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诗的文本解读、个人化写作、意象选用及其他
——一场缘于《秋天的阳光慢慢降落 》的三人笔谈叶克、AC1982、 飞呀我
AC1982：阳光慢慢降落
导致的居然是越来越浓的夜色
在爱情中诗人丧失了感悟自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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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克： 阳光慢慢降落的结果不是夜色越来越浓，那我问你是什么呢？而且我此处的“越来越浓的夜色”也有别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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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1982：太阳慢慢降落才导致夜色越来越浓，阳光慢慢降落的结果当然是光明了，“越来越浓的夜色”当然可以有别的意思，但需得夜色真的来临。我似乎忘记了，这样的解读或许过于理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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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呀我：“越来越浓的夜色”并不决然表明作者的悲观主义倾向，只能表明作者的不自信或者其他的心理消极倾向，我认为。这句话是叶克此诗的解读瓶颈，前面部分或者说掩藏主旨也可，阳光降落提供了欣赏角度，美学的欣赏关键在于光线的亮暗，“慢慢”两字说明了一个渐进的过程，阳光慢慢降落，每向下一次都提供了不同的角度，所以“欣赏”她也是多角度的，多维的，但每个角度的她都是完美的，所以才发出“你必定受到了自然的眷顾/你必定受到了命运的青睐”的感慨，虽然作者是以平静的口吻说出的，但掩饰不了惊叹。作者对她的欣赏是双重视觉的，空间的“每一个角度”与时间的“慢慢”从而突出她的完美性。而为何最后出现了“夜色”呢？显然作者从她联想到了自己，像楼上的“啊”去掉的说法是不成熟的，她的完美与自身的对比产生的一定“背谬”生出的叹息在此是何其自然。在诗的意象上，阳光降落从而夜色降临是承接的，在深层意义上，读者对自身的感慨通过夜色来加强，或者可以说有了一种“自惭形秽”，心理的消极一面出来了。用通俗的话说，叶克在面临：“她那么完美，我呢？”这样的问题出现了回答困境，我觉得此诗的精髓就是叶克兄回答这个问题时的心理。不知叶兄以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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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克：感谢\"飞呀我\"的解读.根本不用问他的解读是否符合我的愿意,
这不重要,读者拥有他自身的独立,作者在把东西交付了
以后也变成了旁观者,他和读者没有什么不同.已经成形的产品
自由流通,谁都可以说,按自己的感受说,如果是这样,你的就是正确
答案,作者没有批判是非的权利.
我认为飞呀我的解读很好,当然我不是说他的解释就是我的原意,
他表达了自己的感受,他尊重自己的感受,这很好.我们不是评论家,
我们都是读者,我们不去做他们那一套,因为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无须
顾虑作者,我们只重视自己的感受和想法,我们为自己而读.
许多人总会说,现代诗读不懂,当然,如果你想的只是如何去接近
作者的意思,你总在那里想;作者他到底要表达什么呢?这样怎么
可能读懂呢?我们不是作者肚子里的蛔虫,他想什么谁知道.我们读诗
不是为作者,是为自己,所以你应该更多的问:我是怎么感受的,我是
