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先要提醒：复兴，本来就不是“复古”，而是在“复”的基础上着重要“兴”。我国提出的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即为此意！
第二，为什么要建立在“复”的基础上“兴”那？综观古今中外，无论是韩愈的“古文运动”所兴起的文学盛况！还是闻名遐迩的意大利文艺复兴，都是在“复古文，复希腊罗马之文艺文明”的基础上！才得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得以有充足的养分基础土壤来孕育新兴的兴旺的种子！你不可能在没有地基而建辉煌的大厦！你不可能在没有任何前人文明的基础而创造新的更加辉煌的文明。就犹如牛顿所说：我之所以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伽利略等先辈）得肩膀上！而珠穆廊玛峰之所以成为世界最高峰，乃是坐落在平均海拔就有4000-5000米之高的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上呀！
第三、既然复兴在一起不分，但单纯的“复古”并不能就理所当然的会“兴旺”！“复古”在于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在于融会贯通，在于适应当代之所需，去孕育新兴的种子，在于去改造，去创新，去创造兴旺发达的盛世！
第四、有人说，创新和复古难道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对立的玛？两者，就犹如黑、白需要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待，新生事物文明，又有那一个不是在旧事物旧文明中就已经萌芽了？其有对立相克的一面，更有相辅相成的一面！
这么好的贴怎么能沉下去那？
中国的传统文化要不要复兴？其中包括儒学。我希望再现百家争鸣万星璀璨的盛况！
复兴儒学的第一要务，就是要还原儒学。
儒学，作为一门有鲜明特色的、不同于其他学派的思想体系，始自孔子。这个鲜明的特色，就是以道德诉求为核心的济世救儒学重视人性，强调善与仁是人人都应固守的本分，
很多学者都认为儒学将成为21世纪世界文化的中心，最著名的观点就是季羡林先生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说，他预言，到21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将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世纪，而且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我们姑且不论这种关点的正确。仅想谈几点复兴的个人认识：
国内外学界将儒学复兴论视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口号，但在当前的形势下，提出儒学复兴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关键是如何理解？
首先,近年来，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文化的复兴的主张逐渐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而儒学复兴则是这一主张下必然提出的课题，因为儒学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逻辑上讲,中国文化的复兴必然包含着儒学的复兴，也就是说，儒学复兴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其次，儒学的复兴就是儒学的充分现代化，是创新过程。传统儒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进行自我更新，不自我更新，就不能现代化，而不能现代化又如何谈得上复兴。一种思想，哪怕是“圣人”的思想，如果句句是真理，统治几百年，是很可怕的。在此基础上的创新，立足于儒学核心价值的创新。
其次，儒学的复兴，既不是指政治层面的，也不是指意识形态层面的，而只能是学术思想层面和行为方式层面的。就政治意识形态层面而言，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是不可替代和动摇的，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和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决定的"。
另外,儒学的复兴还应有一些标志：
第一，要诞生一些有代表性的大师，这样的大师应该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会东西之学者"季羡林先生曾说过:在中国几千年的学术史上,每一个时代都诞生少数几位大师，是这几位大师标志出学术发展的新水平，是这几位大师代表着学术前进的方向，是这几位大师博通古今，又镕铸古今。他们是学术天空中光辉璀璨的明星。
第二，大众儒学或曰世俗儒学的复兴和普及。大众儒学相对于官方儒学、精英儒学而言，它扎根于民间社会，切合民众生活。儒家思想在传统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无所不在的,它不仅支配着国家的典章制度以及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还深深地影响着个人道德、家族伦理、人际关系等日常人生。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与人之间，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今天我们正在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如果儒家思想文化中，为提高全民道德素质所提供的丰富思想资源，被广大民众所普遍接受，那么，儒学大众化的时机也许就会到来，但这方面在短期内也是难以达到的。
儒家经典的选择问题
儒家经典的范围也有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有所谓“五经”、“九经”、“十三经”等。不同时代又各有侧重。宋朝以后最流行的说法就是“四书五经”。说明这几部经典在儒家经典中的位置比较突出。其中四书是指《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五经是指《周易》、《诗经》、《尚书》、《礼记》、《春秋》。在儒家经典中，四书的理论性最强，所以在宋朝理学盛行之后，四书的地位超过五经及其他儒家经典。我们如果要了解儒家思想，在阅读经典时，四书应该放在首位，是重中之重。
我觉得儒学振兴不振兴，复活不复活已经不是什么值得讨论的问题，毕竟时代不同，各种学说生存的机会和环境也不相同，没必要一定把哪个学不学的复活，其实国人所谓的担忧，是怕中国几千年积攒的文化根基失掉。其实，这种担忧不必，记得《学林散页》中记载（大体记得）：门人罗时实等问梁启超：“国粹将亡，奈何？”，梁启超反问：“何以国粹将亡？”对曰：“先生不见今日读经之人少乎？”梁勃然拍案说：“从古就是这么少。”
我觉得这个故事能说明一些问题。
另：试问这里的学友，几人通读25史？ 不说25史， 几人通读资治通鉴？ 几人读易？
我认为，当今复兴儒学，更有现实意义。这样做，虽然很功利性。但也有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
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有二。
一、迅速使经济现代化。
二、避免中美间“文明冲突”。
先说第一点。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的关系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者认为儒家思想阻
碍经济发展。论证此点时，有人更多引据韦伯的观点。二者认为儒家思想能促进经济发展。论证此点时，有人以日本、亚洲“四小龙”所谓“儒教资本主义”为根据。
韦伯曾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指出新教徒的精神因素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此点获得广泛认同。接着韦伯又着眼东方，指出，中国所以落后，是儒家思想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对此，我要说，一、韦伯没有误解儒家；二、韦伯先生知其一，不知其二。
韦伯所言资本主义精神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
一、个人主义。体现了亚当·斯密的观点：“一个人追求个人利益，往往比他追求社会利益更能有效地增进社会利益。”
二、竞争精神。体现了动物的丛林原则“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肉强食”。
“儒教资本主义”精神也可以概括为两点：
一、他人主义。松下幸之助、王永庆、李秉哲等儒商的成功证明了一个和亚当·斯密相反的观点：“一个人追求社会的利益，往往比他追求个人的利益更能有效地增进个人的利益。”
