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人的读书观
不知大家对八十年代人们对读书与知识的看法感不感兴趣，本贴专门讨论八十年代人的读书问题。
八十年代是新思潮涌动的时代，是解除文化枷锁后的自由的年代。
八十年代的人对于读书有他们独特的见解。
他们的观点在有些人看来或保守，或激进，或落后，
这些都不重要关键是他们的思想对我们现代人的启示。
先看八十年代前后的状况对比
“偌大的中国，在十年时间中，书林 凋蔽，学园荒芜，文坛冷落，文化领域成了一片沙漠，人们陷于极度的精神饥渴之中。十年动乱，我国的国民经济被拖到了崩溃的边缘，造成了物质上的巨大的损失；而摧残文化，摧残知识在精神上所造成的损失，同样也是难以估量的。且不说历史上一切革命的阶级都热爱、追求知识，凡是对社会、对人生采取积极态度的人，也都切望拥有丰富的知识，林彪、“四人帮”如此仇视知识，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反动面目。
粉碎“四人帮”，情况完全不同了，知识重新回到了我们的手里。在学校里，我们又听到了朗朗的读书声，书店里各种书籍琳琅满目，人头攒攒，文艺舞台百花竞放，新秀辈出，在理论问题上，互相探讨、切磋、问难，新说纷呈。人对曾经失去的东西往往是特别珍惜的，正是经历了长期知识的饥荒，许多人格外感到知识的可贵，表现了如饥如渴的求知的热情。”（卢纯田） 读书与文明
廖沫沙
《读书》1981年第5期,总第26期
“人不读书，不能成人”
我是个读书不多而又学无专长的人，但是我主张人们不仅要读书，而且要多读书。“人不读书，不能成人”。——我很想提出这样一个口号。因为“书”是人类文明的积累所在。所谓“文明”，就是指人类若干万年以来，在自然和社会的实践活动中所积累起来的一切物质和精神的财富，这些财富很大的一部分贮存在书籍中；我们读这些书，就等于在享受人类社会所留传下来的无穷无尽的宝物，大有利于我们的生活，大有助于我们身心两方面的发展，也同样大有助于我们民族和国家以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前进。人的知识主要是从实践中取得的，但不能只靠个人直接的实践，还要靠间接的社会实践，即保存在书本中的社会实践的总结与总和。人通过书本，就可以取得比自己的直接经验更广泛更丰富得多的知识，也就可以对眼前的事物(自然界和社会历史)认识得更清楚、更全面、更深刻。
从猿到人、从蒙昧到文明
恩格斯有两本书，我很想推荐给二十岁左右的青年朋友读一读：一本(其实是一篇)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包括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中)，一本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最基本的知识书：前者是讲人是怎样从猿猴进化发展来的；后者是讲人类社会怎样从原始时代进到文明时代的历史发展过程的。
一个人假如没有这两种知识，那就将同普通的动物——马牛羊、鸡犬豕相差不多，同猿猴更无区别，因为猿猴也同样是后脚走路，前脚取物，直立而行；讲到群体或集团生活，则小如蜜蜂、蚂蚁，大如飞禽、走兽，也都同人类没有多大差别，集团生活，并非人类所独有的特征。据我所见，蜜蜂不但有集体生活，而且有分工合作，各司其事，有条不紊，并不比人类的社会秩序差多少。
那么人同猿猴、蒙昧人同文明人的根本差别何在呢？
据恩格斯说，“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的特征是什么呢？是劳动。”而“真正的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人离开动物愈远，他们对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
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从蒙昧时代进到野蛮时代，又从野蛮时代进到文明时代，最根本的区别，归根到底，也还是人类的劳动工具和劳动技能。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本书的开始一段中，除开同意和保留摩尔根的历史分期法以外，还特别引用了摩尔根的这样一段话作为论证：
