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爱因斯坦晚年主要研究的是统一场论——只有两次他回到了经典的广义相对论方面,没有什么“所谓的科技研究”,第二:霍金的“宇宙猜想”指什么?这个要楼上兄弟自己告诉我了,物理中与“宇宙”两个字有关的最著名的大概是两个:“宇宙学原理”和“宇宙监督者”猜想,这两个都和霍金没关系,没听说过有“宇宙猜想”过。
第三:“数学家是吃青春饭的。”这句话只能说大致上没错,但例外也不少,比如爱因斯坦做出最后一项重大发现时他也已经46岁了,谈不上青春了,Feynman做出超流体的贡献的时候也已经40岁了,而 Schordinger做出波动方程的时候正好39岁,事实上E·T Bell在他著名的《数学大师》一书中说过“除去意外因素,数学家是在智力上最长寿的人群之一”。高斯研究曲面理论的时候已经是1820年代以后,他也已经是40多岁的人了(至少是43岁了);就说Poincare意外去世的时候59岁“正处于创造力的顶峰”(《数学大师》)
受教。 引用第18楼fenglong88于2006-08-27 15:05发表的“”:
无语。
说过了,不想陷入这种论战。
隐。 学习了,圈内人也许更熟悉一些,反正偶以前是知之少 希望大家对邱和方都多一点尊重。
如果没有他们的各种行为,中国的学术不知会烂成什么样子,难道,读书人期待的就是以烂为烂的学术氛围。 引用第23楼醉乡常客于2006-08-27 15:49发表的“”:
希望大家对邱和方都多一点尊重。
如果没有他们的各种行为,中国的学术不知会烂成什么样子,难道,读书人期待的就是以烂为烂的学术氛围。
说得好。 传上那个俄罗斯数学家的原始论文一共三篇,有兴趣可以看看. 北大最少应该把《New Yorker》买一千份在国内散发。 刘克峰你为什么还要忽悠中国媒体呢?
pukin
方先生您好:
最近几个月国内外新闻界和我等小老百姓都在关注着庞加莱猜想、菲尔茨奖和
俄罗斯天才的数学家佩雷尔曼。国际数学界主流一直认为是佩雷尔曼完全解决了
庞加莱猜想,其他人如朱熹平、曹怀东、 John Morgan、田刚等人实际上是为佩
雷尔曼贴在网上的3篇文章做注解。但中国的专家和媒体总是不能实事求是的报
道, 中国许多大报刊大媒体跟着哈佛大学教授兼浙江大学数学主任的丘成桐的
“封顶”之说乱转,铺天盖地的报道评论、连篇累牍的策划专题和人物专访,好
不热闹,杨乐大教授的百分比说更是贻笑大方。今天看到了《钱江日报》采访浙
大数学中心刘克峰主任的文章,实在憋不住想说几句。
刘克峰说:“事实上在本次大会颁奖前,评委们一直犹豫是否要把菲尔茨奖颁
给佩雷尔曼,因为他的文章并没有公开发表,并且有漏洞。可朱熹平他们的工作
却使评委相信,佩雷尔曼是正确的。”堂堂一著名教授,为什么就睁眼说瞎话
呢???
实际上菲尔茨奖人选在今年5月底就已确定,6月份国际数学家联盟主席John
Ball秘密拜访了佩雷尔曼,他的唯一目的是说服佩雷尔曼接受将在8月份国际数
学家大会上颁发的菲尔兹奖。 而朱熹平和曹怀东的文章是6月份才发表的,文章
发表前菲尔茨奖评委就已经决定该奖授予佩雷尔曼了,真不知道刘大教授为什么
还要忽悠中国媒体呢?中国媒体的不实事求是的报道已经够丢人的了!!!
当然, 朱熹平和曹怀东能看懂并填补佩雷尔曼的工作绝对也是第一流的工作,
绝对应该表示祝贺,大力宣传!
附《钱江日报》的文章
(http://qjwb.zjol.com.cn/html/2006-08/24/content_1163764.htm)
菲尔茨奖花落四家,中国数学家证实庞加莱猜想为何与奖失之交臂?浙大数学
中心主任刘克峰详解个中原因——
中国人把佩雷尔曼“踢”上领奖台
■本报记者 俞熙娜
本报讯国际著名数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汉密尔顿在马德里举行的2006
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说:“丘成桐和我一起发展了一套纲领——用Ricci流来解决
这个问题(庞加莱猜想)。”“基于几篇网页上的手稿,Perelman(俄罗斯数学
家佩雷尔曼)称他完成了这个纲领;而一个完整的解释最近由曹怀东和朱熹平完
成。”
作为庞加莱猜想证明过程中的主帅,佩雷尔曼的获菲尔茨奖及汉密尔顿的演
讲被视为最终破解这一困扰人类百余年的猜想。而演讲中的这两句话,无疑极大
地肯定了中国数学家在其中的作用。
“可以说,是中国数学家把佩雷尔曼‘踢’上了世界数学最高领奖台。”密
切关注数学家大会的美国加州大学洛杉机分校教授、浙江大学数学中心主任刘克
峰昨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中国数学家踢了临门一脚
困惑数学界百年之久的庞加莱猜想吸引无数数学家前赴后继。就在今年6月,
数学菲尔茨奖获得者、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通过媒体向世界公布:数学世纪难题
庞加莱猜想已被中国学者、中山大学数学教授朱熹平和另一位华人数学家曹怀东
最后证明。丘成桐先生表示,在整个庞加莱猜想证明过程中,他们解决了最后的
问题,为这个问题封了顶。
但在此次数学家大会上,因“庞加莱猜想”而获奖的却是俄罗斯人佩雷尔曼。
“这不奇怪,因为佩雷尔曼是原创者。”刘克峰评价说:“佩雷尔曼的工作
好比打开了金矿的大门,不过,他的文章还存在漏洞,距离彻底的证明还差最后
一步。最后封顶的是中国学者。”
“当然朱熹平、曹怀东此次没有问鼎大奖还因为年龄超过了40岁,因为菲尔
茨奖只颁给40岁以下的数学家。”刘克峰补充。
刘克峰说,1982年,汉密尔顿创立了一种新方程——瑞奇(Ricci)流,成为
后来的数学家们揭开庞加莱猜想的有效工具。汉密尔顿和丘成桐将证明过程中遇
到难题分为三类,佩雷尔曼解决的正是其中最困难的一类。
但4年前,佩雷尔曼并没有公开发表他的证明,而是将三篇文章发在了网站
上,随后不久就不知所踪。“他的文章在数学界引起轰动,许多数学家都看了这
些文章,可其中有不少地方无法看懂,没有人敢断定,他的证明是对的。”
朱熹平和曹怀东的最大贡献正在于此。刘克峰说,他们补足了佩雷尔曼文章
中的漏洞,给予完整的解释。“事实上在本次大会颁奖前,评委们一直犹豫是否
要把菲尔茨奖颁给佩雷尔曼,因为他的文章并没有公开发表,并且有漏洞。可朱
熹平他们的工作却使评委相信,佩雷尔曼是正确的。”
汉密尔顿也强调,曹怀东与朱熹平在佩雷尔曼与前人的工作基础上,给出了
关于庞加莱猜想证明的一个完整与详细的描述。他说,“我很高兴这两位杰出学
者所写的这篇文章。他们引入了自己的新思想,使得证明变得更容易理解。”
刘克峰:陶哲轩是我加州大学的同事
此次菲尔茨奖获得者之一的澳大利亚华裔数学家陶哲轩,恰好是刘克峰教授
的同事。
“2000年时,我刚到洛杉矶分校,第一次见到了他。他很瘦,看上去像个十
几岁的孩子。那年他才25岁。据我所知,他是澳大利亚的第二代移民。他本人仅
在2岁时去过中国香港。他不会说中文,唯一会写的中文是‘陶哲轩’3个字。”
外界传闻,陶哲轩是位数学神童,但在刘克峰看来,他的勤奋大于天分。
“陶哲轩的办公室就在我楼下,无论何时我经过时,他总在办公室,有了女朋友,
谈恋爱也在办公室。”刘克峰印象中的陶哲轩很随和,却比较内向,不太说话。
站在走廊里时似乎也在思考问题,两眼不看人。
数学领域的突破,影响无法估量
4位菲尔茨奖获得者的研究内容对普通人来说似乎太过晦涩,读得懂每个字
却不懂一个词。“但这些都是当今数学领域最前沿的研究,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
生巨大影响。”刘克峰说。
“例如佩雷尔曼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三维空间结构、黑洞等;瑞奇
(Ricci)流将运用在计算机图形模拟方面;陶哲轩的研究与水、风的波动有关;
概率论则已经运用于研究金融风险、投资分析等方面。”“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则
是最好的例子,它完全改变了人们对时空的看法,现在人类对太空的探索必须依
靠相对论。”
(XYS20060827)
http://xys.3322.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7/liukefeng.txt 从院士增选看中国数学江湖
mathphd
在1952年院校调整中,当时中国最强大的清华数学系和浙大数学系被砍,举
国建设北大和复旦,其他重点高校的数学专业规模都很小,造成了这两所学校现
如今在中国数学界的绝对垄断地位。
据统计,中国现有活着的数学院士24个,基本可以划分成北大、复旦和中科
院三派。
北大帮由张恭庆领衔,校内有姜伯驹、文兰、田刚、王诗宬等人,中科院数
学所的丁伟岳、刘应明、杨乐均毕业于北大,与北大数学系渊源深厚,相互呼应,
基本是一伙的;
复旦派谷超豪、洪家兴、胡和生、郭柏灵,加上中科院毕业于复旦的石钟慈,
一共是5人。
中科院:丁夏畦、李邦河、林群、陆启铿、马志明、万哲先、王元、严加安、
吴文俊、周毓麟。
杂派:陈木法(北师大)、王梓坤(北师大)、彭实戈(山东大学)、夏道
行(美国)。
中科院看上去人很多,但是因为毕业于不同院校,又在中科院数学所的几次
改革中相互算计,以至于彼此缺乏信任,所以实际上是一盘散沙,在院士选举过
程中各怀鬼胎,往往被北大和复旦利用。其中,吴文俊、周毓麟、王元等人年事
已高,功成名就,基本不参与世事纷争。马志明后来投靠了北大,林群因为院所
合并一事与众人闹翻,剩下的几个年纪都大了,也不抱团,也不掌控重要的学术
资源。
夏道行早已隐居美国,连院士选举都懒得回来参加,
除去被剥夺选举权的资深院士吴文俊和周毓麟,以及隐居海外的夏道行,中
国数学界真正有投票权的院士只有21个,其中北大帮占了8个,1/3强,而且都是
年轻的少壮派,比如原中国数学会会长张恭庆,不仅把小舅子文兰弄成了院士,
还隔代指定文兰为接班人,让其顺利的当上了现任会长,带领北大帮把持了中国
大部分的数学资源;复旦派谷超豪名气很大,但是手下的几个人水平有限,特别
是把他老婆胡和生也弄成院士,让很多人笑话,加上远离北京,不具备掌控数学
各类资源的权力,所以复旦派虽然人数多达5人,但是影响力跟北大比相距甚远。
中科院就跟不用说了,被北大和复旦各个击破,几届都没有人当选,很能说明问
题。
院士选举每两年进行一次,每次一般是选2个数学院士,近几届院士竞选基
本由北大和复旦说了算。
比如2001年,北大把在美国当教授的田刚进行包装,冒充北大全职教授竞选
院士,结果被复旦识破,说这样的海外兼职复旦多得很,北大仗着人多势众,恐
吓复旦,扬言如果复旦对田刚进行阻扰,北大就不给复旦的候选人投票,复旦一
看与其争得鱼死网破,不如都捞点好处,于是两校相互妥协,最后北大的田刚和
复旦的郭柏灵双双当选。田刚也成为中国科学院自成立以来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
个没有全职回国的海外院士,他的这个纪录至今没有被打破。虽然事后北大利用
院士章程为田刚当选一事进行自我辩护,但是院士增选细则中却明确规定海外学
者要想当上正式院士必须重点考虑其对国家的贡献,正是基于这一考虑,非全职
回国的学者按惯例是不能参加正式院士选举的,只能参加具有象征意义的外籍院
士的选举。(北大在田刚身上尝到甜头后,对其经验进行依法炮制,在03年和05
年两次推举非全职回国的佘振苏参选院士,但是北大在物理界不如数学界那样一
手遮天,所以这两次都没有得逞。)
转眼到了2003年,北大数学系一举推出了两个候选人,其中的张继平呼声甚
高,因为北大选票多,所以两人都进入了第三轮,这次复旦也派出了搞偏微分方
程的洪家兴,南开在陈省身先生的支持下派出了重量级人物张伟平,此人得过国
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是国内中青年数学家中最优秀的学者,论文质量在国内首屈
一指,加上有复旦毕业的背景,所以一开始志在必得,没想到北大仗着票数多,
公开发飚,表示复旦系最多只能上一个,复旦派最经不住恐吓,只得全力支持谷
超豪的学生洪家兴,而放弃了对张伟平的支持,陈先生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生气,
他老人家只是外籍院士,没有投票权,虽然没有能力让某人当上院士,但是享有
崇高威望,让某人当不上院士的影响力还是有的,于是张伟平和张继平pk的结果
是两人都没上成,反而是北师大搞概率论的陈木法捡了个漏,概率论方向多年没
有出院士,所以这个结果大家也只好认了。
2005年,陈省身先生去世,虽然冒出个丘成桐,但是丝毫不影响北大继续把
持中国数学界的各项资源,王诗宬的当选几乎毫无悬念,这一届的最大看点是南
京大学的程崇庆是否能上,丘成桐认为除了张伟平,当今中国最优秀的中青年数
学家只有两个,那就是中山大学的朱熹平和南京大学的程崇庆,不过很不幸,程
崇庆搞的东西跟北大的文兰是一个东西——微分动力系统,后者自然不希望国内
再多一个动力院士,于是虽然程崇庆水平很高,但是缺少了北大的支持,最终仍
然与院士失之交臂。空出的一个名额被山大的彭实戈占了,此人为何当选?内幕
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与北大的关系绝对不错。
对2007年的院士选举做个初步预测,南开方面,陈先生已然仙逝,加上03年
跟北大结下了梁子,张伟平这辈子恐怕也没有机会当上院士,除非得了fields奖,
想必张伟平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05年连名都没报,07年就更不会了,否则
岂非自取其辱?北大方面肯定会继续派张继平出马,没有南开横插一杠,张继平
的当选恐怕也不会有什么悬念。而复旦在05年没有任何斩获,07年肯定会全力出
击,可以预计,07年的两个名额势必会被这两个学校继续瓜分。
正如南方人物周刊采访国内某重点高校数学教授时提到的,中国数学有过很
辉煌的历史,当年的华罗庚,苏步青,还有陈省身,不仅自己做出了世界一流的
成果,而且人格高尚,为中国数学的发展指明了一些方向,带出一些好学生,这
么多年了,没有像他们这样有威望的人来带着中国的数学往前走。现在的中国数
学界被一群品格低下的人所控制,因为他们自己本身数学也不行,所以也打压有
能力的学者,通过掌控中国的奖金和基金,扩充自己的势力,这二十年中国数学
没有大的发展,原因就是这样。钱是投入越来越多,但是效果反而不如以前。北
大心里也知道这一点,但是一到利益关口,就以利益为重。而且他们现在完全掌
控着数学领域的院士选举,院士选举是重头戏,很多年轻人为了当院士,就低三
下四,可以说是忍气吞声,包括做学问等,完全是人格都变了。
(XYS20060827)
http://xys.3322.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7/yuanshi61.txt 偶对丘最大的印象就是比—丘空间,不过说回来丘是值得敬佩的,但是在彭家莱猜想的问题上,朱的确不过是在证实佩雷尔曼的思路,我们钦佩和尊敬朱教授他们的精神和努力,但是在开创性的问题上,还是应该尊重事实。
完整的译文一篇
完整译文,供参考,转自yjrg.net发信人: ligoogle (糊涂的狗狗), 信区: RGForum
标 题: 译文全文:一个传奇问题及其解决者荣誉归属之争/纽约客
发信站: 一见如故 (Sun Aug 27 14:15:06 2006), 本站(yjrg.net)
说明:几天前读到这篇文章,感觉很有意思,费了些功夫把全文翻译出来,应该比读摘要更能感受学术的江湖。本人不搞数学,外语也不甚好,肯定有翻译不确切的地方。最没把握的是题目,有人把“manifold destiny”译作“流形的命运”,私下里总有些怀疑,但不妨先借过来用用。套用丘成桐的话,不知本译文是否是“迄今为止第一个完整的译文”。
流形的命运:一个传奇问题及其解决者荣誉归属之争
Sylvia Nasar , David Gruber
