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爲樂之詞，樂爲詩之聲——論《詩經》的音樂性
詩爲樂之詞，樂爲詩之聲——論《詩經》的音樂性
內容提要：從《詩經》的語言角度來講，多有韻，故爲吟詠之詩。從中古文明的發展來看，文明源於勞動，而語言亦形成於人類的勞動過程中。由此可見，勞動與《詩經》的音樂性有着密切的聯係。宋代鄭樵《通志·昆蟲草木略》云：“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宗廟之音曰頌。”清人惠周惕於《詩說》云：“風，雅，頌以音別也”。可見《詩經》中的詩歌是按音樂來劃分的。所以，於吾所見，詩樂相融是不無道理的。
關鍵詞：《詩經》，音樂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相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鄭玄註云：“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永，長也，歌又所以長言詩之意。聲之曲折，又長言而爲之。聲中律乃爲和。”站在古人的肩膀中，吾不僅知曉了“詩言志”這一說法，更是獲悉了“詩樂不分家”這一傳統文學原理，顧頡剛先生也曾指出，賦詩是合樂的。今吾常疑，《樂》究存耶？或許《樂》正是《詩》的樂譜也未可知。今吾且以《詩經》爲例，談談詩與音樂的間的聯係。
一、《詩經》語言的韻律
周作人言，當漢字“最自由地出現並作爲純遊戲使用的時候，就遵循着一種與它的內容看似毫不相干的準則，這種準則就是節拍、韻律、節奏。”有時，有感的並不一定是詩的結構、內容，而是詩的組合搭配。“最原始的歌唱中的歌詞常常是同一呼聲或同一言辭的重覆。”
重章疊唱，於今日歌壇而論，無論流行或古典音樂中，吾等常可感同身受之。而在《詩經》中，其複沓藝術的運\用確也達到了其應有的感染效果，體現了較強的音樂性。
其一，乃疊字的運\用。它給詩句增加了美感，尤其是使詩句聲調和諧起來。舉例曰：“風雨凄凄，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風雨》）“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車功》）其中，“凄凄”、“喈喈”、“蕭蕭”、“悠悠”等讀來琅琅上口，適於吟誦歌唱。其二，乃復詞的運\用。交錯抒寫，反復婉曲，把事理講得透徹深刻。如：“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聲。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伐木》）詩句中的“矣”、“友聲”、“嚶”的反復使用，不僅便於記誦，而且唱起來更具引人入勝的效果。其三，乃雙聲、迭韻的運\用。讀來聲調和諧，韻律鏗鏘，尤其有助於人和事物的描繪以及情意的表達。雙聲有如：“蒹葭（jiānjiā）蒼蒼，白露爲霜。”（《蒹葭》）“參差（cēncī）荇菜。”（《卷耳》）迭韻有如：“窈窕（yăotiăo）淑女，君子好逑。”（《關雎》）“徏彼崔嵬，我馬虺隤（huǐtuí）。”（《卷耳》）
因爲詩歌是和音樂最爲密切的文學樣式，而中國古代的詩歌大多是合樂的，能夠歌唱。所以，詩歌創作特別講究聲韻音律。無論是《詩經》中的四言詩還是雜言詩，其“韻都是和諧的”。先以四言詩爲例，此詩採取偶句入韻的方式，“鳩”、“洲”、“逑”押韻，屬幽部，“流”、“求”押韻，亦屬幽部；“得”、“服”、“側”押韻，屬職部；“採”、“友”押韻，屬之部；“芼”、“樂”押韻，屬宵部。這種偶韻式支配着我國兩千多年來古典詩歌的諧韻的形式。再以雜言詩《伐檀》爲例，此詩句式結構整齊對稱，富有強烈的節奏感和韻律性。“檀”、“干”、“廛”、“貆”、“餐”押韻，屬元部；“輻”、“側”、“直”、“億”、“特”、“食”押韻，屬職部；“輪”、“漘”、“淪”、“囷”、“鶉”、“飧”押韻，屬文部。這樣的用法大大增強了美感。諸如此類，於《詩經》是屢見不鮮的。我們也由此可知，詩歌之韻著實非一般文學作品所能媲美。或者更進一步說，其聲律之美，與其音樂性是相當密切的。吾可堅定地說，祇有感性飽滿、語言生動的詩，才能打動人心，引起共鳴，才能令眾人易於記憶，樂於傳唱。
二、詩、音樂源於勞動
詩歌源於“人體在集體勞動中的有節奏的運\動。”在原始社會蒙昧人的生産過程中，他們使用不同工具從事不同性質的勞動，同時這些工具發出不同節奏的音響，這音響在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勞作中逐漸成熟，發展成爲樂器、音律。從另一角度而言，人們在勞動過程中從口中發出的各種高低長短不同的聲音，一唱一和，同動作的節奏配合以減輕疲勞。我想，現代人的體會可能更深吧，乏時用音樂來舒緩壓力絕非難以尋見之事。隨着人類思維及語言能力的發展，在這些呼聲上有意義的語詞便成了正式的歌謠。
魯迅先生在論詩歌的起源時說得很清楚：“人類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創作的，可惜沒人記下，也沒有法子記下。我們的祖先原始人，原是連話也不會說的。爲了共同勞作，必須發表意見，才漸漸地練出複雜的聲音來。假如那時大家擡木頭都覺得吃力了，卻想不到發展。其中有一個叫道‘杭育杭育’，那麼這是創作……倘若用什麼記號留存下來，這就是文學。”文學之於原始人是陌生的，但是，假若沒有了他們的勞動，也就沒有了詩與音樂。
石器的打擊是音樂，在現在當然是被歸爲噪音一類的。但是，當那個時候的人們以石器之類的工具作爲樂器，有節奏地敲打，繼而唱着簡單的歌謠（或許這歌詞並無確切意義），歡快地跳舞，於是我說，這是文明進步的象徵。《呂氏春秋·古樂篇》便有云：“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確實慨煞後人也。而其所歌所唱，莫非是生産行爲的重演倣真，或是勞動過程的回憶罷！
