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初期反攻金国的战争是否能够成功？
一千多年来，人们一直在痛惜宋高宗用十二道金牌召回已攻至汴梁旧都附近的岳家军。人们总是在重复岳飞的名言：“直捣黄龙，与诸君痛饮耳！”，认为只是宋高宗不采用秦桧等人的和谈路线，宋军就能一直反攻到金国的首都，至少能将金人赶出大宋的旧疆域。这当然是一个良好的愿望，但后世也有学者（如胡适）指出，南宋初期宋军虽然取得了一些军事上的胜利，但自身损失也极惨重，且财运粮饷等方面也难以为继，胡适认为南宋采取和谈的政策也是实力所限，迫不得已，并非完全是因为怕迎回徽钦二帝，高宗的皇位坐不稳。这当然是我们不喜欢听到的言论，但历史真相究竟如何呢？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至少有几点可以讨论：1、南宋初期的宋金战争中，宋军是否真的取得了全面的优势？
2、岳飞的攻势能够持续下去吗？
3、南宋的军事后勤工作能否继续支持战争？
4、即使如人们愿望的那样，迎回徽钦二帝，高宗就真的不能坐稳帝位吗？ 好的想法，关于这个应该咨询一下宋史专家天人兄了，嘿嘿。 我以为是可以反击金兵取胜的
附拙文--------
南宋初年的和议评析
村学究
【题记】南宋初年共有三次“屈己求和”的和议，其是非曲直，正史已有定论。近来却有论者大著翻案文章，为昏君佞臣矫饰。本文以宋、金军事态势为线索，说明战争胜败对和议的影响，以驳所谓“主和者能审时度势”之非。
1996.4.于东篱采菊斋
南宋初年之和议，其是非曲直，正史早有定论，而野史稗乘却聚讼甚夥，为秦桧傅粉者亦多。如王明清曾谓宋、金“卧鼓灭锋逾二十年，此桧之功不可掩者也。”（《玉照新志》卷四）丘浚认为，“南宋再造，桧之力也。”（《续藏书》卷十一，<内阁辅臣•丘文庄公>）近年大陆更有论者拾王、丘牙慧，著翻案文章，以主和为是，谓能“审时度势”，而以主战为非，谓其“秉持义理”。又以“抉隐发微，正本清源，还真相于后世。”（吴俊<义理之说与时势之论——两宋和议辨>载上海文化）为标榜，实则以末世心态，故作议论之高奇，矫饰昏君佞臣之劣迹耳。
南宋初年（建炎至绍兴十一年，1127--1141年）有三次“屈己求和”,为便于区别和叙述，姑且名之为“建炎求和”、“绍兴和议”、“壬戌之盟”。而每次和议又各因两军战伐互有进退而获不同结果。本文以宋、金军事态势的线索，说明战争胜败对和议的影响，以驳主和者能“审时度势”之非。
缺乏军事实力为后盾，
高宗“建炎求和”遭拒
金太宗天会三年（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十月，金军大举南下侵宋，年底便占领了河北、山西，次年春取河南并包围汴京，徽宗出奔，钦宗即位，遣使至金营求和。金军主帅宗望以押亲王为人质，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增岁币，载书称伯侄为条件，方允和议。1126年底，金军掳二帝、百姓十余万口及无数资财尽驱北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北宋灭亡。
1127年五月，赵构即位，是为宋高宗。金人得知后，于天会六年（宋高宗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再度南侵，欲俘获高宗，企图一举灭宋。金军势如破竹，锐不可当；其时赵构在扬州，闻金兵至，于前一日弃城逃至江南，江北之地尽为金军占领。据《金史•宗翰传》载，此时赵构“以书请存赵氏社稷”，向金军乞降求和，金军未作回应,实为拒和。
赵构逃遁，金军统帅兀术分兵数路追击。1129年五月至十二月，先后攻下扬州、睢阳、曹州、和州、湖洲、杭州、明州、越州、秀州等地，金军只是在明州城下与宋军有过交锋，损失甚微。赵构乘船遁去，金军在海上尾追三百余里未果，南宋幸而不亡。金军孤军深入，未敢恋战，遂行“搜山检海”。对江南地区大肆烧杀劫掠，所获物资装船沿运河北撤。
