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种思想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儒学在和平时期应该大力提倡，但目前还不是大力复兴的时候！！
说多说少，归结一句话，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样才能将中华的文化精髓得以传承，文化的进步同时还是离不开人的素质的提高，试想没有文化知识的人怎么可能将文化精髓向下传承，但是其可以将中华的不屈精神传给后代，所以说儒学复兴，不一定要复兴其不取之处。通常所说人文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人和文化的发展，二者相辅相成啊！
从中国传统文化复兴开始!
复兴儒学，一时成为热门话题，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可惜，负面的回响似乎大了一些。儒学可以复兴吗？我主张宽容，只要无害于社会、人心，百花园中就多了一枝，有何不好。问题是，应该怎样复兴？
我对儒家经典所知不多，但《论语》、《孟子》等书还读过一点，其中的一些思想，的确有深度，是前人智慧的结晶。和近代西方的理论相比，虽说缺乏系统论证的功夫和严密的推理，但那种顿悟式的豁然开朗，天马行空式的直诉心灵，闪现了人性、智慧和悲天悯人的情怀，值得研究和传承。但研究和传承绝不是膜拜式的照单全收，可以质疑，也可以争论，更要发展，称之为“学”，当之无愧；可因为儒学重视人性，强调善与仁是人人都应固守的本分，似乎与“教”的功用相关，就硬要称为“教”，就感到多少有点“邪气”、“霸气”，怀疑它容不得变化和争论，一旦真的成“教”，为害定然不小，要“以理杀人”了，所以，宁可不要，或避而远之。
以儒学一统天下，就必然为儒学设定标准思想，即当时当地的思想高度，那时，儒学就真正是死了，而且死得万劫不复。
走下圣坛，从平常心开始，这才可望脚踏实地；以儒学本身固有的价值，争得一席之地，这才能长远。
一．还原与定位。
儒学是什么？必须从源头说起，就是说，复兴儒学的第一要务，就是要还原儒学。
儒学，作为一门有鲜明特色的、不同于其他学派的思想体系，始自孔子。这个鲜明的特色，就是以道德诉求为核心的济世救人，而在孔子之前，早就有了的《诗》、《书》、《礼》、《易》等，人们虽然也读，也钻研，却从来没有从中派生出儒、法、墨、杨等学术派别。
当然，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各派对《诗》、《书》、《礼》、《易》的重视和认同，可能有重大差异。从前人的知识里，我们可以有选择的吸收，有重点的发挥，分道扬镳，形成不同的学派。前人的知识，是思想的基础，却不是区分的依据。所以，儒家的思想，植根于孔孟，来源于孔孟，后人把《诗》、《书》、《礼》、《易》等列入儒家经典，只不过是认可了这些基础知识的地位，认为有益于儒学而已，把这些等同于儒学，就和把医学、数学归于儒学一样荒唐。马克思理论的来源之一，是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我们就从来没有把它列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如果叫马克思列出必读书，牛顿的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就一定入选，可我们无论如何，不会将它们列入马克思文丛。后世儒家之所以将《诗》、《书》、《礼》、《易》等归入经典，和儒学的“国学”地位有关：既然是唯一的学派，继承前人的思想遗产，就是无可回避的责任，只要它们不和儒学的精神实质相冲突。从这种意义上讲，称它们为“官学”，可能更恰当。
同理，儒学在后来的发展中，也有种种学派，对先圣的思想，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虽统称为儒学，差别却很大，比如，汉代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性三品说，宋朝二程的格物致知，朱熹的禁欲主义伦理学，乃至康梁多少受到西方影响的思想等。须知，古代的中国，儒学是“国学”，学者就都是“儒者”，他们的学术观点，就都称之为儒学。在孔孟所强调的“仁”、“王道”等核心思想下，繁衍出了众多的理论思想，有些，儒学先祖根本就没有涉及；有些，是抓住孔孟的只言片语，穿凿附会，无限扩大，打的都是“儒”的旗号。这个“源”与“流”的区别，“体”与“用”的区别，是必须分清楚的。这些能算儒学吗？当然算，可难道都要复兴？更具体一点，《女儿经》，是否女童要人手一册？《二十四孝图》，可不可以颁行全国？不用说，像三纲五常、忠孝节烈等，都是地地道道的传统儒家思想。
不可否认，前人的思想，有可取之处，他们的思考，就算是“试错”，也值得借鉴，问题是，两千年前的思想，那种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东西，怎么可能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所以，要想复兴儒学，就只有狠下心来，把传统儒学，作为一个系统的理论，砸它个稀巴烂，然后，把碎片细细过筛，选出那些闪光的、坚硬的核心价值，种到地下，殷勤培育，让它生根发芽。这些核心价值是什么？不是针对具体时代、问题给出的具体方案、思想，而是提出这种思路的立足点，即儒学济世救人，求仁求善的原则精神。在这个立足点上推演出的种种理论，有些确实错了，但那是方法路径的错；一些不知所云的东西，是时代的局限；排除异端，惟我独尊的心态，则是政治的附加功能。对这些东西，就必须毫不留情的剥离它。
必须为儒学“瘦身”。一个包罗万象，无所不知，无所不涉，包打天下的“万事通牌儒学”，只能是各种各样传统文化的大堆积，绝不是儒学，不是儒学之所以成为一个独立学派的思想精髓。
不找准自身的核心价值，想用古人的思想，解释现世的一切，解决现代的种种问题，从古代思想家的只言片语里，牵强附会地挖掘现代意义；或在现代思想库中，寻找新潮概念，来附会古人的思想，以证明“我们中国古已有之”，狂得可爱，却绝无“幸免于难”的道理。
有限的价值，只能定下有限的目标，摈弃古人的具体结论，放弃夸大和狂想，坚守儒学的核心价值，这就叫定位。舍此，就是歧途。
现在有多少人在研究儒学？两千多年的儒学长流，人们多是截取一个片断，一个专题钻研，这叫专业，叫学有专长。可如果都从自己的专业出发，谈“仁”，谈“格物致知”，谈“天道”，谈“人之性”，凡古人论及的东西，无所不及，那么，就是多出几篇论文，再加几份宣言，也不过热闹一点，充其量是学术气氛浓厚，谈不上复兴。复兴，就一定要摈弃一些过时的知识，丢掉一些无用的概念，抓住儒学的核心价值，集中全力，重点突击，这才可望有所突破，竖起复兴的大旗。
“瘦身”之后的儒学，好像有点寒酸，过于瘦削了：不能包打天下，解答所有问题，或许还要放弃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可思想的价值又不是论斤卖，何必大而不当？现代的正义概念，源自古希腊柏拉图，翻开他的著作看，他的具体结论，还有多少仍为现代人坚持？可我们似乎没有听到复兴古希腊思想的呼吁。有此一个概念传承，古希腊的思想就没有死。美国学者罗尔斯，名满天下，可他只写了两个字：正义，却写得洋洋洒洒，称为大家。关键问题是，要有深度的开掘。
那么，《诗》、《书》、《礼》、《易》等，就不要学了吗？当然要学，如果传统文化，我们中国人都不懂，岂不成了笑话？所以，研究可以，讲课也行，总要有人传承，却用不着劳师动众地去“复兴”，更与儒学的复兴无关。没有明确的目标定位，把“国学”完全等同于儒学，把儒学的原则精神和时代的具体解读混为一谈，乱哄哄你也复兴，我也复兴，看起来眼晕，读起来心烦，在杂乱无章中奋起，于四面楚歌中乱撞，毫不中用的。说是复兴，却疑为全面复古。
二．创新与陷阱。
一种思想，哪怕是“圣人”的思想，如果句句是真理，统治几百年，是很可怕的。前人的思想，既不可能穷尽所有的领域，也不可能达到后无来者的深度，更不可能了解发展造成的社会基础条件的改变。伟大思想的价值在于，为后人的进步，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立足点、思想方法，因此，发扬光大他们思想的唯一途径，就是在此基础上的创新，立足于儒学核心价值的创新。要摆脱旧有理论系统的束缚，也就是摆脱一度走弯了的路，其中，或有耀眼的思想闪光，就大胆地继承，但整个思想体系，却一定要抛弃。跳出了，才能海阔天空，试图在传统的范围内打破传统，是可笑的。
对儒学的核心价值，有必要进行重新的深度开掘。读一下孔孟，就会发现，多是对人与政治的道德良心的呼吁、企盼和坚持，以及“仁”的标准的大体设立。那么，“仁”的现代标准是什么，在各个领域里，如何把握这个标准，这个标准的社会合理性的论证，用什么方式方法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孔孟没有告诉我们，也不可能告诉我们，而后人的演绎、探讨，有的干脆就走偏了方向。可见，围绕这个“仁”字，我们仍然可以大有作为，有充分的发掘空间。能否产生像《正义论》那样有深度的著作？如果有了，而且不止一部，儒学的复兴就初现曙光了。
要求复兴儒学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儒学有安顿身心的社会功能，那么，求仁而得怨，是什么原因，合理吗？公平吗？个人可以不计较，对他人而言，对社会而言，后果会是什么？如何才能达到普遍的“仁”？这一系列的问题，难道不值得探讨？
社会是高度相关的，现代社会尤其如此，所以，单从一个“仁”字出发，就可以牵出许多问题，最后，会涉及到现代社会常见的一些问题、概念，只不过，角度不同，理论结构不同，或许要一套新的概念系列来表述，这就是具有儒学特色的、民族特色的理论概念。
当然，这里单提出一个“仁”字，只是方便举例，孔孟的思想远不止这些。