二、中庸之道。讲求协调与响应。求大同、存小异、反对过度竞争。因为过分强调竞争，一者两败俱伤，二者损害社会利益。所以，近来各国纷纷出笼＜＜反不正当竞争法＞＞也是针对此点。
美国人发展了三百年到了今天。韩国人只发展了三十年就到了今天，虽然现在水平还有些差距，但我们也不难看出，发展速度的差异。台湾、新加坡、香港等真正的发展，也就是最近二、三年的时间，而以英国为代表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今天，用了几百年。速度的差异近10倍。何以？因为精神的不同。的确，儒教资本主义精神有别于传统的资本主义精神。
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的关系。笔墨官司已经够多了。我无意就此再展开争论。因为我早已树雄心，立大志，争取让事实说话吧。
再说第二点。中美关系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们致力于发展中美伙伴关系。但亨廷顿先生却指出，中美之间在文明层次上是冲突的。我认为，复兴儒学，就可以避免中美间文明冲突。
有人认为，“文明冲突”根源在“种族”。我认为这是误解。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确是种族冲突。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种族冲突。战后冷战，是意识形态冲突。亨廷顿断言，冷战结束后，将是“文明冲突”。
什么是“文明”呢？文明就是文化，而文化大都有一个核心，这就是“哲学思想”。西方文化的核心就是“自由主义”的思想。
应该看到，儒家的旨趣与自由主义的思想在精神上是相通的。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
自由主义思想可以基本概括为三点：1、作为个体，强调个人自由；2、作为社会人，主张＜＜社会契约论＞＞（也就是民主、法治）3、天赋人权，强烈的平等意识。
当然，说儒家思想同于“自由主义”是有欠缺的、这里应把道家加进来。儒、道一家已有诸多论证，似已定论。在朝言儒，在野言道。乱世为儒，平世为道。这些都统一在中国的士大夫身上。
自由主义的“自由”意识有“玄学”体现出来。“玄学”的真精神就是个性的自由，无须过多论证这一点。
自由主义的“平等”意识有儒家体现出来。“在上位，不凌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已而不求于人。”（＜＜中唐＞＞）“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系辞＞＞）
自由主义的“社会契约”意识有儒家的“礼治”思想体现出来，此有别于法家的专制思想。法家的社会属性表现在通过暴力（国家机器）来实现专政。墨家“尚国”法家言“力”，都可以看出这一点。
对于自由主义与新儒家之间的共性，一些学者已有洞见。“新儒学有中唐之道的品格，自由主义有妥协的禀性，二者在多元化的共识之下和平共处，甚至形成良性互动的希望是很大的。”（徐友渔＜＜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所以象张君励这样的人，说他是“新儒家”也行，说他是“自由主义”者也可。二者的精神都可由他体现出来。
因此，时下复兴儒学，有助于我们避免与西方文化出现文明冲突。
http://www.confuchina.com/08%20xiandaihua/fuxing%20ruxue.htm
望注意原创性
转载：
如何复兴儒学（一）
复兴儒学，一时成为热门话题，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可惜，负面的回响似乎大了一些。儒学可以复兴吗？我主张宽容，只要无害于社会、人心，百花园中就多了一枝，有何不好。问题是，应该怎样复兴？
我对儒家经典所知不多，但《论语》、《孟子》等书还读过一点，其中的一些思想，的确有深度，是前人智慧的结晶。和近代西方的理论相比，虽说缺乏系统论证的功夫和严密的推理，但那种顿悟式的豁然开朗，天马行空式的直诉心灵，闪现了人性、智慧和悲天悯人的情怀，值得研究和传承。但研究和传承绝不是膜拜式的照单全收，可以质疑，也可以争论，更要发展，称之为“学”，当之无愧；可因为儒学重视人性，强调善与仁是人人都应固守的本分，似乎与“教”的功用相关，就硬要称为“教”，就感到多少有点“邪气”、“霸气”，怀疑它容不得变化和争论，一旦真的成“教”，为害定然不小，要“以理杀人”了，所以，宁可不要，或避而远之。
以儒学一统天下，就必然为儒学设定标准思想，即当时当地的思想高度，那时，儒学就真正是死了，而且死得万劫不复。
走下圣坛，从平常心开始，这才可望脚踏实地；以儒学本身固有的价值，争得一席之地，这才能长远。
一．还原与定位。
儒学是什么？必须从源头说起，就是说，复兴儒学的第一要务，就是要还原儒学。
儒学，作为一门有鲜明特色的、不同于其他学派的思想体系，始自孔子。这个鲜明的特色，就是以道德诉求为核心的济世救人，而在孔子之前，早就有了的《诗》、《书》、《礼》、《易》等，人们虽然也读，也钻研，却从来没有从中派生出儒、法、墨、杨等学术派别。
当然，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各派对《诗》、《书》、《礼》、《易》的重视和认同，可能有重大差异。从前人的知识里，我们可以有选择的吸收，有重点的发挥，分道扬镳，形成不同的学派。前人的知识，是思想的基础，却不是区分的依据。所以，儒家的思想，植根于孔孟，来源于孔孟，后人把《诗》、《书》、《礼》、《易》等列入儒家经典，只不过是认可了这些基础知识的地位，认为有益于儒学而已，把这些等同于儒学，就和把医学、数学归于儒学一样荒唐。马克思理论的来源之一，是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我们就从来没有把它列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如果叫马克思列出必读书，牛顿的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就一定入选，可我们无论如何，不会将它们列入马克思文丛。后世儒家之所以将《诗》、《书》、《礼》、《易》等归入经典，和儒学的“国学”地位有关：既然是唯一的学派，继承前人的思想遗产，就是无可回避的责任，只要它们不和儒学的精神实质相冲突。从这种意义上讲，称它们为“官学”，可能更恰当。
同理，儒学在后来的发展中，也有种种学派，对先圣的思想，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虽统称为儒学，差别却很大，比如，汉代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性三品说，宋朝二程的格物致知，朱熹的禁欲主义伦理学，乃至康梁多少受到西方影响的思想等。须知，古代的中国，儒学是“国学”，学者就都是“儒者”，他们的学术观点，就都称之为儒学。在孔孟所强调的“仁”、“王道”等核心思想下，繁衍出了众多的理论思想，有些，儒学先祖根本就没有涉及；有些，是抓住孔孟的只言片语，穿凿附会，无限扩大，打的都是“儒”的旗号。这个“源”与“流”的区别，“体”与“用”的区别，是必须分清楚的。这些能算儒学吗？当然算，可难道都要复兴？更具体一点，《女儿经》，是否女童要人手一册？《二十四孝图》，可不可以颁行全国？不用说，像三纲五常、忠孝节烈等，都是地地道道的传统儒家思想。
不可否认，前人的思想，有可取之处，他们的思考，就算是“试错”，也值得借鉴，问题是，两千年前的思想，那种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东西，怎么可能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所以，要想复兴儒学，就只有狠下心来，把传统儒学，作为一个系统的理论，砸它个稀巴烂，然后，把碎片细细过筛，选出那些闪光的、坚硬的核心价值，种到地下，殷勤培育，让它生根发芽。这些核心价值是什么？不是针对具体时代、问题给出的具体方案、思想，而是提出这种思路的立足点，即儒学济世救人，求仁求善的原则精神。在这个立足点上推演出的种种理论，有些确实错了，但那是方法路径的错；一些不知所云的东西，是时代的局限；排除异端，惟我独尊的心态，则是政治的附加功能。对这些东西，就必须毫不留情的剥离它。
必须为儒学“瘦身”。一个包罗万象，无所不知，无所不涉，包打天下的“万事通牌儒学”，只能是各种各样传统文化的大堆积，绝不是儒学，不是儒学之所以成为一个独立学派的思想精髓。
不找准自身的核心价值，想用古人的思想，解释现世的一切，解决现代的种种问题，从古代思想家的只言片语里，牵强附会地挖掘现代意义；或在现代思想库中，寻找新潮概念，来附会古人的思想，以证明“我们中国古已有之”，狂得可爱，却绝无“幸免于难”的道理。
有限的价值，只能定下有限的目标，摈弃古人的具体结论，放弃夸大和狂想，坚守儒学的核心价值，这就叫定位。舍此，就是歧途。
现在有多少人在研究儒学？两千多年的儒学长流，人们多是截取一个片断，一个专题钻研，这叫专业，叫学有专长。可如果都从自己的专业出发，谈“仁”，谈“格物致知”，谈“天道”，谈“人之性”，凡古人论及的东西，无所不及，那么，就是多出几篇论文，再加几份宣言，也不过热闹一点，充其量是学术气氛浓厚，谈不上复兴。复兴，就一定要摈弃一些过时的知识，丢掉一些无用的概念，抓住儒学的核心价值，集中全力，重点突击，这才可望有所突破，竖起复兴的大旗。
