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道德与学术的分野——以国学大师黄侃为例（欢迎提供更多的例子）
按：黄侃是一位国学大师。然其师母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却称他是“有文無行”，“小有才適足以濟其奸”。據說，他一生共結婚九次。刊物上曾有「黃侃文章走天下，好色之甚，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之說。如何看待道德与学术的分野，这是我们走近国学前辈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本贴以黄侃为例，提供两个文章以资讨论的参考，一是有关黄侃读书之勤的，一是汤国梨揭露黄侃道德问题。另附两则评论。欢迎参加讨论。。（一）
黄侃读书的两个“恨”
叶之青
“……今日读诵甚少，可恨。”
“读经已恨二毛衰。”
近日读《黄侃日记》，日记的中心是记载黄侃访书、购书、读书、点书、校书、评书的事。他全以读书为中心，以至后期的日记，即逐日夹于当日所阅书中。他读书的勤与快，让人不得不佩服。而上举日记和诗句中的这两个“恨”字，则让我很有触动。
先举些例子。随手翻至1929年(己巳)，六月十九日(农历。下同)至七月四日，读讫《大戴礼记》；七月四日至九日读讫《尚书大传》；九日接着读《韩诗外传》，至十七日读讫；十八日至廿三日读讫《春秋繁露》；廿三日接着读《白虎通疏证》，至八月十二日读讫；十二日接着读《通纬》，用《古微书》、武英殿本《易纬》八种、《学津讨原》本《尚书大传》和玉函山房辑纬书对看，至月末读讫；九月初一至十三日读讫《国语》；十四日至十月十一日读讫《山海经》……到该年十二月，又读讫《穆天子传》、《汲冢周书》、《战国策》、《司马法》、《古籀拾遗》(在这期间，还夹杂着翻读其它书籍)……从他的日记可以看出，他的读书，是每日必治的功课，逐字、逐页、逐卷、逐部，用笔圈点，拿相关的书比勘对看。
我最注意的是，黄侃的读书，并不跟他当时教的课有直接关系。他是将经典从头排队，逐一读过。把所有的经典一读再读，是他的毕生功课。读书之际，必施以朱墨，加以点校，为将来的全面整理作准备。黄侃的弟子殷孟伦先生曾说，他所见到的黄侃下过笔的书近百部，有的从头圈到底，有的作了详细的批识。我们从《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中可以看到他圈点的朱墨，人们今天读到的《说文笺识四种》、《尔雅音训》二书，就是从他读《说文》、《尔雅》时随手记于书中的识语中整理出来的。
反观我的读书，哪有这样的系统和计划？上大学时的希望是能多读文学最好，工作后的希望是，能多读点经史诸子最好。今天看来，这正好反映出功力不济时的补课心理，现用现学，必然零敲碎打，浮光掠影。我给自己找的理由是，我们读书晚了。
黄侃也有“晚”的感觉。他说：“读经已恨二毛衰。”可是黄侃读经晚吗？他10岁时就已经读完“四书”、“五经”，22岁开始师从章太炎，学习文字音韵训诂。他先后为北京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校教授。他的学术与章太炎的学术，被称作“章黄之学”。我读到的日记中，主要记的是他后期任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教授时的一段。这时他已是公认的国学大师。他的“读经”之句是指他34岁任北大教授时，拜年岁相近、“四代传经”的刘师培为师，研究经学。黄侃当时的成就和年龄都与刘师培相近，所以对他的这次拜师有许多人不能理解。这正说明黄侃的好学与胸怀。不过让我震动的却是那个“恨”字。读书晚，我“恨”过吗？如果有，那也是抱怨耽误了我们读书时代，恨过自己吗？
黄侃曾鼓励殷孟伦，三十岁以前一定要读完唐以前的典籍，他认为唐以前留下的书不多，并且都是非读不可的。黄侃自己对这些书则不只是读完，用他自己的话说：“平生手加点识书，如《文选》已十过，《汉书》亦已三过……《新唐书》先读，后以朱点，复以墨点，亦是三过。《说文》、《尔雅》、《广韵》三书殆不能计遍数。”
三十岁以前读遍唐以前的书，这对我们简直想也不敢想。经历过“文革”的人，时间荒废的多了；没经历过“文革”的人，受应试的逼迫和时风的影响，多想读现代书。至于反复诵读，圈点校读，笺识其上，怕是极少有人做到了。古人说：观天下书未遍，不敢妄下雌黄。我常想，天下书不知有多少，读遍天下书，怎么读？
读经晚，于是黄侃说：“……今日读诵甚少，可恨。”反观自己，只以天下书多为由而不求尽读，可有过“今日读诵甚少，可恨”的感受？
那么，黄侃为什么“恨”呢？如果说所有的动力都应该是有压力，那么黄侃的压力是什么？1935年重阳，黄侃在他的最后一首诗中说：“神方不救群生厄，独佩茱囊未足豪。”他是想的是群生即民族，他一生就是想传承民族传统文化以使民族振兴，而自己逸情则是无足轻重的。这样的压力，我们是不是也需要一些呢？
（二）
湯國梨談黃季剛
許壽裳：《章太炎傳》，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年；頁155-157。
湯國梨談黃季剛
……