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三月，兀术率军途经镇江时，遭韩世忠部狙击。韩部以八千之众使十万金军不能渡江，兀术被困在黄天荡达四十八天。颇有意味的是，这时“兀术穷蹙，求会语，祈请甚哀”（《宋史•韩世忠传》），素以骠悍勇猛著称的兀术不得不表示要把所抢掠来的财物悉数送与韩世忠，乞求放行，但遭到韩世忠的严辞拒绝。于是兀术便招募汉奸，经指点，一夜挖开老鹳河故道三十里，才得以逃到建康。是役史称“黄天荡之战”。兀术在建康屠城三日后撤离，沿途又遭岳飞等部追击，至此金军全部退出江南。
兀术南侵失败，自此便视江南为畏途，每提及此行，都为之胆寒。据《大金国志》载：“兀术自江南回，初至江北，每遇亲识，必相持泪下，诉以过江艰危，几不免。”可见黄天荡之战已大挫金兵锐气，知宋朝有可战之兵，更有可战之将，倘若此时有恢复旧疆之志，绝对有实力挥军北进。称主和者能“审时度势”，实令人难以苟同。
建炎年间的军事态势足以说明，在金军气势夺人时，自然不会轻易允和，这是情理中事；黄天荡之战能令兀术“祈请甚哀”，亦是情理中事。和议的条款及成败取决于军事较量的胜负。
宋军虽大败金兵，
然秦桧一意“屈己求和”。
兀术出兵江南，见“南军使船如使马”（《宋史•韩世忠传》），知不利发挥北军优势，金朝决策者便将主攻方向放在西线的陕西。1130年秋，宗辅、兀术等率军犯陕，挞懒等挺进淮南。
建炎四年（1130年）八月，张浚与来犯之敌决战于陕西富平。兀术所领右翼被刘錡部重重包围，宋军以强弓劲弩轮番射杀金兵，损失惨重。与金军左翼对峙的赵哲因擅离所部，牵动全局，金军左翼援救右翼，接应兀术突围，方转败为勝，并乘势占领了陕西五路大部地区。
同年九月，挞懒在东线攻占楚州等地。次年春，张荣诱敌至兴化缩头湖；张荣率水军弃舟登岸，敌以为宋军溃败，驱众追杀，却陷入沼泽泥淖之中。缩头湖之战张荣大破东线金军，俘获挞懒之婿蒲察鹘拔鲁等将领多人，挞懒率残部奔淮北，宋军收复淮南。
富平之战失败后，宋将吴玠退守陕西和尚原，以屏蔽四川。绍兴元年（1131年）五月，金军进攻和尚原，被吴玠击退；十月，兀术亲率重兵猛攻，吴玠部以箭矢密集射击，接发不绝，繁密如雨。兀术见“抵险不可进，乃退军。”然吴玠一面正面御敌，一面派兵切断金军粮道，在金军撤退必经之地设下伏兵，金军“且战且走，行三十里，将至平地，宋军阵于山口，宗弼（兀术）大败，将士多战殁。”（《金史•宗弼传》）此役几致兀术全军覆没，大小将官三百余人被俘，兀术中流矢，仅以身免。和尚原之战是兀术侵宋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惨败。
其时秦桧随挞懒至楚州，被挞懒纵归而南。秦桧在朝中散布“如欲天下无事，南自归南，北自归北”言论，制造投降和议空气，并向赵构首奏所草与挞懒求和书（《宋史•秦桧传》）。绍兴元年二月，秦桧任参知政事，旋拜相，可见赵构、秦桧之同气相求了。面对渐渐转向宋强金弱的局势，以秦桧为首的主和重臣无意扩大战果，以战争求得和平，而是一意“屈己求和”。这正是秦桧辈的“审时度势”。
绍兴二年（1132年），主战呼声甚高，惮于朝议，赵构不得不罢秦桧相职。是时金朝也有和意，放归了被拘禁达六年之久的使臣王伦，形势使然，南宋对此并未积极回应。于是在绍兴三年（1133年），金与伪齐联军再度南侵。
南宋军民浴血奋战，
争得“绍兴和议”后短暂和平
1133年冬，兀术进攻陕西，准备一举攻入四川，志在必取。为此，金朝几乎倾国力而毕一役，“自无帅以下尽室而来，示无返意。”（《金石萃编》卷一四九）宋军前沿因粮草匮乏，宋将吴璘放弃和尚原。兀术占领和尚原后，于次年驱兵攻仙人关，吴玠用箭矢火砲将金军攻城器械摧毁殆尽，也消灭了金军大量兵员。此时金军虽仍在攻城，但其势如强弩之末，吴玠发动反攻，经两天一夜激战，兀术终于率残部大败而逃。