“瘦身”之后的儒学，好像有点寒酸，过于瘦削了：不能包打天下，解答所有问题，或许还要放弃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可思想的价值又不是论斤卖，何必大而不当？现代的正义概念，源自古希腊柏拉图，翻开他的著作看，他的具体结论，还有多少仍为现代人坚持？可我们似乎没有听到复兴古希腊思想的呼吁。有此一个概念传承，古希腊的思想就没有死。美国学者罗尔斯，名满天下，可他只写了两个字：正义，却写得洋洋洒洒，称为大家。关键问题是，要有深度的开掘。
那么，《诗》、《书》、《礼》、《易》等，就不要学了吗？当然要学，如果传统文化，我们中国人都不懂，岂不成了笑话？所以，研究可以，讲课也行，总要有人传承，却用不着劳师动众地去“复兴”，更与儒学的复兴无关。没有明确的目标定位，把“国学”完全等同于儒学，把儒学的原则精神和时代的具体解读混为一谈，乱哄哄你也复兴，我也复兴，看起来眼晕，读起来心烦，在杂乱无章中奋起，于四面楚歌中乱撞，毫不中用的。说是复兴，却疑为全面复古。
二．创新与陷阱。
一种思想，哪怕是“圣人”的思想，如果句句是真理，统治几百年，是很可怕的。前人的思想，既不可能穷尽所有的领域，也不可能达到后无来者的深度，更不可能了解发展造成的社会基础条件的改变。伟大思想的价值在于，为后人的进步，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立足点、思想方法，因此，发扬光大他们思想的唯一途径，就是在此基础上的创新，立足于儒学核心价值的创新。要摆脱旧有理论系统的束缚，也就是摆脱一度走弯了的路，其中，或有耀眼的思想闪光，就大胆地继承，但整个思想体系，却一定要抛弃。跳出了，才能海阔天空，试图在传统的范围内打破传统，是可笑的。
对儒学的核心价值，有必要进行重新的深度开掘。读一下孔孟，就会发现，多是对人与政治的道德良心的呼吁、企盼和坚持，以及“仁”的标准的大体设立。那么，“仁”的现代标准是什么，在各个领域里，如何把握这个标准，这个标准的社会合理性的论证，用什么方式方法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孔孟没有告诉我们，也不可能告诉我们，而后人的演绎、探讨，有的干脆就走偏了方向。可见，围绕这个“仁”字，我们仍然可以大有作为，有充分的发掘空间。能否产生像《正义论》那样有深度的著作？如果有了，而且不止一部，儒学的复兴就初现曙光了。
要求复兴儒学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儒学有安顿身心的社会功能，那么，求仁而得怨，是什么原因，合理吗？公平吗？个人可以不计较，对他人而言，对社会而言，后果会是什么？如何才能达到普遍的“仁”？这一系列的问题，难道不值得探讨？
社会是高度相关的，现代社会尤其如此，所以，单从一个“仁”字出发，就可以牵出许多问题，最后，会涉及到现代社会常见的一些问题、概念，只不过，角度不同，理论结构不同，或许要一套新的概念系列来表述，这就是具有儒学特色的、民族特色的理论概念。
当然，这里单提出一个“仁”字，只是方便举例，孔孟的思想远不止这些。
说到创新，就不能不指出，有几个危险的倾向，可能是创新的大敌。一是道德政治化，企图以政治强力来解决道德问题，或者，把道德提高到政治的高度，这就走上了古代儒学的老路，是儒学最终式微的原因之一，而且是最重要的原因。道德政治化的危险在于，道德，不同于法律，有明确的判断标准，归根结底是一种价值判断，也定然是个人判断，而判断就必然有正误之别。可惜的是，在呼吁儒学复兴的学者中，似乎仍有这种倾向，他们似乎不明白，只有在道德的环境中，道德才是可能的，个别的例外，不能代表总体趋势；强制的道德，本身就有不道德的巨大风险。孔子讲君君，臣臣，是说君主要做得像个君主，臣子也要像个臣子，可如果有了强制的“教化主导权”，道德失衡，就是必然的现象，君主昏天黑地可以不论，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臣子义务，却一定要严格奉行的。
第二种危险的倾向，就是以抵御“西化”为目的，强调民族化的作法。世界上的事情，原本一理，是谓“道”，是谓“规律”、“法则”，并不是白种人有白种社会的“道”
，黄皮肤的“道”又有所不同。你不能不承认客观规律的真实性。我始终不明白，我们为什么总是战战兢兢地忙于抵制，而不是大大方方的积极创造？
不错，现在的情况是，大量的西方学术概念，充斥着我们的学术界，有人称之为“话语霸权”；学术界，也流行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堆砌“时髦”新概念，明明用通行的、大家都理解的概念，可以说明白的问题，却偏偏喜欢用引进的和看似“高深”的概念，仿佛不如此，就不足以显示自己的博学和高深，这也是叫人倒胃的原因之一。
然而，细究根底，这些概念，是为了阐明某种思想创造出来的，概念的背后，有深刻的思想内涵。问题是，我们对这个问题有发言权吗？我们研究过这些问题，并且有一套自己的概念系统吗？如果没有，就只能借用他人的研究成果，和文化认同毫无关系。以拒绝使用来表明自己学问的民族性，不知对同样的思想，该怎样表述？或者，一言不发，以示高深？当然，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他的观点可能错了、有偏差、不全面，可就是反驳，也须站在他构建的语言平台上，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你没有自己的语言。忿忿然说上一句“夷狄之有，不如诸夏之无”，有什么用呢？“语言霸权”云云，实在是弱者心态的表露，是酸楚心理产生的可笑挑战。何谓霸权？不允许你说话了吗？封杀你的声音了吗？说话没有人愿意听，又怨得了谁呢？看一看物理性、化学等自然科学领域，我们使用的概念，多有外来语，我们的文化被消灭了吗？把文化的竞争关系，上升为“对抗”，实在是思想的堕落。
想拥有“话语霸权”吗？其实非常简单，只要你从独特的视角，深入研究某个别人不曾涉足的领域，为了表达你独特的思想，或许就不得不使用一套独特的概念系统。有人想挑战你的理论，就一定会使用你的概念平台，而这个语言平台，由于是从儒家学说的一些基本概念而来，就自然充满了儒家文化的民族色彩。有了这个“霸权”，你很得意，是吗？那么，就让我们创建出一套理论系统吧，我倒很乐意看到这种“语言霸权”的出现。
所以，儒学的复兴，必须创新，这和“语言霸权”无关，只和思想的进步有关。在思想领域里，思想的深度，就是“霸权”， “概念专利”不是“霸权”，仅是思想的附属物。
儒学创新的第三种危险，就是钻故纸堆，把大量的，已经失去生命力的概念，堆出来，把学问搞得艰涩难懂。“什么话！这叫学问”！那么，你仍旧回到书斋里，搞你的高头讲章去好了，越艰深越好。
不是要复兴吗？几个人谈论一番，造势一番，就可以权充复兴？不否认，学问本身就有贵族化的一面，但那是指思想的深度，不是语言的艰涩，儒学要想复兴，就必须彻底丢掉贵族气。现在，还有多少人熟悉乃至可以读懂古人的理论概念？别人的思想跟不上，理解不了，读不懂乃至读不通，当然怨不得理论，那是水平问题；因为语言和概念的艰涩，使人不愿读，心生反感，吓跑了许多人，就是我们的错。古人讲，“善易者不言易”，真正的大儒，一定不会把古人的语言挂在嘴边，得其精髓，自可以挥洒自如，不拘泥于已经僵死的语言。以平易的、现代通行的语言接近大众，接近生活，复兴才是可能的，毕竟，复兴是大业，不是百把人就可以撑起来的。
第四种危险的倾向，就是自缚手脚，闭目塞听，自大自足。看了几本古书，被古人的深刻思想所震撼，就以为中华文化天下无双，殊不知，外边的世界，可能更加精彩。没有比较，没有吸收，别人走过的路，你还面对地图苦想，是绝对不行的。如果你连西方伦理学的著作都没有读过，怎么可能发现传统理论的缺陷？没有学贯中西的“大儒”，不能吸收、融合古今中外的思想成果，不能站在和他们平等的思想高度，却天真地认为，自己见到的深刻，就是颠峰，那无异于坐井观天。闭门造车式的复兴，只能是自说自话，一场闹剧而已，“复”则有之，“兴”则必无。
在我看来，中国儒学的复兴，从社会伦理、政治伦理的角度入手，或许才是方向，因为中国儒学的核心，就是伦理。而恰巧，伦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尚有极大的空间，问题是，要取得共识，而且，要有创新和发展。
三．浴火才能重生。
古人讲入世，现在讲功利、社会功能，是站在不同的立足点，以不同的抽象层次，来描述思想的意义，意思大致相同。没有社会效用的思想，不可能流传，更谈不上发展。
儒学要复兴，就必须以鲜明的、干预社会和人生的态度，赢得社会和民众的认同和尊重。儒学思想的复兴和现实的课题，应该是一件事情的两面，这也颇合于传统儒家积极入世的宗旨。
现在的社会，信仰危机，道德沦丧，非常需要坚守道德的理论，重振信念的思想，换种说法，要有一种贴近生活的、有益而有用的思想，通过贬褒、评判，探究原委，追寻病根，使民众看到儒学带来的希望。如果儒学有可能解决现在的一些问题，或对改变社会有积极的、切中时弊的影响力，那么复兴儒学的大旗下，就一定能聚集起足够的社会关注，赢得众多支持者。
走下讲坛，深入社会、深入民众，才能深入人心。这不是延续一种学问所必须的，却是复兴已被“边缘化”的儒学所必须的。
关注社会民生，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要逐渐形成一套自己的，对社会、政治和人的行为的评判标准，和“止于至善”的途径设计。比如，儒学讲仁政、王道，那么，它们的现代标准是怎样的，你要拿出一个样本，并告诉大家如何实现；如果现实有距离，你可以批评，还可以建言，但千万不能以主观意愿论是非，这一点对儒学复兴特别重要，因为，传统儒学的最大失误，就是过分强调主观动机，却忽视了社会本身的运行规律。