大約一九二二年，我家住在嵩山路貝勒路禮和里，章 █（四個「又」，即「輟」字的右半邊）、章 █（四個「工」，古「展」字）入附近的博文女學小學部求學，因而認識該校創辦人黃紹蘭。黃早年在北京女子師範學堂畢業。辛亥革命後，因張勳鬧復辟，黃南來到上海創辦博文女學。校址即現在的太倉路一二七號。由於她愛好鑽研文學，處理日常事務工作非所擅長，請同學趙敬若擔任校長。另一姓鍾的同學為教職員，位置僅次於趙敬若。趙與鄒魯結婚而辭職，鍾即接任校長。並設有董事會，由黃興的夫人王宗漢擔任董事長。
一九二一年七月底，正在學校暑假時期，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即在博文女校舉行。參加者有張國燾、周佛海、陳公博、毛澤東、李漢俊、李達、陳潭秋、劉仁靜等。參加者分別為一個地區的代表。如李漢俊、李達為上海代表。周佛海為日本代表。大會的組織是很簡單的，張國燾被選為主席，毛澤東、周佛海為秘書。除李漢俊，李達家在上海，陳公博住在大東旅社，其餘參加中共一大代表大會的各位代表，即以博文女學為臨時宿舍。他們是用「北京大學師生暑假旅行團」的名義為掩護的。據黃紹蘭說：「這次中共一大，在博文女學共開了四天。在第四天傍晚，忽發覺有法租界巡捕房的偵探，幾次在附近出現。後來，就在博文隔壁的李漢俊家裡繼續開會。」現在太倉路一二七號是上海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黃侃，字季剛，湖北蘄春人，為太炎很賞識的大弟子之一。據說，他一生共結婚九次。刊物上曾有「黃侃文章走天下，好色之甚，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之說。因其有文無行，為人所不齒。黃紹蘭與他同鄉、同族。季剛同她的輩分且屬尊長。黃姓在湖北蘄春為大族。紹蘭的父親有兩個女兒。以紹蘭從小聰明，在她十二三歲時，即延季剛為西席，作紹蘭的老師。後來季剛去北京，在女子師範學校為教授。紹蘭亦即考入北女師肄業。畢業後，因張勳鬧復辟，北京治安成問題，乃到上海開辦博文女學。不久，季剛亦到上海，即向紹蘭追求。紹蘭以名分關係，當然拒絕。但恣意妄為的黃季剛，仍一味向紹蘭進攻。紹蘭由於年輕識淺\，終於受騙被佔有，迨鑄成大錯；雖然家有髮妻，但為安慰紹蘭，依然用欺騙手法，立一結婚證書。可是這張結婚證書，女方當然是紹蘭，男方則為李某某（並非黃季剛）。並由紹蘭熟識的人，為雙方介紹人。當時季剛向她解釋：「男方所以用李某某的名義，乃是法律問題。因你也明知我家有髮妻。如用我真名，則我犯重婚罪。同時你也明知故犯，也不能不負責任。」紹蘭經他花言巧語，認為言之有理。後季剛又去北京女師大教書，和一個蘇州籍的彭姓女學生由戀愛而結婚。經呂碧城的胞妹電告紹蘭。紹蘭即帶了結婚證書去北京。先晤彭姓女子，即主張由她與紹蘭同時控告黃季剛重婚。但以自己結婚證書上的男方姓李，涉訟則季剛並無法律責任。結果，反而力勸彭勿與季剛決裂，廢然返滬。並以與季剛發生關係後，已產一女孩。產後尚未出醫院時，其老父忽到上海探望紹蘭。及至產科醫院，這位滿腦子舊禮教封建思想的老父，看到愛女懷中有一個初生嬰兒，即一怒而去。從此即與紹蘭斷絕父女關係。紹蘭所生的女兒，乳名阿玨，學名允中。黃紹蘭辦博文女學時，我和她經常過從。其時她寫了《易經注釋》四卷，要我請太炎指正，並表示願列太炎門下為弟子。我亦力勸太炎收紹蘭為弟子。太炎以從學的弟子雖然不少，但都是男的，沒有女的。後來，要紹蘭試寫三體《石鼓文》，如寫得好，可破例收她為女弟子。結果，紹蘭便把《石鼓文》寫成三體四卷，要我請太炎指正。所寫一筆不苟，字均娟秀端正如其人。太炎看了，讚賞不已，遂收為弟子。
紹蘭一度去南通當師範學校國文教員。一年後，即辭職返滬。在黃季剛未去北大前，紹蘭以母女二人生活成問題。乃將與黃季剛的關係，向我全盤托出。我聽後，以黃季剛實在可惡，但一時又無法協助紹蘭解決問題。乃和太炎商量，為他們調解。那天，約兩人都到我家來吃飯，我一見黃季剛便極力捺住心中的忿怒，而平心靜氣地指出他用欺騙手段玩弄女性，事後置紹蘭母女於不顧，真所謂：「小有才適足以濟其奸！」他對我雖不敢頂撞，卻似充耳不聞，一手握一瓶酒，一面喋喋不休地責駡紹蘭，為自己辯護而推卸責任。紹蘭則一味哭。結果，太炎主張黃季剛每月給紹蘭一百元，每季度付一次為三百元。黃季剛說：「沒有錢。」向太炎借了三百元給紹蘭，補助她母女生活，但以後黃並未履行諾言。
蔣政權在南京時，黃季剛在中央大學當教授。太炎在編寫《章氏叢書》續稿。黃經常向太炎以先睹為快而索初稿謄清，作為他向中大學生講課的講義。及章氏續篇出版，中大學生則認為太炎的文章大多是由黃所編寫的。太炎對此並不計較。
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在北京與黃結婚的彭氏，已生兩個男孩，即一起逃難到重慶。抗戰勝利，黃季剛已死。這兩個男孩都成長為小青年，即先回上海。臨行時，彭氏特鄭重叮囑：「到了上海，先找黃紹蘭，見面時，必須跪著叩頭叫娘。」二子到滬後，遵照其母囑咐，找到紹蘭，立即雙膝跪下，很恭敬地叫「媽媽」。紹蘭明知此二子為彭氏所生，而二子的面貌，則宛然是青年時期的黃季剛，精神突然受到極大刺激，因而當天發生了精神病。經其親生女兒阿玨把她送入精神病院治療。若干日後，接到病院通知，謂紹蘭已經死了。阿玨去病院時似以膽怯不敢走近乃母遺體，在較遠處望見其母面部連頭頸覆著毛巾。所以事後我們猜測，可能為自縊身死。黃紹蘭的如此結局，難道不是這無恥之尤的衣冠禽獸——黃季剛害她的嗎？
（三）转贴评论二则
一、