7月20日晚,几百名物理学家,包括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聚集在北京友谊宾馆一个礼堂,聆听一位华人科学家丘成桐的演讲。20世纪70年代后期,20多岁的丘成桐取得了一系列突破,这些成果对物理领域的弦理论革命有很大推动作用。他不仅赢得了数学家最渴望的菲尔兹奖,也确立了他在两个学科的具有非凡技巧的思想者的地位。
从此丘成为哈佛的数学教授,并成为北京和香港数学研究机构的指导者,往返于中国与美国之间。他在友谊宾馆的演讲是国际弦理论大会的一部分,这个大会是他在中国政府支持下组织起来的,为了促进最近中国在理论物理方面取得的进展(近六千名学生参加了主要的报告会:那是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丘的老朋友霍金的报告)。丘报告的题目是大多数听众比较陌生的庞卡莱猜想,一个关于三位球面性质的百年难题,由于他在数学和宇宙学方面的重要涵义,也由于它的难以破解,被数学家视为梦寐以求的圣杯。
57岁的敦实的丘站在演讲台前,身穿衬衫,戴黑边眼镜,双手插在口袋里,描述他的两个学生——朱熹平和曹怀东——几个星期前如何完成了庞克莱猜想的证明。“我对朱和曹的工作很乐观”,丘说。“中国的数学家有理由为能够完全解决这个难题而自豪。”他说朱和曹应该感谢他的美国长期合作者Hamilton,他是最应获得解决庞卡莱猜想的荣誉的。他也提到了一个俄罗斯数学家Grigory Perelman,承认他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丘说,“在Perelman的工作中,很多关键的证明只是给出了框架和要点,常常缺失完整的细节。”他还说,“我们想听取Perelman的意见,但他住在圣彼得堡拒绝与他人交流。”
在九十分钟的报告里,丘讨论了他的学生证明的一些技术细节。当结束的时候,没有人提问。不过那天晚上,一个巴西物理学家在自己博客里贴了一个关于这次演讲的报告,“看起来中国在数学方面不久之后也会居于前列,”他是这样写的。
Grigory Perelman的确像个世外高人。去年十二月他辞去了圣彼得堡Steklov数学研究所的工作;他的朋友很少;他和他的母亲住在城郊的一个公寓里。尽管他以前没有接受过采访,我们去拜访的时候他非常和气、坦诚,那是在六月底,丘的北京会议结束后不久,他领我们在城里作了一次长途的步行旅行。“我在寻找一些朋友,他们不必是数学家,”他说。就在这次对话之前一个星期,Perelman花数个小时与SirJohn M.ball 讨论庞卡莱猜想。今年58岁的SirJohn M.ball是数学界最有影响力的专业机构国际数学联盟(I.M.U)的主席。这次会见非同寻常,地点是俯视涅瓦河的一个庄严建筑的会议中心。早在五月底,由九位杰出数学家组成的委员会投票决定授予Perelman菲尔兹奖,由于他在庞卡莱猜想方面的工作。Ball的圣彼得堡之行是劝说他出席将于8月22日在马德里举行的四年一次的世界数学家大会,在授奖仪式上接受菲尔兹奖。
与诺贝尔奖一样,菲尔兹奖的设立旨在促进科学发展,并超越于国家间的仇恨。1924年,德国数学家被排除在第一次国际数学家大会之外,尽管在1924年下一次数学家大会召开之前限制被解除了,但这种创伤促成了菲尔兹奖的设立,一种“纯粹国际性、尽可能客观的”的奖项。
然而,每四年一次、颁发给二至四位数学家的菲尔兹奖,不仅旨在嘉奖过去,同时期望刺激未来的研究,因此只发给四十岁以下的数学家。最近几十年,由于职业数学家的数目的增长,菲尔兹奖更具有极高荣誉。近七十年时间里,只授予过45个菲尔兹奖——包括三个与庞卡莱猜想密切相关的工作——没有数学家拒绝领奖。然而,Perelman告诉Ball他无意接受它。“我拒绝,”他简单地说。
从2002年11月开始,长达八个月的时间里,Perelman在互联网上分三次贴出了一个关于庞卡莱猜想的证明。就像十四行诗和咏叹调一样,数学证明具有明确严格的形式和一套规范。它开始于公理或广为接受的事实,运用一些列逻辑语句,最后得到一个结论。如果逻辑无懈可击,那么结果就是一个定理。法律或科学的证明基于收集的事实因此可能需要限制和修正;而数学的证明与此不同,一个定理的证明是确定的。关于一个证明结果正确与否由同行审议的专业刊物来评断;为保证公正,审稿人有刊物编辑仔细选择的,被审理的文章作者身份是保密的。文章的出版意味着证明是完整、正确、独立完成的。
从以上标准看,Perelman的证明是非正统的。对于如此艰巨的任务而言,他的证明是惊人地简短;可能阐述很多页的证明过程常常是严重压缩了。而且,这个证明没有直接提及庞卡莱猜想,而是包括了很多与中心问题不太相关的精妙的结果。但是,至少两组专家仔细检查了证明没有发现明显的漏洞或错误。在数学界似乎达成了共识:Perelman解决了庞卡莱猜想。尽管如此,由于证明的复杂性以及Perelman用简化的方式提出了很多声明,使得他的工作容易遭受质疑。很少数学家拥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对此进行评价或辩护。
2003年在美国作了一系列报告之后,Perelman回到圣彼得堡。从那时起,尽管他仍然通过e-mail回答问题,他和同行们接触极少,并且出于某种无法理解的原因,他不打算发表他的工作。但是,几乎毫无疑问的是,2006年6月13日将满四十岁的Perelman应被授予菲尔兹奖。在Ball筹划2006数学家大会的时候,他开始把这想象成一个历史事件。3000多名数学家将参加大会,西班牙朱安.卡洛斯国王已经同意主持颁奖仪式。数学联盟的通讯预测这次大会将因庞卡莱猜想“由猜想变成定理”而留在人们记忆中。Ball为了保证Perelman能够在场,决定亲自去圣彼得堡。
Ball希望他此行保密——菲尔兹奖获得者的名字要在颁奖仪式上正式宣布——因此它与Perelman见面的会议中心很偏僻。在两天十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努力说服Perelman接受这个奖。Perelman,这个瘦长的、秃顶、有卷曲胡子、浓密眉毛和兰绿色眼睛的人,礼貌地倾听着。他已经三年没说过英语了,但他总是回避Ball的请求,有一次带着Ball做一次很长的漫步——这是他最喜欢的活动之一。两个星期后他总结那次对话:“他给我三种选择:接受并出席;接受但不出席,我们把奖之后寄给你;第三,我不接受。从一开始,我就告诉他我选择第三个。”他对菲尔兹奖不感兴趣,Perelman解释说。“它和我完全无关,”他说“任何人都知道如果证明是正确,那么不需要其他方式的认可。”
自从一百多年前亨利.庞卡莱提出这个猜想后,几乎每年都有人声称证明了庞卡莱猜想。庞卡莱是一战期间的法国总统雷蒙.彭加勒(Raymond Pioncare,Pioncare在哲学界被译作彭加勒)的堂兄,是十九世界最具开创性的数学家。这个瘦小、近视、出名漫不经心的人,在他去世前八年,即1904年,提出了他的著名猜想,当时他是在一个长65页文章的结尾顺便地提及的。
在这个问题上庞卡莱没取得什么进展。“cettequestion nous entrainerait trop loin”(“这个问题会把我们带的太远”)他写道。他是拓扑学的奠基人,也因“轮胎面几何”而著名。这种几何关心空间的本质属性。对一个拓扑学家来说,一个面包圈和一个咖啡杯没有区别,都有一个洞,可以不经撕裂或切割而变形成另外一个。庞卡莱用“流形”来描述这种抽象的拓扑空间。足球面是最简单的二维流形的实例,即使被踩扁、膨胀和弄皱,对于拓扑学家来说仍是一个球面。证明一个东西是二维球面,无论是任何形状,只需它是“单连通”的,即没有洞穿透它。与足球不同,面包圈不是真正的球面。如果你在绕足球系一个活结,你可以很容易地拉动活结让它滑过球面最后拉紧使之闭合。但如果你穿过面包圈的洞在圈上系一个活结,如果不把面包圈弄破,无论怎样都无法使之闭合。
二维流形在十九世纪已经了解得很深入。但人们仍不清楚是否二维流形上成立的东西在三位流形上仍然成立。庞卡莱提出所有闭合、单连通的三维流形——即没有洞、有界的——都是球面。这个猜想对于研究已知的最大三维流形——宇宙,具有潜在的重要意义。而要证明它决非易事。很多尝试只得到令人尴尬的结果,但一些努力导致了一些重要数学发现:包括Dehn引理,球定理,Loop定理,这些结果已经成为拓扑学的基本概念。
到20世纪60年代,拓扑学已成为数学中最有活力的领域。一些年轻的数学家开始为攻克庞卡莱猜想而努力。令大多数数学家吃惊的是,四维、五维以及更高维的流行比三维流形更容易解决。到1982年,庞卡莱猜想已经在除三维以外所有维数得到了证明。2000年,克莱(clay)数学研究所,一个旨在推动数学研究的私人机构,将庞卡来猜想定为数学领域的7个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任何最终解决这个猜想的人将获得100万美元的奖金。
“我的整个数学生涯都被庞卡莱猜想占据”,哥伦比亚大学数学系负责人John Morgen说,“我从未想到我能亲眼看到它得到解决,我以为任何人都无法触及它。”
Grigory Perelman 开始并没打算成为数学家。“从来都不存在那个决定性时刻,”我们见到他时他这样说。我们当时在他居住的公寓楼外面,一片单调的高楼林立的区域。Perelman的父亲是一个电气工程师,他鼓励他对数学的兴趣。“他让我考虑逻辑和其他数学问题”,Perelman说,“他给我很多书,教我下象棋,他为我自豪。”在父亲给他的书中,有一本“趣味物理”,那是苏联30年代的畅销书。在前言中,作者说书中内容充满“谜语、趣味训练、趣闻轶事和意想不到的对比”,还说“我大量引用了儒勒.凡尔纳、赫伯特•乔治•威尔斯、马克.土温和其他作家的作品,因为,除了提供消遣,这些作家描述的有趣试验,可作为物理课堂的启发性范例。”这本书里包括怎样从行驶的这上跳下,以及“由于浮力原理,我们在死海里永远不会沉下去。”
苏联社会对他出于兴趣所做出的成就非常惊叹。十四岁那年,他时成为一个地方数学团体的明星。1982年,也就是丘成桐获得菲尔兹奖的那一年,Perelman以满分成绩获得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金牌。他和队友相处融洽但不亲密——“我没有朋友”他说。他时所在年级的两三个犹太人之一,他对歌剧很痴迷,这也是使他远离同龄人的原因之一。他的母亲是一个技术学院的数学教师,从他六岁开始带他去剧院。Perelman 15岁时他把零花钱花在买唱片上。他得到了一份1946年著名歌剧“茶花女”的演出录音,这使他欣喜若狂。Licia Albanese饰演Violetta,“她的声音美极了”,他说。
1982年,16岁的Perelman入列宁格勒大学学习,他学习几何学的高级课程,解决了Steklov研究所的Yuri Burago教授提出的一个问题,后来他成了Perelman的导师。“很多很聪明的学生深入思考之前就发言”,他说“但是Grisha不同,他深思熟虑,答案总是正确的,他总是检查的很仔细。”Burago还说,“他不属于反应极快的那种,速度不代表什么,数学不凭速度,而是凭着深刻。”
90年代早期在Steklov研究所,Perelman 成为黎曼几何和Alexandrov空间几何——两者是传统欧式几何的延伸——的专家,他开始在俄罗斯和美国的领先刊物上发表文章。1992年,他受到邀请到纽约大学和纽约州立石溪大学(Stony Brook Unversity)各访问一个学期。那年秋天他离开俄罗斯去美国的时候,俄罗斯经济开始崩溃。M.I.T的一个数学家Dan Strook回忆他当年将一叠叠美元偷运回国给Steklov的一个退休数学家,和他的许多同事一样,那个数学家变得一无所有。
Perelman很乐意呆在美国,这个国际数学中心。他每天穿同一件灯芯绒夹克,他告诉纽约大学的同事他的日常饮食是面包、奶酪和牛奶。他喜欢到Brooklyn去散步,哪里有他的亲戚,还可以买到传统的俄罗斯褐色面包。他的一些同时被他的指甲吓住了,那足有几英寸长。“如果他们要生长,干吗不让他们长呢?”当有人问及他为何不剪指甲时他总是这样说。每周一次,他和一个叫田刚的年轻的中国数学家驱车到普林斯顿的高等学术研究所参加讨论班。
几十年的时间里,高等学术研究所和附近的普林斯顿大学一直是拓扑学的研究中心。70年代晚期,William Thurston, 一个喜欢用剪刀和图纸来检验他想法的普林斯顿数学家提出了一种针对三位流形的分类法,他认为,虽然流形可以呈现不同的形状,他们仍然会 “偏好”一种几何体。正如一块丝绸垂到裁缝的模特衣架上,他会呈现和模特衣架一致的形状。
Thurston建议每个三位流形都可以分割成8种基本元素的一种或几种,其中包括一个球面类型。Thurston的理论——即著名的几何化猜想——描述了所有的可能的三维流形,因此是庞卡莱猜想的一个有力推广。如果几何化猜想被证明,那么庞卡莱猜想也将被证明。证明几何化猜想和庞卡莱猜想“一定会打开很多扇门”,一个哈佛大学的数学家Barry Mazur说。尽管对于其他学科的意义如干年内可能不甚明了,但它们对于数学领域是基础性的。“这是20世纪的勾股定理,”Mazur说,“它将改变整个面貌。”
1982年,由于在拓扑学上的贡献Thurston获得了菲尔兹奖。那一年,Richard Hamilton,一位康乃尔大学的数学家发表了一篇关于一种叫做Ricci流的方程的文章,他猜想也许Ricci流在解决Thurston的猜想和庞卡莱猜想时可能会用到。就像热力学方程描述热量在物质——例如金属片中流动,它从冷的一段流向热的一段,最后得到一个均匀的温度;Ricci流,通过光滑抹掉奇异点,使流形成为一个均匀的几何体。
Hamilton,辛辛纳提州的一个医生的儿子,拒绝数学界的人士的老套的职业性形象。他鲁莽、不信神,喜欢骑马、冲浪,还有一大堆女朋友。他只把数学当作他生活众多生活乐趣之一。49岁那年,他被认为是个出色的教师,但是除了他在Ricci流方面的开创性文章外,他的文章数目相对较少,他也没几个研究生。Perelman读了Hamilton的文章,去听了他在高等学术研究所的报告。然后,他很害羞地向他请教。
“我真得很想问他一些东西,”,Perelman 回忆说,“他微笑着,非常耐心,他甚至几年之后才发表的一些东西都告诉了我。他毫不犹豫地告诉我,Hamilton的坦诚和慷慨真的很吸引我,我认为大多数数学家都不可能像他那样。”
“我做的是不同的东西,尽管偶尔也会思考Ricci流。”,perelman说,“你不必是多了不起的数学家就能发现这对几何化问题很有用。我觉得我知道得太少,我不断问他问题。”
丘成桐也在问Hamilton关于Ricci流的问题。丘和Hamilton在70年代相识,尽管脾气和背景都差别很大,两人成了亲密的朋友。一位圣迭戈的加州大学的对双方都很熟悉的数学家把他们的关系描述为“对彼此生命的数学之爱”。
同成千上万逃避毛的军队的难民一样,丘的全家于1949年从大陆移居香港,那时丘只有五岁。之前的一年,他的父亲,一位联合国的救济工作者,因一系列失败的投资耗光了家庭的积蓄。在香港,为了养活妻子和八个孩子,他在大学教授古文和哲学。
丘14岁那年,父亲因肾癌去世。他的母亲靠教会救济和卖手工艺品维持生活。到那是丘还是一个平常的学生。但他已经在学校打工,靠教其他同学数学挣些钱。“使丘努力的部分原因是他把自己的生活看作是为他的父亲雪耻。”与丘相识20多年的M.I.T数学家Dan Strook说,“他的父亲就像个勤恳的犹太法典编著者,而自己子女在挨饿。”
丘在香港中文大学学习数学,在那他引起了著名的中国数学家陈省身的注意。陈帮助他得到了加州大学Berkeley分校的奖学金。陈是一个著名的拓扑几何学定理的提出者。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在美国的Berkeley度过。他经常去香港、台湾后来又去中国大陆访问,在那里,他被看作中国最高学术成就的象征以促进数学和科学研究。