具有真知灼见，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有了真知灼见，就万事大吉吗？还不够，还要以鲜明的态度，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积极地干预社会，干预人生。这很困难，也要冒双重的风险，道德和政治的风险，远不如躲在书斋里安全和惬意。可是，仅在学术层面探讨，不深入地干预生活，就难于引起社会的共鸣，复兴就是一面孤零零的帅旗，结果只能是打道回府，重回书斋。所以，关注社会之所关注，用大家都能懂的语言，呼吁、建言、咆哮、愤怒，义无反顾地，为“义”、为“仁”，九死而不悔，真诚自能感天动地。引一句歌词：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能够把自己摆在思想交锋的风口浪尖上，社会风雨的冲击之下，就是儒学有用性的最佳证明，儒学，注定了只有浴火才能重生。
本人对儒学，没有特别的亲近感，也不反对，中立的看客而已，读了几篇呼吁复兴儒学的论文，有感而发。我相信，两千多年那么多的思想家，总会为后人留下一点有价值的思想遗产，能不能继承下去，全看我们的了。
儒学大有复兴之势 如何看待儒学升温
儒学产生于两千五百年前的中国，在两千年前取得独尊地位，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时代，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从那时起，儒学虽然曾受多次冲击，但在中国政治领域的主导地位没有改变过。唐宋元明清各朝，也都有过强盛时期。西方人从马可·波罗到天主教传教士，来到中国，都高度赞扬中国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赞扬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世界上几大古文明能够延续到现在的，只有中国。按李约瑟的说法，在15世纪以前，中国的科技水平是同时代的欧洲所望尘莫及的。而在15世纪以后，中国先在科技方面落后，再在经济方面衰退，最后在军事方面失败。特别是近200年处于“落后挨打”的境地，备受凌辱和侵害。
对此，有的学者认为儒学有功于中国，孕育出汉唐盛世；有的学者认为儒学危害中国，是落后的罪魁祸首。20世纪从“五四”运动到“文革”，反复批判儒学。到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重新研究儒学，肯定儒学的渐多。开始祭孔并且规模越来越大，2005年全球联合祭孔是空前的。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孔子研究院、国学院。儒学大有复兴之势。中国的和平发展，究竟是批判儒学的结果，还是尊崇儒学的结果？当今如何看待儒学？有的人提出“必须全方位地复兴儒教”，提倡尊孔读经，立儒教为国教；另一些人认为孔子儒学是“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发了霉的意识形态模式”，若要复兴儒学，“当年鲁迅、陈独秀算是白忙活了”。
我认为：神化孔子，全盘复兴儒学，不合现代社会的实际，行不通；丑化孔子，全盘否定儒学，有悖中华民族的精神，要不得。有的人说，儒学是封建思想，不能继承，但是，85年前，列宁讲过：“只有用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全人类创造的知识财富，当然包括中国古代儒家创造的知识财富。怎么能一概抛弃呢？我们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同意这样的口号：“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对我们现代有好处的文化，都应该予以继承。
儒学在两千多年中，对中国的盛世，是否有过贡献？中国落后，它是否也有责任？“五四”时代新文化运动批判孔子儒学，有没有偏颇？现在如何公正地评价当时的批儒？现代科学盛行社会有很大进步，儒学与科学能否适应？儒学与民主政治能不能接轨？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儒学，儒家精神，对现代有没有价值？能不能经过转换，服务于现实？也需要研究。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国力强大了，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代表的儒学受到各方面的重视。研究儒学有所升温，但还没有达到“儒学热”的程度，研究儒学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服务是完全正确的。
《人民日报海外版》
王家范：如何看待“回归中国”与儒学复兴
转自：《探索与争鸣》
内容提要“向西方学习”与“回归中国”并非是不可得而兼之的选择，理智的态度是以我为主，海纳百川。复兴儒学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必得对提倡的东西有一种敬畏的精神。要注意抓住儒学的优点，探索如何教会人懂得内在反省与潜心修养，人类的自我完善必须通过内省完成。它是一个细致的文化薰陶与长期积淀的过程。在今日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更需要冷静地进行新的探索，不能迷信大轰大哄，它不可能真正奏效。
作者王家范，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上海：２０００６２）
前不久，甘阳在北京有一个很著名的演讲，主题是“重新认识中国”①。他借用别人的话，说近两年是传统文化回归年，因此也有人把他的号召，称之为走出西方，“回归中国”，目的是为了增强中华民族的自信力。民族自信力之谓，名正言顺，但也有一个小小的补充。近代中国的落后，是活生生的事实，不能全归咎于西人思想毒害，也非徒寻烦恼，自甘卑陋。看看近代史上的人物，要说民族的伟大，本土的优越，是没有什么大的压力的。反之，面对中西力量交锋，敢于直面自己国家某方面的落后，大声疾呼“救国、保种”，哪一个不是付出了极大的勇气，这容易吗？晚清薛福成笔记里有一则故事：湖北巡抚胡林翼在安庆围剿太平军时，来到长江边上，“忽见二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不禁大惊失色，默然无语。在勒马回兵营的路上，他忧从衷来，在马背上口吐鲜血，几乎跌将下来［１］。翻开百年历史，有多少志士仁人，都像胡林翼那样，他们没有对民族命运强烈的关切，没有足够的自信力，这能看出自己的短处、决心用别人的长处来弥补自己的短处吗？
因此，我不赞成将“向西方学习”与“回归中国”看作是不可得而兼之的选择。既自尊自重，又好学不倦；既以我为主，又海纳百川；既不耻于“拿过来”，又勇于再创造；不停地行进，不断地成熟，以这样的姿态定位中国文化的发展，才是坦荡荡的大道正途。我们再不能从一端跳向另一端，搞重复劳动，那种惨痛的教训不可须臾忘却。
在“现代化进程”的讨论中，曾经有一种意见很受大家重视，那就是“整体的、全面的、协调的同步发展”。其实哪个国家、哪一种现代化进程，三者真那么理想的同步发展过？那是写在书上的东西，给人审美的，也是给不和谐的过程提个醒。三者有先有后，有快有慢，是常态，是变动中的正常态。“反欧洲中心主义”的另一贡献，似乎反而没有得到充分重视，那就是：走向现代，并非只有欧洲式的一种配方。同是走向现代，政治、经济、文化各种因子的匹配，具体的组合方式，实际相当机灵和多样，是动态的，随机性的，也可以说是原创性的。大凡各种现代化模式中，经济的共通性最强，其次是政治，而文化的通约程度表现得最灵活，民族的特色更浓一点。不同国家文化的现代转型，思考的可能是同一主题，但话语的表达、解决的方式，各民族有各民族的特点。所以借用本民族习惯的文化观念，创造性地转换为现代话语，是一种艺术。现在讲思想的，特别是介绍西方思想的，很红火，但有些人的文字表述西化得厉害，连一般的中国知识分子都读不懂。在这一点上，我倒羡慕起程朱理学家，他们的文字很注意口语化。明代的王阳明也是。即使是讲西学，“五四”前后的一代学者，讲究消化，自己先领会通了，在文字上就容易中国化，清新流畅，别人读起来也不感到艰涩。
由此我还联想到，晚清以来的百年史上，中国从来不缺谈思想、谈文化的，城头不断变换“大王旗”，天下滔滔皆是，但真正懂得经济的，关心民众生活的，把思想与经济结合起来，对改善本国经济提供切实可行建议或真有具体建树的行家，少而又少。在中国，自由主义的失败，原因很多，值得细致研究，但其中有一条，我看也是不重视经济，而是脱离民众，只在少数知识分子圈子里转悠概念。胡适说“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一新耳目，但他一生对实际的经济发展，也少有兴趣。相反社会主义者胜利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突出“吃饭穿衣”是中国问题的根本，那个时候，确实抓住了中国最穷苦的农民大众的心。这也是很值得研究的现象。所以，我们讲本土文化建设，也要关心经济发展、关心社会基层、关心民众境遇，眼睛向下，不要脱离大众现实生活这一鲜活的源泉。
与“回归中国”对应的，“复兴儒学”的声音也响了起来。有呼吁，也有行动，包括成立“国学研究所”，举行各种儒服“祭孔”的仪式。当下有赞成的，也有怀疑的。