古人有“三不朽”之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
也就是说，一个人想“虽久不废”流传百世，最好是修身立德，其次是报国立功，最末是著书立言。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
黄侃，一代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高足弟子，也是国学界的大师级人物。其于小学方面的造诣，同辈人中无可相侔者，后人学者更无人能望其项背。此公大名，我中学时代已有所耳闻，大学期间翻其批点的《十三经注疏》，更是钦佩不已，顿生高山仰止之情。素闻此公脾性古怪（与章太炎、刘师培合称“三疯子”），架子很大（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时，他和校方有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之约，人称“三不来教授”），然不想其有文无行，个人私德低劣龌龊。三番五次勾引多位女学生，大搞师生恋。如是两厢情愿，师生相恋，亦无可厚非（如沈从文与张兆和，鲁迅与许广平）。然始乱之，终弃之，多次骗婚诱婚，其手段之卑劣，良知之泯灭，既算是陈世美也有所不及！（其一生结婚达九次之多，好色成性可见一斑）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其道德上的污点慢慢淡去，而其深邃的学问却清晰地流传于世，而且在其名字周围渐渐形成一道耀眼的光环。
由此我开始怀疑所谓的“道德文章”，所谓的“三不朽”之说。真的是“道德”在“文章”之前吗？“立德”优先于“立言”吗？历史并非如此。
“道德”是因时因地而异的，有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孔圣人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著，“问人不问马”的人道，“修己以安人”的博大，“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坚定，确乎至今还感动着我们。但其对“孝”的理解：“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对交友的原则：“无友不如己者”，并不合于现今之道德标准。阮籍遇嫂问归，在当时是不道德的，而在今天遇见嫂子不打招呼才是不道德的。呼韩邪单于死后，王昭君“从胡俗”，嫁给呼韩邪单于的儿子复株累单于，并与之生下二女，这在中原的伦理观念中绝对是不可宽恕的乱伦。可见，即算立了当时当地最高之德，百年之后或百里之外就可能沦为伤风败俗。立德不朽之说可疑矣！
历史的真实在于：立言才是真正的不朽。屈原如无《离骚》，何人知其“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史马迁如无《史记》，一普通被阉割者而已，何人识其伟大？
而且，一旦立言，就算无德甚至劣德照样不朽！段玉裁在四川做官时地皮都刮了三层，十足一个贪官，但其所著《说文解字注》却是研究小学之人无法绕开的必读书，仅此一书他就可流芳百世了。严复是吸鸦片的烟鬼，可世人留意的是他的译著。周作人的散文现在也很受青睐，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卖得也不赖，顾城的诗更令众人倾服……
一切都显示着，“立言”才是真正的不朽之道。
当我得出这一结论时，我心头一跳。想及平时在学生面前大力鼓吹“道德文章”时的情境，不仅羞赧于色－－原来我一直在宣传一个美丽的谎言！
二、
士人的抽象习惯。曼德尔施塔姆曾说过：“在一个历史时代快要结束的时候，抽象概念总像一条腐烂的鱼，散发出臭味。”近代以来，随着译学大兴，抽象名词开始泛滥：“民主”、“科学”、“阶级”、“进化”…… 出现了“国民”、“民间”、“人民”、“大众”这些似是而非的假想改造对象。与此同时，是智识阶级的与自己生活的日渐远离。学者赵园曾经从自己导师王瑶身上发现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那就是：五四一代或五四后一代，在社会意识上很新但是在伦理实践上却往往相反，很旧。一边是现代文化人的社会理念、文化理想，一边是旧式文人的生活积习、士人情调，二者并行不悖。章太炎夫人汤国梨曾回忆太炎弟子黄侃有负黄绍兰一事。汤直斥黄为“无耻之尤的衣冠禽兽”，“小有才适足以济其奸”。黄一生结婚九次，报刊曾有“黄侃文章走天下，好色之甚，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之说。黄侃因骗婚黄绍兰，致其一生流离失所，晚年精神错乱，上吊自杀。其行如此。然在《国故论衡赞》中，黄氏却高唱：“方今华夏雕瘁，国闻沦失，西来殊学，荡灭旧贯。……老聃有言，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然则持老不衰者，必复丁乎壮矣；族穆不已者，必自除其道矣。”文化、学术被无限抽象后，固可作为精神信仰，却已然和生活践履皮肉分离了。这种观念与生活的分野，是近世以来的一大怪现状。是不断飙进的社会观念、文化理念不断拉大了与相对滞后的个人生活的距离造成的。如果对比一下五四一代人的社会文化理想与他们的私生活，会发现之间的差别，判若云泥。一种只指向国家、民族、社会、政党、派别而不关涉个人生活的文化理念、社会方案，会有什么后果呢？往往只会产生高调、造作、空虚、浮泛，只会产生概念游戏，文化上的投机主义者和欺世盗名之徒。抽象能杀人。能产生许多文化上的“宝贝儿”(契诃夫小说《宝贝儿》)。这种抽象后的文化理念和基于个人生活逻辑、所赖以安身立命的生活信念，貌一实二，绝不相同。 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