1969年,丘开始在Berkeley读研究生,他每个学期选7门研究生课还旁听几门课。他把奖学金的一半寄给在中国的母亲,他的坚韧给他的教授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第一个重要的结果不得不和他人分享荣誉,因为他得知另两个数学家同时在做同一个问题。1976年,他证明了关于一种流形的20年的猜想,这个猜想现在对于弦理论非常重要。一个法国数学家已经列出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个证明,即卡拉比(Calabi)猜想。但是丘的证明更具有普遍意义,因此更有用。(物理学家现在称之为Calabi——Yau流形)“他不是特别善于想出看问题的原创性方式,而是擅长去解决极困难的技术性问题,凭借全部智慧和很强的信念,”Phillip Griffiths,高等学术研究所前所长这样评价说。
1980年,30岁的丘成为高等学术研究所拥有永久职位的最年轻的数学家之一。他开始吸引有天分的学生。两年后他获得菲尔兹奖,成为第一个获此奖项的中国人。那时陈七十岁了,到了该退休的年龄。按照陈的一个亲戚的说法,“丘认为他将是下一个最著名的中国数学家,该是陈退位的时候了。”
哈佛一直想把丘招过来,于是在1983年,当准备再一次请他加盟的时候,Phillip Griffiths告诉哈佛的系主任“三国演义”中“三顾茅庐”的故事。公元3世纪,一个诸侯想建立一个帝国,但最杰出的将军为竞争对手服务。这个诸侯连续三次前去他的敌国拜访这位将军。最后将军被感动同意效忠于他,终于他们建成一个帝国。心领神会之后,系主任飞往丘当时居住的费城,把录用通知给他。尽管如此,丘拒绝了这个机会,最后在1987年,他终于同意去哈佛。
丘很有企业家的干劲,他与同事和学生合作,除了自己的研究工作,他开始组织讨论班。他经常与一些极富创造性的数学家合作,包括Richard Schoen,Willian Meeks. 但丘对Hamlton印象尤为深刻,无论是他的超凡想象力还是他的狂妄自大。“我和Hamilton在一起很开心,”,丘在北京参加弦理论大会时说,“我与他一起去游泳,我和他及他的女朋友们一起出去玩。”丘确信Hamilton能够用Ricci流方程解决庞卡莱猜想和Thurston猜想,他屯促他关注这些问题。“与丘的相识改变了他的数学生涯,”一个对熟悉他们的数学家说。“这是他第一次意识到一个很大的东西,与丘的交谈给他信心和方向。”
丘认为如果他能帮助解决庞卡莱猜想,那不仅是他个人的胜利也是中国的胜利。在90年代初,丘和另外几个著名华裔学者被国家主席江泽民接见,讨论如何重建在文革中遭到重创的科研机构。中国的大学境况悲惨。因证明高维庞卡莱猜想获得菲尔兹奖的Steve Smale从Berkeley退休后在香港任教,他提到北京大学“礼堂里飘着尿骚味,所有助理教授只有一个公共房间、一个办公室”,薪水少得可怜。丘说服一个香港房地产大亨资助北京的中科院数学所,设立一个类似于菲尔兹奖的奖项,用于奖励四十五岁以下的数学家。在中国,他为Hamilton和他与自己在Ricci流和庞卡莱猜想方面的合作大做广告,认为年轻数学家应以此为榜样。如他在北京所说,“人们总说全国要学习毛或其他英雄人物。我对他们既开玩笑又认真地说,全国都应向Hamilton学习。”
Grigory Perelman已经在从Hamilton那里学到东西。1993年,他在Berkeley 开始了两年的访问。他在那的时候,Hamilton作了几次报告,其中一次提到他正在做庞卡莱猜想。Hamilton的Ricci流方法很微妙,非常富于技巧性。有一次在Berkeley做完报告后,他把这种方法遇到的最大障碍告诉了Perelman. 当空间被Ricci流光滑之后,一些区域变形为所说的“奇异点”,一些被称为“脖子”区域,变成密度无限大的细长区域。最让Hamilton头痛的是一种被称为“香烟”的奇异点。如果形成了“香烟”,Hamilton担心将不可能得到均匀的几何体。Perelman 认识到一旦Hamilton解决了香烟问题,他的关于Alexandrov空间的论文也许能帮助Hamilton解决Thurston猜想和庞卡莱猜想。“有一次,我问Hamilton是否知道我已经证明但没发表的一些塌陷理论的结果——后来这些结果对证明非常有用,”Perelman回忆说,“后来,我明白他没弄懂我在说什么。”M.I..T的Dan Strook说,“Perelman 可能从丘和Hamilton那里学到了东西,但是,那时他们没向他学到东西。”
在Berkeley的第一年快结束时,Perelman已经写出了几篇非常原创性的文章。他被邀请在1994年苏黎世举行的世界数学家大会上作报告,被邀请到斯坦福、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及Tel Aviv大学申请职位。和丘一样,Perelman是个了不起的问题解决者。他的着重点是得到一些特定的结果,而不是花上若干年去构建一个理论框架或开创新的研究领域。具与Perelman合作过的俄罗斯著名数学家Mikhail Gromov说,他一度想攻克一个与Alexandrov空间有关的技术困难,但显然被难住了。“他做不下去,”Gromov说,“毫无希望。”
Perelman告诉我们那时他想立刻作几个问题。然而,在Berkeley,他发现自己一次又一次回到Hamilton的Ricci流方程和Hamilton认为应用Ricci流能够解决的问题上去。Perelman的一些朋友注意到他变得越来越像个苦行僧。圣彼得堡来的访问者非常吃惊地注意到他的房间里几乎没什么家具。一些人担心他好像要把全部生活简化成一套僵硬的公理。当斯坦福招聘委员会的一个工作人员要求他在推荐信中加一份简历时,Perelman固执地拒绝了。“如果他们了解我的工作,就不需要我的简历,如果需要我的简历,说明他们不了解我的工作。”
最后他得到了好几个工作机会,但是他全部回绝了。1995年夏天他返回圣彼得堡从事他以前的工作,每月工资不足100美元。(他对朋友说在美国他已经攒够了足够的钱度过下半辈子)他的父亲两年前已经移居以色列,他的妹妹也打算大学毕业后到父亲那去。他的母亲已经决定留在圣彼得堡,于是Perelman搬去和母亲一起生活。“我明白在俄罗斯我会工作的更好。”他对Steklov的同事说。
29岁的时候,Perelman牢固确立了他的数学家地位,但没有被他的职业责任所束缚。他自由地投入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他明白如果他选择公开发表,他的工作会受人重视。在Berkeley认识Perelman的斯坦福数学家Yakov Eliashberg认为Perelman返回俄罗斯是为了庞卡莱猜想。当我们问及Eliashberg的直觉是否正确,他说“为什么不呢?”
互联网的存在使他能够从共享知识库中获得需要的东西,从而能够独立工作。Perelman搜索Hamilton的文章为自己的工作寻找线索,还组织了几个关于他工作的讨论班。“他不要任何帮助,”Gromov说。“他喜欢独自奋斗。他让我联想起牛顿——为一个想法着迷,独自奋斗,不在意别人的想法。牛顿更令人不快,Perelman要好一些,但也是非常固执。
1995年,Hamilton发表了一篇文章,讨论了证明庞卡莱猜想的几个思想。读了这篇文章,Perelman明白Hamilton在克服它的两大障碍——脖子和香烟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1992年以后,没有东西表明他取得了进展”,Perelman告诉我们。“甚至他更拘泥于以前的想法。”但是,Perelman认为他在绝境中看到了一条路。1996年,他给Hamilton写了封信,谈了他的见解,希望能够合作。“他没有回信,”Perelman说,“因此我决定独自工作。”
丘不知道Hamilton的关于庞卡莱猜想的工作已经停滞不前。他越来越关心自己在数学界、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的身份,他担心一个年轻的学者会在中国取代他陈的接班人的地位。丘得到他最后一个重要的结果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虽然他还在大量发表文章。“丘想做几何之王,”,纽约石溪大学的一位几何学家Michael Anderson说,“他认为任何事都应该有它发号施令,他应统管全局。他不喜欢别人侵入他的地盘。”为了继续控制他的领域,丘推动自己的学生去解决大问题。在哈佛,他开了一个极困难的微分几何讨论班,每周三次,每次三个小时。他给每个学生都布置了一个最新发表的文章,让他们重新证明一遍,改正错误或补漏洞。丘认为每个数学家都不能含糊不清,他使学生们对“步步为营”的重要性印象深刻。
在数学领域做出原创性贡献有两种途径。第一种是给出原始证明,第二种途径是给其他人的证明找到关键漏洞,补上缺失部分。但是,只有弥补真正的数学上的漏洞——缺失或错误证明,才能称之为原创性工作。如果只是弥补一些说明性漏洞——例如简化、省略,以使证明更充分,是不算原创性工作的。1993年,Andrew Wiles发现他的费马大定理的最后一个定理的证明存在一个漏洞,这个问题成为一个公平的竞争,直到第二年Wiles修正了这个错误。相对而言,大多数数学家认为,如果一个专家使一个不太明确证明变得更明确,这个漏洞应该算说明性漏洞,以前的证明应该被认为是完整、正确的。
偶尔,数学性漏洞和说明性漏洞可能很难区分。至少有一次,丘和他的学生似乎混淆了两者,声称他们获得了原创性结果,而其他数学家并不这么认为。1996年,Berkeley的一个年轻几何学家Alexander Givental证明了关于弦理论的一个基础性概念——镜对称的一个猜想。尽管其他数学家觉得Givental的证明很难懂,他们都对他解决了这个问题持乐观态度。如一个几何学家所说,“当时没人认为它不完整或不正确。”
1997年秋天,在斯坦福教书的丘的一个学生刘克峰,在哈佛大学作了一个关于镜对称的报告。据在场的两个几何学家说,刘接着给出了一个与Givental的证明惊人相似的另一个证明,文章的合作者是丘和丘的另一个学生。其中一个几何学家说,“刘提到了Givental,但只作为对这个领域做出贡献的所有人中的一个。”(刘坚持说他的证明和Givental的是显著不同的)。
在同一时间,Givental收到了丘及其合作者的e-mail,说他们发现他的证明和概念艰涩难解,现在他们得到了一个自己的证明。他们赞扬了Givental的“出色想法”,还写道,“在我们文章定稿中,您的重要贡献会得到承认。”
几星期后,这篇题为“镜对称理论一”(Mirror Principle I)发表于丘做主编的亚洲数学期刊上(the Asian Jounal of Mathematics)。在这篇文章里,丘及其合作者把他们的结果描述为“第一个完整的证明”。他们只顺便提及了Givental的工作。“很遗憾,”他们说,很多有名望的专家读过他证明,但它“是不完整的”。
Givental大吃一惊。“我很想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对我们说,“我如果不去揭露他们,就不能保护自己。”1998年3月,他发表了一篇包含3页脚注的文章,指出丘的证明和他的证明的一系列相似之处。几个月后,一位受同行委托调查这个争端的芝加哥大学的年轻数学家得出结论,Givental的证明是完整的。丘说他和他的学生很多年来一直在做这个证明,他们是独立得到了这个结果。“我们有自己的想法,并写成文章。”他说。
与此同时,丘和陈及中国数学界发生了第一次严重的冲突。很多年来,陈一直希望数学家大会能在北京召开。据当时在世界数学联盟(IMU)工作的数学家说,丘竭尽全力试图让数学家大会在香港召开。但他没有成功说服做够多的同行接受他的建议,最后世界数学家大会决定在北京召开。(丘否认他试图让大会在香港召开。) IMU任命的专门负责发言人名单的组委会中,有一位是丘最成功的学生——田刚,他曾和Perelman一起在纽约大学共事,现在是M.I.T的教授。北京的组委会邀请了田作一小时报告。
丘大感震惊。2000年三月,他刚刚发表了一个本领域的研究综述,其中详尽引用、介绍了田自己、及其与他本人的合作工作。他报复性地组织了他的第一次弦理论大会,地点在北京,时间是2002年8月,就在世界数学家大会的前几天召开。他说服斯蒂芬.霍金(Steven Hawking)和好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参加,一连几天,中国的报纸上都是著名科学家的照片。丘甚至设法安排他的团体拜见了江泽民。一个帮助组织数学家大会的数学家回忆“当时机场到北京高速公路沿途到处张贴着霍金的大幅广告照片”。
那年夏天,丘无暇考虑庞卡莱问题。他对Hamilton有信心,只是觉得进度太慢。“Hamilton是个很好的朋友,”丘在北京告诉我们。“他不仅仅是朋友,他还是个英雄。他是那么有原创性。我们正努力完成我们的证明。Hamilton已经研究这个问题25年了。工作总有疲倦的时候。他可能有些疲倦——总得让他休息一下。” 那年11月11日,Perelman 在arXiv.org上贴了一个题为“Ricci流的熵函数及其几何应用(The Entropy Formula for the Ricci Flow and Its geometric Applications)”的文章,那是一个数学家们张贴正在审议、等待发表的预印本的网站。然后他通过e-mail把他的文章摘要发给了美国的很多数学家——包括Hamilton,田刚和丘成桐,他们已经很多年没听到他的消息了。在摘要中,他说他给出了一个关于几何化猜想的“综合性证明的框架”
Perelman没有对任何人提起、也没给人看过他的证明。“我没有可以与之讨论这个问题的朋友,”他在圣彼得堡对我们讲,“我不想与我信不过的人讨论我的工作。”Adrew Wiles在做费马大定理的最后一个定理时也是秘密进行的,但他公布结果之前,有一个同事帮他审查过。像Perelman这样随便把一个著名数学问题的证明贴到网上,不仅不合惯例,而且冒很大风险。如果证明被发现有错,他会被嘲笑羞辱,也无法阻止其他数学家修补他的漏洞而成为最终解决者。但Perelman说他并不是特别担心。“我的逻辑是,如果我有一个错误,而别的人在我工作基础上给出了一个正确证明,我将会很高兴,”他说,“我从来没打算做庞卡莱猜想的唯一解决者。”
田刚在他M.I.T的办公室里读到了Perelman的e-mail. 1992年在纽约大学的时候他与Perelman相处融洽,他们一起去参加普林斯顿的每周的讨论班。“我立刻意识到它的重要性,”田谈到Perelman的文章时说。田开始读这篇文章并和同事们讨论,对此他们和他一样地热心。
11月19日,一个几何学家Vitali Kapovitch给Perelman发了一封e-mail:
亲爱的Grisa,很抱歉打搅你,但很多人向我询问关于你的预印本文章“The entropy formula for the Ricci…”。是不是你不能应用Hamilton方案完成所有步骤,你可以应用塌陷理论的结果 证明几何化猜想?我的理解对吗?Vitali
Perelman第二天的回信非常简短,“是这样。Grisha”。
实际上,Perelman贴到网上的只是他的证明的第一部分。但数学家们已经能够从中看出他解决庞卡莱猜想的思路。一个哈佛数学家Barry Mazur用“凹陷挡板”比喻来描述Perelman的成果:“设想的汽车挡板凹陷下去了,你给技师打电话询问如何把他弄平。技师在电话里费好大工夫也讲不清楚。你只好把车带到修车厂去检修。然后他会告诉你在什么地方敲打几下。Hamilton介绍、Perelman完成的工作是独立于具体细节的。如果在三维空间应用Ricci流,它会去掉‘凹陷’使之光滑,汽车技师甚至不需要看一眼汽车——只要应用方程就行了。”Perelman证明了困扰Hamilton的“雪茄”实际上不会发生,而脖子问题他可以实行一系列数学上的外科手术得以解决:切掉奇异点,把原始的边缘拼接起来。“我们现在有了光滑的方法,只需要在关键点上,控制断裂就行了。”
田给Perelman写信,邀请他到M.I.T作关于这篇文章的报告,普林斯顿和石溪大学也发出了邀请。Perelman接受了所有邀请,预订了于2003年4月份开始的一个月的演讲。“为什么不去呢?”他耸耸肩膀说。谈到数学家,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数学家Fedor Nazarov说,“当你解决了一个问题,你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去讲述它。”