对儒学的复兴，凭我现在的认识水平，我更看好它的未来。世界各国正以资源开发、市场竞争甚至军备竞赛为巨大推动力，向着谁也说不清、但谁都乐意用“现代化”来陶醉的目标，一路狂奔。资源与开发、物质与精神、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可能会导致人与环境、人与人的关系不断恶化，直至大祸临头，岌岌可危。“穷则变，变则通”，山穷水尽疑无路时，或许真有一天，不仅是中国人，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人，都觉醒了，顿悟到儒家说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等等，是一帖清醒剂，是一付救世药，于是大红大紫起来。所以，我曾经开玩笑说，如果将来真进入了“后现代”，中国儒学里有很多的精彩，极有可能成为那样一种时代主流文化的富矿。
但这不妨碍我表白：崇敬一切为儒学复兴所作的真诚努力，并愿意乐观其成。为此，在这里提出几点个人的忠告，是作为朋友，而不是论敌。
从历史的清理上，需要在儒学的思想文本与儒者的行为文本两方面作些细致复杂的分析，而不要简单化。读汪晖新著《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导论”，里面有倡导观念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叙述方式，眼睛为之一亮［２］。研究观念或思想史的，可以对观念与思想的文本，分析得细微精妙，鞭辟入里。而史学家关注的，往往是这种思想观念出现的个人或社会的境况，以及这种思想观念在现实的社会条件下，实际变成了什么，特别敏感观念提倡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反差。史家最容易感慨，某种观念的倡导，并非因为它流行；恰恰相反，它往往就是当下最缺少的。所以老子那句话显得特别深刻：“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恶已；皆知善，斯不善已。”（在马克斯·韦伯那里，就变成了“一事物之所以为美，不但不因其不善所妨碍，而且唯其不美、不神圣、不善，方可成其为真。”②）。
例如王阳明，怎么会在谪贬到贵州龙场驿，这个人烟稀少的地方，个人濒临生死一线间，顿悟出“理在心中”的“心即理”说？搞观念史的，从思想内在的逻辑结构中去找，寻求概念与概念之间的转换。搞史学的则多从当时的社会风气、程朱理学实践的缺陷中去寻，同时关注“王学”流传的实况。读《王阳明全集》时，有一段记述震撼了我：“先生曰：天理人欲，其精微必时时用力省察克治，方日渐有见。如今一说话间，虽只讲天理，不知心中倏忽之间已有多少私欲。盖有窃发不知者，虽用力察之，尚不易见，况徒口讲而可得尽知乎？今只管讲天理来顿放着不循，讲人欲来顿放着不去，岂格物致知之学？后世之学，其极致，只做得个义袭而取的工夫。”［３］儒学讲理想人格，极致高明，但宣讲容易，履践实难，因为人人心中都有一个私欲驱之不去。在儒学传播的长过程中，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做到“心口如一”，避免流为浮夸，衍化为虚伪。这个问题到明代变得非常突出。搞文学的赞美汤显祖《牡丹亭》的浪漫主义，实际他是一个内心极度紧张的人。汤显祖在其《玉茗堂尺牍》里，多次表露心迹，内心感到莫大痛苦的是，举目四望，总不乏“言不顾行、行不顾言”的假人。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南都偶与一二君名人而假者，持平理而论天下大事，其两人裁得仆半语，便推衍传说，几为仆大戾。彼假人者，果足与言天下事欤哉？”感慨“世上大势，真之得意处少，假之得意时多。”由此，也就容易理解在《牡丹亭记题词》里，他写下如此动情的一段话：“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丽娘者乎……一往而情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以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４］
在明代，汤显祖用“情”去顶“理”字，李卓吾用“赤子之心”去顶“理”字，如同王阳明用“良知”去顶“理”字，都是因为“理”字被一些假人弄坏了，变成表面的、虚假的东西。王阳明知道，他那个“心”字也有可能被人弄坏。先生在弥留之际留下遗言：“他无所念，平生学问方才见得数分，未能与吾党共成之，为可恨耳！”［５］可证他对自己的“心学”，也是以未完成式看待的，可惜他的有些学生竟把“心”字，闹成了一个“玩”字！
因此之故，我觉得提倡儒学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必得对提倡的东西有一种敬畏的精神。“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一耳熟能详的成语，原出于《管子·权修》［６］。我数了一下，在《权修》篇里，这一个段落，总计是４３０字。这是一篇明显有儒法混合色彩的文章。现在许多人记住了成语，却对原文的论证不甚体悉。文内反复排比，陈述“小礼不谨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礼，不可得也”；“小义不行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义，不可得也”；“小廉不修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小耻不饰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耻，不可得也”。很显然，如果倡导者不注意“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怎么能要求社会风俗淳正，人人懂得礼义廉耻呢？同样道理，提倡儒学的，必须对自己的为人处世有严格的要求。现在复兴儒学中有少数几个人，对儒学的了解，半桶水晃晃悠悠，却沾上了霸气，跟人辩论，儒雅的风度也没有，这怎么能做到像孔夫子所说的，“近者悦，远者来”呢？更有甚者，个人儒学研究水平不错，却把儒家“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的道理给丢掉了，堕落得不堪模样。儒家是专讲圣贤之道、理想人格的，学问再好，丢了起码的人格，就没有面子讲儒学了。明万历年间，松江的董其昌父子，就因为不修私德，闹到五学诸生贴大字报（揭贴），最后演化成火烧董宅群体性的民众突发事件。所以有人专门把这件事的原委汇编成《民抄董宦事实》，从明末一直流传到民国初年，为的是要告诫倡导儒学之士，无论是显宦名人还是儒生布衣，都首先要把人做得像模像样，也要管束好子女，搞好家庭教育。这是履践儒学所必备的前提，也是今天复兴儒学最需要创造的社会沃壤。
大抵从我这一代开始，儒学都缺少根底，半路出家，不像老一代年幼时就接受庭训家教，耳濡目染。周谷城先生到老年时，还能整篇地背诵《周礼》呢！还有一点，或许更为关键，儒学必须有变化，有发展，才能在现实的生活中存活下来，拥有新的生命力。
我认为，先秦法家提出“时势”这个概念，其实是很深刻的。在先秦法家那里，“势”有两种不同的涵义：一是指“地形”意义上的权力和地位。司马迁说法家刻薄寡恩，就是因为法家看重权力，太不讲人情，势利眼，故而形象一向不佳。一是指“时势”意义上社会状态的变化。法家主张适时而变，应势而变，那是法家的深刻处。［７］儒家在对待时势变化上，常常显出捉襟之短。儒家不适合于变动之世，所以在汉以前一直不得志，而是到了西汉中期以后，才慢慢地神气起来。即使成了主流意识，儒学也还是不断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或者说“理”与法家前一意义的“势”的紧张，一直在寻求自身存在的空间以及与政治调适的可能性。到明末清初，王夫之写《读通鉴论》，兼容了道家和法家看世界的方法，把“时势”看作是参与历史变化的要素，与“天理”的概念相结合，理与气一动一静，构成解释历史的两个轮子，这就把中国古代历史哲学推向了最高峰［８］。顾亭林先生提出要“寓封建于郡县之中”，也是领悟到“治国平天下”，必须因形势变化而变化，善于折衷古今之间，变革郡县制“统”得过死的成法，辛亥前后被人奉为“地方自治”思想的鼻祖③。
不管是赞成或者批判“现代性”，事实上从“海通”以来，中国社会生活正一步步被“现代性”侵润，从个人到家庭到社会逐渐弥漫开来。论变，生活世界里的动作最大，时尚风靡而不可挡。儒学面临的“时势”，有许多是数千年来所未曾遇到的，也是连惊呼“数千年未遇之变局”的晚清老夫子也想象不到的。早在１９２７年，陈寅恪先生在著名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序》里，深刻而不无悲凉地揭示了这一困境。他写道：“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不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９］现在，热心复兴儒学的人，当然不会甘心于这种近乎宿命的悲观。但是，如何走出寅恪先生揭示的困局，正是当下最需要静心研究，亟须探索出有效的办法来。
儒学的复兴，我以为首先要考虑的是：儒学怎样深入到现代的日常生活中去，特别是普及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去，犹如西方基督教之深入公众的日常生活，既能砥砺公众的日常行为，又能抚慰他们不安的心灵。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紧要问题。