在那个时代，饮食男女都是小节，无关宏旨。不仅黄季刚如此，陈实甫一代党魁，小节又如何？！ 宋公明兄言简意赅指出黄侃的道德问题不过是小节。负心薄幸，对于一位国学大师而言，是乎是可以原谅的。然而，老子也说“天下大事，必做于细”。我提出这个问题来讨论的一个出发点就是因为他是一位国学大师，
按理说应该是一位道德高尚的人，是一位负责任的人。中国古人最讲家国同构，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有内在的道德完善了，把小家搞和谐了，才能够有资格谈治国平天下。又试想，一位对家庭都不负责任的人，又如何谈论他对国家负责任呢？
之所以道德问题是小节，而学问之事是大行，这和中国古代士人的男权意识有关。玩弄女性，这在古代士人那里是乎太正常不过的了。女人只是一件穿旧了可以扔的衣裳，她们从来没有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地位和权力。也许古代士人有女性工具论思想吧。黄侃承着古代士人的遗绪，也许也有这种思想吧。也许用弗氏的心理分析法来说，古人释放了他们的原始的力比多，在性上的淫乱有助于他们学术天才的释放吧？！
但我怀疑这只是一个并不太好的借口。我觉得古代士人在这方面是人格分裂的。他们一方面提倡道德的完善，高唱着孔夫子的礼法，所谓非礼勿看，非礼勿听；一方面又行着一些淫乱之事。这就是他们的虚伪所在。所谓“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是也。 郭沫若好像也有这样的行为，其实无非是荷尔蒙在起作用 始乱终弃、骗婚、玩弄女性，这种事情发生在乡村野夫那里，可以用荷尔蒙的作用来解释。但一位国学大师，按理说，应该在荷尔蒙之上，还有脑袋里还有理性、道德等更高层次的东西。然而，下半身还是战胜了上半身。
由他的对待女性的不道德，不禁让人联想在学术上他是否也会有类似的行为。湯國梨揭露：“蔣政權在南京時，黃季剛在中央大學當教授。太炎在編寫《章氏叢書》續稿。黃經常向太炎以先睹為快而索初稿謄清，作為他向中大學生講課的講義。及章氏續篇出版，中大學生則認為太炎的文章大多是由黃所編寫的。太炎對此並不計較。”
将别人的论著初稿当成自己的讲义，这多少有不道德之处。那么，他的其他著作，会有类似情况吗？！ 引用第4楼cyq2002于2006-08-15 12:39发表的“”:
始乱终弃、骗婚、玩弄女性，这种事情发生在乡村野夫那里，可以用荷尔蒙的作用来解释。但一位国学大师，按理说，应该在荷尔蒙之上，还有脑袋里还有理性、道德等更高层次的东西。然而，下半身还是战胜了上半身。
由他的对待女性的不道德，不禁让人联想在学术上他是否也会有类似的行为。湯國梨揭露：“蔣政權在南京時，黃季剛在中央大學當教授。太炎在編寫《章氏叢書》續稿。黃經常向太炎以先睹為快而索初稿謄清，作為他向中大學生講課的講義。及章氏續篇出版，中大學生則認為太炎的文章大多是由黃所編寫的。太炎對此並不計較。”
将别人的论著初稿当成自己的讲义，这多少有不道德之处。那么，他的其他著作，会有类似情况吗？！
章夫人的话，所谓“妇人之言”，不可太当真，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季刚先生自家的学问尚多，何必窃取本师。如太炎《文始》，黄虽赞为“最后了义”，可是他自己手批的《说文解字》里面却对师说多所补葺。汤氏所指究竟是太炎先生哪篇文章或哪部著作，模糊不清，大概汤氏自己也搞不明白！中大学生即使愚昧，也不会真以为章太炎没有学问的！
至于黄侃这一类国学大师，并未提倡过“相敬如宾”之类的旧式道德标准或者“尊重女权”之类的新式道德标准，他们既然未尝对自己的私德作过理学家式的自我要求，所以也就并非表里不一，更谈不上虚伪了。 引用第5楼宋公明于2006-08-15 18:48发表的“”:
至于黄侃这一类国学大师，并未提倡过“相敬如宾”之类的旧式道德标准或者“尊重女权”之类的新式道德标准，他们既然未尝对自己的私德作过理学家式的自我要求，所以也就并非表里不一，更谈不上虚伪了。
新旧道德标准都不提倡，对私德又要求不严，那么答案可能只有一个——他是不讲道德了！
一位不讲道德的国学大师比那些虚伪的道学家不是更让人瞠目结舌吗？
信乎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也。 道德是随着社会评价标准变化的，在历史的长河中，昨天的道德在今天成为不道德，今天的道德在明天可能成为不道德。如果以新评旧，那所有的标准都要重来，为什么没有人评价古代帝王不道德，为什么没有人评价唐伯虎不道德，为什么辜鸿铭的“一壶四杯”提得理直气壮，甚至许多现代的作家如果追究起来，又何尝没有“今天的道德”问题呢？更何况马、毛的个人生活又怎样呢？个人的经历是复杂的，社会的评价同样是复杂的。看主流才是符合发展的相对标准。
