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钧日记文选匆匆一瞥(原创非首发)
陈伯钧日记文选匆匆一瞥陈毕业于武汉中央政治军事学校，早年曾参加南昌起义；在苏维埃时期曾任红十五军军长等职；抗战爆发赴抗战前线，任三五九旅旅长和抗大二分校校长，之后作为七大代表从晋察冀返回延安。中册主要就是他在延安这段时间的内容。
关于这一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研究都在追问中共为什么会取得胜利，比如塞尔登即以延安道路来命名（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我记得他非常关注纵向领导和双重领导的变化以及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等问题。高著（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则提到延安的社会生态，论述了大量外来青年的涌入以及高度集中的军事政治组织形成等问题；延安的阴影则论述了“特货”问题（好像），陈在日记中也提到“特货是今年边区经济依赖的唯一出路，其重要性差不多也好像整顿三风一样 ”（1942年6月25日，第740页，中册并多处提到如何做征收特货的工作）。上面所提的书论述的主旨多不在社会史方面，但多少也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另外陕西本省也搞了一些类似边区人权保障史、法制史、行政经济史稿，但由于问题意识的欠缺，只可作为资料的索引。倒是李智勇的博士论文尝试以社会史视角来重新审视陕甘宁边区史，但结果是新瓶装上了旧酒，并没有什么突破。
从他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陈的生活网络,即日常活动的内容,比如与什么人交往和与妻子的关系；其在整风运动中的表现及其在整风前后的变化；作为三八五旅副旅长自然更多的会涉及到军队中整风以及内部的具体人事关系。我最关注的则是他日记中涉及的延安在社会层面的内容，尤其是军队与社会的互动，军队在当时延安社会起到什么作用，军队与党政等系统的关系。
中册：士兵嫖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金钱交换，还带有秘密恋爱的性质。陕北民间的习俗，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应可理解，但带着“现代性”的眼光来看似乎就是落后的“嫖娼”。
中册中有一段话颇堪玩味：我们在陇东方面不能大搞走私，只能搞点小的，但和别的部队一样也背上走私的名声。这段话似可证明军队走私现象相当严重，可能已经形成一种风气。
下册中记载西华池事件中退伍军人走私，因而和地方政府发生冲突，军队支持退伍军人。（党政冲突）—1941年后立法，就是针对此类事件的层出不穷，但到底实施的效果如何呢？
军队要生产自给，通过什么手段来完成，一方面要统一拨出资金等，进行开垦；一方
面又要经商，而军人经商，政府如何制约？能否制约的住？
王老（王维舟）强调在工作中并没有以他为中心，有不尊重他的现象，应该加强党的一元化。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即言中共当时并不重视政府，不注意法律和制度的建设——尚须进一步研究。
下册第1025页
\"归来后去王家坪看叶、罗、林等同志并中餐，闲谈中扯到大会后的军事建设及工作问题，以后又联系到历史问题，将一些所谓工人政委夺权清算了一番，认为这正是夺取军权的具体实例\"。
1956年4月12日刘伯承致陈伯钧信提到：
就粗了解实际情况，似应从去年传达全国党代表会议所提16项赞成与反对什么中所提的那样：一方面反对经验（保守）主义，另一方面则反对教条主义。教员、研究员中近年学到了几条，是否有教条倾向？学员方面则又相反。望认真检查一下（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有就有，少就少），而后决定提法“反对”或“防止”教条主义，如只是倾向，则为防止（照以前说法），以免伤研究锐气。
从此信中可看出刘伯承对是否出现教条主义持怀疑态度，认为应实事求是的检查——此事应与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联系起来看，在这次会议上严厉批评了刘等的教条主义错误。 最好加上出版信息，以及其他的一些东西，这样比较完整些。欢迎来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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