说到创新，就不能不指出，有几个危险的倾向，可能是创新的大敌。一是道德政治化，企图以政治强力来解决道德问题，或者，把道德提高到政治的高度，这就走上了古代儒学的老路，是儒学最终式微的原因之一，而且是最重要的原因。道德政治化的危险在于，道德，不同于法律，有明确的判断标准，归根结底是一种价值判断，也定然是个人判断，而判断就必然有正误之别。可惜的是，在呼吁儒学复兴的学者中，似乎仍有这种倾向，他们似乎不明白，只有在道德的环境中，道德才是可能的，个别的例外，不能代表总体趋势；强制的道德，本身就有不道德的巨大风险。孔子讲君君，臣臣，是说君主要做得像个君主，臣子也要像个臣子，可如果有了强制的“教化主导权”，道德失衡，就是必然的现象，君主昏天黑地可以不论，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臣子义务，却一定要严格奉行的。
第二种危险的倾向，就是以抵御“西化”为目的，强调民族化的作法。世界上的事情，原本一理，是谓“道”，是谓“规律”、“法则”，并不是白种人有白种社会的“道”
，黄皮肤的“道”又有所不同。你不能不承认客观规律的真实性。我始终不明白，我们为什么总是战战兢兢地忙于抵制，而不是大大方方的积极创造？
不错，现在的情况是，大量的西方学术概念，充斥着我们的学术界，有人称之为“话语霸权”；学术界，也流行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堆砌“时髦”新概念，明明用通行的、大家都理解的概念，可以说明白的问题，却偏偏喜欢用引进的和看似“高深”的概念，仿佛不如此，就不足以显示自己的博学和高深，这也是叫人倒胃的原因之一。
然而，细究根底，这些概念，是为了阐明某种思想创造出来的，概念的背后，有深刻的思想内涵。问题是，我们对这个问题有发言权吗？我们研究过这些问题，并且有一套自己的概念系统吗？如果没有，就只能借用他人的研究成果，和文化认同毫无关系。以拒绝使用来表明自己学问的民族性，不知对同样的思想，该怎样表述？或者，一言不发，以示高深？当然，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他的观点可能错了、有偏差、不全面，可就是反驳，也须站在他构建的语言平台上，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你没有自己的语言。忿忿然说上一句“夷狄之有，不如诸夏之无”，有什么用呢？“语言霸权”云云，实在是弱者心态的表露，是酸楚心理产生的可笑挑战。何谓霸权？不允许你说话了吗？封杀你的声音了吗？说话没有人愿意听，又怨得了谁呢？看一看物理性、化学等自然科学领域，我们使用的概念，多有外来语，我们的文化被消灭了吗？把文化的竞争关系，上升为“对抗”，实在是思想的堕落。
想拥有“话语霸权”吗？其实非常简单，只要你从独特的视角，深入研究某个别人不曾涉足的领域，为了表达你独特的思想，或许就不得不使用一套独特的概念系统。有人想挑战你的理论，就一定会使用你的概念平台，而这个语言平台，由于是从儒家学说的一些基本概念而来，就自然充满了儒家文化的民族色彩。有了这个“霸权”，你很得意，是吗？那么，就让我们创建出一套理论系统吧，我倒很乐意看到这种“语言霸权”的出现。
所以，儒学的复兴，必须创新，这和“语言霸权”无关，只和思想的进步有关。在思想领域里，思想的深度，就是“霸权”， “概念专利”不是“霸权”，仅是思想的附属物。
儒学创新的第三种危险，就是钻故纸堆，把大量的，已经失去生命力的概念，堆出来，把学问搞得艰涩难懂。“什么话！这叫学问”！那么，你仍旧回到书斋里，搞你的高头讲章去好了，越艰深越好。
不是要复兴吗？几个人谈论一番，造势一番，就可以权充复兴？不否认，学问本身就有贵族化的一面，但那是指思想的深度，不是语言的艰涩，儒学要想复兴，就必须彻底丢掉贵族气。现在，还有多少人熟悉乃至可以读懂古人的理论概念？别人的思想跟不上，理解不了，读不懂乃至读不通，当然怨不得理论，那是水平问题；因为语言和概念的艰涩，使人不愿读，心生反感，吓跑了许多人，就是我们的错。古人讲，“善易者不言易”，真正的大儒，一定不会把古人的语言挂在嘴边，得其精髓，自可以挥洒自如，不拘泥于已经僵死的语言。以平易的、现代通行的语言接近大众，接近生活，复兴才是可能的，毕竟，复兴是大业，不是百把人就可以撑起来的。
第四种危险的倾向，就是自缚手脚，闭目塞听，自大自足。看了几本古书，被古人的深刻思想所震撼，就以为中华文化天下无双，殊不知，外边的世界，可能更加精彩。没有比较，没有吸收，别人走过的路，你还面对地图苦想，是绝对不行的。如果你连西方伦理学的著作都没有读过，怎么可能发现传统理论的缺陷？没有学贯中西的“大儒”，不能吸收、融合古今中外的思想成果，不能站在和他们平等的思想高度，却天真地认为，自己见到的深刻，就是颠峰，那无异于坐井观天。闭门造车式的复兴，只能是自说自话，一场闹剧而已，“复”则有之，“兴”则必无。
在我看来，中国儒学的复兴，从社会伦理、政治伦理的角度入手，或许才是方向，因为中国儒学的核心，就是伦理。而恰巧，伦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尚有极大的空间，问题是，要取得共识，而且，要有创新和发展。
三．浴火才能重生。
古人讲入世，现在讲功利、社会功能，是站在不同的立足点，以不同的抽象层次，来描述思想的意义，意思大致相同。没有社会效用的思想，不可能流传，更谈不上发展。
儒学要复兴，就必须以鲜明的、干预社会和人生的态度，赢得社会和民众的认同和尊重。儒学思想的复兴和现实的课题，应该是一件事情的两面，这也颇合于传统儒家积极入世的宗旨。
现在的社会，信仰危机，道德沦丧，非常需要坚守道德的理论，重振信念的思想，换种说法，要有一种贴近生活的、有益而有用的思想，通过贬褒、评判，探究原委，追寻病根，使民众看到儒学带来的希望。如果儒学有可能解决现在的一些问题，或对改变社会有积极的、切中时弊的影响力，那么复兴儒学的大旗下，就一定能聚集起足够的社会关注，赢得众多支持者。
走下讲坛，深入社会、深入民众，才能深入人心。这不是延续一种学问所必须的，却是复兴已被“边缘化”的儒学所必须的。
关注社会民生，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要逐渐形成一套自己的，对社会、政治和人的行为的评判标准，和“止于至善”的途径设计。比如，儒学讲仁政、王道，那么，它们的现代标准是怎样的，你要拿出一个样本，并告诉大家如何实现；如果现实有距离，你可以批评，还可以建言，但千万不能以主观意愿论是非，这一点对儒学复兴特别重要，因为，传统儒学的最大失误，就是过分强调主观动机，却忽视了社会本身的运行规律。
具有真知灼见，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有了真知灼见，就万事大吉吗？还不够，还要以鲜明的态度，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积极地干预社会，干预人生。这很困难，也要冒双重的风险，道德和政治的风险，远不如躲在书斋里安全和惬意。可是，仅在学术层面探讨，不深入地干预生活，就难于引起社会的共鸣，复兴就是一面孤零零的帅旗，结果只能是打道回府，重回书斋。所以，关注社会之所关注，用大家都能懂的语言，呼吁、建言、咆哮、愤怒，义无反顾地，为“义”、为“仁”，九死而不悔，真诚自能感天动地。引一句歌词：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能够把自己摆在思想交锋的风口浪尖上，社会风雨的冲击之下，就是儒学有用性的最佳证明，儒学，注定了只有浴火才能重生。
本人对儒学，没有特别的亲近感，也不反对，中立的看客而已，读了几篇呼吁复兴儒学的论文，有感而发。我相信，两千多年那么多的思想家，总会为后人留下一点有价值的思想遗产，能不能继承下去，全看我们的了。
"儒"字怎么写?人人都需要的学问
彻底废弃儒学，是国学复兴的必由之路
神圣罗马帝国，既非神圣，也非罗马，更不是帝国。——伏尔泰
儒学，既非主体，也非代表，更不是核心。
洛克
国学复兴，是个不折不扣的媒体用语。
国学一词本身，尚且众说不一，再加上不明不白的复兴，就更成了聚讼纷纭之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学就是个不能用的词；国学复兴，就是个虚妄得一钱不值的空洞之说。
平心而论，国学复兴一说，是有一定的时代背景的。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西方文化在坚船利炮的开道下，整体性地对古老的中华文明，产生惊涛拍岸的巨大冲击。国学一词，也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诞生。张岱年说，国学的名称起于近代，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为了区别于西学，于是称中国本有的学术为国学。——当然，这只能是个大致的说法，什么叫中国本有的学术？佛学算不算中国本有的学术？草原游牧文明形成的文化成果，能不能纳入中国本有的学术？
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处于一个被冲击的状态。先是新文化运动，后是战争，再后来，文化大革命，更是几乎将传统文化斩草除根（社会显性层面而言）。于是当中国从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开始，渐渐回复到一个相对正常的社会形态，并日益呈现出某种崛起的姿态，——与此并行，中国传统文化再次遭遇更为猛烈、动荡、前所未有的冲击，——有人提出国学复兴，就不能视之为完全的空穴来风（当代用法意义上的）
而从另一方面说，这世上的任何一个名词，国学也好，复兴也罢，什么时候，都不可能像一套像待售的商品房一样，空间尺寸精确到小数点后第二位。章太炎在《国学概论》里，对哲学一词，也甚是不满，拿在手里把玩半天，左挑剔右埋怨的，最后，也只好无奈地说，今姑且用“哲学”二字吧。
所以，关键并不在于名号的恰当与否，而是这名号之下，究竟装得啥玩意。
