大量玉器的宝藏。这个偶然发现，打开了一个通往千年古蜀国的通道。从此，考古界开始了长达50多年的考古发掘。从1934年，葛林汉、林名均首次开始发掘到1986年，先后开展了四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特别是在1980——1986年这期间的两次考古发掘和整理，使整个三星堆古国蒙上了神秘的面纱。首先，考古工作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玉石器以及金器，这些器物都是在埋入坑前经过人为损坏的，或火烧或剧烈的打击。在这些文物中最令人费解的是青铜人像及青铜面具，他们几乎都是几乎千篇一律，粗眉毛、大眼睛、高鼻梁、阔嘴并且一些涂有朱色，脸上带着一种神秘的微笑。而且这些青铜人像几乎都没有瞳孔，耳上带有耳孔，可见我们的先人也是非常爱美的。特别是青铜纵目面具，可以说是与其同期出土的其它青铜人头像和面具截然不同。它高达65厘米，面部至两耳尖宽达138厘米，眼球突出呈柱状，长达16.5 厘米，直径为13.5厘米。面具造型独特而有精美，神情凛然而又肃穆。《华阳国志.蜀志》这样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纵目，即蚕丛氏。其次，与之同时出土的还有大量的象牙和海贝。根据考古学家推测，三星堆遗址文化距今约4800至2800年左右，即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末周初，延续时间长达两千多年。在4000多年前的三星堆古国遗址里,出土了如此多的象牙和海贝，而且在比三星堆遗址年代相对较晚的成都金沙遗址也同样出土了大量的象牙。这些象牙是从何而来的?可能，在当时的自然条件中，有象群生活在四川地区,但是要取得如此多的象牙也并非一件容易事，而且还全都是雄性象的象牙（根据验证，所出土的象牙都是成年雄象的象牙）。所以它们很有可能并不完全出自与四川，而是出自一个出产象牙的地区。出土的大量的海贝则不能不叫人们将目光转向南方。因为，从今天三星堆所处的地理位子上看，它位于四川盆地中心，四面都有高山或者河流所阻，与海相隔千里。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些海贝也不是出自四川，而是出自一个与海相邻的地区，而且这个地区与三星堆古国有着密切的交流。再次，在三星堆出土了大量的制作精美的金器。这些金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支由黄金制成的棍状物，考古学者称之为金杖。它出土于一号坑，全长142厘米，直径2.3厘米，重约500克。最为珍贵的是在金杖上端有一些平雕图纹。这些图纹大致可分为三组：一组是前后对称的、头戴五齿高冠、耳朵上戴有三角形的耳坠的人头像；另两组图文相同，都是两口相对的鱼鹰似的鸟，正展翅飞翔，而且在颈部各压着一支箭，箭头射进两只背相对的鱼的头中。金杖的出土，在我国考古史上是第一次，其研究价值不可估量。同时，这根金杖的出土，为我们研究四川上古时期的文明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众多青铜文物，其独特的风格与中原地区同期文化中出土的文物截然不同。而且在三星堆出土的金器中，其工艺远远超过了同期的中原文化，加之金杖的发现，则更为三星堆古国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由此我们就不得不将目光转向世界文明发源地的西亚地区和南亚地区。
二、西亚文明的影响
古代西亚文明主要指两河流域的文明。两河流域文明位于今伊拉克境内，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之间。古希腊语称之为“美索不达米亚”（即两河之间的地方），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早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在这里已经有着高度发达的文明。大约在公元前4500年左右，苏美尔人就在这里创造了楔行文字，建立了最早的城市文明。公元前3000年左右，阿卡德人战胜了苏美尔人，建立了乌鲁尔王国。阿卡德人继承了苏美尔人的文明，并且在此基础上不断的发展、创造。他们共同创造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历史。在我国，不管是文字的出现，亦或是城市文明的兴起都晚于两河流域，特别是青铜冶炼技术，我国直到殷商时期青铜冶炼技术才达到顶峰，这就比两河流域晚了约3000年。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两河流域逐渐形成了两个强大的帝国——巴比伦帝国和亚速帝国，结束了两河流域多民族之间长期混乱的局面，为美索不达米亚的发展提供了和平的环境。在这同一时期，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王国——夏王朝建立了，并且逐渐形成了统一的华夏民族，为我国文明的发展营造了一个和平的环境。而在这一时期，三星堆文明正处于新石器时代，并且开始由氏族公社向阶级社会过渡。而此时的两河流域，巴比伦帝国和亚速帝国继承了美索不达米亚的所有文明成果，并且在此基础上将它一步一步的逐渐的推向顶峰，并且迅速的向四周传播，形成了一个文明圈，逐渐影响到古代埃及和南亚的古代印度。一种文明的传播，在古代往往是通过两种方式进行的，战争和贸易。战争往往导致人口的大规模迁徙，使先进的生产技术也随着人口的迁徙而转移；贸易，通过和平的方式将一种文明带到另一种文明中去，使之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因此，特别是在公元前2000年——前1000年左右，两河流域、古埃及、古印度都相对稳定，出现了一个和平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更有利于经济、文化的传播、交流和发展。同时由于两河流域的人民是一个善于经商的民族，因此，他们通过经商等方式将自己本民族的特有的文化魅力向四周传播。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中国黄河流域还处于新石器时期。而这一时期，古代埃及早就建立了独立的王国，创造了自己的文明。其文明的发展远远高于中国。