引一则陈四溢先生的短文，供参考。
洁癖
某公有洁癖，一小疵不能容。偶得玉狮镇纸，通体洁白，玲珑莹彻。公宝爱之，游宴之际每出以示客。
适一叟，见指爪间有青蝇之玷，指示之，公乃大恶，掷狮于溷涸所，曰：“且去同污。”
越明日，方伯闻之，召公饮。席间，熟视公。公惶惶莫知所以。忽指公眉边一痣谓诸宾客曰：“是有疵也、且投溷所同污。”遂系诸东厕。
至是，公稍悟，不复矫情。
引用第6楼cyq2002于2006-08-16 01:18发表的“”:
新旧道德标准都不提倡，对私德又要求不严，那么答案可能只有一个——他是不讲道德了！
一位不讲道德的国学大师比那些虚伪的道学家不是更让人瞠目结舌吗？
信乎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也。
这些事情，当时并无人如仁兄一般用道德标准来衡量，或者可以说当时并没有如仁兄这般明晰的道德标准，我们又何从论其是非呢？
至于孔子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并非今天所理解的“非礼”，岂不闻“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他指的是这种“礼”呀～ 的确，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道德标准，不能以今天的道德标准来评价黄侃。
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分析一下：黄侃的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黄侃时代的道德标准是什么？骗婚在黄侃的时代是否有违道德？
具体而言，黄侃(1886-1935)，他是一个经历了“五四”冲击的人。一个时代的道德标准是什么，要看当时的舆论导向，黄侃骗婚在当时是否有违道德？至少有两个例证，一是黄侃的师母的指责，一是当时报刊的批评。
这也就是说，黄侃骗婚行为不道德的，这在当时是已经论定了的。这并不是我这个后辈，毫无依据地跨越了历史语境对他指手划脚。
从汤国梨的陈述上来看，黄侃很清楚那个时代是不能重婚的。在已婚的情况下，又和黄绍兰搞了一个假结婚证，从而间接导致了黄绍兰的悲剧。故而这种骗婚行为，在当时，道德上不允许，法律上更不允许。
如果这种骗婚的行为，发生在当时的一个俗夫身上，那么说他不道德，大概不会有什么反对意见。为什么，这种事情发生在一个国学大师身上，就是可以容忍的呢？大概是他的功大于他的过吧。
我的讨论主题是：如何看待道德和学术的分野？我的疑惑是黄侃这么一位国学大师，在道德和学术上存在分野的现象，而且这种现象并不止黄侃一个人。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道德上的问题会否影响到学术？也即是道德和学术是两条平行线，还是交叉线？
欢迎各位就这两个问题发表看法。 有德无才的多
有才无德的也不少
无才无德的最普遍
德才兼备的稀有
这里把才换作财、权也一样
说道黄侃，好像除了作风问题还没有其它更大的学术道德等方面的问题，在我看来，这还不是太不道德。
卡丹在三次方程中的问题更不道德？特别是道尔顿（还是拉瓦西，记不太清楚了，好像是这位，最后犯了很多错误）。
道德与学术不直接相关，学术靠钻研，道德靠培养。就像武功与人品不直接相关一样。 http://www.readfree.net/bbs/read-htm-tid-151459-keyword-%D6%A3%B3%AC.html 唉！成事不说，既往不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尔爱其羊，我爱其礼。亦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而已矣～～
转贴一则，聊当下场诗：
明代文人张岱尝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黄侃有深情，有真气，其“癖”与“疵”也就非比寻常。关于他的传闻极多，以致于真假莫辨。他年轻时，拜访过张之洞和王□运。王□运是当时的文坛领袖，他对黄侃的诗文激赏有加，不禁夸赞道：“你年方弱冠就已文采斐然，我儿子与你年纪相当，却还一窍不通，真是盹犬啊！”黄侃听罢美言，狂性立刻发作。他说：“您老先生尚且不通，更何况您的儿子。”可喜的是，王□运崇尚魏晋风度，对这句刺耳的话并未计较。
当年，北大的第一怪物是辜鸿铭，第二怪物就是黄侃。黄侃在北大教书，课堂之上，当讲到要紧的地方，有时会突然停下来，对学生说，这段古书后面隐藏着一个极大的秘密，对不起，专靠北大这几百块钱薪水，我还不能讲，谁想知道，得另外请我吃馆子。最绝的是，他与陈汉章同为北大国学门教授，两人“言小学不相中，至欲以刀杖相决”，就是说他们切磋学问一言不合，差点就打得头破血流。黄侃在北大几乎骂遍同列，连师弟钱玄同也不放过，惟有一人，他以礼相待，这人就是与章太炎齐名的国学大师刘师培。
别人问黄侃何故对刘师培特殊优待，他回答道：“因为他与本师太炎先生交情很深。”当时，章太炎、刘师培、黄侃三人常在一起切磋学问，然而每次谈到经学，只要黄侃在场，刘师培就三缄其口，因为黄侃很快就猜透了对方的心思。有一次，刘师培感叹自己生平没有资质优秀的弟子堪当传人，黄侃即朗声问道：“我来做你的关门弟子如何？”刘师培以为黄侃只是开玩笑，便说：“你自有名师，岂能相屈？”黄侃正色相告：“只要你不认为我有辱门墙，我就执弟子礼。”