在西方，基督教的传播，也经历了多次的改革。新神学已经不再执着于宗教的布道与具体的仪式，转向人的自我救赎，强调每个人是直接面对“上帝”的，内心要与“上帝”不断对话。只有当人感到赤裸裸、孤零零，罪孽深重地站到神面前，凭着信仰的真诚，跃向太虚，伸出求援的双手之时，才能被神的手接住而获拯救。复兴儒学，需要宣传，但更要突出儒学的本色，就在于强调每个人的内在修养（“内省”），探索如何教会人懂得内在反省与潜心修养，是每个人自我完善的唯一可靠之途。在这方面，有很艰难的工作要做。当旧有的土壤日益贫瘠，就必得培殖新的土壤。它是一个需要细致的文化薰陶与慢慢积淀的事情，犹如滴水成河，快不起来。不要迷信大轰大哄，它是不可能真正奏效的。
我并不希望像古代那样，给复兴儒学赋予太多太重的使命。儒学最大的优点，就是贴近个人，循循善诱地教导每个人，从小就要在“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方面下苦功。因此儒学的日常化、个人化，或许是市场经济盛行的年代，必须采取的渐进策略。我一直不能理解，管教育的人，往往难于接受这样的建议：中小学的国文教材，多点、再多点古文，有什么不好？这不仅能使新一代人语汇丰富，表达生动，而且还有更深沉的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
以上陈情，是否有用，没有把握，谨供倡导“回归中国”与儒学复兴的人士参考。
注释：
① 指甘阳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２日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共识”论坛第四讲的演讲：《新时代的“通三统”──三种传统的融会与中华文明的复兴》（苏延芳整理）。
②参见拙文“追悼韦伯的精神分裂”，刊于《探索与争鸣》１９９４年第１期。
③参见拙文“重评明末‘封建与郡县之辨’”，刊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０年第４期。
参考文献：
［１］薛福成． 庸庵笔记（卷２）．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
［２］汪晖．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两卷四册． 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４
［３］［５］王守仁． 王阳明全集． 卷１语录一、卷３８．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
［４］汤显祖． 汤显祖诗文集． 卷４４与卷３３．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
［６］管子．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
［７］韩非子·五蠹
［８］王夫之． 读通鉴论．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
［９］陈寅恪． 寒柳堂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１８８－１８９
一个自由派眼中的 “儒学复兴”问题——读蒋庆先生《儒学在当今中国有什么用？》有感
读蒋庆先生近日在凤凰卫视讲稿《儒学在当今中国有什么用？》后，既深深叹服于其睿智的思想，但对其中某些观点，又私心未安难以苟同。我虽对儒学知之甚浅，但深感儒学之前途，应是全体国民关注之重要议题，故不揣浅陋，写下此文，并谈谈对“儒学复兴”问题的浅见。
一、 也谈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用”
在数千年历史中，儒学如遗传基因般塑造了中国人的思想、性格和精神世界。儒学乃中华文明之最重要遗产，而要真正理解中国历史，必须首先理解儒学。
蒋庆先生云：儒学在中国“三代”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通过三个时期的三种学术形态，即通过汉代公羊学、隋唐河汾学与宋明性理学，培育出了以儒教文明为特征的中华文明，起到了安顿中国人心、培育民族精神、教化中国社会、维护国家秩序、转化残暴政权、提升中国政治的作用。这就是儒学在中国历史中的“大用”。
如此评价儒学，是有其依据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儒学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与义理基础，固然是文明的自发选择，但同时亦是通过儒家知识分子和专制统治者结盟的方式实现的。董仲舒后两千余年里儒学从“在野”升为“在朝”，同时儒学也逐渐和专制捆绑在了一起。 当然，自由人权思想及代议民主制度产生于近代，具有其历史性，在此前的漫长历史中，专制政体是世界各国普遍采取的权力方式，是与古人的思想观念、经济文化生活及社会状况相适应的，故对专制政体不能简单否定。但现代人站在今日文明发展的新高度，对专制政体中愚昧、野蛮、残酷之处进行理性批判，亦无可厚非。那么回顾两千年多历史，我们应当反思这么一个问题，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儒学既然已经成为了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与义理基础，但儒家的理想世界为什么却离我们越来越遥远？这是儒学本身的问题？还是儒学和专制捆绑的恶果？
历史上，中华文明一直存在如下三个严重的专制顽症：
其一、缺乏约束的专制权力，以及相伴而生的残酷权力争夺和倾轧；
其二、难以控制的官僚阶层腐化，以及相伴而生的财富集中和社会不公；
其三、前两种病症造成的民生凋敝，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周期性动荡。
对这三个顽症，以及由此造成的传统社会种种病态，儒学知识分子千方百计寻找疗救之道，他们以天人感应、仁政思想、史官传统、谏官制度、士大夫清议等约束专制权力；以科举制度和监督制度、强化道德约束等制约官僚集团；对低层民众更充满了深切同情，写下了无数催人泪下的诗文。这些努力并非完全没有效果，甚至已经发挥到历史条件所允许的极限，但总体而言，仍无法根除这些专制病灶。在漫长历史中，一面是儒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诵经声，另一面是为争夺最高权力的频繁的臣轼君，子杀父，兄弟相残甚至大规模战争；一面是“天道”、“良知”的道德说教，另一面是科举出身官员的普遍腐化和堕落；一面是“哀民生之多艰”、“苛政猛于虎”的凄厉呼喊，另一面是低层民众的深重的苦难和不幸。
按照儒学自身的标准，儒学“在朝”后两千余年的历史，其中一大半可称为 “礼崩乐坏”，四分之一以上的时间，甚至属于“率兽食人”。儒学赞赏的“圣君”、“循吏”、“盛世”，在漫长历史中可谓寥若晨星。而“尧舜之治”，连一天也没有实现过。 当然，历史上的种种苦难和不幸是不应当归咎于儒学的。儒学对专制，确实有限制、转化、提升的一面，儒学的小共同体本位和道德力量更构成了对专制的一种对峙。但同时也必须承认，儒学制约专制的努力，并不能说是成功的。寄希望与专制捆绑以求大同世界，无异于缘木求鱼。
在我看来，以民主代替专制，以民权约束官僚，以民生造福百姓，似更易于疗治中国历史之专制病灶。民主民权等观念虽具有现代性因素，但亦有普世价值，其相对于专制，无疑是更接近于儒学 “大同世界”之理想的。
二、 反思儒学
如前文所述，孔子时的儒学可称为“在野儒学”，董仲舒后的儒学可称为“在朝儒学”。儒学在朝，虽大大裨益于儒学的教化世道人心，但儒学也因此承担了相当的代价：
其一、儒学逐渐丧失独立地位，沦为统治者的附庸，特别是唐宋以后，直明开始，随专制权力加强，儒家知识分子政治地位日益下降，清时更甚。有论者指出，理学的兴起就具有由 “济世安邦”转向注重“教化于民”的意义，实质上也是这一政治现实的折射。
其二、儒学日渐成为封闭和保守的思想体系。其象征即为八股取士时四书五经已沦为步入仕途之“敲门砖”。
其三、儒学知识分子出现道德堕落或迂腐清谈的普遍趋向。《儒林外史》虽属讽刺小说，不无夸大其辞之处，但其中反映的风俗之浇薄, 儒林之下流,亦不无现实生活之根据。
在某种意义上， “在朝儒学”之病症，实乃儒学与专制捆绑的恶果，可谓专制污染了儒学。而作为儒学数千年最大灾难之文革，虽属现代极权而区别于传统专制，但在中国数千年之专制历史脉络中，也是可以找到其定位的，而此时儒学甚至已沦为了专制之受害者。
那么，儒学为何由 “大同世界”的真诚追求始，到沦为专制的附庸终?由“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求真精神始，到思想体系的封闭和保守终?由“天生予德”的道德力量始，到儒者普遍的道德滑坡和言不由衷终？进一步而言，两千余年“在朝儒学”历程是否在方向上出现了偏差？儒学自身是否也存在某些内在问题和缺陷？面对21世纪，儒学是否需要深刻反思和认真重构？以上问题确实是需要儒学知识分子们思考的。在我看来，儒学在近现代中国的困境，既是由外部环境的变迁造成的，更是儒学内在缺陷和发展历程中偏差之后果。不正视和解答前文所述的问题，儒学恐怕很难克服百余年来国人对儒学的“信任危机”。
三、 回到起点
今日儒学面临之世界，与孔子时儒学面临之世界，是有其相通之处的。可以说，它们同样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样面对“礼崩乐坏、学绝道丧”的时代，同样面对百家争鸣的竞争和挑战，同样面对发展儒学直面时代之使命。