古埃及与两河流域文明之间的交流的具体时间现已经不可考，但是我们从一些出土文物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交流非常频繁。他们通过贸易相互联系、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在今天埃及发现了一个刻有第13王朝索布考特普二世的王名圈的圆筒印章，它与在两河流域出土的圆筒印章的制作风格非常相似。而与此同时，两河流域与古印度也有着相当大规模的经济贸易。我们可以想象，在那时商队带者大量的物质来往于两地之间，带来了两河流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先进的文明。因此在今天我们仍能从出土文物中发现两地文化相互融合的迹象。在印度，同样出土了大量与两河流域制作风格相似的印章，但它们是陶章，并且在上面几乎都有刻画符号，而这些符号可能就是古印度早期文字的起源。同时传入的青铜冶炼技术也在印度得到了发展。古印度人将冶炼技术进一步改进，提高了青铜冶炼技术，出现了失蜡法、嵌铸、龚铸、铆铸、铸接等锻造技术，使青铜冶炼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并且将它继续东传。在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青铜文物，我们就可以发现它们大多都采用了古印度当时最为先进的青铜锻造技术。我们由此可以推断出，三星堆古国文明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地方文明。它是在吸收和利用了当时先进的外来文明的基础上兴起的，但是这些外来文明是如何传入四川地区，这就不得不让我们从新思考。诚然，先进的文明影响落后的文明是历史的必然。文明也并不是封闭的，只要有文明的兴起，它就会与与他不相同的文明相互联系，相互交流。因此我们可以大胆的推想，早在4000多年前，就有着一条通往南亚地区的通道，但是由于长期的战乱和民族的迁徙，以及长期的小政权的林立，使这条通道被逐渐的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三、文明的纽带——南方丝绸之路
笔者认为，三星堆文化与古代西亚和古代印度有着密切的交流，三星堆文化是吸收和融合了多种外来文明，并且在自己已有的文明的基础上创造出了三星堆古国辉煌的时期。它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文化，而是一个多种文化相互影响的结果。在封闭的四川盆地，地势险恶，自古就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说法。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因素，巴蜀先民们更渴望与外界交流沟通。早在3000年前，巴蜀先民们就已经开通了我国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这是几条从云南、贵州和两广等地通往沿海和缅甸、印度地区的通道。在三星堆出土的大量的象牙和海贝，可以说就是来自于这些地区的。 “南方丝绸之路”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利用横断山脉南北山脉走向的峡谷与河谷而开辟出来的西夷道，或称邛笮道，后人又称为清溪道、青衣道、灵关道、旄牛道，就是从成都出发向西，经四川省临邛（今邛州）、青衣（今名山）、严道（今荥经）、旄牛（今汉源）、沿越西河谷和安宁河谷，再过阐县（今越西）、邛都（今西昌）、会理，渡金沙江到云南省的叶榆（今大理）、再到永昌（今徐山），最后到达缅甸境内的八莫或密支那。第二条是南夷道，又称五尺道，石门道、朱提道，从今天的四川省的宜宾出发，南经高县、至沙关，入今云南省境内，再经昭通、曲靖、最后分为两道，一道经由大理与旄牛道相连，进入缅甸境内。另一道经昆明继续向南，进入今越南境内。根据记载，秦灭巴蜀，开明王后裔安阳王率残部就是经过这条通道进入越南，并且在那里建立了政权，在越南历史上称之为“蜀朝”。蜀人通过这两条通道，加强了与外界的联系。他们通过这两条通道，不但输出了蜀地的特产——蜀布和邛竹杖，同时也带回了南亚地区先进的技术以及南亚的特产（象牙和海贝）。在《前汉书·张骞李广利传》中有这样的记载：“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西南，今身度又居于大夏东南几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可见早在西汉以前蜀就与印度有着相当大规模的经济贸易。三星堆古国可能正是通过这条通道与古印度长期进行经济交流。商队成为这两个地区文化文明交流的媒介，与此同时，古代西亚地区与古印度也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交流。古蜀先民充分吸收了他们先进的文明，将其融入了古蜀文明之中。因此，在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也保留了很多与之相似的地方。
四、文明的相似性
文明的传播，使先进文明代替落后文明，亦或是落后文明征服先进文明，这都不能避免先进文明对它们的影响。不管文明是以那种方式传播，战争也好，贸易也好，他们都或多或少在一个地区留下其特有的痕迹。古代西亚文明和古代印度文明距三星堆千万里，但文明的传播是不受地域和时间的束缚。因此，我们可以三星堆文明中发现它们的身影。青铜冶炼技术最早出现于西亚地区。在那里人们发现了天然铜，并且用它铸造工具。随着冶炼技术的不断提高，他们逐渐懂得如何冶炼青铜。今天考古学者在西亚地区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通过对这些青铜器的研究，发现这些青铜器的铸造技术有着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美索不达米亚的青铜冶炼技术逐渐通过不同的方式迅速的向四周传播，并且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的得到发展和提高。三星堆古国通过与南亚地区特别是与古印度的经济交流，他们不但把象牙海贝的物品带回自己的国家，而且同时也将青铜冶炼技术带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在三星堆遗址发现有大量的青铜器，但是却没有一个从低到高的发展过程。