怎么想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想这是读现代诗歌的基本原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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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呀我：叶兄说的好极，对诗歌内核的把握是多元的。任何一统性的解读，我认为对作者自身以及诗歌都是一种灾难，而正因为这种灾难使读者烙上了“不懂”的话语尴尬，因为读者扣问的对象不是诗歌和自己的灵魂，而是一个无法捉摸的作者的灵魂，读诗的指向性这种形式即已错误，何谈内质的把握。这是当代对诗歌不大了解的读者的误区，试想中国诗歌在这样的读者群面前，如何体现诗歌的魅力？因此所谓的个人化与知己化的标签便贴在了诗人的身上，这实在是因为自身鉴赏误区导致的对诗人的盲目或曰错误定位，诗歌走向边缘的原因之一极即此也。叶兄所表达的观点跟弟一贯宣称的不谋而合，感我所感才是真正的解读，而令我惊讶的是一些写诗的人却仍坚守着唯一的绝对化的解读，那个解读的结果即是作者的思想，所以一旦读者的解读跟作者的相悖即被作者斥为胡说，“你没看懂”等等，叶兄所谓的“诗写成了，作者本身也成了读者”的观点应是个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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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克：这里我有想到一个问题，诗歌是不是经得起讨论的，它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讨论，它的界限和范围在哪里，它是否能够进入学术区域，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们又如何就诗歌进行交流和对话呢？这里似乎存在某些悖论。但实际情况显然是，诗歌需要被言说，这是必然的，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努力地去趋向一个正确的讨论范围，哪些是该讨论的，而哪些又是不必要的。当然，这是一个永远无法完成的事物，它不能也不必要被终结，但是作为一种理念或原则，它应当在我们讨论者的心中，从这里出发，我们开始所有的对话。
承接上一次的意思，再说几句。我想，佛教有关执着的观念对于诗
歌的讨论和阅读是有启发性的。佛教讲究的是不能执着，要全力破执
，我认为这个观点是可以引进的。我们对诗歌的讨论也好，阅读也好
，也要破执。破什么呢？首先要破除各式各样的条条框框，把那些束
缚我们的东西放到一边去，当然，这里不是要我们走向极端的相对主
义，一些基本的，的确被证明是有价值的东西应该得到保留，不过即便是这样，我们对这些保留的东西，也不是教条式的接受，而应该是先经过我们的心灵和头脑，不是粘贴，而是真正地内化于心，否则还不是自己的。在进行了这样一个基础性的破执以后，下面的工作就将
变得较为容易，这就是我在前面的发言中提到的以及别的尚未涉及的。
我这里还有一个较为具体也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如何看待个人化写作个人化阅读以及大众化写作大众化阅读，不知道这个问题说清楚没有，是不是问题本身有问题。这需要大家讨论，我自己也还要多去了解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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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呀我：先承接我以上所谈：有关诗歌解读问题。在此，我想提出两组相对的词：意象的开放性与意象的封闭性。意象的开放性指的是破除接近作者思想深度的一元主义，对意象实行读者见仁见智的多元解读或者说自由化解读；意象的封闭性指的是以作者的思想作为惟一指归的单向度解读。因为自由诗“意象”概念的引入，既成为自由诗区别于古体诗的特质，同时又成为诗歌解读的瓶颈，也可以这样说：对诗歌的解读就是对意象的解读，意象体系的集结成为诗的外在形式。我们这一代的不幸是受了正统教育的毒害，从而反叛自身不是从反叛“我”开始的，而是从反叛社会同质性的意识形态作为反叛的起点，这样，对“我”的反叛周期相对地就降入了另一个年龄点，导致一批人走向成熟的时间向后推移。