从近一、两年的实践情形来看，国学的复兴并不让人感到鼓舞和乐观。学术圈的反对声、异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社会上人人关心的，是自己的生存实际；而国家的当务之急，在于经济、外交和社会稳定（国家与国学的关系，甚是微妙而复杂，但国学若离开国家背景，复兴之说，更为渺茫）；广州一份主流媒体，刚刚登出一篇报道，说大学生觉得学国学太“奢侈”，太不切实际；所有这些，都可视之为国学艰于复兴的外部原因。而在国学内部，国学与儒学说不清，道不明的混杂关系，笔者以为，是国学复兴的最大障碍。
也就是说，彻底废弃儒学，是国学复兴的必由之路。
几点理由和说明如下。
一、儒学，说到底是门政治学
有人说，儒学不过是一门学术、学问，怎么可能彻底废弃？说这话，如果不是出于一种了解的欠缺，那就是故意的视而不见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纪宝成先生，在那篇名噪一时的《重估国学的的价值》一文中，开宗明义地说，“我们认为，国学可以理解为是参照西方学术对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狭义的国学，则主要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它是国学的核心内涵，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认识并抽象继承、积极弘扬的重点所在”。
意识形态，从我们在校所受教育的结果知道，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上层建筑，基本上可视为是国家政体的另一个代名词。
儒学，从它最初的源头起，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术或学问，而是一门与最高政治，与官场，有着天然紧密关系的安身立命之术。所谓“学得尧舜术，货与帝王家”，所谓“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说的无非都是与官家的买卖交易，和治民的本领。本人在《孔子打劫了儒者，儒家打劫了中华传统文化》一文中，已经粗略地勾画了儒的起源，先儒与孔子，孔儒结合等历史脉络，从中差略可以看出儒与官的天然亲缘性。而孔子本人，正是一个超级政治动物（这一点，成为其后至今，中国知识分子政治心欲的原型），汉儒援孔入儒，孔儒“合卺”，更是大大强化了儒学的政治本性和御用功能。
儒学的这一政治本性，其精义所在，即是朱熹《四书集注》不厌其烦，笔书不辍的“修身治人”四个字。也就是千年以降，一众文人知识分子的登龙术（怎么向上爬，并学会用最佳技巧坐稳位子）与统治术（让下民们心甘情愿，所谓“庶人不议”地安安稳稳接受咱家的统治，也即是所谓天道）
这样一种政治本性和御用功能，从西汉到清末，在意识形态层面，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发挥了支柱性、钳制性的作用（尤以明清两朝为甚，至清康雍乾达至顶峰），成为历朝历代国家机器和统治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此，毛泽东曾有一句名言，叫，一切反动派，都是尊孔崇儒的。这话今天早已不说了，不合时宜了，其本身确也有火力过猛的偏激，难免引向玉石俱焚的暴烈与破坏，然而却也并非无凭之语——史实俱在。至少，从政治性能的角度说，在儒学的政治子宫里，在儒者们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用行舍藏”的自慰声中，眉眼低瞟，欲舍难休的“官场情结”，是绝无可能孕育出今日中国所迫切急需的公共知识分子的。
进而言之，恰如鲁迅对自己文章所作判语，愿这些文字速朽，因为它们活着，即证明中国社会的病症依然如故一样，儒学，作为一门政治学（若加个定语，可称其为实践政治学；若换个中心词，可称其为政治伦理学；总之，政治始终为其真正目的之所在），在今日中国的苟延残喘，蠢蠢欲动，并欲大行其道，正是中国现实社会，政治文化领域，某种相应的潜意识形态的残余显现与折射反应；表明中国现在所进行的改革事业，并不仅是针对近数十年社会实践的矫正与前进努力，而应是对数千年中华文明的全面反思与探索。
所以，谁要是认为，儒学不就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不就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甚至以为，儒学不就是唐诗宋词，元曲汉赋？那您就弄错了。
二、儒学的根基已坍塌，核心已破碎，脊骨已断裂，残砖败瓦，徒有亡魂
两千年来，归于儒学名下的典籍书目，可谓卷帙浩繁，其间种种学理、理念，也是五花八门，层出不穷，但若剥繁为简，穷根究底，作为《四书五经》首篇的《大学》之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应可视为儒学的根基所在。其中心实质，又集结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九个字（别名：修身治人）。这是整个儒学大厦的第一块奠基石，儒学学府的第一道入学拱门，也是儒学教导的终极目标和归宿，还是儒学严格讲求的循序渐进之内在逻辑的浓缩概括。抓住了这九个字，就像揪住了阿Q头顶的小辫子，轻手一拨，整个儒学头颅、身躯，就跟着滴溜溜乱转。
如今，这块基石怎么样了？
单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九个字，或许太简略、抽象了些，难以推开理解的天窗，那我们就不惮烦缛，抄一段《大学》原文如下：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请注意这些词语之间的逻辑链条，在儒学典籍中，经常性地可以见到它们的身影，儒学的理念大厦，即建立在这么一种逻辑链条之上。
章太炎在《国学概论》里，针对这套说法，举唐太宗的例子，说，他的治国，成绩却不坏——世称“贞观之治”，但他的家庭，却糟极了，杀兄、纳弟媳。
其实，何须举唐太宗为例，只要问一声我们可爱的朱文公，试观古今天下，哪一位仁人君子，包括文公您本人，一步一趋，一步不乱，所谓絜矩之道，真正做到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博学的朱文公恐怕只剩有满头抹汗的份！——上哪找这么一个角啊？
别说找不到正面的，单说中国历史上众多青史留名的赫赫帝王，赢政，刘邦，杨广，李隆基，朱元璋，哪一个不是流氓加伟人的杂种？赢政囚母，逼杀仲父（有人说是亲生父亲），刘邦往儒冠中尿尿，杨广奸妹，李隆基纳媳成就千古佳话，朱元璋屠戮天下良臣忠将，直言：金杯同汝醉，白刃不相饶！在这些人物身上，何尝能见到一星半点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见到所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可他们比中国绝大多数帝王治国的成就、遗留，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小人比君子更易于成就事功，是中国社会亘古不变的铁律。
所以，这样一块基石，打从出世那天起，就是极端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式的，一迈入残酷的现实，即被证明、显形其虚幻，不堪一击的本质。
客观地讲，孔子及其门徒，在春秋战国，社会动荡、剧变、转型之际，根据以往的文化积累和传承，出于理想精神，提出修身治国平天下，期以通过约束自己，再以约束他人，来求得社会的和谐、安宁，其动机蕴含着积极、进步的意义，在日后的历史岁月中，也不能说它没有起到一定的道德规范、导引作用。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变异，这套本身存有先天不足的“修身治人”说，在强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实力量面前，日益显露出支绌与虚妄。这跟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到了哥白尼时代，亚里斯多德的物体下落速度与质量说，到了伽利略时代，本也有近似之处，如果自然更迭出新，“修身治人”说，倒不失其历史意义。然而斗筲之儒死抱住先圣的骸骨不松手，刻舟求剑，削足适履，以至于作茧自缚，自欺欺人，垮坍也就是迟早的事了。荀子的话说，“舍粹折无适也”——除了破碎、折断，没有别的出路（《荀子 儒效篇》）
假如说修身治国平天下，是儒学的根基，那么，泛道德化，所谓以德治国，以道德为横跨、网络个体存在与国家事务之纽带，就是儒学的核心灵魂。这个灵魂在两千年历史中，有个特别的名称，叫作：礼。
关于礼的起源，王国维有过极精彩的考据。不过后人更关心的，似乎是孔子学说中，究竟是礼为先，还是仁第一。解答这个问题，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要回答它，不妨走入《礼记 礼运篇》，听听孔子本人是怎么说的：
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诗》曰：……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是故夫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政不正则君位危，……舍礼何以治之？……故礼之于人也，犹酒之有蘖也，……故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
一上来就摆到天地生死存亡的境地，重要性不言而喻。其实，孔子的学说中，礼，就是一件连帽带袜的套头长衫，如果不是为了饮食呼吸和看看脚底的路，估计跟裹尸布，也就没什么区别。至于仁也好，刑、杀（孔子曰：杀人之中，又有礼焉。见《礼记 檀弓下》）、义、智、信、勇、恭、敬也罢，统统都是这件套头衫里的东东。这不是说上述诸什就不重要了，但再重要，也得先是出发于礼，围绕着礼，承托着礼，归宿于礼。礼，就是一统它们的上帝，既是父亲，也是家园。