第二天，黄侃果然用红纸封了十块大洋，前往刘家磕头拜师。刘师培当仁不让，欣然受礼。他说：“我今天就不再谦让了。”黄侃乃是“老子天下第一”的人物，且只比刘师培小两岁，却肯拜其为师，这说明，在学问上，他的狂傲并非不分场合，不择对象。后来，大学者杨树达要杨伯峻（文史学家）拜黄侃为师，杨伯峻只肯送贽敬，不肯磕头，杨树达说：“不磕头，得不了真本事。”杨伯峻不得已，只好磕头如仪。拜师完毕，黄侃笑道：“我的学问也是从磕头得来的，你不要觉得受了莫大委屈。”
1927年后，黄侃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绰号为“三不来教授”，即“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这是他与校方的约定，真够牛气的。每逢老天爷欲雨未雨、欲雪未雪时，学生便猜测黄侃会不会来上课，有人戏言“今天天气黄不到”，往往是戏言成真。
黄侃自号“量守居士”，书斋名为“量守庐”，典出陶渊明诗：“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量力守故辙也就是量力守法度。黄侃性格怪异，为人不拘细行琐德，治学却恪依师法，不敢失尺寸，见人持论不合古义，即瞪目而视，不与对方交谈。黄侃读书尤其精心，有始有终，见人读书半途而废，便会露出不悦之色，责备对方“杀书头”。最绝的是，临终之际，《唐文粹续编》尚有一卷没有读完，他吐着血，叹息道：“我平生骂人杀书头，毋令人骂我也。”
黄侃讲课，总是信马由缰，未入门者，不得要领；已入门者，则觉胜义纷呈。他治学，贵发明，不贵发现，因此听其讲学，常有新鲜感。冯友兰在《三松堂自述》中有两处提及黄侃，说是：“黄侃善于念书念文章，他讲完一篇文章或一首诗，就高声念一遍，听起来抑扬顿挫，很好听。他念的时候，下面的观众都高声跟着念，当时称为‘黄调’。当时的宿舍里，到晚上各处都可以听到‘黄调’。”黄调与《广韵》吻合，不差毫厘，自是古味十足。
黄侃的私生活最受人诟病和攻讦，尤其是好色一端。其原配夫人王氏病殁后，黄绍兰女士继配，二人虽经山盟海誓而结缡，却原来是一场婚姻骗局，终于反目成仇。黄侃在武昌高师任教时，武昌女师学生黄菊英与他的大女儿同年级，常到黄家串门，以伯叔之礼事黄侃，黄侃对这位女学生也非常友善。就这样日久生情，黄侃终于对黄菊英痛下辣手。此事传遍武汉学界，顿时成为丑闻。黄侃何时怕过别人骂他伤风败俗？他居然要学生收集骂他的小报，以供蜜月消遣。他填了一阙《采桑子》的词给黄菊英，可谓十二分深情：
今生未必重相见，遥计他生，谁信他生？缥缈缠绵一种情。 当时留恋成何济？知有飘零，毕竟飘零，便是飘零也感卿。
黄菊英反复默诵这阕词，泪眼朦胧，大受感动。她认定嫁为名士妻、修到才子妇是人生莫大的幸福，便毅然脱离家庭，与黄侃结为夫妻。
痴情人多半也是孝子。黄侃对白发老母极为孝顺，每次母亲从北京回老家蕲春，或是由蕲春来到北京，他都要一路陪同。好笑的是，老母亲能舍得下儿子，却离不开一具寿材，黄侃居然也依从她老人家的心意，不厌其烦，千里迢迢带着寿材旅行。这真是旷世奇闻！试问，何处买不到一口像样的寿材？只是黄母的寿材别具一格，上面有黄侃父亲黄云鹄老先生亲笔题写的铭文，自然是人间绝品，无可替代。黄母去世后，黄侃遵依古礼，服孝三年，还请苏曼殊为自己画了一幅《梦谒母坟图》。黄侃自己写记，请章太炎写跋，这幅画即成为他的随身宝物，至死不离左右。
章太炎喜欢骂人，黄侃也喜欢骂人：章太炎专骂大官僚大军阀大党棍，黄侃则多半骂同行学者，连同门师兄弟钱玄同和吴承仕也不放过。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黄侃竟然与拉黄包车的车夫对骂，也不觉得自降身份，只要纾心头之忿，得到骂人的趣味即可。还有一宗，章太炎认为胡适的学问不行，黄侃也认为胡适的学问不行，真是有其师必有其徒。
黄侃的脾气古怪到什么程度，有一事可以说明。他借住过师弟吴承仕的房子。在此期间，他贫病交加，儿子又早殇，感到晦气缠身，便左思右想，认定居处不祥。既然信风水，搬走就得了，可他偏偏要留下纪念，用毛笔蘸浓墨在房梁上挥写“天下第一凶宅”，又在墙壁上画满带“鬼”字旁（诸如“魑魅魍魉魃魈”之类）的大字，弄得阴森森满室鬼气，才掷笔而去。
陈独秀曾被黄侃当面或背后恶声恶气地痛骂过多次，但这位火爆脾性的青年领袖居然雍容相加。1920年，陈独秀在武汉高师演讲时，感叹道：“黄侃学术渊邃，惜不为吾党用！”其服膺之情溢于言表。当年，大学生每届毕业，照例要印制精美的同学录，将师生的写真、履历汇为一集。印刷费用不低，通常都由教授捐助资金。惟独黄侃对这种常例不以为然，他既不照相，又不捐钱，待到学谱印出，学校一视同仁，照样送给黄侃一册，留作纪念。黄侃收下册子，却将它丢入河中，忿然骂道：“一帮蠢货，请饮臭水！”北大的另一位怪物辜鸿铭则与黄侃的做法不同，学生找他索要照片，刊于同学录，他同样感到生气，说：“我不是娼妓者流，何用照片？你们要是不吝惜经费，何不铸一座铜像作为纪念？”他这句话足可令阮囊羞涩的学生退避三舍。