诗歌也是一路受了意识形态的强奸而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以“中心思想”、“主题”、“作者通过……，表现了……”这样的词句模式把诗歌的解读推入了误区，于是我们都在问：“这首诗作者在表达什么？”而不是我从中感知到什么，我想从中捕捉什么？从独立的“我”这个主体降为寄生于作者意识倾向的思想附体，如此，诗歌怎能读懂呢？所以常见的诗歌评语是“不知道在表达什么”，而不是“我从中看到，……”。我认为，诗歌解读需要从“他”的角度置换为“我”的角度，从解读的客观主义置换为解读的主观主义，从一元主义置换为多元主义，如此，所谓的解读才成为可能，才有意义。
再承接叶克的问题。诗歌能否与学术合流？我认为可以，也就是说诗歌是可以讨论的，同时面临的问题是讨论的范畴。我既然在意象上作开放性的诠释认同，那么在范畴上，我也认为是开放性的。叶克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哪些是该讨论的，而哪些又是不必要的”，这是从讨论的意义上的质问，可以置换成这样的话语：“哪些讨论是有意义的，而哪些讨论又是无意义的（无意义所以不必要）”。我跟叶克不同的是，在事实判断上，提倡讨论范畴的无限制，不设置任何讨论禁区；因为如果作为一种学术来讨论，那么贵在质疑，一切可怀疑，包括怀疑本身，任何设置樊篱的形式都是对思考的人为干预，即使那些讨论在我们看来是无意义的，现时代的特征之一是价值同质性的消解，走向价值的多元，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价值没有客观统一的标准，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价值的标准，因此应该对每个人的价值选择给予尊重，所以在我们看来无意义的讨论是基于我们的价值标准的选择，而作为另一些人基于他们的价值标准或许就成了有意义的。因此，我尊重多元的讨论，包括学术与非学术的。在价值判断上，可以免除一些不必要的讨论，但这个“不必要”的内容也不是统一的，每个人心中都可以有不同的“不必要”，你可以认为这方面的讨论是不必要的，你也可以认为那方面的讨论是不必要的，但你不可以强迫别人也接受你的“不必要”范畴，各人心中各有不必要。
其实，叶克所谓的“破执”即已表示了他的多元立场。
就我个人立场，我比较欣赏西川1986年所提出的“知识分子写作”，即保持独立人格，高张批判精神。但到了王家新、欧阳江河等人于90年代鼓吹的“知识分子写作”则变异了，话语的涵义被他们解释为代表他们利益立场的一种标签，这是对进入九十年代后诗歌退潮现象的一种反拨，企图以此来延续诗歌的主流寿命，但终于拗不过时代语境的转变而寿终正寝趋向边缘。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一定程度上有精英化的倾向，也就是诗歌写作的个人化，但我把它加一条：嵌入一定的时代背景以获得同一话语环境的人们的共鸣，这样，就免除了对现实语境的脱离而进入空泛的危险，同时与韩东、于坚等人的“民间立场”趋于相对的一致性。在这个层面上我的诗歌立场是个人化的，在阅读上，我并不大关心，因为诗歌不是职业，它只是一种理想，职业需要多数人的关注而理想注定是属于少数人的，我不需要别人的认同而只是表明自己的看法。我想，“问题本身有问题”是任何讨论必然面临的困境，讨论一旦深入，那么问题在逻辑上就是环环相扣的。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一个地去解决问题。
“个人化写作个人化阅读以及大众化写作大众化阅读”就是自我与市场的矛盾，所以在这个当口，有必要提出一个困惑我已久的问题：对于大多数诗人来说，诗歌是高雅的，但是诗歌如果选择高雅则意味着面临市场（或者读者）的排斥，如果选择通俗则意味着对自身的背叛，对此两难困境，诗歌和诗人的路向应做如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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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1982：首先，为我轻率的解读表示道歉，我发现那是错的，这源于我轻率的阅读。但或许这从另一方面表明读者的解读权力并不是无限的，这很可能就是飞呀我所说的“事实判断”问题，但诗歌中有纯粹的事实判断吗，诗歌特别是抒情诗，它的意象往往是凝结了诗人的感情的，我们经常被一种所谓“不动声色”的言语所误导，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可以尽量趋近“不动声色”，但无疑完全排除是不可能的，更何况诗歌就是要表情达意，即使是《意象群》这样的诗歌，它也必先在诗人心中唤起某种情绪，这种情绪无疑可以用一两个抽象的词或句表述，但这样过于精确以至于导致不精确，所以要用意象。