而这礼，并不像我们今天想像得这么单纯而超脱，礼仪之邦，文明礼貌，以礼待人；礼，诞生于历史，植根于历史，也服务于历史。这历史有个特点和前提，按等级分布、排列，不可有些毫的僭越和淆乱。所谓天地君亲师；所谓公侯伯子男；所谓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士元（详见《礼记 王制篇》）；否则，孔子就要悲愤地哇哇大叫：是可忍，孰不可忍！了（《论语 八佾》）
但是历史，由豪强，英雄，群众共同推动的历史，终究没有理睬孔子的愤怒和跺脚，来到了我们眼前。让我们知道，原来等级制，并非是我们非此不可的选项。孔子如果还活着，他的心大概要彻底地碎了。反正，儒学的心，依附于等级礼制的理想国之核心，在二十世纪时代来临之际，碎了。
至于说到儒学的脊梁骨，假设它曾经真的有过吧，怒我直言，它的命运，似乎比孔乙己的腿的遭遇，更为凄惨。从王莽代汉，到王国维投水自尽，中国历史上有多少次大大小小的改朝换代，我们就多少次听到过儒学脊骨的碎裂声。明清以前的例子，暂且不表，单说明季清初，一说起儒字，说羞骂丑之声，不绝于耳！——均出自儒家家门人士，非反对派的诋毁、诬陷——那时，除了儒家自己，也没什么反对派了。写过叫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儒家哲学》的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用“诱奸”这么个让人好不羞惭，近乎猥亵的词语，来名状当时儒者与我大清之关系。如果想对儒学的脊梁骨了解得透彻一些，我们不妨举两个事例。
一是鲁迅《且介亭杂文 儒术》，引《元史 张德辉传》，“德辉与元裕北觐，请世祖为儒教大宗师，世祖悦而受之”。
笔者引这个例子，也许有人会觉得心欠厚道，其实，我只是觉得这个事例，怎么看，怎么有一种周星驰电影的谐趣。
二是大清名臣李光地，他的一段述语：“臣观道之与治，古者出于一，后世出于二。孟子叙尧舜以来至于文王，率五百年而统一续，此道与治之出于一者也。……孔子之生东迁，朱子之生南渡，天盖付以斯道，而时不逢，此道与治之出于二者也。自朱子而来，至我皇上，又五百年，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天其殆将复启尧舜之运，而道与治之统复合乎！伏惟皇上承天之命，任斯道之统，以升于大猷，臣虽无知，或者得依附末光，而闻大道之要，臣不胜拳拳！”（转引自侯外庐《乾嘉时代的汉学潮流与文化史学的抗议》）
抱歉！引文长了点；然不如此，实不足以显示出脊梁骨的形状。
——多么匀称的两个五百年。
不知从何时起，大概是作为国学复兴的先兆与前驱吧，率先复兴了一种新奇的论调，说儒学是被“五四”新文化运动给摧残的。现今的中国，大概正处于历史上一个奇特的喜剧时代，这不，“五四运动”摧残论，给已实在热闹得不行的中国剧场，又递上来一声爆笑，和一通欢快有趣的鼓点声。某些中国文人的无耻与无聊，就像女人每月一趟的月事，隔段时间就会不请自来，登门拜访。
从历史自身发展规律角度看，满清一朝对于中国历史，完全是一截多余的阑尾，只带来徒然的痛苦。明末三大家，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之后，中国儒学的最后一缕精魂，犹如“日忽忽其将暮”的凄美霞光，最终沉入历史黑暗的海平面。此后的儒学，基本只剩一堆徒具空壳的肉体。这一点，梁启超、刘师培的书中，不乏伤感的叹息。到鸦片战争硝烟四起，满清民国血腥嬗替，龚自珍、谭嗣同、章太炎一班打扫战场的战士，相继告别；王国维的自沉湖底，也就算是为一个太过漫长的精神幻相，画上了终结的句号。除了残砖败瓦，欺世盗名，儒学，已是屈原笔底的离散亡魂，徒唤难回。
三、区隔儒学与中华传统文化，归原儒学的本来面目
很多年前，看到有人说屈原是儒家，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别扭和疑惑。现在，我敢肯定地说，将屈原列为儒家，是绝对的误判；这误判的根源，在于对儒学的误解。最常见，最习惯成自然的误解，是一看到说圣人，一看到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说贤士君子，说美德修养，节操追求，说仁义礼智信，就马上条件反射式地想到儒家，并立即“兵不血刃”将其统统归之于儒家了。
这大概是有史以来，最伟大、成功的催眠术。
将春秋战国之际的老、孔、墨、庄、孟、荀、韩、及孙武、公孙龙等一干姓氏，分门别类，最终定名为所谓道、儒、墨、法、兵、名、农、纵横家云云，始作俑者，通常归于《庄子 天下篇》，其后是《荀子 非十二子篇》，《吕氏春秋》，《淮南子》，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最后由刘向《七略》和班固《汉书 艺文志》定调、拍板，扎绳、竖碑。在这一逐渐清晰、强化、固化的替先人“分家”、“分财产”的过程中，由中国（包括当时中国本义的周边广大地区）远祖先民，三皇五帝，特别是夏商周三朝，又特别是文武周公——核心人物是周公，所开创的文明源流，文化成果，至此，如同祭祀天地、宗庙所用之羊、猪、牛太牢，被大卸八块，分入各家。
这一点，《庄子 天下篇》说得很清楚，“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古之人其备乎！……其运无乎不在。……《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此《春秋》，指当时各国之《春秋》，非单指鲁国之《春秋》）。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
这段话的几点意思十分明确，其一，后世所谓的各家各派，曾有过一个共同的文化源头和母体，他们的学说皆本源于此，传承于此；二，《诗》、《书》、《礼》、《乐》、《易》、《春秋》，是各家各派共同的文化典籍和财富；三，天下大乱，政治分裂，是导致学术分裂的根源，缘由；共同文化之中，各取一端，衍变为各家文化，并各生壁垒，在各自的实践运用中，相互抵制；四，每门每派的文化，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易之说，都是有着很大局限性的一家之言，他们之间的相互抵制，致使大道不明，但他们自己，都坚信唯有自己的学说，才是正确的道理。
从这里，从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和班固的《汉书 艺文志 诸子略》，可以清晰看到一个事实，先秦时期，正在形成中的儒、道、墨、法、名、兵、农诸家，是一群无论起源、出身、地位，完全平等，谁也不具有特殊性的流派。他们既分担、传承着共有的中华文明早先成果，本身又在随后的历史长河中，成为中华文明新的源头之一。第二，成长初期，共同文化的痕迹随处可见，《庄子 天下篇》中，满眼是圣王、道德、仁义礼乐，君子百姓（都是正面用语，非讽语、反语）；庄子本人，也是个颇有气节感的形象；老子讲无为而治，孔子也讲无为而为治，“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 卫灵公》）；有人会认为墨子与礼义仁智信无关么？只不过想法、说法跟你不同而已；《孙子兵法 始计篇》开篇即言：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因此，孙子就是儒将？或者，孙子也被“儒化”了？此类语句，诸子书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它们是其主人为中华文明传承者的证明，而非是天下归儒的证据。所以，看到《离骚》中有“依前圣之节中兮，喟凭心而历兹。……汤禹严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举贤而授能兮，修绳墨而不陂”，就认定是屈原是儒家，这就只能是另一版本的指鹿为马了。
如果说把先秦以前的儒学，与中华传统文化整体相区别，还不是件太难的事，那要把儒学与秦汉以后的中华传统文化概念相区隔，其难度，就简直让人头晕目眩。不过，有了上面一段文字的了解与认识基础，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第一章《历史思想的相对性》中的一句话，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展开对于儒学联想的某种头绪：
“国家精神可以定义为（虽是贬义，但很准确）使人们在感觉、行事和思考中，把任何既定社会的一部分都视为该社会总体的一种精神”。
一语中的。
正像现今谈论国学复兴，不可能离开国家背景一样，儒学在两千年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作用、影响力的建立、生发，其及本身最后的命运归宿，始终是和国家主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这种联系，从外观上看，起自秦末汉初，一位叫叔孙通的儒生，和汉高祖刘邦达成一桩“装修合同”。随后，随着中国历史的不断展开，一些被后世视为标志的事件人物，断断续续登场：董仲书，汉武帝，白虎观会议，西晋的司马礼教，隋唐科举取士，两宋文人治国，元世祖悦而受之（儒教大宗师），永乐皇帝的《性理大全》，清康熙朝，程朱理学再次获得最高官方式复兴。
这样一条皇亲化的脉络、线索，至少可以使我们萌生两点非常现实的遐想：一是借助最高统治威权的绝对主流，硬刀子、软刀子与鲜花、糖果同时并用，你不儒不礼？你非儒非礼？你腹诽儒、蔑视礼？轻则将你自然排斥于主流体制之外，让你喑然于今生，寂灭于后世；重则斩立决、杀无赦！从肉体上彻底毁灭。——朱元璋在亲手编定的明朝重要刑事特别法《明大诰三编》中，直截了当地表示：“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籍其家，不为之过”。其二，根据我们懵懂半生，恍然一时的经验，我们知道，这世上任何的政权，出于自身考虑，必须活埋于己不利的历史真实，放大对己有利的声音、图像，造成“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江山一统、我武维扬的虚幻景像。试问，什么样的造势，造得过皇帝“御驾亲征”的效果？什么样的炒作，炒得过国家坐阵的“海市蜃楼”？于是，当今邀上俩老外，就可以称为国际活动；儒学，由国家最高元首钦定的意识形态，能不是国家级的主体、核心、代表么？至于那些“异端”、“杂碎”，甭管他们有着怎样不同凡响的思想与情怀，震憾与冲击，全都得沦为“默片”、“小道”、“野说”、“野狐禅”。