Perelman的声明使Hamilton和丘遭受重创。“我们觉得没有其他人能找到解决方法,”,丘在北京对我们说。“但是,2002年,Perelman说他公布了什么东西。他给出了基础性的简化的证明,但没有做我们所完成的详细的估计。”。丘进一步说,Perelman的证明“写得如此杂论无章以至于我们无法理解”。
Perelman四月份的巡回报告被数学家和媒体作为一件大事广泛关注。他的报告的听众包括John Ball,Andrew Wiles,John Forbes Nash, 证明了黎曼嵌入定理的Jr.,以及细胞生命自动机模型的发明者John Conway。令许多听众吃惊的是,Perelman关于庞卡莱猜想什么都没说。“这个证明了举世闻名的定理的人,却甚至提都不提它,”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数学家Frank Quinn说。“他宣布了一些要点和特殊性质,然后开始回答问题。他在确立自己的可信度。如果他拍着胸脯说‘我解决了’,他可能遇到很大的抵触。”他补充说,“人们设想将看到新奇的场面,而Perelman比他们设想的要正常的多。”
让Perelman失望的是,Hamilton没有出席那次和之后在石溪大学的报告会。“我是Hamilton的学生,尽管未经他认可,”Perelman对我们说。而现在Hamilton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的John Morgan 参加了石溪大学的报告会,一次报告结束后他邀请Perelman到哥伦比亚大学去。因为很想见Hamilton,Perelman同意了。报告是在星期六早晨。Hamilton露面较晚,在报告后的长时间讨论中和之后的午餐时间,Hamilton没提任何问题。“我的印象是他只读了我文章的第一部分,”Perelman说。
2003年4月18日发行的Science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丘对Perelman证明的评价:“许多专家,虽然不是全部,似乎肯定Perelman已经熄灭了‘雪茄’、制服了狭窄的‘脖子’,但他们对它能否控制那些‘手术’信心不足。那可能成为一个致命漏洞,丘警告说,要知道很多证明庞卡莱猜想的努力都因缺失相似的步骤而失败。”丘对我们说,应该以怀疑的态度对待一个数学证明,直到数学家们有机会彻底审查过为止。直到那时,他说,“这不是数学——这是宗教。”
到7月中旬,Perelman已经把他的证明的另外两部分贴到了网上,数学家们开始了正式的分析工作,极费力地回推他的步骤。在美国,至少要两组专家自愿承担了这个任务:田刚(丘的对头)和John Morgan,另一组是密歇根大学的两个研究者。两个项目都受克莱(clay)研究所的支持,现在正准备把田刚和Morgan的工作出版成书。这本书一方面为其他科学家读懂Perelman的证明提供引导,定一方面为克莱研究所提供依据,考虑是否把解决庞卡莱猜想的百万大奖给Perelman。(只有证明在同行审议的刊物发表,并经受数学界两年以上的详细审查才符合获奖条件。)
2004年9月10日,Perelman回到圣彼得堡一年多之后,他收到了田刚的一封很长的e-mail,田说他刚刚在普林斯顿参加了一个关于Perelman证明的研讨会。“我想我们已经理解了整篇文章,”田说,“它是对的。”
Perelman没有回信。他对我们解释说,“我不怎么为自己担心。这是个著名的问题,一些人需要一段时间去习惯于这个事实:这个问题已经不再是个猜想。我个人决定在核实的过程中保持距离,不去参加这些会议。我不能影响这个过程,这很重要。”
那年夏天,美国国家科学基金拨款近一百万美元给丘、Hamilton和丘的几个学生,用于研究、应用Perelman所取得的“突破”。围绕庞卡莱猜想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数学分支,现在这个分支面临过时的危险。证明四维庞卡莱猜想而获菲尔兹奖的Michael Freedman对时代周刊说,Perelman的证明“对这个拓扑学的特殊分支是个有点悲痛的消息”。Yuri Burago 说,“它杀死了这个领域。这个问题完成后,很多数学家将不得不转行到其他的领域。”
五个月后,陈去世了,为了确保是他本人——而不是田刚——接替陈的位置,丘开始有些不择手段。“都是为了他们在中国的首席位子和在海外华人中的领导权,”,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的前系主任Joseph Kohn说,“丘不是妒嫉田的数学成就,但他妒嫉田在中国的权力。”
尽管他小时候在中国没呆过几个月,他确信由于自己是中国唯一的菲尔兹奖获得者,因此是陈当之无愧的接班人。2004年夏天,在杭州的浙江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丘对他的听众提到他的根在中国。“当我走出飞机,踏上北京的土地,我感受到回到祖国的巨大喜悦,”,他说。“我可以骄傲地说,在我获得菲尔兹奖的时候,我没有持其他国家的护照,因此是当之无愧是中国人。”
接下来的夏天,丘回到了中国,在接见一系列的记者采访时,攻击了田刚和北京大学的数学家。在北京科技日报的一篇题为“数学大师丘成桐痛击学术腐败”的文章中,丘称田“一塌糊涂”,他指控他在几个地方做兼职教授,每年在中国的大学只待几个月却拿百万年薪,而学生们每月生活费不足一千元。他还指责田学问二流、有剽窃行为,以及胁迫自己的学生在论文上署上自己的名字。“我一手提把,使他成名,也该为他今日的作风负责任。”丘在接受一个记者采访时,解释自己为什么必须把这些讲出来。
在另一次采访中,丘讲述了菲尔兹奖评委会在1988年没把奖授予田刚,他是如何为了田刚的利益去好几个评奖委员会游说,其中一个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1994年奖励田刚五十万美元。
丘的的攻击令田大为惊骇,但他觉得,作为丘从前的学生,他对此无能为力。“他的职责是毫无根据的,”田对我们说,但是,他补充说,“我是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的人。老师就是老师,总还存有一份敬意。我很难想象针对这件事我还能做什么。”
丘在中国的时候,他拜访了朱熹平,朱现在是中山大学数学系的系主任。2003年春天,在Perelman结束了他在美国的巡回报告后,丘召集了朱熹平和他另一个学生,Lehigh大学的曹怀东,来分析、阐述Perelman的证明。朱和曹都是在丘的指导下研究Ricci流,丘尤其认为朱是个有希望的数学家。“我们必须弄清楚Perelman的证明是否全部正确,”丘指示他们说。丘安排朱于2005-2006学年到哈佛访问,在那里他开了一个关于Perelman证明的讨论班,继续与曹合做他们的论文。
今年4月13日,亚洲数学期刊(A.J.M)编辑委员会的31名数学家收到了丘和主编的一封简短的e-mail,通知他们用三天的时间考虑一篇作者为朱熹平、曹怀东,标题为“瑞奇流的哈密尔顿-佩雷尔曼理论:庞加莱和几何化猜想”的论文,丘打算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这个邮件没有包含文章内容、审稿人意见以及文章摘要。至少有两个编委提出想看一下文章内容,但被告知不能提供。4月16日,曹收到丘的消息,告诉他文章已被A.J.M接收了,文章摘要已经公布到刊物的网站上。
一个月后,丘在剑桥与克莱研究所所长Jim Carlson共进午餐。他对Carlson说想用曹和朱的文章换一份田和Morgan那本书的手稿。丘告诉我们他担心田会剽窃曹和朱的工作,他想让双方能够同时看到对方写的内容。“我与Carlson共进午餐,要求交换手稿以保证谁都不能抄袭对方的东西,”丘说。Carlson没有答应,解释说克莱研究所还没收到田和Morgan的全部手稿。
下一个星期的周末,A.J.M网站上的朱和曹的文章题目变成了“庞加莱猜想暨几何化猜想的完全证明:汉密尔顿-佩雷尔曼理论的应用”文章摘要也进行了修改。一个新加进去的句子解释说,“这个证明被视为Hamilton-Perelman关于Ricci流理论的封顶之作。”
朱和曹的文章超过三百页,占了六月份A.J.M的整整一期的篇幅。这篇长文重新证明了许多Hamilton的Ricci流结果——包括Perelman在他的证明中用到的结果,以及许多Perelman证明庞卡莱猜想的结果。在引言中,朱和曹评价Perelman“引入全新的思想,找到克服Hamilton方案中存在的障碍的重要方法。”然而,他们不得不“用我们自己研究得到的新方法替代Perelman的几个关键的证明,因为我们无法理解他的原始证明,而这对完成几何化猜想至关重要。”熟悉Perelman证明的数学家质疑朱和曹是否为庞卡莱猜想提供有价值的新证明。“Perelman已经做到了,他的结果是完整、正确的,”John Morgan说。“我没看出他们做的东西有什么不同。”
到了6月初,丘开始公开宣传这个证明。6月3日,在北京的数学所,他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数学所的所长试图解释数学家们对解决庞卡莱猜想所作的贡献,说:“Hamilton占50%多,俄罗斯人Perelman占25%,中国人,包括丘、曹和朱约占30%”(可见甚至数学家也会犯简单的加法错误)丘补充说,“ 由于庞卡莱猜想非常重要,中国数学家完成30%实在不是件简单的事,这是非常重要的贡献”
6月12日,丘的北京弦理论大会召开前一周,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报道说“中国大陆帮助攻克了‘千禧年’问题的数学家将把他们的方法及发现交给为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负责安排霍金访问、同时也是朱熹平教授的指导者的丘成桐,昨天说他将把他们的发现交给霍金过目,因为他相信这些知识将有助于他研究黑洞的形成。”
在北京发表他的演说的那个早晨,丘告诉我们,“我们要让人了解我们的贡献,这也是鼓励朱熹平的一种策略,他在中国做出了非常好的工作。我是指,关于一个有百年历史的著名问题的重要工作,它在以后几个世纪之后很可能仍然意义重大。无论怎样,如果你能署上你的名字,那就是贡献。”
ET.Bell,1937年出版的关于数学史的诙谐之作——“数学人物”一书的作者,有一次感叹说,“优先权之争玷污了科学史。”但在不存在e-mail、博客、和网站的时代,人们起码还保留一些风度。1881年,再Daen大学的庞卡莱,与莱比锡一位名叫Felix Klein的德国数学家发生了争吵。庞卡莱发表了几篇文章,以一位数学家名字“Fuchsian”命名一类方程。Klein写信给庞卡莱,指出他和别人关于这个方程也做了的有价值的工作。一封封礼貌的书信来往于莱比锡和Caen之间。关于这个问题庞卡莱最后的话是引用歌德的“浮士德”:“Name ist Schall und Rauch”,粗略地翻译大致相当于莎士比亚的“名字有何意义?”(what’s in a name?)
这其实也是丘的朋友们百思不解的问题。“我发现自己对丘很恼火,他好像对更多的奖赏贪得无厌。”M.I.T的Dan Strook说。“这个人取得过辉煌成就,已经得到了足够的奖励。他得到了所有能得的奖。在这件事上他也想分一杯羹,我觉得有点卑劣。”Strook指出,25年前,丘的处境和今天Perelman的处境非常相似。他的最著名结果Calabi——Yau流形,对理论物理非常重要。“Calabi给出了一个方案,”Strook说。“从真正意义上说,丘就是Calabi的Perelman。现在他站在另一边。他当时问心无愧地接受了Calabi——Yau的绝大部分荣誉,但现在他似乎憎恨Perelman完成了Hamilton方案而获得了荣誉。我不知道这种相似的事是否曾经发生在他身上。”
与其他许多学科相比,数学更依赖于合作。许多问题需要几个数学家的洞察力才能得以解决。这个职业已经形成一个与学科本身同样严格的标准,根据每个人的贡献获得自己应得那一份荣誉。如Perelman所说,“如果每个人都很诚实,很自然会共享思想。”许多数学家认为丘对Perelman的做法已经违反了基本道德,担心这种行为会对这种职业造成伤害。“政治、权利和控制欲在我们这个团体中没有合法性,他们威胁到我们领域的正直和公正”Phllip Griffith说。
Perelman喜欢在圣彼得堡的Mariinsky剧院观看歌剧。坐在后方的较高处,他看不清歌唱者的表情也看不清化妆的细节。但他只关心他们的声音,他说那个位置的的声音比剧院任何其他位置都好。Perelman看待数学界——以至更广泛的世界,也隔着一个与之相似的距离。
在我们于7月23日到达圣彼得堡之前,我们已经给他Steklov研究所的e-mail地址发了好几封信,希望他能安排一次见面,但他没有回复。我们乘出租车来到他的公寓楼,因为不想侵犯他的隐私,就在他的信箱放了一本John Nash的论文集和一张卡,告诉他我们将于第二天下午在附近操场的长椅上等他。第二天,Perelman没有出现,我们在信箱里放了一包珍珠茶和一个字条,写了一些我们想和他讨论的问题。这种过程我们重复了三次。最后,我们确信Perelman不在城里,就按了他公寓的门铃,希望至少能见到他的母亲。一个女人应答并请我们进门。Perelman和我们在公寓昏暗的门厅相遇。他已经几个月没查过Steklov的e-mail,而且整整一周没有看过他的信箱了。他不知道我们是谁。
我们安排第二天上午十点在Nevsky Prospekt见面。在那里,身穿运动衫、脚穿loaf休闲鞋的Perelman带着我们在城里进行了四个小时的步行旅行,评论每一处建筑和景色。之后,我们去圣彼得堡音乐学校观看了一场持续五小时的歌唱比赛。Perelman反复说他已经退出了数学界,不再认为自己是个职业数学家。他提到了若干年前与一位合作者关于一个证明的所有权的争端,他说这个学科松懈的道德规范让人灰心。“被看作异类的不是那些违反道德规范的人,”他说,“而是像我这样的人被孤立。”我们问他是否读过曹和朱的文章。“我还不清楚他们做了什么新的贡献,”他说,“显然,朱没有十分读懂我的证明又重做了一遍。”至于丘,Perelman说,“不能说我很愤怒,还有人做得更糟。当然,有一些数学家或多或少是诚实的。但他们是不讲原则的人。他们或多或少是诚实的,但他们纵容那些不诚实的人。
获得菲尔兹奖的可能性使他决定彻底告别他的职业。“只要我还不引人注目,我就有选择余地,”Perelman解释说,“或者做肮脏的事”——一种对数学界缺少道德规范的的焦虑——“或者,如果因为我不做这些事而被人当成一个活宝。现在,我变得引人注目,我不能像个活宝什么都不说。这就是我退出的原因。”我们问Perelman如果他拒绝菲尔兹奖告别他的职业,他是否会失去影响这个学科的可能性。“我不是政客!”他有些生气地回答。Perelman不想说是否他也会拒绝克莱研究所的百万大奖。“在他们决定把奖给我之前我不去决定是否接受它。”
俄罗斯几何学家Mikhail Gromov说他理解Perelman的逻辑:“做伟大的工作,需要纯净的头脑。你只能思考数学。想任何别的事都是人性的软弱。接受大奖是屈服于软弱。”Gromov说,其他的人也许认为Perelman拒绝菲尔兹奖是傲慢行为,但他的原则令人敬佩。“理想主义的科学家只做科学,心无旁骛,”他说,“他想实践这一理想。现在我不认为他生活在理想的平面上,但是他想那样。” 其实吧,整个国家卷入优先权之争是有先例的:当年为了微积分的优先权,不但Newton和Leibniz两个人吵的不可开交,不但他们的徒子徒孙吵了超过百年,甚至整个英国都为这件事情与欧洲大陆的科学家吵的无法收拾,直到上世纪初,英国都不承认Leibniz在微积分上的贡献.虽然Poincare猜想无法与微积分的发现相媲美,但是它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所以有优先权争吵不奇怪.我觉得中国是要好好的宣传一下我们自己的成就的,只要不是太过分就行 .