现在说为什么有些诗看不懂，这绝不是说要去追求作者的本意，毋宁说是要追求诗的浅层意义。我说诗不是怎么解读都行，是说诗有一个基本的文本意义，诗人用诗表达出他的感情，诗的谴词造句就会受到他感情的影响，好的诗必然是自律的，就是说它的词的意义必然由它在整首诗中所处的位置决定，如果诗不是自律的，我随便说几个词都能成诗。那一首自律的诗为什么还看不懂，那时因为这个文本对诗人本人或少数人来说是自律的，但对别人来说并非自律，你看毕加索，他的一些画让你很有感觉，于是你将其作为诗歌的意象写下来，而对那些不知道毕加索的人来说，实在不知道你要说什么，这时，他就问你要说什么，就是说你用你的文本达到的什么含义，但你以为这是要追求你的本意你就错了，他是要知道你的本意是否和你的本文相契，当不相契时，他就会讥讽你，当相契时，他或者满足于你的本意，或者有所拓展，这时你就不要管了。正是由于过分地弱化作者的作用，造成一些伪诗招摇过市，在不必追究作者的原意的时候，我们倾向于认为自己审美能力不够，知识储备不足，而放任了这种诗的存在，诗一旦写成，只要解释，总能说出些什么，但却很可能是过度诠释了。打个比方，假设鲁班是诗人，他发明的锯子是诗歌，现在他把锯子往我们面前一丢，说去领悟吧（每个读者都可以有自己的感受），那我们实在看不出来，他说这是锯子，是的，我们知道这是锯子，但这有什么意义，它到底用来干什么（追究它的本意），鲁班说，哎，你们何必追究我的本意呢，好吧，告诉你们吧，它可以用来锯木头。这样我们就知道了，而且我们甚至会引申出去，它也可以锯人，我们追问本意并不意味着停留在本意，但我们要引申确实需要本意，它让我们不至于把锯子当柴烧。
现在说说我所谓的大众化写作，一些人认为这是迎合市场口味，但市场口味并不是现成的，它是引发出来的，那些庸俗的作品并不是先天的就迎合了市场口味，毋宁说它创造了市场口味，今天，文化人不去用好的作品重新调整市场口味，而在这固步自封，这种现象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讽刺、可以入诗的好题材。知识分子写作的诗歌一两篇可以，倘若都是这样，别说市场不接受，同行都会感到阅读的困难，当然，战胜这种困难将带来无限的乐趣，但诗歌何时成了哲学的附庸？
谈谈对“夜色越来越浓”的看法，窃以为并非什么诗人自卑情绪的流露，而是一指夜色确实越来越浓，二指自己被陶醉了，这二者有同质的地方。若说自卑，感觉甚突兀，且与全诗意境不符，而且“啊”字，更像是一种赞叹的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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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呀我：我所谓的“事实判断”不等于“叙事（1）”，跟AC兄的“事实判断”是不同的。我在解读这一层面上用“事实判断”来作为自己的一个视角，但并不要求在诗歌中作“事实判断”或者“价值判断”。我不清楚利奥塔宣告“宏大叙事的消失”的时代背景，作为现在中国的诗歌环境，是否有“宏大的叙事”我不敢断言，但“叙事”是存在的，叙事并没有消失，我反对诗歌对现实语境的脱离而做纯粹的知识架构或者其他，这与我的个人化写作并不矛盾。个人化写作是“我”这个主体的主观写作立场，这不代表对现实的抽离而进入孤高的形而上。但诗歌叙事的成分又不等同于做判断（不论是事实判断还是价值判断），做判断很容易陷入的一个误区是做出肤浅的判断或者无法判断，尤其是诗歌这种文体。80年代的朦胧诗就是这种做判断的诗歌，虽然在后极权时代的短暂思想真空里赢得了饥渴群体一致喝彩，这是特殊时代潜藏在人们心中的对权力话语（如政治抒情诗）的反感的延续而适时出现的共鸣，但是82年后，朦胧诗群作为一个群体却不复存在了（洪子诚），为什么呢？这留给我们诸多思考。我认为朦胧诗的判断是另一种形式的政治抒情诗，对极权时代抒情诗的全面解构，但却是不成功的判断，仅仅停留于批判上而没有深层的继续扣问从而提炼其背后的东西，所以陷入了肤浅，也就是西川所谓的“叙事（2）并不指向叙事的可能性，而是指向叙事的不可能性，再判断本身只能留待读者自己去完成”（西川《大意如此.序》）。基于以上的分析，我提出的观点是：可以再判断，但再判断最好能深入，否则，宁可停留在提问上，而问题的答案可以各自按照自己的价值标准来填充。这样有两个理由来支撑：一、避免肤浅的判断误导读者；二、摘掉“真理的代言人”的面具来。