这，算是儒学的外王之道吧。
从外表到内在，我们不妨再来打量一下儒学的内圣之旅。
内圣外王这个词，好像本来出于老庄，后来不知怎么，成为儒学的人生标尺。春秋后期起，道术为天下裂，各门各派的藩蓠、壁垒渐起，一些指桑骂槐，打情骂俏的话语，也就纷纷出笼。孔子还算斯文客气，只是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 为政》），并没有太多极端、激烈的门户之见。到孟子先生登场，风气为之一大变！开口、闭口痛骂杨、墨无君无父，等同禽兽！这多少也算是为日后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作了个清道夫的开场白。自此，儒学一方面借势明踹各家各派，发挥特别能战斗的精神（与儒家的谦谦君子形象，倒是相映成趣），树立自己高大、正统的形象。唐代韩愈，一篇《谏迎佛骨表》，声泪俱下，义愤填膺，把佛学贬得一钱不值，祸害无穷，把自己诩为薪火相继的选民，花言巧语之下，儒学道统的概念，确是明朗了许多；顺势而下，这才有了北宋程颐那句牛B顶天的豪言：欲趋道，非儒者之学不可！至此，由先秦散儒起头，把孔、孟堆放在神龛首位的儒学，发展到了它的恶性肿瘤晚期——程朱理学，成为包罗天地万象的大全之学，也就是外表鼎盛至极，内里腐败至极的崩溃之学。
更令人叹服的，是儒学的内圣之途，还有它的另一面。
韩愈一面骂佛以扬名后世，一面在骂佛前后，偷偷拜会佛教高僧，虚心求教；踵其武而后至的儒学大家，纷纷群起而效之。湖南学者罗焌先生所著《诸子学述》，有一段采自《宋元学案》的概语：
宋之理学，原属儒家一流，亦时杂以佛、老之说。故其持论，虽斥诸子，而大旨多同九流。周子《太极图说》，疑本《老子》之无极；邵子《皇极经世》，近于邹衍之《终始》；张子《西铭》，以民为同胞，物为吾与，似与兼爱无殊；朱子、陆子辩论太极，往覆万言，有类名家之辩。
本来，不同学派、学问之间，如切如磋，相互砥砺，是件很正常的事。慧远、陶渊明、陆静修虎溪三笑的故事，是多么美好的掌故佳话。可在这些阴阳两面的博学鸿儒手里，学派、学术交流，竟成为一桩偷鸡摸狗的勾当。
诸儒辟二氏，谓其惑世诬民，若不可令一日容于斯世；而阴窃其说以自润，又何以服二氏！（费密《圣门定旨两变序记》，转引自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好个若不可令一日容于斯世，好个阴窃以自润；多么形象而痛切！这里必须要说明的是，作者费密既非佛家，也非道家，而是梁启超笔底正宗正统的大儒。
儒学，就这样完成了它在中华传统文化史上主体、核心、代表的形象工程，将整个、全部的中华传统文化纳入到它的名下。中国，成了所谓的儒化中国。
这也就是那句浅薄可笑，自鸣得意，“拿掉了儒学，中国传统文化还能剩下什么？”（见梁启超《儒家哲学》）的根由所在。
——认识论僭越了本体，就像外包装僭越了盒内实物；衣冠僭越了人身。
——代表凌驾了群体，循环往复演绎着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永恒剧本。
总之，片面，局部的形式，占据了实体，并以象征性的手法，覆盖了实体，进而是全体。
马克思在他的一本书中，曾写过一个生动有趣的比喻，麻袋里的土豆。儒学，算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声名卓著的麻袋；它用它最擅长的手段，把中国传统文化史上的好东西，——当然，也有坏东西，不三不四的东西，乌七八糟的东西，一股脑儿，统统装了进去。区隔儒学与中华传统文化，首先，就是要区隔儒学这只麻袋，和众多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的土豆——当然，也有歪瓜劣枣；这些美好、可爱、宝贵的土豆，并非注定只能装在儒学这只鸡皮鹤发的麻袋里；就像我们，并非只适合生存在礼教等级的国度里。
四、废弃儒学中介，直面中华传统文化
有个阿拉伯骆驼的故事，曾入选中学英语课本。说的是一位旅人骑一匹骆驼，夜晚露宿，骆驼在帐篷外，先是伸进一只鼻子，后来，整个身子进来了，后来，它把主人赶出去了。
儒学在叔孙通手里，借用刘邦的汉宫平台，第一回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其身份、作用，是纯粹工具性的，跟一台戏班子并没有太大不同。随后，儒学渐渐展现它的政治潜能和天赋，由工具向实体进化，坐稳了在皇宫的嘉宾席，成为固定不变的嘉宾兼主持人。随着儒学本体性的确立、强化、固化，儒学理所当然地成为皇家社稷——也就是现在某些人眼里的中国——文化认识、鉴别的底本校正器。
从此，儒学，拥有了早年那帮一母同出兄弟难以望其项背的特殊身份，——中华文化唯一垄断代理商和经销商。
这是个中介性的角色。
一切文明体的出现、建立、存续，都是中介性的——相对于人类主体而言。这些文明体包括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文化领域，诸如政权，国家，城市，宗教组织，企业联盟，军事团体，形形色色实体化的意识形态，包括爱情婚姻家庭。人们出于安全、效率、便利、享受、发展、理想，创立、维系它们，是为了生活得更好。它们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积累，又构成制约、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因素。服务于人类，或者说，造福于人类，本应是这些文明体的天职所在，是一切文明体正当性的根源。
早在春秋时期，中国即已涌现大量以下思想话语：
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左传 庄公三十二年》）
宋司马子鱼：祭祀以为人也。（《左传 僖公十九年》）
邾子曰：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左传 文公十三年》）
…………
清清楚楚表明了文明体与人之间，应当而正常的关系；但这种关系，秦汉以后，以超强的暴力方式，被彻头彻尾地颠覆，首脚倒置了。
那头阿拉伯骆驼，本来只是服务旅人的座骑、脚力，却以一种精细、阴险的智慧，一点一滴实现了主仆异位。
儒学，也像是这头阿拉伯的骆驼，至今，依然占据着中华文化的帐篷，像个衰败却威仪不减的主人。而那真正的主人，倒需要诚惶诚恐，满怀敬畏地接受它的教诲和指引。
这份教诲和指引，却不是免费的午餐。
经济学上有条规则与箴言：交易是需要成本的。文明的形成，文化的创立，同样需要成本；这成本并非仅指物质消耗，还在于抽象价值的牺牲与付出。中国历史上几个短暂繁荣的社会局面，其实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的，多方面的，至今仍在赎还，并将继续赎还的代价。只是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在今天旅人游客的喧闹声中，在啧啧欣赏、赞叹文明遗迹的同时，那曾经付出的代价，血与火与泪的代价，沉默的代价，精神与人性的代价，不知不觉已淡忘如洗。
这其中，儒学与有力焉，享有其成。
到如今，儒学，依然，俨然像是一名园林管理处的管理员（官之一种）；如果我们要想走入中华传统文化的苗圃、花径，我们就得在它手上购买门票。似乎我们只有通过它，才能获取我们想要的东西。
还记得程氏子弟，章太炎笔下“自尊自大”的伊川程颐，那句沾满山大王唾沫口吻的豪言么：欲趋道，非儒者之学不可！
这就是儒家理学，舍我其谁的自信。
——莫非我们真得借助程颐先生的唾沫，方能翻开中华传统文化的书页？我们非得戴上一副“儒家”牌眼镜，才能进入中华传统文化的影院，欣赏一幕幕精彩、生动的中华历史文明吗？
我们的回答：不是这样的。
我们不认为，儒学，是中华传统文化唯一的巡航路线。
我们不认为，中华传统文化，是儒家码头的私货堆栈。
我们也不认为，儒学天然具有中华传统文化永久代理商的资格。
恰恰相反，我们认为，正是儒学自以为是、不知所谓的酸腐、烘臭，阻隔了有心亲近中华传统文化人们的脚步；让人一见，即掉头而走。儒学自身的腐败，溃烂，早已祸及整个一直被它死死纠缠、拽住的中华传统文化（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说过，死的抓住了活的），使整个中华传统文明阻滞、混茫在新旧世纪的交接点，陷进了迷茫、痛楚、撕裂的历史沼泽地。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儒学不死，国学永无复兴之日。儒学，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复兴的纠结所在，成为国学复兴的最大障碍。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摈弃儒学中介，废弃儒学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垄断控制式认识论（儒学的阴魂不散，全仗于此），以平实、开放、好奇、尊重的心情，直接面对中华文明史，面对一个个生动、真实、丰富多彩的本体存在，重新加以阐释和解读。重新检视，无论是历史，哲学，还是诗歌、文学、音乐、艺术、宗教，还有种种曾被以各种借口湮没、扼制的民风民俗，发掘它们和我们时代的关联与价值。检讨中华民族因儒学而压抑、丧失的激情与想象力。让三皇五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让晏孔孟荀，老墨庄韩，全都恢复他们本真的面孔和精神，焕发出新异动人的光彩。让那些曾经被迫隐姓埋名的人与事，让那些值得我们记忆和纪念的默默无闻之人，重新站到历史的黑板桌前。让屈原到王国维的历史，回复到它们本来的样子；将蒙在中华文明美味汤面上的儒学油垢，一撇而尽。