而且这些青铜器的锻造技术采用了古印度当时最为先进的焊接、失蜡法、分段铸造等锻造技术。首先，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其采用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青铜锻造技术，即分段铸造、嵌造、铆造等方法，而这一技术最早是出现在古代印度。在同一时期，我国中原地区没有发现运用这种工艺制造的青铜器物。其次，我们还可以从青铜太阳轮上发现它与西亚文明的相似之处。在我国殷商时期，对太阳神的崇拜非常盛行，但是我们却没有发现任何关于太阳神祭祀的实物。它们大多都是通过一些图画来表示。但是在古代的西亚地区，则出土了许多象征太阳神的祭祀礼器，而且这些礼器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太阳轮非常相似。在三星堆出土的这个青铜太阳轮是一个五副太阳轮，但是在西亚地区则大多为六副太阳轮，可见古蜀先民在吸收西亚先进文明的同时也保留了自己本民族特有的文明特色。再次，就是在三星堆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的青铜人像或青铜面具，而且有些青铜面具还附有镂空的金面具。在我国这一同一时间出土的青铜文物中则多为祭祀礼器，青铜人像或面具则很少，多为陶制品。然而，青铜人像，青铜面具在西亚地区则有较多的出土。如在两河流域出土的阿卡特王国的创立者萨尔贡一世（公元前2371年——公元前2316年在位）的青铜人像，将一位国王威严的神情和高尚的气质展现了出来。我们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人像可以看到，虽然他们的容貌和现在的四川人甚至是中国人都大相径庭，但是从他们的制作工艺和艺术风格上我们可以发现与古代印度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古代印度人像的线条非常简洁明了，但是又不失柔和。我们从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青铜人像也可以发现其线条也是非常简洁明了，同时，印度惯用的夸张手法在这里也表现的非常突出。如青铜立人像与身体不成比例的双手，以及青铜纵目面具的阔嘴、纵目及大鼻。同时，我们还在三星堆遗址的出土文物中发现了一件非常特别的文物——金杖。这跟金杖的出土，让我们更加不得不相信三星堆文明是受多种文明的影响，而对他影响最大的还要数西亚文明。为什么我们说三星堆文明受到西亚文明的影响呢？首先，在古代西亚地区，以及古代埃及，他们都是政教合一的政权组织形式。在这个政权组织形式中，国王的权力受到宗教的限制，而且在有的时候宗教权力还可以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如，在古埃及中王国时期，埃赫那吞的进行宗教改革就是因为宗教的权力严重威胁其统治。但是由于宗教权力的强大，最终埃赫那吞的宗教改革失败了。而且我们还可以发现，在这些古代文明古国中，国王权力的代表往往的权杖，都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象征，是神赐予的。我们可以从汉摸拉比法典的浮雕看到，神将法典赐予汉谟拉比王的同时，也赐予了汉谟拉比王至高无上的权力的代表——权杖。这就充分说明了权杖在西亚历史上的地位。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杖我们可以发现，在这跟金杖的身上布满了代表三星堆古国的图腾——鱼鹰及鸟，而且在众多的文物中，金杖仅此一件，更可见它的珍贵。而且我们可以从三星堆遗址的出土文物可以发现，三星堆古国它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组织形式。由此可见，这跟金杖在这里并不仅仅代表地位，而且还是一种权力的象征。这就跟我国传统的权力象征有所不同。在我国夏商时期已经形成了政教分离的政权组织形式，并且宗教权力从属于世俗权力。统治阶级利用宗教对人民进行统治，宗教成为了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一种工具。而且在我国古代，权力的代表并不是杖，而是玉玺。杖在我国历史上仅仅是一种地位的象征，而且杖的往往是随同巫师的一同出现，成为巫师与神沟通的媒介之一。
五、结论
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我们可以发现如此多的外来文明的痕迹，这就更进一步说明了三星堆文化并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地区文化，而是多种外来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结果。三星堆古国文化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并不仅仅为古蜀地方文明，它同时也包含了其他地区的先进的文化因素，它是在吸收和利用了古代印度、古代西亚文明的基础上，不断的更新、发展和完善自己的。因此我们对三星堆文明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于一个地区，或一种文明，而是应该对它进行全方位、科学的、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刘文鹏:《古代埃及史》 商务印书馆出版 2000年版 第357页第6行 沐 涛、倪华强：《失落的文明·埃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陈晓红、毛锐：《失落的文明·巴比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 王钺、李兰军：《亚欧大陆交流史》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菲利普·李·拉尔夫、罗伯特·E·勒纳、斯坦迪代·米查姆、爱德华·伯恩斯、赵丰 等译：《世界文明史》 上卷 商务印书馆出版 1998年版 袁庭栋：《巴蜀文化》 辽林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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