“这一生产上的技能，对于人类的优越程度具有决定的意义；一切生物之中，只有人类达到了几乎绝对控制食物生产的地步。人类进步的一切伟大时代，是跟生存资源扩充的各时代多少直接相符合的。”
既有共性、又有特殊性
人在自然界中的活动，同人在社会历史中的活动，既有共同的规律，又有性质各不相同的特殊规律；而人们对这两种不同规律的认识(即自然科学的知识和社会科学的知识)，进度也往往不一样：有的已跑到前面去了(如自然科学)，而有的却远远落在后面(如社会科学)。
因此恩格斯发出这样的感叹：
“如果我们需要经过几千年的劳动才稍微学会估计我们生产行动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那末我们想学会预见这些行动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就困难得多了。”
这是因为人的活动在自然界中所产生的影响(或结果)，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存在，而人的活动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或结果)，往往是看不见、摸不到，至少在一个短时期内看不见、摸不到，因此自然科学的经验、知识，是比较容易积累的，而社会科学的经验、知识，要积累起来却比较困难了。
但是要积累社会历史的经验、知识，也并不是绝对困难，绝对办不到的。作为科学的总结，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为我们作了创导，打开了方便之门，这就是他们创造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只要我们认认真真地读懂他们的书，又从他们的书中学习到他们的科学方法，用以观察和分析研究社会的历史和现状，我们是大有可能取得经验和知识的。
再加上另一个举世无可匹敌而为我国所独有的条件，那就是极其丰富的史书和文物、史料，包括地上和地下的无数史迹与文物，这就是说人证(写成的书)和物证都充分具备，斑斑可考。我们就更加有把握去取得社会历史的经验和知识。
问题归之于一条：我们是不是肯去读书、查资料、作调查。我们可读的书，可查的材料是无穷无尽的。
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当然包括其他一切有科学价值的书)，读汗牛充栋的史书和史料，要把它们认真读通，而且确能从中取得经验教训和知识学问，当然不很容易。但是，如果我们立志作“人”，而不愿意使自己停留在猿猴阶段，甚至处身于马牛羊鸡犬豕的行列；如果我们坚持自己是文明时代的人，而不愿意倒退到野蛮时代，甚至倒退到蒙昧时代，去当原始人或猿猴；如果我们对林彪、“四人帮”“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混蛋话真正抱着反感，不甘心低头屈从，那末下个决心，抛开其他一切浪费时间和精力的嗜好，读书！ 关于书的杂感
秦似
《读书》1980年第4期,总第13期
近年以来，我在教书，编书，当然也看书和买书，但买书是有条件的，我辈能买得到而又买得起的书很有限。比方一部二十四史，虽基本出齐了，我的书架上只有几分之一，也买不全。其它的图书更不用说了。
我常常觉得，现代中国人要想多读点书，比古人来要艰苦得多。古人说“学富五车”，那是马车拉的竹简，大概“五经”加个《左传》就有了。到了汉以后，就得多读一些，李白二十岁前把书都读好了，除古人那五车之外，当然还多了一些史、子、集和《文选》之类。那个范围到底也还有限的。夏衍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闭幕词上现身说法，讲到读书的重要，说他青年时代泡到十九世纪外国文学的染缸去了，中国古籍读得少，是解放后因工作需要才逐渐补课的。这对我们和再后一辈都应很有启发。其实，相反的人恐更不在少数，即《论》、《孟》史传，《诗经》、《老》、《庄》之类读了一些，而外国文学知之甚少。这同样是很大的缺陷。
书的范围既然很广，中外古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专深与普及，成人与儿童，无所不包，那么，象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全面计划书的编印和出版，就不能不是一件大事情。这样的计划，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部门作整个的考虑与安排，如何实行两条腿走路，既有国家的计划，又借助于市场供求规律的调节作用，使得书的出版和供应大体与需求一致，克服出版的无政府状态和闹书荒的现象。从过去看来，这一工作似乎并不比人口控制简单些，紊乱现象是颇为惊人的。比方说，四人帮大破坏的十年，有些出版社的牌子索性收起，只挂“毛著出版办公室”的牌子了，因为纸张、机器、印刷物资都控制在那个地方，就算想印点别的书，也得从那里头想办法。毛主席著作当然要印，但别的东西一律让路，那还有什么科学知识的发展？还有什么文艺的繁荣？反正四人帮并不要这些。这不是比例失调，而是没有比例。