让被儒学油毡布蒙盖的中华传统文化，让每一个独立、真实的生命体，直接照射在二十一世纪的阳光下。
五、结语
——虽说浸透了政治水分，散发着浓烈的政治气息，儒学本身，毕竟不是完整的政治实体；但尽管不是完整的政治实体，却不妨碍以另一个政治实体，来参照它的生存规律；比如，欧洲历史上的神圣罗马帝国。这好比儒学，从来就不是什么莫名其妙的儒教（宗教的教，非教育的教），但却不妨从宗教的视角，无论是佛教的，还是基督教的，来参照它名下所包裹的人与事。这跟我们并不生活在电影、电视剧里，却不妨用电影、电视的方式，来打量我们的生活一样。
——儒学与神圣罗马帝国，有一个共同特点，也是它们最大的特点：名不副实。儒学的名不副实在于，作为一条始终处于强烈充血状态的道德海绵体，它的历史，由头到尾，写满了不道德的故事。至于神圣罗马帝国，伏尔泰那句名言，说得简洁到位：既不神圣，也非罗马，更不是帝国。
——稀奇古怪的神圣罗马帝国在欧洲延续了近千年，不仅大大滞缓了德国由封建社会迈向资本主义，而且，使德国最终的这一历史转捩，付出了比英、法沉重得多的代价。德国日后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肇始国，不能说跟其身上浓厚的封建阴影，跟这段漫长而荒唐的神圣罗马帝国无关。
——儒学在中国绵延两千年，别的不说，单说中国历次遭遇的外患、国难，偌大帝国瞬间崩塌，几千万，几亿的人口大国，面对总数往往不及百万，甚至不足万余的敌国兵士，竟屡屡，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终因寡不敌众”的历史字样！我不知道，这跟儒学有没有关。
——梁启超在《儒家哲学》里说：中国专重人与人的关系。中国一切学问，无论那一时代，那一宗派，其趋向皆在此一点，尤以儒家为最博深切明。呜呼！好个专重人与人的关系！重出个什么结果？重出个勾心斗角，尔虞我诈，重出厚黑学、潜规则，高深莫测，举世难与比肩。重出一盘散沙，非外难当头则自相残杀。
——还是斯人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借用佛家“生、住、异、灭”说，形容社会思潮的兴起奄灭之流变，谓“旧思潮经全盛之后，如果之极熟而致烂，如血之凝固而成瘀……”，“凡一学派当全盛之后，社会中希附末光者日众，陈陈相因，固已可厌。其时此派中精要之义，则先辈已浚发无余。承其流者，不过捃摭末节以弄诡辩”。任公真是心肠柔婉的良善之人，血之凝固而成瘀，真是说得太“发乎情而止乎礼”了，其实说破了，不就是败血症嘛。看来，说儒学根基，核心，脊骨云云，都还不过是皮外伤、心外科之属，远不如说败血症引发全身机能的败坏来得直接明了。
——高速变化的时代，正将中国，连同世界，带向一个道德事故频发地带。儒学，一以贯之以道德专业户自居的儒学，从空气中嗅到了阵阵传来的熟悉的气息，机遇的季节又来了。叔孙通对刘邦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精辟！不愧为开山大儒。可若追问一句，您守住了么？怕剩只有赧颜！说是守，其实不过是捂，捂个最多三两百年，甚至三几十年，就来一次清总账的“天崩地解”。是的，群居社会需要道德，就像人要喝水，车要耗油，这不用您教我。可我就非得用您“儒家”牌汽油么？尽管您那说明书倒确实写得挺漂亮，可管用么？加得时候，挺像回事；一上路，就不灵了。——你们家人自己说过，“后儒所论，唯深山独处，乃可行之；城居郭聚，有室有家，必不能也”（《费氏遗书 弘道书》卷中）——你看，要深山独处，否则，必不能也。这我哪还敢用？
——以为抱出一捆自己半通不懂的《十三经》，就可以在当今这个“道德沦丧”的时代，耍弄“道济天下之溺”的把戏，这是儒学在21世纪的新版黄粱美梦。历史规律早已显示，道德之痒，决非道德之挠可以解决。与其相信什么装神弄鬼，不着调的《十三经》，不如把目光投向那些为这个国家，正以汗水、生命奉献的无名氏们，那些农民工，农民，打工者，从商者，科技人员，公务员，领导者，那些单纯的大学生，尽管各个群体难免泥沙俱下，龙蛇混杂，但他们，是中国道德内涵真正的创立者；他们的劳动方式，生活方式，情感倾向，是中国现在及未来，源源不断的道德原材料与基石。而他们，也一直以自己最质朴的人性与良知，书写着本民族永续不辍、感人肺腑，感天动地的道德范本。
——但儒学，贪天之功以为己有，总想把这一切，都归之于自己的教化。似乎若不是儒学的及时出现，中国人必定还在茹毛饮血；万一儒学一不小心呜呼哀哉了，中国又得退回到茹毛饮血。真是何其岌岌乎若不可须臾失之！只是不知，在地球别的地方，在另一个时代，古希腊，中南美，北非，澳大利亚，英伦三岛，不幸未能沾承儒学教泽的夷居之地，这人是怎么活过来的；没有三纲五常，竟然也可以活得快乐！自在！其乐也融融！
算了，不说了。说够了，也说累了。唱了半天，还是唱不干净这城市的痛苦。这是崔健《北京故事》里的话；写了这么长，还是写不干净儒学的废气。已矣哉！就此歇手吧。忽然想起报上看到过的一个标题，正好移将过来，作为本文的结语。——那标题一想起来，就让人忍不住的莞尔——原标题是这样的：儒学是门美好的学问，不能把它交到ххх这种人手里。我改了几个字，重新装修为：
中华传统文化是辉煌悠久、伟大深厚的文化，不能把它交到儒学这种东西手里。
注：此为转贴。仅将认同的观点贴上，丰富大家的讨论。
复兴儒学最主要在于复兴儒家的精神。
那种敬天的人与自然的和谐；
那种不避世，不言鬼神、死亡的务实；
那种希望以仁爱的精神来教育人，以诚恳而人性的礼来约束人，以构造理想社会，并为此理想社会孜孜不倦的努力，知其不可而为的精神；
那种自爱和爱人的处世精神；
那种善于内审，勇于改过的自我完善的精神。
时代在改变，但那些关于人性的根本的东西，和一些根本的道理是始终不变的。
儒学要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复兴，必须要让多数中国人觉得儒学可以在现实中给他们带来好处，也就是要找到儒学和现实的结合点。目前我所想到的结合点有二个：
1。儒学可以帮助中国的企业家提高自身的修养和管理能力，也可以提供很多适合中国人的管理模式和方法，使其能够更好的管理自己的企业。同时联系了一些管理顾问公司，他们都很有兴趣，表示会以开公开课或企业内训的方式推出。
2。如果能够从儒家的礼仪中整理出一套适合于今天的中国人的礼仪，也将极好的帮助今天的管理者搞好管理，例如上下级之间如何行礼，同级之间如何行礼。这正如西汉时期，叔孙通帮助刘邦建立了一套礼仪，才使刘邦觉得做皇帝是如此的威风，是礼仪帮助刘邦巩固了权威。
以上是我不成熟的想法。盼能戮力同心，闯出一番新天地。
儒的精髓就是在积极的态度下，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入世。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儒学不是学，是行，现代社会的行是一种计划性行为，和儒学格格不入的，因为现代社会看起来强调行动，实质上关键在于思想，通俗讲是要脑子的，儒学是反对用脑的。
一个有趣的问题。
但是，在问如何复兴之前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是否应该或者需要复兴？事实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今谈任何思想的单独复兴都是不合适的。但是，如果儒学的复兴意味着其他思想的同时复兴，并且是在新的时代基础上的互融、互生，那当然需要主张儒学复兴。
那么，儒学如何复兴：第一，必须明白不是儒学单独复兴，而是同时复兴。第二，我们还是要多读书，精读书。回到儒学元典才谈得上复兴。当然，还需要对其他思想的同时、同步、同样深入的关注与研究。第三，如果真相信儒学，那么，除了研究还要实践。否则如郑家栋流，无论其初衷如何，都将是对儒学的严重损害。
窃以为，儒学固然值得提倡，但大可不必一股脑的照搬照学！儒学中固然有着很多如“尊师重教”、“百善孝先”、“尽忠报国”等值得称道的地方，但也有着“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天地君师亲”等不值得接受的理念。对待这样的东西，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学习其尊重老师，虚心向老师学习的态度，切不可学习其对老师的盲从；继承其精忠报国之精神，去其不顾一切的王道、愚忠；发扬其孝顺父母之天职，但也要明辨父母之是非。
在学习古人的精华之时，千万不要忘了毛主席还教导我们说：“古为今用，洋为我用”。对洋人的很多非儒学却又有着强大生命力的，对提高老百姓生活有用的学术得大力学习发扬！
传统既承载着文化和文明,又潜藏着包袱.要不美国发展那麽快,轻装上阵之故尔.
儒家思想已经毁了这个民族了，我看是不该去想如何复兴，是应该说说它该不该存在，哪些该存在
中国是一个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的国家,人们的意识是靠儒家思想来统一的.应该说是我们生活的土地。我们这棵树已经适应了这种土壤。对于儒家思想我们应该采取扬弃的方法继承发扬。中国现在在将儒家思想和文化整理。具我所知国家最大的一个文科国家科研经费就是搞《儒藏》。
引用第2楼flyhigh2006于2006-07-24 12:23发表的“”:
我认为儒学应该大力复兴，下面说一下我认为应该复兴的原因。儒学有着2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孔子、孟子都生活于春秋战国时代，他们是儒学的创始人和光大者。他们自创立了儒学以后，儒学就渐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我说一下解释：
1：儒学能在春秋战国时代（大家都应该知道那是个战火很多的年代）建立起来，说明儒学对当时的社会是有一定作用的（至于它对当今社会有没有用下面再说）
2：儒学建立后，到了秦朝，秦始皇实行“焚书坑儒”这一措施，但是并没有达到他需要的成效，说明儒学的生命力是不可阻挡的。在今天的社会，我的历史书上把“焚书坑儒”这一措施认为为秦始皇的“过”，都知道他“功大于过”，这正是其中原因之一。
.......