（续）AC兄所谓的“读者的解读权利并不是无限”，我想包含着这样的意思：读者本身的局限性。这与我所说的“开放性解读”并不矛盾，读者若要解读必要有特定的基础作为突破前提，而若读者不具备解读的能力，自然开放性无从谈起，AC兄下文所举的毕加索的例子即说明了这一点。联结AC的质疑与我的观点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开放性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读者在自身的特定条件下作出合理的解读。我提出开放性的解读是为了破除读者受限于作者思维的樊笼，从而使诗歌的解读具有多元的特征。至于鲁班这个例子，我想提出自己的看法：鲁班的锯子是实物，我们的思维已经把它定格在“实用”的基础上，但是锯子一定要用来锯木头吗？AC兄怕锯子被人当柴烧了从而失去锯子本身的特定用途，但倘若人们没有锯木头的需要呢？其实我说的这些都是废话，AC兄可以反驳说：但如果用锯子来锯木头，然后把锯下的木头当柴烧不是比单纯烧了锯子本身更有前途吗？我想说的是假若锯子除了“锯”这个单一的使用价值外还可能有其他诸种使用价值，人们可以发挥他的想象从而使锯子具备多种多样的用途，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鲁班告诉人们锯子是用来锯木头的会不会束缚了锯子的其他使用价值呢（可能性）？“开放性解读”为的就是这一层束缚，为了使读者有更广阔的独立思考空间，也就是说它只是为了“避免”与“防止”。当然AC兄也可以说：如果鲁班告诉人们锯子是用来锯木头的，人们不是照样可以独立思考，而且可能增加了一个前提从而使它的用途更加广阔；或者，如果鲁班不告诉人们锯子可以用来锯木头，人们可能根本就想不出它有什么用途。承接我的观点，进入诗歌的层面，我的理由是：作者告知读者自己写诗的本意要比作者从未告知读者自己写诗的本意所产生的后果要坏得多。虽然作者告知读者自己写诗的本意可能出现“可能增加了一个前提从而使它的用途更加广阔”但事实往往不是这个样子，读者的思维习惯是“作者在表达什么”，知道了作者的表达等于是读懂，否则是没有读懂，如果作者告知了，那读者认为解读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只要循着作者的告知去探索诗的脉络即可，有共鸣最好，无共鸣也无所谓，试问在知道作者本意的前提下进行再思索着几人？如此，“更加广阔”的结果将无法产生或者可能性很小；虽然作者未告知读者自己写诗的本意可能会出现“可能根本就想不出它有什么用途”，但读者将处于不断的追问中，如果依照读者的思维惯性，最大的可能是无限接近作者的本意却永远无法到达，但这肯定是读者的解读方式，虽然在解读的终点上依旧套上了绳索，但他在思考，他在解读，这解读一定是自己的解读，而且读者的解读是无法着陆的，他只能悬在空中没有依赖的解读，而不会因为作者的告知往预设的套子里钻，同时没有人告诉他这解读是正确的，就是作者的本意。基于以上的分析，我的结论就出来了：不是开放性解读就完美无缺，它有缺点，但它的缺点相比于其他的解读方式缺点最少。当然，不是说作者一定要沉默，不把自己的本意亮出来，做为一种参照，作者有自己的自由说出自己的本意，但最好在诗完成后，诗人自己也成为读者，参与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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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1982：飞兄认为诗歌叙事的成分又不等同于做判断，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至少诗人作出了审美判断，诗人不可能把美的东西写出来自己却不觉得美，诗人的选材、造句都已经凝结了他的判断。而如果在表现善的东西时，诗人更要作出判断，此当为价值判断，有时诗人不敢或不能作出判断，是因为事情的复杂性远远不是善恶分明的，但并非没有善恶，而是善恶交织在一起。我以为政治判断之所以在诗歌中淡化正是因为它过于简单且粗暴地划分善恶。诗人写出善恶、美丑交织的诗，其实际上隐含了这样的要求，对事物不可简单的归类，这是诗人对读者的要求，也是读者对诗人的要求。好的诗人必须做真理的代言人，即使他认为世界没有统一的意义，他也必须把他所认为的这个“真理”写出来，并以特殊的情感方式说明理由。