在江淮战场上，金军也是屡屡失利的。韩世忠亲率骑兵驻守大仪，在江口伏击敌骑，“背嵬军各持长斧，上揕人胸，下斫马足，敌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劲骑四面蹂躏，人马俱毙，遂擒挞孛也等二百余人。”（《宋史•韩世忠传》）韩军部将董旼击金军于天长，解元击金军于高邮，皆获大捷。
在襄阳战场方面，伪齐将领李成率联军连破襄阳、唐、邓、郢诸州及信阳军。岳飞奉令反击，先后克郢、随、襄阳，并在新野重创李成军，在邓州几乎全歼金兵，仅金将刘合孛堇逃脱，岳飞军随即收复唐州、信阳军。
伪齐与金骑兵五千围庐州，赵构手令岳飞驰援解围，岳家军一战即击退金兵。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刘豫聚兵睢阳，韩世忠引军渡淮，将伪齐军击退，从而破灭金与伪齐吞食南宋江淮领土的野心。
天会十三年（绍兴五年，1135年）金太宗死，金熙宗即位，宗磐、挞懒主政。金朝鉴于连年侵宋屡战不捷，知其亡宋不易，而金国也已元气大伤，也需休养生息，金方便向南宋示和，于是双方又有使臣互访。绍兴七年（1137年）双方进入谈判具体条款，王伦奉命出使。行前，王伦向再度为相的赵鼎请示谈判原则，赵鼎说：“问礼数，则答君臣之分已定，问地界，则答以大河为界。二者使事之大者，或不从则已。伦受命而行。”（《宋史•赵鼎传》）此次和议史称“绍兴和议”。
绍兴和议的基本框架是赵鼎确定的，受国书的礼仪按“君臣之分”，这一点是赵构在建炎年间向金朝求和时的许诺：“愿去尊号，用正朔，比于藩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三）两国的边界以黄河划分，则是按当时宋军实际控制的黄河以南（包括陕西、河南）地区为界，赵鼎并未许以输银、绢、割地等条件。金朝挞懒等人也只是同意归还黄河以南的土地，两国和议谈判除“受书礼”问题出现过争执外，基本是顺利的。金使来临安送允和诏书时，欲屈使高宗赵构面北接受和议诏书。为维护南宋的尊严和政治地位，众大臣群起反对和议，史称“戊午谠议”。高宗十万分担心和议不成，托辞对赵鼎说：“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见。此所以不惮屈己，冀和议之速成也。”（《宋史•秦桧传》）秦桧窥见赵构求和心切，便乘机进取，俟赵鼎退后，“桧独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两端，此不足与断大事。若陛下决欲讲和，乞专与臣议，勿许群臣预。’帝曰：‘朕独委卿。’”（《宋史•秦桧传》）秦桧志在擅权固位，奸计得售，赵鼎罢相，他便二度入相。
是年秋冬之季，宋金两国终于达成和议，出现了短暂的和平。而这样的和平，正是南宋军民浴血奋战换取得来的，也是有宋一代与异族政权交兵显示了实力而取得的唯一一次较为“平等”的和议。如果没有军事上的重大胜利为后援，外交使臣岂能舌战群敌，轻易获胜？建炎求和与绍兴和议两相对照，足以说明问题。因此将绍兴和议的成果归功于秦桧之辈，实在荒谬之极。
宋金双方主和派，
极力促成和议以从中取利
如何评估绍兴和议？担任陕西勘定边界使的郑刚中对金朝使臣说：
若论实情，上国于江南土地，恨不能尽取而有之；今所不取者，非是留作人情，力不足也。本朝自白沟以南，皆祖宗土地，旦旦有恢复之心；今所未复者，亦不是忘了，势未可也。（《北山文集》卷一）。
郑氏之言虽有外交辞令意味，但更有隐曲。秦桧主持和议，郑刚中不敢言其是，亦未言其非。金使欲将成、岷、凤、秦、商等六州划入金朝版图，郑氏力争不从。从其行状可窥他所论之“势未可”，当是指主和当权者阻止了恢复祖宗土地的军事征伐，而不是“力不足”。南宋末年的周密认为：
高宗间关兵间，察知东南地势，财力与一时人物，未可与争中原，意欲休养生聚，而后为万全之举。（《齐东野语》卷三）
此说意在为秦桧开脱历史罪责而已。南宋疆土虽只及北宋五分之三，但拥有江南富饶之地，尤其是东南，自唐代经营以来已有三、四百年的历史，其财力还能支撑一场反侵略战争。就金军兵力而论，李纲的奏疏称：