个人认为理由太过泛泛,说服力未免不强
儒学再今不再是功名富贵而是修身自处之道。人心不定必自求，何必头上按头讲什么复兴。
下面这个转贴，我觉着写得非常好。什么样的人叫做士，君子，儒，他们对世界持什么样的态度，他们对这个世界有什么意义。都写的很是得其要领。我想复兴儒学实际上就是造就这样的人的问题。只有儒学才能造就儒，只有士才能弘道，也就是复兴儒学。
一个现代儒者的信念
转自凯迪论坛
1。道德有什么用？
孔子说：“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我的理解是：一个人之所以是“仁者”，是因为他不做某些事情就无法保持心灵的平静，而另一些人，虽然他们智慧高超，但他们把“仁德”的表现看成是能给他们带来利益的东西。孔子的弟子问孔子，给父母守孝三年是否太长了，孔子说，你若不到三年就能安心去享受那些声色犬马，那你就去吧，古代的孝子之所以守孝三年，是因为他们在这三年里没法高兴起来。
对于一个仁者，某些事是一定要做的，某些事是一定不做的，所谓“有所为，有所不为”。对于那些一定要做的事情，就坚决去做，不问是否能成功，即使知道一定要失败也要去做，所谓“仲尼之徒知不可而为之者”。对于一定不去做的那些事情，就决不去做，即使受到威胁和伤害，“君子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君子不关心别人为自己做了什么，也不关心别人是否理解自己，他更关心能为他人做什么，能否理解他人，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谓“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孔子一生的理想是“使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
君子的人生经常会限于困窘之中，但他们不会因此而改变理想，所谓“君子固穷”。只有小人才会在利益和威胁面前放弃道德原则，所谓“小人穷斯滥矣”。君子也会有生命危险，当他对生命的丧失无能为力的时候，他将平静地接受这种命运，等待某种更伟大力量的裁决，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人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他活着的时候尊重古代那些有道德的人，当世的人们都愿意和他一起生活，所谓“今人与居， 古人与稽”，他死以后，他的言行成为后世君子的楷模，所谓“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君子的一生，“其生也荣，其死也哀”。
2。君子是道德上自觉的人。
君子与他人的不同在于他们坚定地用道德理想来指导自己的行为，一刻也不放弃，所谓“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这是君子的“道”，“道也者，须欤不可离也，可离非道也”。尤其是在没人束缚的情况下，更应该严格遵守，所谓“君子必慎其独也”。即使他人不尊重这些道德，也不放弃自己的理想，但用宽容的眼光看待别人，所谓“君子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君子的道德主要是用来约束自己的，而不是用来约束别人的，君子的爱心主要是用来爱别人的，而不是用来爱自己的，所谓“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己，义之法在正己，不在正人”。
一个社会是否会成为一个有道德的社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些身在高位的人，因此，身在高位的人必须是有道德人。统治阶层蔑视道德，普通百姓必然也会如此，反过来，统治阶层尊重道德，百姓也会尊重。因此，在一个国家里，令统治阶层接受某种道德准则是非常必要的。有人可能对“统治阶层”这个词很反感。这不重要！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些人因为血缘、金钱、知识或其它能力而获得比其他社会成员更多的权力，他们因此也更容易获得利益。你随便可以管这些人叫做什么。在一个社会里，总有官员、经济单位的负责人、高级的学者、能够影响传媒和娱乐的人，如果这些人都生活于腐朽之中，这个国家就不会因为有一些淳朴的农民而成为一个有道德的国家。
因此，“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如果这些在上位的人毫无廉耻之心，任何“法律”、“制度”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违反法律的行为可以不受追究，而制度则可以任意践踏。在这个意义上，没有“法制”，只有“人治”，“其人存，其政举，其人亡，其政息”。如果没有打算舍身忘死捍卫社会公正的人，这个社会就不会有公正，不管你制订什么样动听的法律。能够产生这些战士的一种重要力量，就是崇高的道德理想。
在一个社会中，总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持有什么观点与他所处的阶级和阶层无关，也与他们财富的多寡无关，他更关心道德价值，这些人叫做“士”，所谓“士志于道”。其他人可能因为自己所处的阶级、阶层和财富的多寡而表现出不同的道德观，但“士”永远将精神价值放在第一位，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一个国家中“士”风淳朴、刚健，则国家的道德环境就好。一个腐朽的国家必然要消灭了“士”以后才能出现。一个国家中没有“士”，就没有维护“礼仪廉耻”这些基本道德准则的人，就没有面对腐朽和丑恶挺身而出的人，这样的国家要么一片腐朽景象，要么就是在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限于狂热和毁灭。
君子是随时准备扮演“士”这个角色的。
3。君臣、父子、夫妇、朋友
总有些人在“管理”其他人，如果这些人用道德来指导自己的行为，认为其权力只有在为他人带来利益的情况下才有存在的价值，那就是懂得了“君道”，或称为“王道”。过分强调使用强制力量来维护秩序，甚至不惜用欺诈方式或得成功，即使客观效果是好的，也只能称为“霸道”。如果某些人把自己的权势仅仅看成是谋求个人利益的工具，甚至因此损害他人正当的利益，甚至残酷地对待他人，这样的人既不是“王”也不是“霸”，而是“贼”，是“一夫”。孟子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如果一个人，他是被人管理的人，如果他能够用有道德的方式对待自己的领导，尽职尽责，防止领导限于不义之中，这就叫“以直道事人”，这就叫做懂得“臣道”。反过来，为了一己私利，损害共同的事业，或者帮助领导做不义的事，这叫“以枉道事人”。君子以“直道事人”，因此随时要准备遭受损失，但决不放弃原则。有人问柳下惠，你几次被人罢免官职，为什么不去国外呢？他回答：“以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以枉道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君子在上位行“君道”，在下位行“臣道”。君行“君道“，臣行“臣道”，这叫做“君臣有义”。
如果一个父亲愿意肩负起家庭的责任，尽心竭力保证自己的子女能够健康成长，这叫做“慈”。“儿生三年，不免于父母怀抱”，做子女的，愿意报答父母的恩情于万一，这叫做“孝”。“父慈子孝”叫做“父子有亲”。
一个坚持自己道德原则的“臣”叫做“诤臣”，一个坚持自己道德原则的儿子叫做“诤子”，国有“诤臣”，虽然国君昏馈，也不至于亡国，一个家庭里有“诤子”，父母可以免于不义。君子在家为“诤子”，事人为“诤臣”。
君子有家庭，这是通过男女双方共同承担责任而实现的。只贪一夜之欢，云雨之乐，不必有情；有情无义，不必有家。君子有情有义，等贵贱，共患难，不离不弃，是以有家。古时男女杂处，人皆知其母而不知其父，自然没有家庭的观念。但有了家庭以后，一个人就不能再与其他异性同住，这叫“男女有别”，正是因为“男女有别”，才会“夫妇有义”，“夫妇有义”然后才有家，有家才有父子，有父子才有孝慈。有家才有国，有国才有君臣。在这个意义上，婚礼是“礼之本”。
君子与其他人交往，看重承诺，遵守诺言，这叫做“信”。所谓“言必信，行必果”。对于一个君子，有一类特殊的人，叫做“朋友”，他与这些人是精神上的知己，相互勉励追求某种道德目标，所谓“合志同方”。他们“并立则乐，相下不厌；久不相见，闻流言不信”。他们之间“闻善以相告也，见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难相死也；久相待也， 远相致也”。当朋友真从远方到来的时候，他会觉得这是人生中一种重要的快乐。
君子处于社会之中，正是通过这些礼仪、伦常把仁德之心表现出来。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何处有君子？
4。利益与力量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子不语怪、力、乱、神。“仲尼之门，五尺之童言羞称五伯，以其先诈力而后仁义也”。孔子不谈的，我也不谈。有人认为儒家思想使人软弱，这真可笑。如果这个国家中有一千万人有我这样的信仰，整个世界都不会有罪恶了，还谈什么受人欺负？至于说财富，我虽远比不了子贡，但也没有颜回那么穷:-)
5。旧儒新知
在一个前现代社会，维持一个人的生存几乎需要一个人把全部的时间用于劳动，所谓“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一女不织，或受其寒”。在这样的时代，商业不会带来财富的增长，鼓励消费也不会，仅仅维持统治者的基本生活就要消耗大量社会资源，人们经常很晚或一生也不能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在这样的时代里，妇女依附于男子，男子依附于家族，勤俭是一种美德，商业被人所不耻，统治者“不贵难得之货”是重要的治国原则，保持极少的官僚数量（因此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法制”，就算今天的中国农民也养不起那么多法官、律师，事实上，他们连村官都养不起）是非常重要的，能够实现这一点的方法是使人们尽量不告状。这决不仅仅是中国才有的“文化”。
在普遍使用热火器和现代运输技术之前，维持统治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很多地方的统治者因此都重视精神上的控制，建立一个尽可能不用武力维持的国家。毕竟，一个国家不发生动荡对于百姓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利益，大军过处，必有荒年。这种普遍利用宗教力量保持社会和谐的现象也是哪里都有的。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儒家思想是最理性也最宽容的了。西方人在其中世纪时代，杀人如麻，远非中国人所能想像。回想一下唐、宋、明、清，虽然在改朝换代之间也有杀戮，但毕竟在大多数年代里，维持了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和平局面。