孔子主张克己复礼，却并不抱残守缺，而是从当时之现实的人出发，提出“仁”的观念，最终以仁挽救礼、支撑礼并进而取代了礼，完成了儒学从礼到仁的递进和演变，为儒学找到了两千年安身立命之根本。夸大的说，孔子进行了一场儒学的自身革命；幽默的说，孔子完成了儒学为直面 “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进行的 “现代性转变”。
可见，孔子时代儒学面临的“绝境”，反而成为了其凤凰涅磬、浴火重生的良机。
今日儒学是否能够复兴，取决于儒学知识分子能否如孔子一样，表现出席不暇暖而栖栖遑遑周游天下的担当精神、表现出“有所受也”、“大德必受命”的信念和道义力量，更重要的则是，表现出审时度势，革鼎变新、“圣之时也”的变革精神。
纵观各国信仰，基督教经历了深刻的宗教改革运动，方能更好与现代文明融合，维持了其西人精神世界支柱之地位；而伊斯兰教由于内外条件之缺失，未进行类似之宗教改革，则至今与现代文明和现代化多有龃龉，可谓遗祸不浅。
在此种意义上，重回“在野儒学”之起点，更有益于儒学反思自身，找回原初的生命力和道义力量，完成鼎革，从新的起点走向复兴。
四、 关于儒学复兴的一些思考
如本文前言所述，我对儒学知之甚浅，却深以为为儒学复兴建言，应是国人之责任。故再进一步谈谈对儒学复兴之具体问题的浅见，权当怡笑大方。
其一、在现在及可以预见的将来，在中国没有任何一种思想体系，可以在道德礼仪方面，与儒学相提并论。但现代社会，儒学却无法只谈道德不谈制度，亦不能以道德为出发点来谈制度，这是为历史教训所证明的。读蒋庆先生《儒学在当今中国有什么用？》后，深感今日儒者言及制度构建仍不免苍白乏力。但今日之中国，虽道德问题也是真问题，但只谈道德却是解决不了任何真问题。
其二、孔子论仁之发端，为恻隐之心，那么以“不忍”、“不安”的悲悯情怀，加之以道德良知思想，能否生长出东方式的人道主义，以弥补中国传统中只见权力，不见人道之缺憾。而以孟子的民本主张，辅之以 “为生民请命”之使命感，能否生长出东方式的民权主张，以克服中国传统中只见皇帝，不见民众之弊端。
记起读《论语》时，就如面对舒心善诱的导师，每每感到异常亲切和温暖，这应是中国人读儒家经典所独有的体验吧！可见儒学和国人之血脉联系，虽历经涤荡，却始终难以割舍，这也许是权力甚至历史均无法改变的巨大宿命。而儒学如能在21世纪复兴，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化提供合理的精神资源和急需的道德土壤，无疑既是儒学的幸事，更是中华文明的幸事。
北宋变革及儒学复兴
本千年初，东西方出现了许多可资比较的现象：除了人口增长、城市和手工业发展、商业繁荣、生产力提高外，在这个时期都发生了一些变革：中国出现了王安石变法及儒学复兴；西方发生了修道院改革及经院哲学兴起。不过，前者以变革失败而告终，使社会复兴成为泡影；后者则带来了教会权力的强盛，并导致了以十字军运动为标志的西方社会的崛起。
宋朝开国之时，就面临与西夏、辽三边对峙的局面——在北方兴起的辽国和稍后建立的西夏变得十分强大。1044年澶渊之盟签订前的近一个世纪，宋与辽几次大战，但始终呈弱势。之所以如此，与是时东亚的地缘政治地图关系极大。
一是宋朝失去了集战略、贸易通道为一体、直接关系国运之衰盛的河西走廊。在历史上，中国强大的王朝要想保持中原枢纽的优势，就必须控制河西走廊。汉、唐都为河西走廊与北方民族打了多年的仗，赢得了这一战略走廊而形成对北方民族的反包围。失去河西走廊，一方面影响了对外贸易。另一方面在战略上失去主动。
二是丧失了包括长城以南一线领土、连同北京在内的幽云十六州。
公元936年后晋石敬瑭对辽称“儿皇帝”，并割幽云十六州（包括长城以南一线的领土，连同北京在内）给辽。这一带是中原核心区的北大门，从此北方门户洞开。
宋与其前后的几大王朝不尽相同，纵观其三百余年的历史，主要是对外反击战争，而这一时期国祚不振，并不全是宋的软弱，也在于北方少数民族吸收了汉文化，从而形成边缘地区对核心区的挑战势头。
双方力量交汇的地区成为北方民族长驱直入的跳扳，既可以训练士兵，又被当成政治文化的实验场──铁骑可直抵黄河。这一战略要地到了辽、金的手中，竟压迫北宋、南宋三百余年不得抬头。
在整个东亚，以中原地区为枢纽，形成了东亚文明的核心区。这一核心区在南宋以前一直是以黄河中下游为轴线，呈东西走向，围绕这个核心区形成以朝鲜、越南、日本等国为主的半边缘区及以北方游牧民族（匈奴、突厥等）为主的边缘区。这一文明的政治结构，形成独特的国际体系──东亚封贡体制。核心国家与半边缘和边缘国家通过文化和经济交往构成一个同心圆状的东亚社会。随着文化的扩散，周边国家开始学习汉人的礼仪、儒家的文化，在政治军事制度上更是竭力效法。唐朝的衰落以及游牧民族南进，正是汉文化扩散的结果。
到了宋朝，这些边缘区的游牧民族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已发展起来。辽国地处大兴安岭周围，引入农耕后结束了纯粹的游牧，农业有了长足发展，在国体、礼仪方面皆以汉为模式，经过统一战争，迅速形成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西夏在唐时已接受封号，它们原是藏族的一支，吸收汉文化之后，日渐兴盛。这两支力量在中原汉人的力量因内乱而衰弱之时，开始不断挑战核心区。
边缘区力量较之宋有极大的优势。一方面他们吸收了汉人的经验和技术，开始推广农业，使军队得以经受持久战——这一点已不同于完全游牧的匈奴和突厥。另一方面，它们却还保存着游牧民族作战的迅猛和机动性。北方民族还学会了宋朝的一些军事技术，比如连弩、火炮等等，并大量掠夺汉人，让他们担任军队的教官和技工。
北宋、西夏、辽的三边对峙就成为本千年初的东亚地缘政治特征。
而这一情势在以后也影响到明朝的政治、经济的发展。比如军事上的竞争，虽然导致了军事革命（火炮是重要标志）的发生——这一点与“春秋时期”的欧洲社会类似，但并没有引发经济革命以及具有高效敛财能力的政治组织的出现。纸币出现了，航海之发达、贸易之繁荣，也是引人注目的，而支持它的社会经济方面却没有出现整体的、能改变其社会结构的变化。
政治方面这种变革也发生了。北方民族强大的地缘政治压力使宋王朝将防务当成主要任务，围绕这一中心则必然形成一个军事化的经济体系。宋朝经济实际上就是畸形发展的军事经济。这不但使得本不富裕的财政收入不能投放到经济发展中，还造成了大批农民的破产，加速了阶级分化和对立，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宋太宗时期就有大批军用物资“好几万段”在库房霉烂；神宗时期内殿库房所积绢三十二库都装不下，又积二十库。粮食更是征集在官库，即便灾年都舍不得赈灾，直至腐烂。物资积于库房，不作为流通，不但市场发展后继乏力，而且造成了流民无数。北宋开国不久，就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其中王小波起义军就明确提出“均贫富”，可见社会分化之严重。
复杂而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以及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产生了变法的要求。没有绝对的必然性，所谓必然性也是无数个偶然汇成的。
这种偶然就为一个重要人物登场提供了舞台。1067年，也就是诺曼底大公入主英格兰的次年，新上台的宋神宗决定起用王安石实施变法。
变法的主要内容首先是“青苗法”，即政府在春季贷款给农民，秋收后还贷款时附加20％的利息。这比起高利贷者索取成倍的利息来说，还算是比较合理，政府却因此获得了大量的收入。用借款的办法刺激经济增长，颇有些现代经济的眼光。其次是“免役法”，免役法除了以前的按户等轮流充当州县政府差役的办法，改为由州县政府出钱雇人充役，然后再按户征收这笔费用。此外是“强兵法”，宋时军队有120多万人，军费占去国家财政支出的80％左右，但战斗力并不强。
通过此法，裁军30万，既减少开支又增强了战斗力。
变法初期，王安石就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方针，这实际上就是用国家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虽然税率不提高，但经济规模扩大，国家收入仍可增加。如此发展必将使产生封建社会的那些基本要素发生变化。中世纪欧洲即由于劳动力过剩，农民可以通过交纳一部分钱来免除劳役、兵役，从而束缚性减弱，劳动力逐步流动起来，导致封建庄园经济逐步解体。
王安石变法是迫于地缘政治竞争的一种反应。改革的目标是建成一个能够集中使用财政、物资资源的政府。变法失败，关键在于缺乏一个强权政府来推行。宋朝虽是一个集权政府，但皇帝并不能为所欲为。对皇帝的制约主要来自儒生阶层，无论变法还是战与和的问题都受到了儒生的强大影响。此外，这个官僚政治体系很易形成稳定、安全，但效率低，各个机构相互制约，最终结果是力量非但没形成合力反而相互抵消。
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很大程度归功于民族国家的出现。比如英法，其资本主义得到快速发展，首先就在于国家统一以及政府能力提高。国家干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因素，这一点远比自由放任要重要得多。变法失败使建立强大政府的目标落空，宋皇更加受到儒生的制约。所谓“宋人议论未定，金人兵已过河”，就是这一政治特征的写照。
从明清受宋朝理学影响达500余年的历史，可以断定宋朝的确是一个关键时期。程、朱倡导的理学的形成，标志着儒家文化在宋朝出现了复兴。这一学说是揉道、佛、儒于一体，基本精神是内向、保守的。
由于它重在对现存的一切做合理化解释，很快得到统治者的赏识，成为意识形态的主流。
儒学复兴以及由此而来的民族文化优越感和对传统的执著，使蒙古人的长期统治成为不可能，并且为明清两朝带来了社会稳定。