“音樂是倣效勞動音響而形成的。”人們熱愛這種音響，欣賞這種音響，進而模倣它，用這種音響來表現人們贊美勞動和贊美自己的思想感情。當人們看着自己的勞動成果，拍打樂器，唱着贊歌時，其情感是急於溢於言表的。
三、《風》、《雅》、《頌》皆爲樂
詩歌是人類情感抒發的需要。人生來就有情感，無論是喜怒哀樂，還是生活中的其它感受，都需要適當的發洩，而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詩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在現實生活中，詩歌實在是慰藉心靈，調劑精神，激昂情緒的最佳工具，這也是爲什麼先民在長期枯燥的勞動中必須借助詩歌來唱出他們的心聲的原因了。
“最低級文明的抒情詩，是以音樂的性質爲主。”故吾云：《風》、《雅》、《頌》皆樂也。人類在其生存環境中面對各樣人事變遷，其時是最有感觸可發的。
且以《風》談起，朱熹《詩集傳》云：“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詠，各言其情。”雖從愛情角度言之，但朱熹確也肯定了其“歌謠”性質。《國風》被分爲二南、十三風，其中，十三風皆爲地方樂調，如《大雅·崧高》載：“其詩孔碩，其風肆好。”又《山海經·大荒西經》載：“太子長琴，……始作樂風。”而稱二南爲地方樂調亦有證可考，《晏子春秋》載：“桀作東歌南音。”《呂氏春秋》書：“禹行水，見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往候禹于涂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吾於古人書中，漸感《風》爲地方樂調可信也。
是《雅》爲朝廷正樂，吾未嘗敢輕言否定之，反贊同焉。查考前人資料，吾知其“雅言”乃當時官話，又曰其爲“正言”，所謂“雅者，正也”，或稱朝廷正樂爲雅樂亦無可厚非。宋人鄭樵《六經奧論》云：“蓋《大雅》《小雅》者，特隨其音而寫之律耳。”《小雅·鍾鼓》載：“笙磬同音，以雅以南。”此處“雅”、“南”對舉，釋《雅》爲樂未嘗不可。“二雅”精華在其悲劇抒情詩也，或曰政治諷刺詩，或曰怨諷詩。這一系列批判現實，同情人民，抒發個人不平的作品，與其政治是不可分的。“周道始缺，怨刺之詩起。”或許人民未嘗敢直言諫王，於是抒其爲樂。從詩樂中，吾等可清楚地瞭解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前人之所謂“頌”者乃天子諸侯用於宗廟祭祀之樂，這對增強統治階級的權威具有相當明顯的作用。今人常用“歌頌”一詞以表對某人的敬意，據吾查閱《漢語大詞典》，此詞一解爲“歌唱《頌》詩，”吾疑此詞源於《頌》。《周頌·天作》産於西周，有如杜預云：“《頌》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此詩亦確爲歌頌西周太王遷岐，開拓岐地；文王承太王偉業，安於其地而治理之，奠定了周王朝的基業而作。如此“成功”之舉豈有不歌之頌之之理耶？於吾見之，今詞“頌歌”亦同理也。
四、結語淺\論
吾等常曰“詩歌”，“詩”與“歌”確也互通，《詩》與“歌”亦互融。筆者姑論於此，甚爲惶恐誤漏頻頻。且以鄭樵《通志·樂略·正聲序論》作結：“凡律之辭，則謂之詩，聲其詩，則謂之歌，作詩未有不歌者也。”故吾云：“詩爲樂之詞，樂爲詩之聲。”
《今文尚書·堯典》記舜之言，引於此。
見顧頡剛《論詩經所錄合爲民歌》。
柯斯文《原始文化史綱》，人民文學出版社1955年版，第191頁。
王力《詩經韻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頁。
湯姆生《論詩歌源流》。
楊公驥《中國文學》。
司馬遷《史記·滑稽列傳》引孔子之言。
格羅塞《藝術的起源》，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266頁。
班固《漢書·禮樂志》。
《詩大序》。
參考資料：
（1） 朱自清《詩言志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2） 陳鐵鑌\《詩經解說》，書目文獻出版社1985年7月版；
（3） 徐華龍《國風與民俗研究》，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8年12月版；
（4） 沈澤宜（譯註）《詩經新解》，學林出版社2000年6月版；
（5） 陳子展《詩經直解》，復旦大學出版社1983年10月版；
（6） 程俊英《詩經譯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2月版；
（7） 朱熹《詩集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月版；
（8） 吳建民《中國古代詩學原理》，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9） 王力《詩經韻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2月版；
（10）趙沛霖《興的源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11月版；
（11）禇斌傑（主編）《詩經與楚辭》，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12）楊小亮（編著）謝佩媛、李永田（主編）《國學經典——詩》，北京出版社2004年4月版；
（13）《詩經鑑賞辭典》，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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