2001年8月，经两代学人整理的《黄侃日记》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印行问世。这无疑是黄侃二十二年（1913年6月20日-1935年10月7日）私生活的部分真实记录。有趣的是，关于黄侃的许多传闻都在这部八十多万字的《日记》中得到了证实。比如刘成禺在《世载堂杂忆·纪黄季刚趣事》中写道：“黄季刚侃平生有三怕：一怕兵，二怕狗，三怕雷。”其中怕雷更是怕到“蜷踞桌下”的地步。一般人可能不会相信这话，但从《日记》看来，怕雷、怕兵、怕狗之说乃是千真万确的。黄侃还交代了他怕雷的原因，主要是受了《论衡·雷虚》和文学书的影响，因而落下了心悸的病根。读黄侃的《日记》，我们会发现黄侃的嗜好颇多，他的英年早逝与此大有关系。总结起来，除读书买书外，他还有七大嗜好。
黄侃的第一大爱好是美色。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黄侃在这方面经常逾越师生人伦，颇遭物议。据说，他一生结婚达九次之多。当年，刊物上曾有“黄侃文章走天下，好色之甚，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的极端攻讦之语。黄侃的发妻是王氏，两人聚少离多。他当过同乡、同族女子黄绍兰的塾师。后来，黄绍兰从北京女师肄业，去上海开办博文女校，黄侃便到上海追求她。发妻尚未下堂，黄侃心生一计，骗取黄绍兰与自己办理结婚证书，用的是李某某的假名。
黄侃的解释是：“因你也明知我家有发妻。如用我真名，则我犯重婚罪。同时你明知故犯，也不能不负责任。”谁知好景不长，黄侃回北京女师大教书，与一苏州籍的彭姓女学生秘密结合，此事被黄绍兰的好友侦知。黄绍兰闻讯，欲哭无泪，因为婚书上男方的姓名不真，又如何对簿公堂？更可悲的是，她与黄侃生有一女，其父恨她辱没家风，一怒之下，与她断绝父女关系。
黄绍兰后来投在章太炎门下，深得章夫人汤国梨的同情，但她摆脱不了黄侃给她心灵投下的巨幅阴影，终于还是疯掉了，而且自缢身亡。汤国梨在《太炎先生轶事简述》一文中公开表明她看不惯黄侃极不检点的私生活，骂他“有文无行，为人所不耻”，是“无耻之尤的衣冠禽兽”。而章太炎对这位大弟子身上的各种毛病（尤其是藐视道德的行为）则表示出足够的宽容和理解，认为黄侃酷似魏晋时代“竹林七贤”中阮籍那样放荡不羁的人物，不管他如何玩忽礼法，逃脱责任，毕竟丧母时呕血数升，仍是纯孝之人，内心是善良的，并非残忍之徒。
黄侃的第二大爱好是佳肴。黄侃“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是个实打实的美食家。川菜、粤菜、闽菜、苏菜、苏州船菜、回回菜、湘菜、东洋菜、法国菜，俄国菜、德国菜，他都要一饱口福。1915年，他的恩师章太炎触怒袁世凯，被软禁在北京钱粮胡同的一所徐姓大宅中。黄侃前往陪住，顺便将中国文学史中的若干问题向章太炎请教。章氏向来不重口腹之欲，饭菜很不讲究，厨子手艺差，菜式单调，黄侃举箸难下，根本吃不消，于是他怂恿章太炎换了个四川厨子。哪知这样一来，他无意间得罪了那位假扮厨子的警察（此公贪冒伙食费，恨黄侃断其财路），没多久就被扫地出门。
黄侃是大教授，月薪很高，频繁出入茶楼酒肆，不算什么难题，居家他也自奉颇丰，“每食，有不适口，辄命更作，或一食至三四更作，或改作之后，仅食三数口而已。于是事其事者甚劳，而夫人苦矣”。毫不夸张地说，北京、上海、南京、太原、苏州、武昌、成都等地的着名酒楼，他都上过，多半是教育界朋友的雅聚，喝醉的次数还真不少。黄侃对待美食亦如对待美人，说不出一个冷冰冰拒之千里的“不”字，饮食无度的结果与纵欲无度也差不多，美色是伐性之斧，美食则是腐肠之药，过度则会伤身。
黄侃的第三大爱好是饮酒。黄侃的弟子和侄儿黄焯曾在回忆文章中说，黄侃“每餐豪饮，半斤为量”。黄侃对酒不挑剔，黄酒、茅台酒、白兰地，他爱喝；糟醴、麦酒、啤酒，他也能将就。喝到“大醉”、“醉甚”、“醉卧”不算稀奇。稀奇的倒是，黄侃居然劝别人喝酒要节制。有一次林公铎“自温州至，下火车时以过醉坠于地，伤胸，状至狼跋”，黄侃认为“似此纵酒，宜讽谏者也”。醉猫劝醉猫，少喝三两杯，此事真令人绝倒。
因为杯中之物，黄侃与三任妻子都闹得不可开交。黄侃在别的嗜好方面常生悔意，惟独喝酒，他从不自咎，反而将妻子视为自己的“附疽之痛”，夫妻情分因此坠落谷底。“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便足了一生”，名士习气，黄侃多有沾染。他辞世前偕友登北极阁、鸡鸣寺，持蟹赏菊，饮巨量之酒，致使胃血管破裂，吐血身亡。这项嗜好最终夺去了他的性命。
黄侃的第四大爱好是喝浓茶。王森然先生在《黄侃先生评传》中作过描述：“其茶极浓，几黑如漆，工作之先，狂饮之，未几又饮之，屡屡饮之，而精气激发，终日不匮矣。”功夫茶也算不了什么，他好饮苦茶，简直就是把苦茶当成了兴奋剂，害处不言自明。
黄侃的第五大爱好是下围棋。黄侃对黑白世界颇为痴迷，在《日记》中多处写下“手谈至夜”，“手谈殊乐”。尤其是在1922年4月8日至5月4日所写的《六祝斋日记》中，不足一月时间，有关下围棋的记录即有十三处之多。下围棋须耗费大量心力，黄侃不肯轻易罢手，经常自晡达晓，通宵彻夜地干。以他的体质，从事此项游戏，除了透支精气神，别无他法。
黄侃的第六大爱好是打麻将。黄侃从不讳言自己既有赌性又有赌运。在1922年1月15日的日记中，黄侃写了一句“日事仡博而废诵读”。他在打麻将方面颇为自得、颇为自负。其实，牌技也就一般。客观地说，他的赌兴够豪，可以与梁任公（启超）一争高下。