另外，我反对个人化的写作绝不是反对诗人有个人化的情感，恰恰相反，诗人必须有个人化的情感，同一个思想会因为不同的情感而折射出不同的光芒，甚至一种情感就意味着一种思想。我是反对语词、意象的个人化，一个很少见的意象，由于诗人偶然得到而放出光芒，但因为少见，其可通约性变得很小，这就需要进一步解读，我以为最好是诗人通过诗歌本身已经显现此意象的内容，但由于种种原因，诗人并未做得尽善尽美，但有些诗人根本不做，以为这保持了最大的开放性和自由度。我去过云南，我认为那很美，现在我直接用这个意象表现美，你没去过，你不知道那美，那我认为我不应该告诉你那很美，你自己去看一下就会觉得了，甚至你还会有其它感受，这样这个意象就显出不同的、多义的情形来。问题是这样还要诗干嘛。正确的态度是我告诉那很美，并极尽能事描绘。我不去也能感觉那怎么样，或许我去了之后发现你的诗歌与事实不符，但有你的对照才加深我的印象。我的意思是要再判断，但如果我不知道诗人呈现在诗歌里的判断如何，我如何再判断。诗人不是真理的代言人，这是因为适合诗人的并不一定适合别人，但诗人必须对诗歌作出属于自己的真理式判断，借此判断，读者或共鸣或反驳，这不应该由诗人管。有些诗人特别怕自己的诗歌说出了什么，以至误导读者，结果过于开放以至于自己都知道自己想说什么，恰恰是在这种情况，诗人在为读者考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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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克：看了飞兄和AC兄的讨论，让我也产生不少的想法，深入了先前没有深入的地方。也许我习惯了写诗歌时候的感性和放任状态，所以当我试图就诗歌来理性的理论的阐述时，总难免会有一种无力的感觉，而且我以前几乎没有涉及过诗歌理论方面的东西，我接触的全部是诗歌本身，如果说我有某些对诗歌的看法，那也基本只是个人的感受和体验，算不上什么理论。其实我也会偶尔尝试去想，去写一些诗歌理论方面的东西，但一直却没有什么东西出来，当然我实际可能也有些有意无意的回避这个问题，可能我不小心养成了通过诗歌本身来体现自己的对诗歌的看法的习惯。
下面我就说说自己的感受吧。我觉得诗歌首先是个人的，然后才是大众的，诗人必须先得自己被他所欲表达的周围的事物所打动，为之怦然心动，为之陶醉甚至痴狂，然后在一种自由无拘的状态中奋笔疾书，他不去细细考虑他所表达的对象的具体尺寸，他不被长宽高这样一些具体的物理的客观的东西所羁绊，他能够“白发三千丈”，也能够“扶摇之上九千里”，他应该具有风的本领，上天入地东南西北无所不能，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可以不识人间烟火。
当诗人被某个东西打动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有义务成为通道和出口，让那些在心中蠢蠢欲动的东西凝聚成形然后落地而生，他对那高高在上的天，灿烂的星河，自然中神性的东西以及人性本身负责，它们因为你的存在而彰显自身的光辉。不需要有某一个具体的个人，具体的集团甚至具体的国家预先成为你的诗歌的受众，你需要尊重的是诗歌王国本身，诗歌王国里的每一个族类，那些真正的语词和句子，所有这些都指向一个高远辽阔的无封闭空间，这里没有特权，这里没有城乡的隔离，这里没有人的不平等，这里没有法律的偏袒，这里没有各种名目的乱收费，在这里是自由的平等的，每一个字都发挥自己的价值，在自己应该的地方燃烧。
诗人不用深思熟虑，自由的想象是至关重要的，想象是他的翅膀，有了它才能飞翔，去抵达那些神奇的部落，去深入那些遥远的国度，也就是说他不能象小说家那样狡猾，不能象理论家那样计较，他的脑袋可以在身体之外象芬芳一样游荡，在草丛花朵和树木之间飘逸，它可以在肥沃的土壤里沉睡，可以在清澈的河流中任水流丝丝滑过，它还可以在天空里象风鸟一样憩息。