连年以来，我们都听说，纸张生产不足，影响到出书。但是，另一方面，大量书刊报废，浪费纸张的事比比皆是。四人帮要批所谓“三株大毒草”，下令全国大批印原文，有些地方则不待下令，闻风而动(我们是一个对风特别有兴趣的国家)，几百万份在几天之内就印齐了。光这一项所报废掉的纸，大概就够印几千种科学或文学书籍。事情是否仅止于此呢？那并不见得，因为某些人的长官意志也大可以造成其它的书灾。
说到具体的部署，那问题也不少。以影印或重排古籍而论，计划在哪里？不知道。因为周总理讲了话，二十四史标点本总算出书了。《诸子集成》这类书就不见重印。甚至象《诗经》这样的书，也没有把《诗集传》或别的本子选一种印出来。早几年在北京中国书店还有几部四川严氏刻印的《音学丛书》，那是把明清人对音韵学的研究成果汇刻在一起的，现已卖光，不知要到哪一年才能复印。好些重要的诗人，也没有印集子。这种状况，对大学里的科研和教学不能没有影响。外国文学方面，全部停止印行了有十多年之久，现在才开始印了一点。象《一千零一夜》、《基度山伯爵》，都要抢购，事实说明读者很需要读外国文学书，有些人需要得甚至比我们当代的小说还迫切。至于对于文化交流，文艺工作者的借鉴，大学的教学来说，今天出版的外国文学书更远远不能适应要求。外国文学的课程出现停工待料的情况。对于别人的现状是情况不明，对于古希腊罗马或文艺复兴时期的东西，只能翻旧书堆去寻觅若干残存的材料。这种情形不早日改变，科学文化就很难提高。
读者要读什么书，作为个人，他完全是可以有偏好的。但作为全面出版计划，就得统筹兼顾，不能凭一时的趋尚或主观的设想，丰于彼而俭于此。比方说工具书，对于科研教学或自学都很有必要，这几年来抓了《辞海》、《辞源》，陆续出了书，补上了一个很大的空缺。但我以为新的《辞海》出了，旧的《辞海》仍可同时印行，理由是光就价钱而论，新的比旧的就贵得多。况且旧的并非就没有一定的用途。我们有的作家出了专集，还可出选集，为什么《辞海》不可以同时发行两种呢？(《辞源》情况稍不同，这里不论。)
我国既有各种专业性的出版社，各省区大市又各有出版社。出版机构不可谓少。但如何合理发挥其作用，避免重复与浪费，却不是不存在问题。举个例说，现在又有一个风，各省区出个文艺刊物之外，还由出版社出一个大型的文艺季刊(或双月刊)。这种步调为什么那样一致，颇堪思议。当然，要求繁荣文艺创作的愿望是好的，但做法并不一定要千篇一律。我很疑心，千篇一律的做法，是不是好办法。近来农村形势有了一些起色，就是因地制宜，搞得比较活了之故。现在已有的一大堆文艺刊物是很难看出有什么不同的做法和特色来的。又比方说，近来有的短篇小说较受读者欢迎了，就连报纸副刊也不考虑其篇幅的特点，宁可全版刊一个短篇小说，独沽一味，甚至连载两三期，而每周又只有一期！这对于读者和报纸是不是那样合适，可以不管，因为重要的是看风。其实，并非短篇小说才可以干预生活，漫画、杂文、短论、随笔，不是也行吗？物极必反，这样的事情已不止一次了，但似乎独立思考，因事制宜，到底还很不容易做到。这就使得我们的出版机构虽多，却仍然不能通过分工协作，对全面的出版要求作出更大贡献。
其次谈谈编书。一些老朋友在一起，常常谈到在过去一两个人就编一个杂志，或编一套丛书，而现在则非几十人不办。当然，现在的分工细了，集体研究加强了，比起过去是大不相同的。但有没有“内耗”或“内积”的现象，带来层次堆叠，公文往返，议而不决，拖延时日，甚至编辑部在某种程度上衙门化的问题呢？我看也是值得思议的。一二人干不好，人太多，人海战术，未必就干得好。真正把责任制建立起来，很有必要。一份杂志应有个性格，一本书须有一个人自始至终负责到底，审阅、修改、与作者反复研究商量，才能保证质量。
书印出来，要经过发行部门，才能到达读者手上。我听到一位书店同志说：“你以为现在的发行工作，还象过去一些进步书店那样做法吗？”他指的是，解放前的进步书店要自负盈亏，千方百计多发行一点，现在则不同，发行越多，工作越累，八小时做多少，就是多少了。这当然得从合理的规章制度包括奖金制度去解决，否则也会增加读者买书的困难。