黄侃的第七大爱好是逛风景。黄侃在北京的时候，教学研究之余，最爱与学生一起游山玩水。经常陪同他出游的是孙世扬（字鹰若）、曾缄（字慎言）两位，因此有人戏称孙、曾二人为“黄门侍郎”。孙世扬在《黄先生蓟游遗稿序》中写道：“丁巳（一九一七）戊午（一九一八）间，扬与曾慎言同侍黄先生于北都。先生好游，而颇难其侣，唯扬及慎言无役不与，游踪殆遍郊圻，宴谈常至深夜。先生文思骏发，所至必有题咏，间令和作，亦乐为点窜焉。”
《庄子·大宗师》尝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意思是沉溺于嗜欲之中的人天赋的灵性有限。这倒未必，大文学家、大艺术家、大思想家中嗜赌、好色、贪杯的不算少，他们的灵性却大大超过常人。规律只在于，嗜欲深者必多病，嗜欲深者必短命。黄侃多病而又短命，就全是嗜欲太深惹的祸。其实，他有自知之明，《日记》中即不乏自责之词。他曾发誓要戒烟、戒蟹、戒酒，谢绝宴请，摒弃无益之嗜好，但都是说过就忘，不曾落实。性格的弱点难以克服，拔着自己的头发毕竟无法离开地球。黄侃填写过一阙《西江月》，有全面自诫的意思：“行旅常嫌争席，登临未可题诗。欢场无奈鬓如丝，博局枉耽心事。似此嬉游何益？早宜闭户修持。乱书堆急酒盈卮，醉后空劳客至。”自诫归自诫，嗜欲总能占到上风，黄侃别无自救的良法，就只好多病而且短命了。 引用第9楼cyq2002于2006-08-17 14:15发表的“”:
的确，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道德标准，不能以今天的道德标准来评价黄侃。
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分析一下：黄侃的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黄侃时代的道德标准是什么？骗婚在黄侃的时代是否有违道德？
具体而言，黄侃(1886-1935)，他是一个经历了“五四”冲击的人。一个时代的道德标准是什么，要看当时的舆论导向，黄侃骗婚在当时是否有违道德？至少有两个例证，一是黄侃的师母的指责，一是当时报刊的批评。
这也就是说，黄侃骗婚行为不道德的，这在当时是已经论定了的。这并不是我这个后辈，毫无依据地跨越了历史语境对他指手划脚。
从汤国梨的陈述上来看，黄侃很清楚那个时代是不能重婚的。在已婚的情况下，又和黄绍兰搞了一个假结婚证，从而间接导致了黄绍兰的悲剧。故而这种骗婚行为，在当时，道德上不允许，法律上更不允许。
.......
如果从现在的角度看您的这两个例证，未必都能站住脚。报纸的舆论导向看看今天的媒体也可知其怎样。不要过于看高“五四”的冲击，这种冲击下造成的“不道德”事情恐怕未必比符合“道德”的少多少。我们再来看看“黄绍兰的悲剧”，在这个骗婚环节中，黄绍兰明知道黄侃并未离婚，却去和他领结婚证，怎么完全能怪黄侃骗婚呢？具体当时的情况也只有当事人明了其事而已。至于“自己明知……却……”每个人都有说不清楚的时候。
再引一例看看
请在一下的三位先生中选出一位你认为能造福全世界和全人类的人:
A先生他笃信巫医,包养过两个情妇,有多年的吸烟史,嗜酒如命.
B先生曾经两次被赶出过办公室,每天要睡到中午才起床,一天要喝一公升白兰地,曾有吸食鸦片的经历.
C先生他曾是国家的战斗英雄,是个素食主义者,从来不吸烟,偶尔和一点啤酒,年轻时从来没有犯过罪.
如果你的头脑没有问题的话,你一定会选择C先生,
可是我很遗憾地告诉你,
你错了.
如果你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了解一点的话,你应该认识下面的这些人:
A先生的名字叫——富兰克林·罗斯福
B先生的名字叫——海因茨·丘吉尔
C先生的名字叫——阿道夫·希特勒
孔子曰“有言者非必有德”这说明立德和立言的相互分离，“立德”、“立言”“立功”三者统一只是实现人生价值观最高追求，实现三者统一则为圣贤。然人却有人分贤愚、才有高下。由此德言的相互组合以及德言的进一步细分，必组合出各色人等。君子以立德立言立功作追求的价值目标自无疑义，德言不统一已必阻碍此人更大的发展。然德与言不相统一时，如何评判此人则生疑窦。其实评判人物本就是主观性和功利性的事。我们只有确定了评判的客观标准，才能再下评判。如对其德行分别评判一分为二自无疑难。如非要从整体评判，则往往以人的历史和社会作用作评判标准。此时对其德言再行细分，如其德行有亏只是个人私德，而无损公益则应给与更多的包容。如其德行反历史反社会必不能容。同是立言,也有不同的价值标准,以功利划分,经、子、史的价值高于辞赋等纯文学作品的价值.
立德无形,立言有凭。立德虽然重要,却是大相无形。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道德的最底线是不要防碍他人、防碍社会，对同性恋的宽容，可见社会对人个体性的尊重已大为宽松。立言则一直被知识分子视为实现自身人生价值的手段,曹丕就曾言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再极端一点，立言可看作是知识的增量，只要认可其言，给人以启迪，我看其言出自何处自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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