诗人应该是真诚的，是忠诚的。因为是真诚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有时候象孩童一样天真和幼稚，可以看到他轻易的为美而冲动，或者在突然之间泪流满面，或者在突然之间孤独绝望，或者在突然之间
手舞足蹈。因为是忠诚的，所以他也许会把自己的事业视为神的事业，他也许会保持一种执拗的清高，他也许甚至会对许多东西采取偏激的蔑视和嘲笑，甚至会非此及彼，只能在极端之间的某一端树立自己。因为真诚，因为忠诚，所以他决不能圆滑，不能中庸，不能是老好人，他应该棱角分明，憎恶分明，对一些人长出荆棘和刺，对一些人开放花朵和笑。
诗人有时候是如此脆弱，有时候又是如此坚强。他在花朵和钢铁之间走动，他在泥土和岩石之间游移，他在水和火之间飞翔，他在眼泪和微笑之间沉浮，他在死和生之间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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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呀我：我对个人化写作是这样理解的：诗歌主体的个人立场，诗歌内容的个人表达，如此推出的结果是“情感的个人化”与“语词、意象的个人化”（3）。在第二点上与AC兄是分歧的。
AC兄提出的疑问或担忧是——少见的意象因其少见而使读者陷入解读的困境。一、我先要反问的是何为多见的意象？我认为多见的意象无非是那些名诗人反复使用而使其出现了一定的光泽，产生了特定或相对特定的内涵的意象，比如黑夜、黎明、星星、光、麦地等。但这些多见的意象产生之初呢？我们可以看到，多见的意象是由少见的意象演化而来的，如此何必怀疑少见的意象的前景呢？二、当然在读者的理解上，多见的意象为读者创造了一条很便利的通道而进入作者的思维视野，但同时也造成了读者的思维惰性，容易产生填充式的理解、一元化解读，从而使诗歌的灵活特性消失走向枯燥、单板；如果因此而出现一致的解读，令我怀疑人类思考的价值，如果一个画在纸上的圆圈被人们一致认为是鸡蛋，其后果不堪设想；三、多见的意象毕竟有限，需要不断的挖掘诗歌语言的独特性，从少见的意象中产生更多的多见的意象，而不致使意象处于停滞发展状态；而且80年代引入意象就是因为它的不确定性才显示出了诗歌的独特魅力，如果意象的涵义是确定的，那么意象本身就是毫无价值的，跟普通的语言无所区别，意象的意义在于设置了一个开放的解读背景，至于对这一背景如何理解，你有你的思维方式。四、如果语词、意象的非个人化，极有可能使诗人丧失了表达的个性。当然，AC兄并没有说不提倡使用少见的意象就要提倡使用多见的意象，而是说“最好是诗人通过诗歌本身已经显现此意象的内容”，意思是说少见的意象可以使用但必须“通过诗歌本身已经显现此意象的内容”。反对语词、意象的个人化的两个维度是提倡使用多见的意象和AC兄说的“最好是诗人通过诗歌本身已经显现此意象的内容”，以上是对提倡使用多见的意象（当然不是AC兄的观点）的反驳。我觉得AC兄的观点其实可以进一步窄化，如果使用多见的意象，那它自然纳入了“通过诗歌本身已经显现此意象的内容”的范畴，（以上我已经分析了这样做的危险性）现在剩下的问题是使用少见的意象也能达到“通过诗歌本身已经显现此意象的内容”的效果。这句话如果加上一个条件：同时能够表达作者自己的感情，那么我不加以反对，相信这也是AC兄的意思。我想除却那些刻意隐藏自己的感情或者刻意刁难读者的诗人（这也是我所反对的），所有的诗人都在努力做你所说的理想：自由使用意象表达自己的感情，同时通过诗歌本身显现意象的内容。但由于诗人面临如下的矛盾：如果显现意象内容即无法深刻表达自己的感情，若要深刻表达自己的感情则无法使意象的内容显现；而单纯使用熟悉多见的意象又容易丧失诗意。
通过以上分析，我认为AC兄反对的是刻意刁难读者的捂词、意象个人化。这样的结果多少让我吃惊，我的观点居然跟AC兄的观点殊途而同归，而不是我在开始所说的“分歧”；但不知AC兄是否提倡使用多见的意象，倘此，分歧就产生了。
我的分析是基于主体之外的，而叶克兄的分析是基于主体之中的，我们都是个人化立场，如此构成了个人化立场的两个方面。但可能在具体的理解上有些差异，需要进一步讨论。