金人之兵张大其势，然得其实数不过六万人，又大半皆奚、契丹、渤海杂种，其精兵不过三万。（《靖康要录》卷一）
这是靖康之变时金军的兵力。而金国可动员的兵力，据范仲熊《北记》中所载综合统计，金兵约十二万人，精锐约九万，且其精锐在前次南侵时损失甚惨。金兵勇猛骠悍，而宋军也有吴玠、吴璘兄弟、韩世忠、岳飞、刘錡等能征善战之辈，并非乏人。绍兴和议后南宋对黄河以南的陕西、河南等地，并不是像周密所说“为万全之举”，认真经略、布防，由此也见秦桧主和之目的若何了。
金人对和议另有一种意见。《金史•交聘表》称：“血刃相向百战而得之，卑辞厚币以求之，难得而易于人，岂人情哉？”金人认为割黄河以南地区予南宋，是不合人情物理的。兀术正是认为宗磐，挞懒将黄河以南地区割给南宋，必与宋有“交通赂遣”，于是在熙宗面前密奏他们企图谋反。金熙宗便下令诛杀宗磐，贬挞懒至燕京，并收其兵权。比照秦桧主和与兀术主战，所用策略和手段何其相似！天眷二年（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八月，挞懒果然与鹘懒在燕京谋反，熙宗令兀术诛之。“挞懒自燕京走，将亡入于宋，（兀术）追至祁州，杀之。”（《金史•宗弼传》）秦桧在金时曾在挞懒府中供事数年，挞懒南逃也足以说明二人之间关系非同一般了。
兀术再启战端，
倾力攻宋，唯连遭败北。
宗磐、挞懒之死意味著绍兴和议不复存在了。其时，金朝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议南伐，太师宗干以下皆曰：（赵）构蒙再造之恩，不思报德，妄自鸱张，祈求无厌，今若不取，后恐难圆。上曰：彼将谓我不能奄有河南之地，且都元帅（兀术）久在方面，深究利害，宜即举兵讨之。遂命元帅府复河南疆土。”（《金史•宗弼（兀术）传》）人民还未体味到和平的温馨，战火又起。
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金人分四道入侵，兀术入东京，葛王褒取南京，李成取西京，撤离喝趋永与军，河南诸郡相继陷没。”（《宋史•秦桧传》）宋军组织了一定的抵抗，“八月，世忠图睢阳，金人来救，世忠迎击于泇口镇，败之。又遣解元击金人于潭城，刘宝击于千秋湖，皆捷。”（《宋史•韩世忠传》）刘錡奉命防守顺昌，顺昌之战大败金兵，兀术被迫退回汴京。兀术在河南也遭到岳飞部痛击，“（飞）遣王贵、牛皋、董先、杨再兴、孟邦杰、李宝等，分布经略西京、汝、郑、颖昌、陈、曹、光、蔡诸郡，又命梁兴渡河，到合忠义社，取河津，北州县，又遣军东援刘錡，西援郭浩。……未几，所遣诸将相继奏捷。”（《宋史•岳飞传》）当时岳飞主力在颖昌，他布置“诸将分道出击，飞自以轻骑驻郾城，兀术怒，合龙虎大王、益天大王与韩常之兵逼郾城。飞遣子云领骑兵直贯其阵……鏖战数十合，贼尸布野。”（《宋史•岳飞传》）此役史称“颖昌之战”，岳飞全歼了金军精锐“拐子马”。兀术有如剜心之痛，十分沮丧地说：“自海上起兵，皆以此胜，今已矣！”（《宋史•岳飞传》）岳家军还击毙了兀术之婿夏金吾，副统军粘罕索孛堇等，金军全线崩溃，兀术只得率残部北逃。
赵构、秦桧一意求和，自然看不到沦陷区民心可用。金军南侵，荼毒宋朝人民，他们“纵兵四掠，东及沂、密，西至曹、濮、兖、郓，南至陈、蔡、汝、颖，北至河朔，皆被其害，杀人如刈麻，臭闻万余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这还只是靖康之乱时的情景。敌占区人民对金军的仇恨和不合作，使得“自燕以南，金号令不行，兀术欲签军以抗飞，河北无一人从者，乃叹曰：自我起北方以来，未有如今日之挫衄。”（《宋史•岳飞传》）金朝在占领区军令政令不通竟达这种程度。