另:中国的记者的素养要好好提高了,这个星期天我看中央台新闻频道的<世界周刊>,竟然把Fields奖说成是"每年颁发一次",天哪,稍微有常识的都知道,这个奖应该是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颁发的,是"四年颁发一次",作为一个代表国家的大电视台,犯如此低级错误,简直是不可原谅 奇怪:《纽约客》诋毁丘成桐 竟有人兴高采烈
陶世龙
2006年8月28日出版的《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发表了一篇记者写的
对数学界围绕庞加莱猜想和本届菲尔茨奖的述评《MANIFOLDDESTINY---A
legendary problem and the battle over who solved it》中文译文有作“流
形的命运——传奇问题以及谁是破解者之争”或作“传奇问题及其解决者荣誉归
属之争”还配有一漫画,显示丘成桐意在抢夺菲尔茨奖,并贬低丘曾赞扬的中国
学者朱熹平和曹怀东在破解庞加莱猜想上的贡献。由于此次菲尔茨奖得奖者中没
有朱曹二人,有人便以此攻击丘和和宣传过朱曹成就的媒体为 “‘邪气攻心脑
不灵’,怕还真是这理儿呢!为了得奖而搞新闻舆论轰炸的‘猴子扳手’投机做
法,结果成了个‘猴子捞月’,不但得大奖落空了,且使自己在社会上和国际上
丢尽了颜面。”而对《纽约客》的文章和漫画大为欣赏。这是为何?原来他认为
是因为丘成桐与许多报刊媒体“借着大炒‘封顶’之机,对北大发出了 ‘40%引
进人才都是作假’的无端指控。”再一查发贴者化名为[直言了],这就清楚了,
此人一向是以维护学术腐败为职业,有谁揭露学术腐败即攻击谁,虹桥科教论坛
上有不多的几个人也有这一特点,如化名为“云大高兴”者在丘成桐提出北大引
进人材有假后即致力于诋毁丘。“他们实在太无耻了。在国际上给中国丢尽脸,
还要继续在国内骗”之类。
对于庞加莱猜想我不懂,我看那些跟着《纽约客》起哄的[直言了][云大高兴]
等也不懂,但我知道菲尔茨奖只颁给40岁以下的学者,丘成桐和朱熹平、曹怀东
都已过了这个年龄,他们会去争夺这个奖?[直言了]却说丘成桐推荐两位作者和
“中国媒体大搞‘封顶’之作的舆论轰炸,而当时正是国际数学大会通知本年度
菲尔茨奖获得者的前夕,其争奖夺名之目的是不言自明。”只能是他自己欲加之
罪。
这个[直言了]为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专题文章而喝采。将丘成桐及中国媒体
对朱和曹的报道诬之为“猴子扳手”,即“为某个特定目的而捣乱搅乱、以便在
混乱中渔利。”(从“猴子扳手”到“猴子捞月”:媒体颜面还能往哪儿放? 直
言了,2006.08.22.)不仅毫无根据,而且其心可诛了。
我看了有关报道,感到丘先生所为,不过是争取中国这些不出名但实干多年
做出了贡献比较年轻的学者得到应有的肯定而已。而且从发奖后的报道看,对朱
熹平和曹怀东的贡献也无人否定,究竟该如何评价,数学界尽可以争论,但描绘
为在要抢夺菲尔茨奖倒是恰恰暴露了这些反丘成桐者之不可信。就是在虹桥论坛
上也有不少如下的留言:
这种文章只能骗骗那些没有脑子的人 诚实的人 08/29 21:45 (44264) 回答:
ztNEW YORKER文全译:传奇问题及其解决者荣誉归属之争1 由 云大高兴 于
2006-08-29 19:34:26
这篇文章配了一张漫画, 这张漫画充分暴露了作者的无知和险恶用心, 有点
大脑的人都不会相信它的. 它只能骗骗那些没有脑子的人.
丘都50多岁了, 怎么可能去抢菲尔茨奖呢? 要知道菲尔茨奖只颁给40岁以下
的学者啊. 所以,有头脑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个记者在说谎. 它们的话的可信度就
成了问题...
国外对华人歧视还是有的。不要跟着起哄、兴高采列 (无内容) 一个观众
08/28 06:01 (44195)
这个所谓直言了,其实是个神经病凡是链接他的发言,我都打一个问号。
qwer 08/28 02:21 (44185)
我还注意到,《纽约客》这篇报道发表后,已有几位数学家申明记者引用他们
的话不合原意,数学家Anderson说“Nasar和Gruber的文章包含了一些不准确,
甚至完全错误的信息。”“从这次与媒体的交往中体会到了苦涩,也算一种教训。
我会尽我的全力来改变目前的状况,把真相公诸于世。”
再看支持《纽约客》的人士[直言了][云大高兴]等,都曾极力挺魏于全教授。
摆开的架势是生命科学专家,这次又对数学家评头论足,似乎又是数学家,不可
思议。所以有网友zgc5808要问:你到底是搞生物的还是搞数学的?08/27
06:42 (44137)
《纽约客》是本历史很久的幽默讽刺杂志,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我读初中时,
在上海出版的《西风》杂志上经常看到译载它的漫画,确实很幽默有趣。而这次
所为,实已超出了幽默的边界而另有醉翁之意了。不过对这种杂志上的东西倒也
不必当真。像对庞加莱猜想的破解,各人的贡献该如何评价,国际数学界自会有
公论。发人深思的倒是,为什么几个外行的中国人,对这样一篇显然存在偏见的
报道却如此欣赏。幸而这样的人极少见。
(XYS20060830)
http://xys.3322.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7/beida66.txt 丘成桐:群众的眼睛雪亮 北大经费都是骗来的
南方人物周刊
邱成桐:
共产党有一句名言“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尤其是做学问的人眼睛是雪亮的
北大随便讲他们没有问题,那他们可以将名单发表嘛。名单发表我们一个个对就是了。北大讲没有问题,为什么不公布名单呢?
假如北大承认错误,那他们申请到的经费怎么办,很多经费都是骗来的。××当了北大数学中心的主任,拿了国家一亿多的经费
他们要赶快写几篇文章来交差,向政府交差,表示他们有实力作研究。尤其是这些海外引进来的
我晓得很多既得利益团体对我的这些批评非常不满意。我也不会相信他们不会反击,但为了国家我不在乎
只是因为它叫北大或者清华就给一大笔钱,我觉得不是最好的。有关学校和院士们的利益盘根错节,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实在是很难变动。我批评北京大学,北大的某些有权的朋友就会非常不高兴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张欢
几个月前和记者的一次对话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是丘成桐先生没有想到的。因为他原来认为大众媒体是不懂科学家的,他曾经这样反问记者:在制度健全的情况下,媒体为什么要来参与讨论?
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专访时,丘成桐先生对目前国内的高等教育和科研现状发表了自己的尖锐看法(详见本刊2006年7月1日第16期《丘成桐:中国教育走了很多好笑的路》),他坦言:
“中国很多大的项目,表面上请了很多人来,特别是引进很多外国专家,实际上都是假的。”
“中国很多高校唯利是图,就是看钱,看经费,真的研究成果从来不在乎,这是高校的大毛病。”
“院士制度根本可以废除,你去找一个在学术最前沿做的有学问的年轻人,问他对院士是什么观感?”……
其中,他就北京大学等著名高校在引进海外人才时造假的指责,“一个在美国的全职教授在国内也拿全职的薪水,就来国内那么短时间,怎么可能会做出好学问?”引发了舆论近期就学术界的讨论高潮——“北大清白门”之争。
7月底,在丘先生发出批评声音一个月后,北京大学就他的观点进行了回应,新闻发言人称:“对北大引进海外人才的说法是一种不负责的说法,歪曲事实,严重侵害了广大海归学者和北京大学的声誉,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并声称将向媒体详细介绍引进海外人才的有关情况,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说明。
随后,北大新闻发言人表示:“一个得到国内外同行公认的优秀的海外学者,即使完全符合招聘条件的所有规定,还要经历严格的筛选程序。”同时还表示:“长江学者在聘任中,必须接受教育部的履职检查。聘任结束后,北大还要组织全面细致的工作评估,结果报送教育部。严格的选拔制度和评价机制可以确保招揽人才的质量。”
北大发表回应声明迄今已有半个月了,仍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北京大学会拿出相关证明。网络上却出现了一个34人的名单,其中所列人士都是北京大学从海外引进的“长江学者”,有人调查了这些人的海外任教履历,爆料称这些教授其实都是“有海外全职的”。
这些情况是真是假,北大的海外专家引进情况到底如何?8月10日,本刊驻京记者约访此前发表声明的北大新闻发言人,但该先生很干脆地拒绝了采访申请,他说:“该说的我们已经放在新闻网上了。”
就在民众都在等待北大的进一步回应时,丘成桐关于中国大学教育和科研的种种看法在高校和网络得到了热切的回应,在某网站的网络调查“关于北大‘人才’造假说到底谁在撒谎”中,他得到了91.52%的正面支持。
长久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种种弊端已为人所诟病,沸沸扬扬的“北大清白门”之争,不过是目前高校众多弊病的冰山一角。
事实上,丘成桐,这位“华人数学第一人”、国际最顶尖的数学家之一已不是第一次进入公众视线了。2005年他的“北大清华打压其他高校,令人失望”言论已经为人所瞩目,今年的“中国数学家破解庞加莱猜想”背后又有他的多年参与和推动。
丘成桐先生始终坦言自己不是高等教育专家,“作为一名海外学者,我只能谈谈自己的看法”。但以他的学术地位以及对中国学术界的贡献,我们似乎没有理由不去认真听一听他对中国教育的看法。
8月9日凌晨,在多次联系确认后,丘成桐先生终于在他哈佛大学数学系的办公室接受了本刊记者的电话采访。
在电话里,他依然保持着一贯的自信和批评气质:“我也不是想做英雄好汉,只是看到国内这么多优秀的年轻人,受他们的打击而悲观失望、看不到自己前途,进而影响了中国21世纪的发展进程,我觉得很痛心。”
北大讲没有问题,为什么不公布名单呢?
人物周刊:北大认为您“歪曲了事实”,尤其是在海外人才引进的问题上,北大的声明出来后,很多读者和网民认为应该“用事实来说话”,您所知道的都有谁?
丘成桐:那很多。例如数学和力学两个学科直接从海外招聘的特聘教授在海外全都是有全职的,说他们是从海外引进的人才,那就不实事求是了。你们可以从网上查,田刚、夏志宏是海外全职。
陈十一、佘振苏是在海外有全职的特聘教授,还有最近的那个葛力明也是海外全职的特聘教授。就数学和力学那几个人,在网上很容易查的。教育部的网站有,海外大学的网站有,你只要随便search一下,很容易就能找到。好多都能查到,简单得很啊。
海外大学的这些网站上,都载有这方面的正式人事资料。至于北大随便讲他们没有问题,那他可以将名单发表嘛。名单发表我们一个个对就是了。北大讲没有问题,为什么不公布名单呢?很简单嘛,教育部的网站倒还没有关掉,你可以去查。
人物周刊:您认为北大在引进海外人才方面存在这些弊端,那么,在您看来会有多严重?
丘成桐:一个学校、学术机构,是培养年轻人的主要机构,是给年轻人作榜样的。共产党有一句名言“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尤其是做学问的人眼睛是雪亮的,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也好,其他高校的本科生、研究生也好,都是有可能成为第一流人才的年轻人,他们看到学校不老实,学校引进的人才是假的,他们心里会怎么看?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年轻教师的工资比所谓引进的特聘的教授低得多,相差得很远很远,比讲座教授也低很多。北京大学的老师也好,其他学校的老师也好,我常听他们诉苦,钱不够。他们在那里全时间地教课,做研究,有些年轻教授的成就是第一流的,(却)得到完全不同的待遇,按照现在这样的引进法,他们心里是非常不舒服的。
朱熹平在中山大学能做第一流的学问。除朱熹平外,国内很多的年轻人也都能够做第一流的研究,但是他们现在觉得很伤感:他们做了大量研究,但是得到的待遇和重视,跟海外短期引进的所谓的人才相差这么远。
第三个弊端啊,所谓引进的人才到了北大,或者到了其他大学,他们是大人物,强迫年轻人跟他们走同样的路,把这些年轻人放到他们的研究领域里去。虽然不见得每个引进人才都做这样的事,但是我看到了一些这样的人。这些人跑进来,不但对年轻人没有帮助,而且强迫年轻人走他们走的路,就算年轻人不想做,他们也强迫他们去做,而且还把自己的名字放到年轻人的成果里去。
这样做,对国内的学术研究造成了很大的打击,造成了年轻人宁愿到国外去,也不愿意留在国内。事实上这些年轻人是有能力在国内做研究的。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些情况有多严重!
比如庞加莱猜想,八九年前我就让中国的年轻人去做,结果海外回来的这些人让他们不要做。
人物周刊:为什么不允许年轻人去做呢?
丘成桐:他们要赶快写几篇文章来交差,向政府交差,表示他们有实力作研究。尤其是这些海外引进来的,只来一两个月,甚至一两个星期,他们要赶快有成果,所以他们要年轻人做那些最快、能做出成果的研究,才能够向上报告,才能够得到重视。
人物周刊:近年来,国内名牌高校开始较大幅度引进海外人才,你如何评价其利弊得失?应该如何改善或者做得更好?
丘成桐:能够真正引进人才我想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不反对,而且非常赞成。就好比姚期智(编者注: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世界计算机领域的最高奖—— “图灵奖”获得者,迄今获得此项殊荣的唯一亚裔科学家)去清华,我对他本人很佩服,我对清华大学能够成功地引进姚期智也很佩服。他能够从普林斯顿辞掉所有位子,能够很专心地教课,带了很多学生,这可以说是中国学术成功的最重要希望。
能够大量引进这样的人才我想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清华大学在这方面做得很成功,至少在姚期智引进上,我是非常敬佩的。
北大就没有做到这一点。引进××本来是和引进姚期智相提并论的,可是××在普林斯顿是全职的,甚至当初引进的时候在麻省理工也是有全职的,这样做很不好。他没有花很多时间在年轻人身上,可是姚先生却花了很多时间教导年轻人。
姚先生是大学问家了,我也觉得引进海外年轻人也很好,现在慢慢地全职引进了一些年轻人,我们在中国科学院就引进了一些。我就觉得能做到真正引进是非常重要的事,可是不要作假,明明在国外有全职的,却又回来,也说是全职。
北大反反复复地引进××,在以引进××的名义捞取巨额国家经费、把××推上院士、政协委员位置之后,又说××每年来2~3个月,以后计划增加回国时间,而对教育部又说是全职。这就说明了北大的人才引进工作有多么的糟糕,简直是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当儿戏!