今天的时代有所不同，在现代武器面前，一小支武装力量就可以控制比他们多得多的人口，现代化的交通使得他们可以迅速到达国土的任何角落，在这种情况下，你不会因为最近的军队离你有五百公里，并且只有几千人就胆敢造反，事实上，你的任何消息也很容易传播，你在仅仅有造反思想的时候恐怕就已经被人注意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里，只要百姓还有饭吃，只要统治者还在有效控制着传媒和军队，他们的统治就可以维持下去，道德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西方人在最近的五百年中，带领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们可以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里实现民主制度，人们在理论上可以很容易地得到食物，可以在一天之内参与几百公里范围内的事务，与更多的人通过细细的电线（电话、电视、互联网）交流。禁固本能被证明不是“必须”的，一个性观念自由的国家可能是富足、安定并乐善好施的，被选举出来的总统完全可以不在意别人对他说话的姿态、口气，因为这不足以挑战其权力基础。刺激消费被认为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方法。最重要的，人们普遍认可理性的力量，这一点只是在牛顿以后才被西方人所普遍相信。那个时代的科学著作里还没有公式这样东西，也没有现代意义下的推理，他们的科学与哲学只是到了最近一百年才彻底分家，而工业革命则主要发生在19世纪。一直到现代，科学虽然能够“指导”技术，但无论你打算发明一种新药，还是设计更好的芯片，你在很多时候所依靠的不是科学，而是勤奋加运气，科学只是训练了你的头脑而已。就像西方人所常说的，是学者（注意，不是科学）与工匠的结合促使西方产生了近代的技术文明。在这以后，一切都变了！就像李约瑟说的，“发明与发现本身的方法被发明了”！
到底是什么促使西方人而不是其他地方的人发明了这一切呢？这或许是永远的难题。但你翻开历史，你会看到很多相关的东西。贫穷单调的生活促使西方的航海者去遥远的东方寻求财富，但他们既不是这些财富的创造者，也不是主要的消费者，他们只是中间的商人或海盗。残酷的宗教冲突促使人们背井离乡去开发新大陆。宗教对思想的压制促使人们追求理性，寻求宽容。大量存在的等级制度和农奴制度促使人道主义者讨论“自由”与“奴役”、“民主”与“专制”。
回过来再看看我们的明清时代。你不需要因为躲避宗教迫害而背井离乡。你可以随便相信任何宗教，随便对这个世界做出各种解释，你不会因为仅仅说地球是绕着太阳运转的就被羞辱或执行火刑。你可能是个地主，但你决不是一个世袭贵族。你可能是一个农民，但你决不是一个农奴。如果你是一个有才能的人，你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如果你的出身无法保证你能获得良好的教育，你还可以去经商。当然，你最终会因此而感觉良好，觉得世间重要的道理都已经被发现，你不会去描述炮弹的弹道，你不会试图用古希腊的风格来阐述星体的运动，你不会认为制作钟表或其它机械有一天会带来一场“工业革命”；你作为一个受人尊重的乡绅，会向人们阐述相互之间的和谐相处的道理，而不会去论述“自由”与“奴役”。你面对科举中的那些胜利者，即使心怀妒忌，也不会去谈什么“民主”，因为你也有平等的资格去参加考试。几乎没有人是“农奴”，人们受家族、乡里的影响和约束，不会去争取什么“人权”。很少有人打得起官司，法律是有的，也很严格，但很少有人愿意与它打交道。如果我生活在那个时代，我想我也会去过那种生活！
———————————————————————————————————
我们的祖先确实没有为我们创造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一切，甚至某些重要的东西。他们没能独享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光荣。不过，我认为他们在他们的时代里是最棒的，我为他们而骄傲。我也打算为了捍卫他们的荣誉而战（不是为了他们的耻辱，如果他们有的话），毕竟，直到今天我仍然从他们的道德教导中获益，他们创造了我所珍视的那些“中国文化”。
也许我们应该多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些基业，要尽可能地多。要不然，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可能会因为我们没给他们留下“他们那个时代”所需要的某种东西就把我们从坟墓里掘出来鞭尸。而他们在很多时候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读不懂我们的语言，比如，他们把一部记录口语的、叫做《论语》的书中的某句话“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看成是一个“陈述句”，我估计他们还在心中默默地加上了“对于一切情况”、“一切时间”之类的“全称”“状语”，以及“一切人”之类的“全称”“主语”和“宾语”，然后加以批判，说这是“谎言”！这真是奇怪，这句话怎么看也不像一个“陈述句”，即使把那个“以”字改成“使”字也不像，难道这“谎言”二字另有定义？这真是令我费解！给子孙鞭尸的滋味可不大好受，尤其在你已经尽力的情况下。做别人的祖先可真不容易啊。
我不知道是什么能令远人来服。很多古代的中国思想家强调个人的责任、社会的公正，强调权力的存在必须有道德上的前提，强调和平和相互尊重，强调艺术对人类精神的价值，在今天的世界上，我看到很多国家都尊重这些原则，至少是口头上的，包括我所看到的好莱坞电影中所反映的美国。我不知道他们是从何处学到这一切的，也许这与中国的圣贤无关，但显然不是每个国家都尊重这些原则，即使是口头上的。给予这些原则最强烈地、毫不掩饰地蔑视的正是孔夫子的祖国。我不知道如果孔子在今天复活，他生活在哪里会觉得更舒服一点，到底哪里是中国，哪里又是蛮夷？
我听说在很多国家中，要指证一个人有罪必须要出示足够的证据，而且这些证据要能够经得起他人的责问，而经不起推敲的指控可能被认为是一种诽谤。我们今日的年青人在打算羞辱一下他们已经死去的祖先的时候，大概是不那么想得起这个来自西方的“先进”的原则的。这些死去的人没法为自己辩解，我来为他们辩解，我爱他们。我不知道在我死以后，我的言行是否也会让某些后代觉得值得为了我这样的人的荣誉而战，或许我对他们的爱意能赢得这一切，或许不能。如果他们不读历史，也读不懂我这个时代的语言，那么我恐怕做什么都没有用，因为总有某些人可能仅仅出于想像或道听途说就做出判断，那也许是我不得不接受的命运。
不过，我不是很在意这一切。如果他们能为他们的时代找到合适的道路，他们怎样看待我们又怎样呢？我们毕竟已经死去。反过来，如果他们遇到了某些问题，他们觉得他们的时代在某些方面需要改变，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或许不是完全没有借鉴价值的。我们的某些所作所为如果有价值，它们就会长久地存在下去，因为后来的人需要这一切，反之，如果它们对未来的人没有价值，它们必将消亡。我们只须关心我们所能做的，所谓“敬人事，听天命”。我们大概都不会活过一百年，只有上天才能做出裁决。
———————————————————————————————————
以下是《礼记 儒行》的内容，这也算中国文化吗？世上这样的人多一些大概不是坏事。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
哀公曰：敢问儒行。孔子对曰：遽数之不能终其物，悉数之乃留，更仆未可终也。
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衣冠中，动作慎，其大让如慢，小让如伪，大则如威，小则如愧。其难进而易退也。粥粥若无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儒有居处齐难。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涂不争险易之利，冬夏不争阴阳之和；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其备豫有如此者。
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难得而易禄也，易禄而难畜也，非时不见，不亦难得乎？非义不合，不亦难畜乎？先劳而后禄，不亦易禄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儒有委之以货财，淹之以乐好，见利不亏其义；劫之以众，沮之以兵，见死不更其守；鸷虫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来者不豫；过言不再，流言不极；不断其威，不习其谋。其特立有如此者。
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居处不淫，其饮食不溽；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其刚毅有如此者。
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一亩之宫，环堵之室，筚门圭窬，蓬户瓮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谄，其仕有如此者。
儒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适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谗谄之民，有比党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
儒有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礼之以和为贵， 忠信之美，优游之法，慕贤而容众，毁方而瓦合。其宽裕有如此者。
儒有内称不辟亲，外举不辟怨。程功积事，推贤而进达之，不望其报。君得其志，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其举贤援能有如此者。
儒皆闻善以相告也，见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难相死也；久相待也， 远相致也。其任举有如此者。
儒有澡身而浴德，陈言而伏，静而正之，上弗知也，粗而翘之，又不急为也； 不临深而为高，不加少而为多，世治不轻，世乱不沮；同弗与，异弗非也。其特立独行有如此者。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慎静而尚宽，强毅以与人，博学以知服；近文章，砥厉廉隅；虽分国如锱铢，不臣不仕。其规为有如此者。
儒有合志同方，营道同术：并立则乐，相下不厌；久不相见，闻流言不信； 其行本方立义，同而进，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孙接者，仁之能也；礼节者，仁之貌也；言谈者，仁之文也；歌乐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 之施也。儒者兼而有之，犹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让有如此者。
儒有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不溷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故曰儒，今众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诟病。
孔子至舍，哀公馆之，闻此言也，言加信，行加义：“终没吾世，不敢以儒为戏。”
别的不多说了，让我的小儿子每天都听三字经、千字文、笠翁对韵
对于反对儒学的朋友，我建议看看下面这两个帖子：
http://www.readfree.net/bbs/read.php?tid=296591
http://www.readfree.net/bbs/read-htm-tid-296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