然而自朱熹评注的儒家经典成为文职人员考试的根据及这一新儒学构成了帝国正统观念以后。其结果是“用理性的补充和对原理的阐述加强了不断增长的社会僵化”。其代价是形成了一种与外界的独创性和新观念相反的循规守旧。这种静止的社会，成为文明进入后帝国时代不断分解的标志。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全球通史》中做了一个比较：“朱熹对中国儒教世界的影响，可与托马斯·阿奎那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影响相比。……和阿奎那一样，朱熹以其非凡的理解力和说服力，阻止了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以后科举考试的内容都取自朱熹对儒家经典的注释。儒家文化到明清已没落到只要熟记教条即可的程度。这种情况更影响到教育，使教育倒退到只是以孔学研究为中心，而这种研究极为肤浅，只是以琐细无意义的分析为主要方法。
儒学复兴很像西方的修道院改革和经院哲学兴盛而非“文艺复兴”
──西方在这种宗教的复兴中，树立了自信，又在社会经济发展的驱动下，开始了十字军运动。儒学复兴与西方的“文艺复兴”有本质的区别。欧洲的人文主义者不但崇尚自由和个性解放，而且主要人物都参与了新兴的经济生活：但丁抛弃了贵族身份进入富豪政治圈；乔叟则被伦敦的关税机关雇佣。所有这些意味着，这些新文化运动的代言人不是简单地在述说过去，而是在歌唱未来。如果说理学兴起与经院哲学的兴起相似，那么更令人遗憾的是，其后一个可与“文艺复兴”
相比的文化运动还未发生，蒙古人的铁骑就由北踏来了。
儒学复兴影响中国内政外交［美国合众社文章称］
长期深埋地下的种子开始在中国萌芽了，它将重塑这个正处于快速发展的国家的未来。中国的学者和官员正在重新发掘儒学，以便从中寻找应对社会矛盾和处理国际关系的策略。
中国在全国提倡建立“和谐社会”的努力正是这一趋势的最明显写照。建立“和谐社会”已成为中国政府国内政策的核心。在北京车水马龙的四环路上，这一政策得到了广泛的宣传。标语上用中文和英语写道：“多一点科学，多一点民主，多一点理智，多一点宽容，多一点关爱，就会创造更多的和谐。”有人说，标语用英语写是为了向外国人展示北京是一个充满温暖的、开放的城市，与其他开放社会拥有同样的价值观。不管人们对标语含义的解读是如何的不同，有两点是非常明显的：社会矛盾和不公正现象已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中国政府努力通过提倡传统价值观来消除不断突出的社会矛盾。
上周，200多名学者齐聚北京召开了为期两天的儒学研讨会。与会学者希望从儒学中寻找避免社会冲突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处方。“儒学之所以能持续2000多年，主要是因为它不断地吸取新的内容。”前国家图书馆馆长、研究世界宗教的学者任继愈说。儒学的核心精神在历史上已经历了两次大的变化，任先生补充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两极化的发展，现在到了中国文化第三次复兴的时候了。这不仅仅是一种学术上的思维，我们需要把它付诸行动。”他还说，只有当国家强盛了，科学和技术发达了，我们才能谈论更高的目标，而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为发扬和传播儒学提供了有利条件。
山东大学的丁冠之（音）教授指出，儒学致力于寻求“中庸”实则是为了保持平衡。丁教授认为，国际社会应以权力来维持平衡。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发展有助于扭转当前国际社会地缘政治失衡的局面。
古文运动与儒学复兴
作者:易脉网
唐代中叶出现了一次影响深远的文体改革运动以及伴随而来的儒家学说的复兴。
古文这一概念由韩愈首先提出。他把六朝以来讲求声律及辞藻、排偶的骈文视为"俗下文字"，认为自己的散文继承了先秦、两汉文章的传统，所以称"古文"。古文运动提倡恢复先秦、两汉的古代散文传统，实则是复古其名，创新其实，力图借提倡古文，在恢复古代儒家道统的同时，开创一个文学发展的新局面。因为它同时涉及文学的思想内容，所以兼有社会思想斗争的性质。古文运动的两员主将是韩愈和柳宗元。
韩愈的主要贡献是为古文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他不仅提出了"古文"这一概念，还表明自己学古文是为了学古道，即学习和宣扬儒家之道，以复兴儒学。文道合一，以道为主，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基本观点。就文本身而言，他主张"文从字顺"，"惟陈言之务去"，强调既要博学群书，又不蹈袭前人，做到推陈出新。他的古文，众体兼备，文势雄浑，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有许多名篇传世，如《师说》、《进学解》、《祭十二郎文》、《原道》、《争臣论》等，多以发扬儒道为根本。他是古文运动的倡导人。
柳宗元在古文运动中的地位仅次于韩愈。他提出"文以明道"的口号，声称自己写文章是为了"辅时及物为道"，反对片面追求辞藻的华丽。他认为作家的行为和品德是创作的首要条件，其作品的社会功用是"褒贬"和"讽喻"，文章应该写得"词正而理备"。柳宗元也有大量名篇被人传诵，如《天说》、《封建论》、《非国语》、《永州八记》等。
由于韩愈、柳宗元以及韩门弟子李翱、皇甫堤等人的宣传倡导和创作实践，唐后期古文写作蔚然极盛，质朴流畅的散体终于取代骈体，成为文坛的主要风尚。而儒家学说也随着古文作品的广泛传播而复兴起来。
唐代古文运动提出的"文以载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所指的"道"，因然是封建主义的儒家伦理，但韩、柳等人的创作也表明，他们主张的"传道"、"明道"并不排斥对于现实的评议和批判。正因为此，"文以载道"的主张为后世文人普遍接受。同时，古文运动不仅结束了骈文的长期统治，恢复了古代散文的历史地位，还把散文的实用范围扩大到反映日常生活的广泛领域，使这种新型的散文成为有别于诸子散文、史传散文和政论散文的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北宋以欧阳修为代表的文学改革运动，是唐代古文运动的继续，形成了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新的古文传统。而这种新的古文传统，支配文坛一千多年，直到新文学运动以后才被语体文所代替。由此足以说明唐代古文运动对后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斑竹给我加点威望呀
该复兴，在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人们的生活方式需要一定的秩序来进行约束，而儒学正是可以代表中国特色，具有独特民族魅力的文化积淀。尤其在现今的社会，人们太需要静下来，好好学习学习了！
儒学的复兴与否都是在中国正在走向强大这一中国人的思想中,就象一个富人总要有点家荫
我说话可能让有些朋友不高兴！在此先请包涵！首先，儒学复兴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先要尝试描述一番，否则，论者就会个说个话。儒学复兴，大家期望在哪些层面复兴，或事实上已经或能够在哪些层面复兴？复兴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按照有些学者的论述，儒学在美国波士顿好像已经复兴了。
复兴的是所谓心性论派的儒学，还是政治儒学。
儒学复兴在我看来，充其量也就是儒学研究的复兴，可是这与儒学作为一种能够被认同的文化压根不是一回事，因为即使不认同儒学，也可在有些层面研究儒学。
儒家某些价值需要需要在民间扎根，否则，当前热闹非凡的“儒学热”，不过是多种鱼龙混杂的利益争夺战，人们关注的是借助儒学去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而已。
再者，即使你有善良意志推进儒学，也有可能成为体制的帮闲乃至帮凶！
神化孔子，全盘复兴儒学，不合现代社会的实际，行不通；丑化孔子，全盘否定儒学，有悖中华民族的精神，要不得。有的人说，儒学是封建思想，不能继承，但是，85年前，列宁讲过：“只有用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全人类创造的知识财富，当然包括中国古代儒家创造的知识财富。怎么能一概抛弃呢？我们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同意这样的口号：“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对我们现代有好处的文化，都应该予以继承。
这种观点也应思考。
做为一个文化，我觉得应该有禁区，是不能被任何人触犯的，比如以前的礼义廉耻，但现在，却没一个人说有些事是不能做的，当然是指意识形态上的。所以一个文化的复兴，首先要确立核心的东西，是不能被任何人触犯的
我觉得中国应该继承我们祖先留下优秀的文化传统，该复兴是我们优秀的文化传统而不是单单只复兴儒学，儒学在几千年来给我们带了太多的不幸和屈辱。儒学是统治者维护自己统治的工具根本就跟我们现在平等自由的社会的理念想背离。儒学不该复兴，应该彻底躺入历史的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