人物周刊:那为什么这些引进的“特聘教授”不能全职回来呢?
丘成桐: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假如一个教授的目标不是替中国的年轻人服务,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考虑,他们在国外能拿到全职的教职,又能在国内拿到全职,为什么不这样做,而是要离开美国?他们两个薪水加起来,两个好处都有。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很重要,就是20多年来,我感触很深的:假如你还算是个美国的教授,国内对你就非常重视。假如你在美国的教授辞掉之后,国内对你重视不够,因为你就变成国内的教授了。政府没有这么讲,可是我们大体晓得,就是这样的情况。你刚从国外回来头两年还是受到重视,过几年之后你就是国内的教授之一了,薪水开始减,其他方面也不受重视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注重玩弄权术的大学的学术气氛不浓厚,到这些地方的归国学者学问慢慢就不行了。
谁敢讲他们不对的话,谁就遭殃
人物周刊:在您看来中国当前的高等教育体制问题颇多,哪些或者哪几个问题是最亟待解决的?或者说,在您这样一流的华裔学者看来,中国大学最严重的问题有哪些?根本解决之道在哪里呢?
丘成桐:最严重的问题是评审制度。权力操纵在个别人手上,几个和他们所谓“同舟共济”的人控制着经费,科技部、基金委的科研基金和教育部基金都是,院士评审、评奖也是一样。
在中国做学问好的人都想做院士,做不上院士就好像完全没有面子,所以那些想当院士的就想尽办法去向那些掌控院士选举的人叩头,同时宁愿改变他们做研究的方向来让那些人高兴。这种做法到处都是,我觉得很悲哀。
开始学问做得不错的数学家为了做院士,宁愿置自己的学问于不顾,用很多不同的手段去逢迎院士。凡是接触到某些院士的错事和坏事时,谁都不敢讲话,为了做院士要讨好他们。年轻人的科研基金和经费都要这些院士来评审,都怕院士。全国数学界有20多个院士,有七、八个是不管事的,因为年纪大了,剩下的那十几个就管着全中国数学的方向,他们就有这个权力,谁敢讲他们不对的话,谁就遭殃。到这种地步学问还能做成功,我想是不太可能的。
人物周刊:有人说中国是“运动办学”,有各种各样的工程,比如“211工程”,“985工程”,这种运动对大学发展有什么作用?不论是奖项、还是基金都需要评委来评,怎样才能做到公平、公正、公开?
丘成桐:我想,要加大评委的来源,不能够单请中国的专家,坦白讲中国数学研究的方向并不是世界数学研究的趋势,我想请国际上的专家来帮忙是很重要的,其实对中国来说没有任何羞耻的地方。在美国,我们要评审一个重要项目时,也请欧洲的专家、亚洲的专家来帮忙。欧洲的项目,也会请美国的专家帮忙。
我觉得中国目前来看,重大的项目,小项目也一样,要加大评审专家的量,让专家能够表示意见。同时在选举院士或者在评阅大项目的时候,应该用纯粹学术的资格,就是用学术内容来作评审,不应该涉及到人事关系。
现在往往是某某教授学术上没问题,有些院士们就讲这个人的人格有问题,用这种手段来制止这些人的提升,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事。用非学术的方法来打击有学问的人,让很多人觉得很气愤,包括我的老师陈省身先生,在生前也是无可奈何。
假如评审委员会邀请相当多的非华裔的有学问的专家在里面,事情就非常容易得到解决。现在中国不愿意做,就是因为这些既得利益的教授们拒绝海外专家进来,因为请这些人进来,他们的垄断地位就没有了。
最重要的是年轻人
人物周刊:北大特地安排新闻发言人就引进海外学者予以回应,这是否在您意料之中?
丘成桐:这就是利益关系很严重的问题。假如北大承认错误,那他们申请到的经费怎么办,很多经费都是骗来的。××当了北大数学中心的主任,拿了国家一亿多的经费,就是因为从海外“引进”了他。还有很多项目都是这样。如果他们承认了错误,那这些经费都是很有疑问的。不单是声望的问题,也是金钱的问题。
我晓得很多既得利益团体对我的这些批评非常不满意。我也不会相信他们不会反击,但为了国家我不在乎。
我也不是想做英雄好汉,只是看到国内这么多优秀的年轻人,因为他们的打击而悲观失望,看不到自己前途,而影响了中国21世纪的发展进程,我觉得很心痛。作为中国人,我觉得我有义务和责任替国内这些年轻科学家找个出路,否则的话他们只能去美国,不能在国内做好的学问。
假如最终不能替中国数学界培养年轻人的话,我就不想再来中国了。我在中国做了很多事,主要目标就是为了中国培养人才,无论是利还是名,我都没有兴趣。假如我做的事情因为北大的打击不能成功,也不能补救,我也就没兴趣再来了。这是在浪费我的时间,我现在还在做最前沿的研究工作,我为什么不在数学上多花点功夫呢?而要和这种人搞在一起。
人物周刊:在您看来,中国和世界其他发达国家在高等教育方面的最大差距在哪里?硬件、软件还是制度?
丘成桐:都有。硬件是最容易追上的,现在有些中国大学(的硬件)比我们这里(哈佛大学)都好得多。这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人才和制度。
人才问题,最重要的是年轻人。我讲了很多问题都是有关年轻人的,整个西方高等教育做得最好的是美国,美国有一个良好的系统,它的核心精神就是要培养年轻人。研究生院培养研究生和博士后,我们学校(哈佛大学)基本上都在全心全意地培养这些年轻人.
可是我们国家刚好相反。我们应该给研究生很好的待遇,让他们不要出去兼职。哈佛的博士只要能做出成绩,马上就能提拔得很快。这一点在国内是做不到的。国内所有的好处、所有的荣誉,都要留给院士。可在美国只要能做出第一流的学问,马上全世界就都知道了。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做法。
如果中国的年轻人做了好的学问却不能提拔上来,我看中国成为科技大国是不可能实现的。
人物周刊:您反复提到中国科技发展的关键在年轻人,那您怎么看中国现在老一代的科技工作者呢?
丘成桐:我并不认为老一点的就没有希望,我现在还在做第一线的研究,我们愿意帮助年轻人上去。可是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有十年的断层。所以中国出现了一个五十到六十岁(科学家)的断层。这些人的能力是比不上从前年纪更大的那些人,我对这些年纪大的人很尊重,可是五六十岁的科学家并不见得是最前线的,我们尊重他们,并不表示要按照他们的意思去做。老院士们懂得自己的地位,他们不会乱搞。相对年轻些的那批(院士),有很多人的做法就像文革时一样,对年轻人有很大的损害。
人物周刊:中国很多大学都在讲自己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您觉得可能么?最大的制约因素是什么呢?
丘成桐:还是年轻人的问题。这些大学如果他们是真正地在培养年轻人,五年内就能成为第一流的大学,我是说在一种完美的情况下。
为什么呢?一个中国的学生来我们哈佛大学,五年内他们可以做成一流的工作。毕业以后七八年内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可以成为第一流的人才。就是说,从一个有基础的年轻人做到有世界第一流学问的人,也就是七八年的功夫。这在一个完美的制度和完美的学风下是可以做到的。
可是在中国目前的情形下,做不到。就是因为这些年轻人没有得到良好的训练,没有得到学校的重视。就研究生来讲,他们要兼职,没有办法把全部时间用来做学问。导师本身也不是第一流的,然后是来帮忙的学者,好的也就来两三个月,不好的来了心思也没有放在年轻人上面。
可是真要做好也是有可能的,比如姚期智,我相信在不长的时间内,他可以在理论电脑方面带出一支优秀的队伍来。可是我们有多少有学问的人愿意做这样的事?我们需要大师级的人,也需要真正愿意做事的人真正全职地回来工作。
问题是他们急功近利,只有(引进海外教授数)量上的要求,只讲究形式化的东西。我举个例子,1997年,北京大学请我去做他们数学系一个研究所的主任,我的名字始终被他们挂在那个上面,可他们从来没问过我有关学术上的事情,也不告诉我他们在那边做什么事情,到了去年年底我才晓得他们挂了我的名字,我要求他们把我的名字取下来。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不重视实质而只重视虚名。
我的看法是,如果年轻人有应得的学术自由,有发展空间,这个国家的学术就能很快地发展起来。
大学之间应该存在竞争
人物周刊:中国的高校还存在着很强的行政化趋势,还在评级别,比如大学评为部级、副部级,您怎么看?衡量大学成功的标准是什么?
丘成桐:这就是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的区别。有几个层次的问题。比如以美国来讲,美国前十名的大学大部分都是私校。私校的灵活性要大于公立大学,可是并不能够表示公立大学没有好的。伯克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都是名校。
中国却是硬性规定一些大学得到特别的关注,比如北大和清华。我们哈佛大学也向政府拿钱,但我们向政府拿钱的方法是公平竞争,不是说因为我是哈佛大学我就拿一大笔钱,相反很多时候因为你是哈佛大学,政府反而不给你钱。他们讲反正你要做这个研究,我们不一定要帮你忙。政府是根据大学里面教授的研究能力和研究潜力来给钱,我觉得这才是政府支持高校的方法。
只是因为它叫北大或者清华就给一大笔钱,我觉得不是最好的。
北大、清华是有着很大优势的,因为全国最好的高中生都想去。他们很容易录取到第一流的学生,却不见得有一流的训练,我对北大尤其失望。教育部给他们的经费很多,还有很多其他名目的经费。我想这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大学得到的经费不是通过申请、公平竞争拿到的,学术是做不好的,这是我个人的经验。
所以我觉得大学之间应该存在竞争,譬如说南京大学做得比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好,就应该多得到经费。反过来也一样,如果北大、清华做得好,我们也应该表扬。应该是一种公平的竞争。
人物周刊:近几年来大学得到了很多办学经费,名牌大学更是这样,可是落在学生头上的却非常少,奖学金还很不发达,学费负担相当重,您觉得经费应该如何分配?
丘成桐:就我看来,研究生的资助费用应该大幅度提高。要做到他能不去外面兼职而能维持生活,能全心全意地做研究。到了研究生阶段就已不是小孩了,他们应该有能力去生活,有能力去买书,现在很多研究生连买书的问题都没有解决,这是很不幸的事情。我想大力资助研究生是第一个重要的事情。
可是也因为这样,研究生的素质要注意,大量招收研究生,因此研究生的素质是得不到保证的。研究生要精。
我想,第二个要大力支持的是博士后和毕业没多久的年轻教师。因为这个时刻是他们做第一流工作的最重要时刻。他们目前待遇太差,还要考虑怎么资助家里。我想大学的经费应该主要用在这方面。有多余的钱再来搞人才引进。如果是引进姚期智这样级别的人才又另当别论,中国要重视。因为大师级的人才会对中国的学术起到指引方向的作用,就像华罗庚先生、钱学森先生当年从国外回来一样。我们讲“大海航行靠舵手”,学术上确实需要舵手,而且必须是全心全意的。
大学是一个赔本生意,
不应该看作是要赚钱的
人物周刊:“教育产业化”一直是中国高教的热门话题,我们上次采访您也谈到了,在您看来,大学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大学应该怎么回馈社会?
丘成桐:我很反对这个(产业化)。我反复强调大学的责任在于替社会培养人才。
对于产业,大学是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时间去管理的。很多大学教授带着自己的学生去那里做事,而不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这种情况是完全没理由的。我本人培养了五十多个学生,我觉得我本人是在为社会服务。如果中国的教授每一个能培养几个有为的年轻人,让他们去社会做事,高科技也好,银行业也好,都一样的。
大学是一个赔本生意,不应该看作是要赚钱的,不应当用金钱来衡量。因为人才是整个中国最需要的,用金钱来衡量是很不应当也很不道德的事情。
人物周刊:中国大学这些年搞扩大招生,您怎么看这种扩招现象?
丘成桐:在香港也存在这种问题。我批评过很多次,很多高校的校长也同意。其实在这点上,中国可以学学美国(我不是讲美国的好,但是他们有经验,我们要学),比如加州,有很多不同level(水平)的大学,有伯克利、UCLA这样的名校,也有很多很普通的学校,这些学校的学生就是要出来在社会上做事的。因为有的学生根本就没有兴趣做研究,又何苦要逼他们呢?就像美国有很多的state college(社区学院), 就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家长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不去college,去名牌大学,可是名牌大学人多了也不好,这必须是一个要把关的事情。北大、清华和职业学校相比责任是不一样的。
人物周刊:这两年香港的大学来大陆招生,以往是优秀的大学生毕业后到国外读研究生,现在连高考的学生都被抢了,您觉得香港的大学优势在哪里?他们对内地大学的冲击有多大?
丘成桐:我想是非常好的冲击。中国有这么多优秀的年轻人,很多都被埋没了,香港的大学能够来内地和北大、清华抢学生,为中国培养第一流的人才,这绝对是好事啊。有竞争才会有进步啊!
北大、清华要办得更好才能留住这些学生。因为第一流的学生不会因为钱的问题去哪一个大学,最重要的是看他们的前途。就像我当初去美国伯克利,周围的同学都是第一流的,我刚到的时候还在想我一直是第一流的,怎么到这里,同学和我都差不多了,那我就只能去努力,追赶他们啊。
可是最怕的是不准你们这帮家伙在这里招生,用行政的方法。世界在进步,我们也应当进步啊。
人物周刊:中国的大学目前还做不到“教授治校”,行政力量对教学科研的影响还非常大,您怎么看?
丘成桐:我不是研究高校制度的专家,我只能够讲,能够让学生和年轻教师发挥所长的,就是好的管理体系。教育部应该在这方面做一个好的研究。举例来说,现在院士正在全权控制学校的行政,很明显这个管理体系是不行的。我相信好的管理体系也一定能够找到。
人物周刊:您觉得,科研和教学哪一个重要?国内很多大学,名教授是不给本科生上课的。
丘成桐:这是分不开的,只是在中国经常要人为地分开。一个好的做科研的教授一定要有好的学生。譬如哈佛大学,最出名的教授非要去教本科不可,否则哈佛不会留他的。我们认为一个好的名教授,不单科研重要,好的教学一样重要。为什么我们觉得教学也很重要呢?因为我们发现假如教学教得不好的话,对他们研究也没有什么好处。他的研究会衰落下来的,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
我们所有的地方都注意教学,不单是为了培养下一代,也是为了提高自己。你要晓得年轻人有很多想法,是我们年纪大一点的人不晓得的。我们不和他们接触,我们得不到他们这种活力。年轻人的活力对于年纪大的教授有很大的好处。
你说硬性的规定有没有?我印象中是没有的,但是每一个教授都要教本科生的,这是一个common understanding(常识),我们所有的department(系)、所有的教授都要教本科生的。
“汉芯”事件中国的处罚太轻了
人物周刊:最近国内出了很多海归学者造假事件,比如清华的刘辉,上海交大的陈进,这样的造假情况在美国多吗?美国会怎么处理?
丘成桐: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会成立一个正式的委员会,委员会不单要有本校的人,还要有海外的专家、其他学校的专家。如果经过调查发现是真的,我们马上就把他fire(开除)掉,有时涉及到刑事问题了,我们就把他送到州政府去。就像这次上海的事情(交大“汉芯”事件),我想也应该有刑事问题。
我觉得中国现在的处罚都太轻了,没有触及到重点。如果涉及到上面的领导,是一定要去追查的。
人物周刊:不管中外,校长对于一个大学的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现在很多校长都是官员转来的,您怎么看?而且校长都是院士,一定需要么?
丘成桐:我觉得没有必要(院士当校长)。坦白讲,有学问的不一定就是院士。校长的选拔应该将网络放得越大越好,当然,有过教书或行政经验的比较好。
坦白地说,就算是挑选外国人作校长也没有什么不对的,问题是他是不是真心真意替中国人做事情。
人物周刊:您提过如果中国的大学还是这个样子,您就彻底失望了。如果继续按照现在的路子走下去,您觉得会怎么样?