还有一个问题是诗人是否该成为“真理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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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1982：我认为多见的意象不限于传统诗歌曾经出现过的意象，多见就是我们生活中所常见的，我是倾向于提倡这个的。另外，即使是传统诗歌曾经出现过的意象，也没多大关系，有时恰恰是在我们已熟悉的东西上翻出新意才更具效果。
关于诗人是否该成为“真理的代言人”，我觉得该
我所欣赏的诗人应该传播关于“美好生活”的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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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呀我：我认为诗歌的最大特点是含蓄，半收半张，所谓的韵味即此也。如果诗歌的解读是开放的，那么意象的存在并不致使读者出现解读的困难。“生活中常见的意象”没有一个度，无法界定何为常见与不常见，如果诗人对受众的定位是诗人，那么显见范围要宽广，那么对于大众是生僻的意象对于作为诗人的受众却是常见的；如果受众的定位是非诗人的知识分子，常见意象的范围又要缩小；如果受众的定位是大众，则又要窄化。可见，意象是否“常见”取决于受众的知识程度，读者对诗歌的要求是由他们所属的受众群体的特性所决定的（即立场），诗人不可能满足所有人，只可能满足与诗人自己的立场相同或相似的受众群体或具有相当文字敏感度的读者群。有一种说法是诗歌应该让大多数人都看懂，那个大多数很可能就是大众，那么诗歌写作必然要选用属于大众的话语系统，那么大众之外的群体呢？那些属于少数的少数人怎么办？这样的做法对受众是有所偏废的。诗人写作必然表明了他的相应立场，所以不能改变诗人的写作立场而一味进入大众阅读的范畴。我坚持的个人化写作，或者也可以说是自由主义式的写作相对是比较健全的：各个诗人以自己的立场为出发点写作，那么他的诗歌受众是相同或相似立场的群体；各个诗人以自己的知识系统作为写作资源而创作，那么他的诗歌受众是具备相当知识体系的群体；这存在一个自由选择的过程，而不是刻意为之的“应该”怎样，每个群体都有它这个群体的“代言人”。就像葛兰西说的：各个阶层创造属于本阶层的知识分子，并坚持这个阶层的立场发言。援于此，各个群体创造了属于本群体的诗人，并坚持这个群体的立场发言，如果诗人坚持自由主义式的创作，那个各个群体均会有属于本群体的诗人——自由选择就是：诗人在寻找他的群体，群体在寻找他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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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叙事”不单单指叙述事实，还包括判断；跟西川解释自己在90年代写作的叙事倾向而使用的“综合创造”一词的意思相近。所以我说“不等同于做判断”。
（2）指的是做判断的叙事。
附录：秋天的阳光慢慢降落 作者：叶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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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的阳光慢慢降落
依窗而坐
晚霞撒满你垂垂的秀发
从每一个角度欣赏你
欣赏你无穷起伏的青春
欣赏你的活泼，微笑
欣赏你的纯真和忧伤
我想
你必定受到了自然的眷顾
你必定受到了命运的青睐
你才具有了希腊大理石雕塑
每一个角度纯质的美感
轻轻地环绕着你和世界
啊，越来越浓的夜色
首发网址：http://bbs.znuel.net/main.htm 本篇讨论稿作于2003年，ID“飞呀我”是我，当年的讨论虽显稚嫩，但也指向了一些问题的内核，如今离诗歌越行越远，读来颇为感慨，当年的那帮兄弟均已散乱于江湖。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继续讨论下去，呵呵，初来此地，交流为上 什么是思想。我都开始困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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