以上所谈，都是些浅近之见，且由于见闻寡陋，失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我们能走出“文化低谷”吗？
周 彦
《读书》1988年第12期,总第117期
一九八七年，曾有朋友预测未来十年的中国，将是一个文化低潮时期(当然这里主要指一般所谓“无形文化”或曰“精神文化”)，理由至少有二：一代领导人的工作重点是全力以赴抓经济改革；其次，芸芸众生亦随着经济大潮的裹挟而逐利于市场。上下两方面少有或根本没有闲暇来关注这些既不能吃又不能穿的“事业”。对此，我曾不以为然，因为我觉得总有一批孜孜于文化事业的人，尤其是一批青年学者始终在奋斗着，“沙漠化”的危机似乎不可能出现。但今年以来，愈来愈严酷的现实告诉我们，文化低谷已经比我们预料的来得更快。
“0”状态
我不知从农业文明走入工业文明的国家和民族是否有过这种文化低谷的时期，在华夏大地上，这却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尽管我们在感情上很难接受这个事实。先不说如今“君子言利不言义”的现状，也不说学术、文化正在以比货币更快的速度贬值，这些只能说是文化低谷的表征，更深一层的低谷是在精神上，我称之为“0”状态。精神上的这种“0”状态至少可以从三方面去看。
“一无所有”——青年的普遍心态 恐怕从来没有一首歌曲能像崔健的“一无所有”那样能如此准确、深刻地揭示出一代青年的普遍心态，这首看似爱情歌曲的“中国摇滚”实际上是以一种极为复杂的情感——有悲怆、失望、伤感而又不甘沉沦等——唱出了一种社会心理，或者说唱出了“文化”。笔者曾去首都体育馆看过一次由崔健压轴的摇滚音乐会，令我震惊的既不是体育馆门口那万头攒动的青年人自己过节的气氛，也不是场内那震耳欲聋的架子鼓、电吉他和着那嘶哑的“吼唱”组成的“Chinese Rock”，而是全场几万人自动和着崔健齐唱“一无所有”的情形，我被这种完全发自内心的呼号深深地震撼了。类似的情形只是在“文革”中开大会时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时见到过，但两者的根本区别是：后者服从外在的统一指挥，前者则完全是自发的、发自心底的。参加音乐会的无疑绝大多数是青年，并且不少是大学生、研究生这样的青年知识分子(据说北大还成立了“崔健后援会”)。青年的状况、尤其是青年的心态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的“晴雨计”，在现代文明中尤其如此，美国文化就是这种“青年型文化”的一种最好代表。“一无所有”不仅仅是指物质、金钱的匮乏，更主要的是地位的低下、参与权的被剥夺、生命活力的被钳制，以及由此导致的迷茫、失落、压抑、怅惘、困惑与幻灭感，国门开放后的“世纪病”——荒诞意识在一些较高层次的青年人中产生了，它的哲学意蕴就是：存在的无意义，人生的无意义。在我看来，哪一种危机都没有这种危机来得更带有根本性，这种“空”与“无”的精神状态本身并无消极、积极可言，其效应完全在于其导向(容后述)。但它无疑是一种前所未见的、值得密切关注的新的文化态势。古语曰：“哀莫大于心死”，这种自觉“一无所有”的心态是文化低谷时期的最为广阔的社会心理背景。
从“自我感觉良好”到自觉“什么都不是”的文化人 一九八七年各方面形势的急剧发展，冲击了一大批曾经“自我感觉良好”的文化人，尤其是其中的青年学者、文艺家们。前些年，文、史、哲等诸领域异常活跃，文化人们的自信心空前高涨，但好景不长。一九八七年以来，各种报刊、杂志上难得见到值得反复咀嚼的力作，美术馆、音乐厅要么是西方古典、要么是矫饰扭捏的国人作品登场，总是刺激不起人们的情绪趋于亢奋。有一位国内著名学者的弟子、社会科学最高研究学府的研究生曾发出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的慨叹：爬格子吧，实在难以果腹；做生意吧，不光两手空空，更无钻营之道；出国去吧，打字、电脑操作一概不会，只能去干苦不堪言的下活，生存危机这柄悬在头顶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随时可能掉下来。我们现在才发现，受了十几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教育的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竟显得如此的无能！不要说那通篇宏论、艺术大作在经商大潮中声音微乎其微，于经邦济世并无多大效用，甚至自己的生存都产生了危机，举步维艰竟至于此！文化人的“什么都不是”的这种自我感觉，自信心的一落千丈，起码说明两个问题：其一，从外部看，是教育的失败，是畸形文明结出的苦果；更重要的是自身与社会之间从根本上缺乏一种“榫卯关系”，社会需求与自身条件之间完全相左。此外，国门刚开时，主要是引进、介绍先进文化的成果，繁荣背后确有贫血的背景，在这个能将任何先进的东西都加以“变形”、“歪曲”的文化面前，找到一种既是现代的、又是在本土上行之有效的良方确实需要时间，这个任务无情地选择着执行者，短时间内恐怕很难有一批合格的精通域外先进文化、又深谙本土文化底蕴的人选出现，低谷时期势不可免。