丘成桐:按照现在的路走下去,我觉得某些方面很危险。我对中国教育的期望很大,中国优秀的学生和优秀的年轻教师很多,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够把他们培养出来。如果能培养出来,那就像原子弹爆炸一样是不可限量的。而不要像现在这样压制他们,让他们都跑到美国去了。
人物周刊:那在您看来,中国教育向前发展的最大推动力是什么?
丘成桐:在中国目前的情形下,只能是最高领导来推动。有关学校和院士们的利益盘根错节,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实在是很难变动。
每一个大学都有自己的活动能力,举一个例子,我批评北京大学,北大的某些有权的朋友就会非常不高兴。到处都有这些大学的势力范围。
人物周刊:大学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丘成桐:替我们国家、替全世界培养人才,培养领袖人才,培养能够为社会服务的人才,培养能够推动人类认识自然界、认识世界的人才。让我们的境界能够得到提升,能够和世界上的文化结合起来,这才是大学应该做的事情。
人物周刊:在上次对话时,您说不在乎媒体的作用,因为媒体不懂科学家真正的价值,现在国内都在密切关注您和北大之间的这次争论,您认为媒体应该对此持怎样的一个态度?
丘成桐:假如是在美国,学术系统建设很健全的地方,我想不需要媒体起作用。可是在中国,假如要中央重视,媒体如果能够很健康地报道,让中央和老百姓都能了解到问题所在,还是能起到很好的作用。中国需要客观公正的舆论监督. 双重身份学者回应“北大人才造假说”
唐勇 文 发布时间: 2006-09-02 06:00 文摘报
7月初,著名美籍华裔数学家丘成桐在接受某周刊专访时称:北京大学以虚假的“引进全职教授”,骗取国家数以亿计的教研经费。有的所谓全职教授,应当来3个月,结果实际上只来了一两个星期,做一点儿二流的研究工作,却拿走不少于100万元的一流年薪!
7月31日,北大新闻发言人作出正式回应,指责丘成桐歪曲
事实(详情见8月6日《文摘报》一版)。
在北大引进的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中,美国密歇根大学地质科学系教授张有学第一个公开回应丘成桐:“丘教授的指责言过其实,夸大了十倍或更多。北大讲座教授和特聘教授的待遇并不高。如讲座教授按在中国的实际工作时间付工资,一个月1.5万元人民币,不可能一年捞几百万。”
王存玉是密歇根大学牙医学院教授,也是北京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王教授说,在丘教授看来,中国的学术界一片黑暗,似乎没有任何可取之处。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由于近年来中国政府大量投入,中国内地学者在《科学》、《自然》、《细胞》三大国际顶尖科学刊物上发表的文章越来越多。
张有学指出,丘教授的心意是好的,而且他也听说过一些长江学者工作时间不够的小道消息,但他认为,这样不拿出具体事实而打击一大片的说法不负责任。他强调,打击一大片会起到帮倒忙的作用。比如说,以后国外学者到国内短期或长期工作会更犹豫;北大和国内其他单位引进人才将会更困难。他说:“我觉得国人需要减少内斗。我劝大家还是多支持一些愿意在国内工作的学者。”(《环球时报》8.16)
另据8月17日《北京青年报》报道,8月16日,教育部对“北大人才造假说”首次表态。教育部部长吴启迪说:“严格来讲,北京大学是按照程序在做的。我不知道丘先生讲的这个现象在我们其他高校有没有,有可能有些地方也会有,我们很关注这个事情。有些不能当特聘教授,而且也不能当讲座教授,就不聘了。已经解聘了好几个长江学者。” 天人兄炒作此事,意欲何为啊,
事实上注意一下最开始丘对朱熹平、曹怀东的工作的原始评价,就可以知道,基本上是认为hamilton的工作是基础性的工作,Perelman的工作是纲领性的工作,朱熹平、曹怀东的工作只不过是“临门一脚”的吧,按照解题思路完整求解了一盘,
后来有些缺乏专业素养的国内妓者以讹传讹,然后又被别有用心的人翻译到国外,依据的就是一些错误的素材,才导致现在的一些误会吧 ……中国数学有过很
辉煌的历史,当年的华罗庚,苏步青,还有陈省身,不仅自己做出了世界一流的
成果,而且人格高尚,为中国数学的发展指明了一些方向,带出一些好学生,这
么多年了,没有像他们这样有威望的人来带着中国的数学往前走。现在的中国数
学界被一群品格低下的人所控制,……
叹! 学术界不可能脱离现实而独自生存
就当前的社会现状,我个人支持丘的意见
哪一行是在认真做事?都是搞内讧、争权夺利
鄙视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xlogit.com)◇◇
丘成桐“灭”北大想当数学界霸主?
◎文/本报记者 陈万颖 颜雪岭
青年周末2006.9.14
■丘成桐想当中国数学界的霸主未遂?
■中国院士选举究竟怎么进行?
■矛头指向的北大为何保持沉默?
丘成桐指责北大是因为有野心?
指责北大“长江教授”造假;指责中国学术界打压青年学者;抢先发布庞加
莱猜想破解信息……丘成桐的上述种种举动,北大教授认为根源都是他的野心,
且对庞加莱猜想被证明的消息的发布有违学术规范。
近日,有北大数学系教授向记者独家提供了据说能“证明丘成桐控制中国数
学界的野心”的邮件。
面对北大教授公开的回应,本报记者进行了核实,并听到了许多不同的说法。
但对“丘-北之争”而言,谁是谁非仍无定论。
从丘成桐对北大和内地学术界的指责之初,网上就有言论对丘的“动机”做
出怀疑。此次北大数学系教授对丘长期以来各种指责做出公开回应,似乎在印证
网上已有的猜测:丘成桐要控制中国数学界。
北大数学教授:有证据证明丘成桐的野心
“我这里有一封邮件,足以证明丘成桐控制中国数学界的野心,还能看出他
对我们不服他控制有多恼火。”丁伟岳说,“你们敢登吗?”
这两封往来的邮件是丘成桐2002年写给前国际数学大会主席David Mumford
(芒福德——编者注)的。而第二封则是芒福德的回信。芒福德是1994-1998年
度的国际数学家联合会主席,1974年的菲尔兹奖获得者。这些邮件是芒福德转发
给北大数学系的。
在这封邮件中芒福德回答了丘成桐写给他的一封告状信,丘成桐指责北京
ICM组织委员会没有征求香港和台湾数学会的意见。
“我考虑了很久该如何回你的信,最后我决定还是实话实说。” 芒福德在
回信中说,许多人告诉他丘成桐排斥和公开攻击中国数学会,丘和中国数学会的
关系十分紧张。芒福德认为这种情况使得2002年的ICM不是一次显示团结的会议,
而成了争夺会议控制权的场所。
在信的结尾处,他劝告丘:“如果你想要大会成功举办,你就应该给当地的
组织者全力支持。”
丁伟岳表示,他认为这是丘成桐企图控制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的一个证据。
“我们还在申办2002年ICM主办权的时候,他就因为我们不服他的控制,要
把会议搬到香港。当初他公开讲他就是要和我们作对。关于这件事,我们有充足
证据。”
“丘成桐控制中国数学界未遂才这样做”
9月7日,记者来到北京大学数学学院。当表明采访意图后,一位老教授将
记者领进自己的办公室。
“我是程老师,可以跟你聊聊。”
程乾生,是一位在北大已有将近40年教龄的老教授。“我其实已经退休了,
只是还带这几个研究生。丘成桐的说法关系到很多人,他们不好说什么,我就没
什么顾虑了。”
“我可以说,丘成桐和北大之间本来没有恩怨,但问题是,他想当中国数学
界的霸主,但没有成功。”程乾生说。
他认为,丘成桐和北大之间的矛盾应该始于2005年双方都想建数学研究中心。
当时,丘成桐在替某学术机构申请建立世界级的数学研究中心,而同时北大
也在申请。“上面批了北大的。北大就让田刚来领头做。丘成桐不甘心。”程乾
生说。
“北大这事后来被记者捅出去了。但事情慢慢在运行,北大资源大楼里给了
两层楼。而且田刚表示过,等这个数学中心建完以后,他要全职回国。到时候丘
成桐就应该罢休了吧?”程乾生说。
丁伟岳也有类似的说法。“我和丘曾经是朋友。他对国内的抨击非常不客观。
学术上他是非常有权威的数学家,但是我们争论的都是在非学术问题。比如他在
美国那么多年,他对中国其实很不了解。他想要指挥一切,不只是我,其他数学
家都是有看法的。”
北大教授:媒体没让我们说话
纵观持续已久的“丘-北之争”,丘成桐在媒体上出现的频率远高于北大。
北大仅有新闻发言人和校党委书记代表校方发表态度,招致网友的批评,认为这
种反驳“苍白无力”。
而对学术问题最有发言权的教授们,却从来没有在公众面前发声。是北大校
方有“统一口径”的要求导致教授们三缄其口?还是教授们不屑于卷入此类“口
水战”?抑或不敢与丘成桐公开叫板?
记者深入北大数学系进行采访时,却发现北大教授们似乎有另一番说法。
作为“院士开博第一人”,丁伟岳很爽快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采访即将结
束时,他说:“有人指责中国数学界不团结,好,我们可以不说话,但问题关键
在于丘成桐不管怎么在媒体上说都没人反对,我们这边有一点反对的声音,就被
说不宽宏大量。我想一次宽宏大量倒是可以,下回还是照样要吵要闹,因为舆论
权在他那边啊!”
丁伟岳说,之前并没有记者来找过他仔细核实有关事实。
北京数学大会是否打压人才?
今年8月底,丘成桐在接受香港《亚洲周刊》采访时直斥国内学术界“不是
做学术,都在搞权术”,并举例称2002年在北京举行的第24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
北京的数学家压制外地数学家,上台发言的“8个人有7个是北京的,其他成就远
高于演讲者的数学家都没有机会发言。朱熹平教授是中国国内最好的数学家之一,
后来被哈佛大学用最礼遇的方式邀请做访问学者,但当时,竟然连年会的邀请也
没有收到。”
当时的发言人究竟是怎样选出来的?发言与否是不是数学家优秀与否的判断
标准?记者就此采访了数位在2002年ICM上发言的数学家。
当东道主有优待不止8人发言
北京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丁伟岳是参加2002年ICM推选工作的教授之一。
“我可以举出几个外地的。比如说张伟平和龙以名,他们是天津南开大学的,还
有一位讲数学史的,我想他是陕西还是什么地方的。还有复旦大学的一位。”
根据网上公开资料显示,2002年ICM上作学术报告的华人数学家数量高达二
十几人。
而今年8月在西班牙马德里举办的第25届ICM上,作报告的中国数学家只有中
国科学院研究员陈志明一人。
针对这个悬殊的差距,丁伟岳解释道:“当时我们东道主有一些优待,所以
允许我们推荐比较多的人来做报告,大约11个人。我们推荐的名单最终是由国际
数学家联盟来决定,我们没有决定权。”
如何选择发言人出现3种说法
如果能知道ICM选择发言人的做法,也许能澄清是否有不公平的做法。但在
记者调查中,北大教授们对这一问题给出了3种不同的描述。
文兰(北大数学教授;中科院院士;中国数学会理事长;):专门有一个
ICM指定的小组,完全是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去工作。比如说准备选20个方向,
每个方向设定一个工作小组,都是该领域里的专家,从会议开始的两三年前就开
始选择,要去各个方面征求意见,形成一个名单。发言时间也是小组来定的,而
题目是自己定。
丁伟岳(北大数学教授;中科院院士;北大数学研究所所长):ICM组委会
和中国数学会常务理事会,在2001年开了个30多人参加的“扩大会议”,在一起
推选。其中北大只有四个人参加。所有推选名单和投票结果都提交给国际数学家
联盟,最后选谁是完全保密的,只有组委会主席才知道。
程乾生(北大数学教授,曾任北京大学数学所副所长):也是由单位推荐,
个人也可以。有些比如学校力量比较薄弱,但个人学术实力很强,这时候他个人
就可以提出来。这个还是比较宽松的。
记者致电中国数学会,相关工作人员无一例外地拒绝接受采访。
朱熹平没入围因为大家对他不了解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丘成桐认为朱熹平没有被邀请参加2002年北京ICM是被
“打压”。对此,丁伟岳则认为根本就不存在这种情况。
“票是2001年投的。他的很多重要的工作是2002年以后做出来的。你如果拿2006
年的标准来看,可能就有很多人超过他们(当时发言者)了。这有什么奇怪的呢?
在当时我能说没有漏掉。我想当时的选择是公正的,但后来出现后起之秀,完全
有可能。”丁伟岳说。
北京是中国数学界的中心
针对丘成桐抨击的“8个人里北京的有7个”,丁伟岳认为就算事实如此也不
会说明存在“北京帮”或“北大帮”。
“我举个例子,中国科学院的院士,数学方面的,也都比较集中在北京。这
个你说是巧合吗?其实也有原因。北京是全国数学的中心。”
在ICM上发言不是数学家优秀与否的标准
在记者调查中,大多数数学家认为在ICM上发言并不是衡量一个数学家优秀
与否的标准。
香港大学数学系教授莫毅明认为,每一种选拔都有局限性,不只在中国,其
他国家的数学家大会也可能漏掉某些优秀的数学家,很难尽善尽美。
对于在会上发言的其他数学家的成就,清华大学教授萧树铁不愿评价,只说
作完报告就离开,不知道其他作报告的人是谁。“谁是最优秀的数学家没有评判
标准,没有最优秀的。”
“北大帮”把持中国大陆数学界?
丘成桐不是唯一指责北大乃至中国学术界的人。8月21日的《南方人物周刊》
发表了一名匿名教授的访谈,称北大把持了中国的数学界和院士选举。8月27日,
一篇名为《从院士增选看中国数学江湖》(以下简称“江湖帖”)的帖子首发于
“新语丝”网站,随后被广泛转贴于各大论坛,引发网友对“北大帮”的猛烈抨
击。
程乾生PK匿名教授:我们不回应不代表我们没看法
匿名教授:“北大数学学院没一个人敢实名站出来,拍着胸脯说:‘你说的
都是假话。’连一个出来说几句圆场话的都不敢。”
程乾生:“你可以写出我的名字。当要攻击人的时候,还来个‘匿名’,那
是很无耻的。”
这位“匿名教授”在访谈中主要观点是北大数学系掌控着整个院士选举——
“任何人得罪他们,那肯定就当不了院士。”
程乾生曾经参与过几次院士材料的评审。他对记者解释了国内院士选举的流程:
“自己申报或者单位推荐。如果自己申报要至少3个院士推荐,过了65岁,
就要6个院士推荐。教育部和各个科协都可以提名,北大要通过教育部来提名。
推荐上去之后是‘通讯评审’。把个人的资料给同行的专家寄去。在材料里
面,申请人是什么官职,都没有。只有10篇论文,然后附上被引用次数和评价,
这都是从网上摘录下来的数据,完全客观。
之后要数理部全部一百多个人投票,不仅仅是数学的人,还有物理的,力学
的。而且每个单位只能有一个人,北大怎么能把持院士选举?”
丁伟岳PK“江湖帖”:我们本来很安定团结他一说搞得人心惶惶
“江湖帖”中细数了2001年、2003年、2005年的数学院士增选情况,认为北
大在其中作用巨大,如果和北大“关系不好”,就不可能成为院士。
再加上丘成桐在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曾指责“这些人控制了科研经费的
发放、奖项的评审、新的院士的提拔”,是否有“北大帮”?“北大帮”究竟有
多少权力?这成为公众关注并热议的焦点。
丁伟岳说:“其实院士的权利说穿了就是‘选院士’。而选院士也不是数学
组的人可以决定的。要说有权利那就是发言权吧,但发言是否有道理,要由多数
院士来判断,你不可能没有道理就影响多数人。有没有人可以控制选举呢?我想
是没有的。丘成桐恼火的就在这里。”
当记者追问“帮派”一说时,丁伟岳表示:“我不赞成这个说法。有的人不
分是非把各种争论说成是‘帮派之争’,是混淆视听。帮派,说穿了就是聚集起
来为了小团体的利益,有很强的排他性。但要说数学会,是为了全体数学家的利
益,不能叫帮派吧?所以什么叫帮派要听其言观其行。我们本来很安定团结,他
一说就搞得人心惶惶,好像我们做什么都错了。”
链接:
《江湖帖》部分内容选录
据统计,中国现有活着的数学院士24个,基本可以划分成北大、复旦和中科
院三派。
北大帮由张恭庆领衔,校内有姜伯驹、文兰、田刚、王诗宬等人,中科院数
学所的丁伟岳、刘应明、杨乐均毕业于北大,与北大数学系渊源深厚,相互呼应,
基本是一伙的。
复旦派谷超豪、洪家兴、胡和生、郭柏灵,加上中科院毕业于复旦的石钟慈,
一共是5人。
中科院:丁夏畦、李邦河、林群、陆启铿、马志明、万哲先、王元、严加安、
吴文俊、周毓麟。
杂派:陈木法(北师大)、王梓坤(北师大)、彭实戈(山东大学)、夏道
行(美国)。
中科院看上去人很多,但是因为毕业于不同院校,又在中科院数学所的几次
改革中相互算计,以至于彼此缺乏信任,所以实际上是一盘散沙,在院士选举过
程中各怀鬼胎,往往被北大和复旦利用。
丘成桐VS北大交锋大事记
■2004年,丘成桐和北大就有了第一轮交火。
■2004年的3月,丘成桐两个演讲和访谈中,对他以前的一个学生,而且是
MIT的名教授等等,做了一些负面的批评。而这个学生就是北大的特聘教授田刚。
■2005年 1月17日,丘成桐在《中华读书报》表示,“我以前的一个学生在
数学上是二流,到国内要拿高薪” 。
■2005年 8月9日,丘成桐指责田刚抄袭其文章。
■2005年10月14日,针对丘的说法,丁伟岳和项武义(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数学系教授,北京大学数学学院兼职教授)在北大数学学院召开了反击丘成
桐讲话。
■新一轮唇枪舌战始于今年7月,《南方人物周刊》对丘成桐的专访。此次
丘对于北大人才引进提出了质疑。
■2006年7月底,北大新闻发言人对此进行公开回应。
■8月,丘成桐再次接受专访:“北大说自己没问题,为什么不公布名单
呢?”
■9月1日,丁伟岳《庞加莱的困惑》的博客正式出炉。
“局外人”不想掺和“丘-北之争”
作为论战当事双方,北大与丘成桐各执一词。这时,第三方的观点就显得尤
为重要。但记者在调查过程中,不论是从中国数学会还是其他高校的数学教授那
里,都感受到极大的阻力。所有人都在极力使自己尽量远离这场斗争,似乎很怕
一不小心就卷了进去。
中国数学会:丘说的是事实
中国数学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我觉得(丘成桐的说
法)不是在抨击,他说的都是一些事实。但是国内现状就是这样,我们目前没法
改变。”
但是当记者追问下去时,她立刻拒绝再透露详情。
而在秘书长办公室一位女士在电话里意味深长地对记者说:“我劝你还是不
要采访,这对你,对我们,对丘成桐都不好。谁是谁非都说不清楚,也都不好说。
大家都不提了,让这事就这么淡下去。”
港大教授:庆幸香港学术界好氛围
在学术上,港、澳、台与大陆并不是“一体”,都有自己的数学协会。他们
是否看得清这场争论?
有网上资料称香港大学教授辛卓平也参加了2002年的ICM,但当记者与辛卓
平通话时,他却说很多年没有来过大陆,更没有参加过那次大会。
当问到丘成桐和中国数学界的纷争,辛卓平表示并不了解丘成桐和大陆数学
界,不愿意对此发表评论。
在辛卓平的推荐下,记者与另一名据说与大陆数学界交流密切的港大教授莫
毅明取得联系。
莫毅明有些犹豫地告诉记者,他每次来内地都只是参加会议,和内地数学家
没有私交,对他们也不了解。
“我很幸运,香港的学术氛围非常好,大学间相互合作,不牵扯到任何人际
纠纷。”莫毅明说,在香港,也有一些有代表性的数学界会议,各个大学都很清
楚哪些人在哪个领域有代表性。
他强调,香港学术界很希望年轻学者有机会作演讲,他也从来没听说过这样
的人际纠纷。
清华教授:也许我是渔翁得利
萧树铁教授已经离休10年。他告诉记者,他对名利没兴趣,远离了那些人际
纷争。
2002年的ICM,萧老在会上作了关于数学教育方面的报告。对于其他发言的
数学家的成就,萧树铁只说作完报告就离开,不知道其他作报告的人是谁。
萧树铁老师说自己对被选择在会上发言毫不知情,“可能是河蚌相争,渔翁
得利吧,如果说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利’。”
谈到“派系”,萧树铁有些激动:“中国数学界风气一直都不好,不是现在
才坏的,解放前就是帮派林立,这种思想没办法杜绝。”
有更多教授则拒绝对此发表意见。
网络时代的学术争鸣沦为口水大战
除了与争论相关的北大、丘成桐、学术界之外,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辩还有另
外两个主角:媒体和网络。从来没有一个学术问题像“丘-北之争”一样如此引
发关注。在网络的催化下,加入公共意见的学术讨论似乎越来越偏离学术争鸣的
范畴,真理,也似乎愈辩愈“不明”了。
媒体插手数学家家事?
当记者在内地学术界试图寻求中国数学界的人际纠纷真相时,许多受访者劝
记者打消念头,甚至直接攻击媒体。
清华大学老教授萧树铁对记者说:“你们记者要去了解这些,肯定是自找麻
烦,找不到答案。”
洪家兴是复旦大学数学系教授,也是2002年ICM发言人之一。在网上流传的
派系表中他属于唯一能跟北大叫板的“复旦派”。提到丘成桐和中国数学界的纷
争,洪家兴显得很生气:“都是媒体挑的事儿!”洪家兴认为,数学界人士有什
么言论,是他们内部的事情,而媒体刻意歪曲放大这些争论,干扰学术界的家务
事,唯恐天下不乱。
媒体该为争论澄清?
但丁伟岳看来,很多媒体人现在不敢站出来说话。
“我给新闻界朋友提出了个难题。其实在庞加莱这个问题上,媒体很多人是
知情的,现在他们也不出来说话。
到底有什么很复杂的原因,我也不清楚。我在博客上点名点到新华社头上,
他也不说话。因为最开始这些违背事实的报道都是他们发的,现在他们当没事一
样了。”
记者连续数日致电丘成桐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办公室,总是无人接听;给丘成
桐的电子邮件也没有回音。对北大此次的回应,丘成桐的声音缺失不能不说是一
种遗憾。
朱熹平自己是否觉得自己被打压?是否认为没受邀参加2002ICM是不公正待
遇?
记者曾通过数学家和媒体同行试图辗转联系朱熹平,都未能如愿。截至发稿
时止,朱熹平家的电话仍然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
网友激辩辩出了什么?
在百度贴吧之“丘成桐吧”,最早的2篇帖子发于去年6月。之后贴吧沉寂,
直到今年2月15日,一位在京网友贴出媒体对丘成桐的访问《国内学术风气堪忧》
之后,大量有关“丘-北之争”的转帖、评论越来越多。到现在“丘成桐吧”帖
子总数已达到997条。
在百度贴吧,丘成桐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几乎势成水火。支持者们将反对者称
为“北大狗”,而反对者则将几个经常出现的支持者IP“点名”,质疑其在贴吧
发帖的动机:“就是不知它(们)拿的是丘教授的美元工资还是某报社的人民
币?”
记者采访中,北大一位数学家说:“学术是需要清静的,不像文学艺术那样
需要热闹。公众的争吵会扰乱真正在判断这件事的人,妨碍他们做出正确的结
论。”
但在有关部门没有调查出新的事实和给出结论以前,网友的“口水战”似乎
会一直继续下去。
北大丁伟岳指丘成桐误导媒体
◎文/本报记者 张琴 ◎摄影/本报记者 吕家佐
6月3日,丘成桐宣布,“曹怀东、朱熹平已经完成了庞加莱猜想的封顶之
作”,9月1日,一个叫丁伟岳的人却发出了另一种声音。
“国际上的普遍看法是数学家佩雷尔曼给出了庞加莱猜想的完整证明”,
“国内媒体出现这种失误和丘成桐误导有重大关系”,“现在,曹怀东、朱熹平
俩人文章是否经过了正常评审的程序都有疑问。”丁伟岳如是说。
为什么是丁伟岳出来说话?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刻出来说话?
很快,就有人找到,一年前,网上曾流传过的丁伟岳“炮轰”丘成桐的演讲
实录……
违反了学术规范
青年周末(以下简称“青周”):你对于围绕庞加莱猜想的一系列事件提出
质疑,具体质疑它哪几点?
丁伟岳:(以下简称“丁”):我的看法大概有几点。
首先,像庞加莱猜想这样严肃的科学问题应当在学术界内部进行讨论或辩论,
而不应当求助媒体或任何外界力量来对学术界施加影响。因此,丘成桐教授6月3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实际上违反了一种学术规范。
其次,这篇发表于2006年6月,由丘成桐主编的《亚洲数学》杂志上的文章,
当时只在网上公布了题目和摘要。直到7月底,文章全文才在该杂志网页上公布。
在绝大多数的数学家没有看到这篇文章 ,无法判断这一工作是否含有对庞加莱
猜想的实质性贡献的情况下,就通过新闻发布会来宣布这篇文章是“封顶之作”,
这种做法是非常反常的。
青周:还有呢?你还质疑什么?
丁:另外还有两组数学家,密西根大学的Kleiner和Lott,以及Morgan和田刚,
他们也一直在做同样的解释证明的工作,而且早在5月下旬, Kleiner和Lott已
经在网上公布了他们的文章。但在6月的新闻发布会上,丘成桐却不提其他数学
家的工作,只宣布曹怀东和朱熹平的工作,这不是客观、公平公正的做法。
需要两年以上才能确认
青周:你一直在强调这个事情反常,为什么反常?一般而言,国际上,数学
界宣布一个重要成果的惯例是什么?
丁:通常,一项重要成果首先是在数学界内部的会议上公布,或者以预印本
的形式向同行们散发,或是在网上发表论文全文。数学这门学问是非常严谨的,
需要长时间的严格论证。对于特别重要的、像庞加莱猜想这样的成果,往往需要
两年以上的时间来确认其正确性。
我举个例子,普林斯顿的Wiles教授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宣布他解决费尔玛猜
想的成果的。其后数学界的专家们对他的证明进行了长时间的检查,并且发现了
其中的一个错误。之后,又经过一年时间来纠正这个错误,Wiles的成果才被最
终承认。
青周:但是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并没有正规的数学机构包括克雷数学研究所
对曹怀东、朱熹平俩人破解了庞加莱猜想一事提出疑义?
丁:数学界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检验他们的证明。朱、曹俩人的文章到现在
才公布了一个多月。从投稿到被《亚洲数学杂志》接受也只四个月时间。据我所
知,该杂志的一些编委对于文章是否经过正常评审的程序表示了疑问。
在刚刚结束的ICM (Internatinal Congress of Mathematicians),即国际
数学家大会上,许多数学家都把解决庞加莱猜想的成果归功于佩雷尔曼,譬如数
学会刊上记载,哥伦比亚大学数学系主任 Morgan在演讲中谈到他的观点:佩雷
尔曼在2003年就证明了庞加莱猜想。
事实上,许多国外数学家对这篇文章所提出的疑问主要不是它的证明是否正
确,而是针对它自称是“完整的证明”和在摘要中称这个证明是“汉密尔顿·佩
雷尔曼理论的最高成就”。而国际上的普遍看法是:佩雷尔曼已经给出了完整和
正确的证明。美国数学会会刊发表的文章和《纽约客》的文章中反映了这种看法。
青周:数学会刊上发表的文章的可信度有多高?您反驳、质疑“庞加莱猜想
被我国数学家破解”所依赖的证据也只是国外这些媒体报道。据我所知,《纽约
客》上那篇关于庞加莱猜想的报道就遭到了质疑。您怎么说服我们它们足够全面?
足够科学?
丁:我质疑的依据并不是媒体的报道,而是国内外大多数数学家的共识,即
佩雷尔曼的证明是正确的和完整的,其他数学家的工作,包括朱、曹的文章是对
这个证明的解释和检验。这种共识现在被马德里的国际数学家大会所进一步证实。
给佩雷尔曼颁发费尔兹奖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在我的文章中,媒体报道只是一个切入点。我强调的是,我国媒体在想当长的一
段时间内,只反映了丘成桐教授的说法,而这种说法与国际数学界主流看法相矛
盾。此外,随着国际上舆论压力的增强,丘成桐教授这边也开始否认原来自己的
一些说法。
青周:为什么国内和国外媒体在针对此事的报道会有如此大的不一致?
丁:我认为这主要是被丘成桐误导了。国内媒体比较相信个别权威。如果有
某个权威讲了话,就马上报道,而不去求证。据我所知,对于6月份媒体对庞加
莱猜想的报道,国内有许多数学家是有不同看法的,然而,没有媒体采访他们。
譬如田刚,像他这样在这个问题上研究很深的专家,当时却没有任何记者来问他
的意见。
澄清事实并非攻击个人
青周:您刚才的评论和您的文章,会给人一种感觉,您是将有关问题的矛头
直指丘成桐教授?
丁:我的文章是要告诉大家,关于“我国数学家证明了庞加莱猜想”这种说
法是有问题的。
我是要澄清事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与某些人的看法不相同,但我不认为与
丘成桐有不同意见,提出我的看法,就是针对他,攻击他。
青周:有没有人质疑您发表文章的动机?早在2005年,就有《北大教授丁伟
岳、项武义炮轰丘成桐讲话的实录》在网上流传,北大数学系和丘成桐的纠葛大
家也都知道。甚至有评论说您的这篇文章事关北大气量?
丁:你所说的那件事是有背景的。2005年,丘成桐曾在我国媒体上发表过一
系列的言论对北大进行过攻击,甚至诬蔑田刚学术造假,学校师生反应很大,所
以我们针对此事作了一次类似于沙龙交流的活动。
现在,再说我写的这篇文章,首先,它不是针对丘成桐对北大的批评和指责;
其次,它也不是针对丘成桐本人,所以,我看不出来这篇文章和北大的气量有任
何关系。
如果说别人批评或者攻击了你,你就必须闭嘴,否则就是没气量,那我觉得
这个逻辑是十分荒唐的。
青周:也有人对您发表博客这种方式有质疑:一个数学界的专家,一个学者,
采取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态度和观点,是不恰当、有违学术道德的。
丁:我不认为这种方式有什么不妥当,利用网络来讲事实、摆道理,有什么
不好?首先把学术评价问题诉诸于媒体和大众的是丘成桐,现在有必要向媒体和
大众说明真相,说明什么是“有违学术道德”。
青周: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整个事情,从庞加莱猜想宣布解决到您提出自己的
质疑,从对破解庞加莱猜想做出最关键贡献的俄罗斯数学家佩雷尔曼放着奖金不
要到扫尾的华裔数学家“打”成一片,面对着这些纷扰,您的感觉如何?您又如
何评价丘成桐?
丁:对于丘成桐,我一直对他在数学上的成就非常敬佩。但是他在其他方面
的看法和言论往往失之过激和武断,甚至违背事实,这不利于问题的解决。我国
数学界原有的团结局面被破坏,我想是与他的言行分不开的。对此,我与国内绝
大多数数学家一样,深感痛心和忧虑。
现在,许多数学家感到有很大的压力,也有一些关心我的同行让我不要讲话
了,因为怕我受不了打击。所谓打击无非是“人言可畏”,但是如果你没做错什
么,其实是不用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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