缺乏领袖的时代 文化的兴盛，与各个领域有少数众望所归的领袖性人物关系极大。我这里指的主要是精神性的领袖。显而易见，我们面临的正是一个缺乏精神领袖的时代，所谓“乱世出英雄”、“时势造英雄”还不是现代文明意义上的势态，这种“英雄”也还不是现代意义的领袖。这是因为，真正能够在当下各种利益集团、各个领域中统领全局的人的出现，不仅仅是物质意义上的运动的结果，更是精神意义上的思潮发展的“水到渠成”，真正的凝聚力产生于一种最高的精神追求。这就如同在一定意义上说，法国大革命的真正领袖既不是罗伯斯庇尔，也不是拿破仑，而是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等这样一批启蒙思想家一样，“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三权分立”这些近代文明的精神大纛正是他们打出来，而唤醒千百万人为之浴血奋斗的。故而，缺乏领袖，实际上是缺乏思想家，因此，知识大众、一代青年的精神、思想，便不能不出现令人惊惧的空白，纯粹西方的、纯粹中国古典的哲学、政治、经济、文艺等的思想都不能在当下的文化中直接生效，这个最要命的空白是文化低谷时期出现的根本原因。
走出低谷的几条思路
上面描绘的似乎是一幅黯淡的社会心态图，但是，正如不能对前些年的文化繁荣气象盲目乐观一样，我们也不应对眼下的精神“0”状态抱绝对的悲观情绪，“直面惨淡人生”是一回事，分析形势、寻找对策则是更重要的任务。首先要肯定的是，走出文化低谷、重建中国文化是一代人的使命，何时使我们的“老年文化”向“青年文化”发生根本性的转折，那便是中国现代文明的曙光。在这个大的前提之下，我们是否可以从以下几条思路来思考：
将精神危机推到荒诞极致 从一种历史的角度看，我们所谓的精神的“0”状态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无”状态，而毋宁说它是一种进步。何以见得？我们的教科书中所说的从神性走向人性、从神权走向人权、从神道走向人道的辉煌的文艺复兴时期，决不是一个美好得没有瑕疵的阶段，相反，从另一种角度看，那是一个人欲横流、利欲熏心的时代，神圣的跌落以后，最为亢奋的决非真、善、美的美好追求，而是久被压抑的人性的最基本需求以失控的集体无意识形态产生的大爆发，《十日谈》恐怕只不过是这个阶段的一种较为纯洁的写照罢了。但是，文明并未因此衰落，近代文明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来，关键还是对集体无意识的导向。我们眼下的情境与之相似之处在于，原有的精神支柱坍塌了，禁欲主义、重义轻利、扬文抑商、官本位意识等一系列的规范、准则正在被打破，“变了形”的舶来品又不能真正填补“精神真空”，故呈现出精神“0”状态。但这有如一根座标横轴上的“0”点，我们从“负”回“0”，有何“倒退”之虞？“0”是“负”的终极，但它更是“正”的起点。问题是，我们是否已彻底回“0”？换言之，我们在发展曲线上是否完全走入了谷底？回答应当是“还没有”。文化的最要命的状态恐怕就是那种半死不活的温吞水状态，“置之死地而后生”似乎从未在我们的文化中出现过。在当下，由“一无所有”的心态向彻底的荒诞意识——存在、人生的无意义——的发展并没有在大多数青年那里完成，发些小财还有门道，出国淘金也似乎满有希望，人生的意义还大多维系在一种可怜的眼前功利上，这仍是半死不活的苍白状态，没有大彻大悟的境界，恐怕永远也跌不到谷底，因而永远也走不出低谷。故而，只有将精神危机推到荒诞极致，即不仅是少数人而是多数人尤其是广大青年都发现他们终日孜孜以求的东西竟是毫无意义的，虽然发了一些小财、或爬上一个比以往高一点的地位，但人的尊严、生命的本真状态都失却了时，才会想一想“人活着为什么”这样的问题，才会发现付出的一切却造就了一个外在于自我、束缚或剥夺自我的异我，才会悟出“人即是人自身的悖论”这样的真谛。有一位从澳洲回来办移民手续的画家朋友对我说，你只有从人家的白眼中才痛苦地感到自己永远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中国人！国人的这种精神困境恐怕走到哪里都无法摆脱，这种心态正常发展下去只有走入彻底的荒诞！傻呵呵地继续保持良好的自我感觉只能使我们总是处于苟且偷安、“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可怜境地！走入哲学意义的彻底荒诞有如精神的“凤凰涅”，非如此不能真正思考人的本质、生命的本质、存在的本质这种最高的精神性问题，非如此不能使人们从内心生发出重建精神上帝的渴求，自然，精神领袖、思想家也就不可能出现，因为这种领袖不是外加的，而是众望所归的。这种近乎悖论的思路恐怕不失为一种值得一试的路径。我从北京工人体育馆门口经过时，看到一幅大广告牌上赫然写着“救心”二字(那只是一种心脏病急救药的广告)，使得我大大地震撼了！“民主救国”也好，“科学救国”也好，“教育救国”也好，都还只是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提出的策略，从价值理性的角度、从存在论哲学的高度出发，“救国”莫如“救心”！而要“救心”，必从毁灭中获得再生，在烈火中使凤凰得以“涅”！
争取成为各种新的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现在的经济格局、利益关系虽然让人扑朔迷离，呈现一种无序状态，但它是从原来僵硬的有序向新的趋于合理的有序过渡的阶段。我们当然不能一下子就勾划出一种新格局，但是，可以想见，通过分化、瓦解，进而重新组合，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将要出现各种新的利益集团，多元的精神文化应当说正是建立在多元的利益集团基础之上的。作为一种战略性的文化考虑，我们应当研究这些可能出现的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将要提出的哲学、政治、经济、法律、文艺等方面的新要求，或许我们自身也将成为某个利益集团中与之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一分子，具有现代的哲学头脑、政治思想、经济管理才干、法律知识、艺术创造能力的文化人便既是责无旁贷、也应当仁不让地成为各自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囿于各自的近期利益、任务，这些集团的领导者、操作者们不可能有太多精力和能力去在更大的范围考虑战略性的全局问题，考虑长远的整体策划，故而代言人的作用就十分的重要了。实际上，新的精神文化并不是产生于真空，而正是从这种基础性的文化背景中生发出来的，既脚踏实地又高瞻远瞩、既讲求功利又能超脱一己私利的精英分子当是新的精神文化的执牛耳者。(精英知识分子阶层自身亦应形成有力的具有文化导向性的利益集团，这里恕不详论。)
建立文化市场 时势已使得纯学术、纯艺术的研究、创造愈来愈困难，既然任何学术、艺术都应与人相关，与人的生存、环境、发展相关，我们就应从这个前提出发，研究文化与当下的经济变革大环境的关系。在一时出不了重大的文化成果的时候，我们可以借变革之风，培育我们以前从未接触过的文化市场，在市场与精神文化间建立起良性的循环。别的领域不说，单就笔者熟悉的美术领域而言，已有一些人在认真研究西方的画廊制度、经纪人制度及画商体系的情况，可以不夸张地说，西方现代艺术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批评家与画商“制造”出来的文化“怪物”。市场经济中的职业画家，艺术品的出卖与购藏及其相应的一系列价格体系、经纪人、画商、画廊、拍卖行等，应当成为建立我们的艺术市场体系的大目标，其它领域亦当如此。自然，这有赖于经济的长足进展，有赖于一批具有文化眼光的经济实体及其实业家的出现，因此这个问题又是与前述“代言人”问题密切相关的。文化市场小环境的建立，将是精神文化走出低谷、重振雄风的良好征兆。
当然，文化低谷既是文化诸要素的合力造成的，最终仍须由诸要素共同来促使其走出低谷，时间可能不止十年，也可能走不出去，一切取决于我们自己。
一九八八年九月于中央美术学院 唉，楼主仅转贴，还都那么长，想进来谈谈也被吓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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