岳飞为收复失地做了大量的联络北方抗金义军和对金策反工作。如“飞遣梁兴布德意，招结两河豪杰，山砦韦铨、孙谋等敛兵固堡，以待王师。李兴、张恩、孙琪等举众来归。金人动息、山川险要，一时皆得其实。尽磁、相、开得、泽、潞、晋、绛、汾、隰之境，皆期日兴兵，与官兵会。其所揭旗以‘岳’为号，父老百姓争挽东牵牛，载糗粮以馈义军，顶盆焚香迎候者，充满道路。”（《宋史•岳飞传》）金军统制王镇、统领崔庆、将官李﹝豈页﹞、崔虎、华旺等皆率所部降归。甚至金朝禁卫军龙虎大王帐下的将官仡查、千户高勇等也远自北方来降。曾在陕西被吴玠部射瞎眼睛的韩常也欲率所部五万人马内附。金军被动摇了，其主帅乌陵思谋也无法稳定军心，只是说服部属“勿轻动，俟岳家军来即降。”（《宋史•岳飞传》）形势空前地对南宋有利，这样的局面是有宋一代不曾有过的。
收复失地是指日可待了，故岳飞不无兴奋地抒发豪情，对部将们说：“直抵黄龙府，与诸军痛饮耳。”
这就是绍兴十年前后的情势，赵构、秦桧未必不知。然用其势者必能恢复，去其势者，只能屈己求和。
“壬戌之盟”后有二十年和平，
实为宋金双方皆无力再战所致。
岳飞正准备用其势渡河北伐时，秦桧已定下以淮河为界的和议条件，即他前称的“南自南、北自北”，而赵构则更“冀和议之速成”。于是秦桧大施权术，先令杨沂中还镇江，刘光世还池州，刘錡还太平，而后以“孤军不可久留”为由，一日下十二道金字牌强令岳飞撤军。“飞军闻诏，旗靡辙乱，飞口呿不能合。”（《宋史•秦桧传》）堪称南宋“铁军”的岳家军，斗志与士气顿时全消，岳飞痛心疾首叹道：“十年之力，废于一旦。”所收复的失地亦尽归金人所得。
绍兴十一年（1141年）初，兀术再次南侵，夺取了寿春，庐州等地。金军在柘皋被韩世忠击败；岳飞奉令进兵庐州，庐州金军望风而遁。正当阻遏金军继续南犯之际，秦桧突然下令班师，于是“韩世忠闻之，止濠州不进，刘錡闻之，弃寿春而归。自是不复出兵。”（《宋史•秦桧传》）岳飞也“还兵于舒以俟命。”（《宋史•秦桧传》）四月，秦桧“密奏召三大将论行赏。韩世忠、张俊并为枢密使，岳飞为副使，以宣抚司军隶枢密院。”（《宋史•秦桧传》）三大将便这样被夺兵柄，收复失地只能是纸上谈兵了。
金朝方面，兀术自知宋军难敌，尤其惧怕岳家军，在给秦桧的密信中说：“汝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必杀飞，方可知。”（《宋史•岳飞传》）狠毒地提出以杀岳飞为同意和议的前提条件。而秦桧“亦以飞不死，终梗和议，已必及祸，故力谋杀之。”（《宋史•岳飞传》）杀害岳飞是一个政治阴谋。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月，系岳飞于大理狱，十一月宋金订立了和议，史称“壬戌之盟”，墨迹未干，十二月秦桧令杀岳飞于狱。壬戌之盟划大散关、淮河为界，宋割唐州、邓州、商州、泗州、和尚原、方山原等地予金，称臣纳贡，岁贡绢、银各二十五万匹、两，换回了徽宗梓宫以及赵构生母韦氏，而钦宗仍拘在金国。绍兴和议与壬戌之盟两相比较，实大相径庭，秦桧是有功于赵构还是有功于宋，是卖国还是爱国，亦就昭然若揭了。
壬戌之盟后宋金问弭兵息争近二十年，或以为是秦桧之功，实大谬不然。秦桧力主和议，朱熹已揭其奸：
秦桧自虏中归，见虏人溺于声色宴安，得之中国者，日夜烂漫，亦有厌兵意，秦得此意遂归来主和。
和议一成，秦桧于是便要大兴诛锄。甚至无耻之尤，奏请许其子代居相位。绍兴年间的战将除自然死亡者外，皆被秦桧或诛或贬，即使朝廷有意恢复，也真个一时乏人了。而金朝原亦是战将如云，然或在战场上拼杀而死，或在内斗中被诛杀，一时也无人带兵侵宋了。至于兀术，皇统二年（绍兴十二年，1142年）术致仕未允，想必年事已高！皇统八年（绍兴十八年，1148年）兀术病死，这样双方才得以维持二十年的和平。二十年间金军元气已复，便出现了完颜亮的南下侵宋；宋朝则沉湎于歌舞升平，不言兵事，不修军备，如此休养生聚岂是“为万全之举”？而这二十年间，秦桧权力灸手可热，他“开门受赂，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朱子语类》卷一三三）可见朱熹言之不谬，也见得秦桧之辈“审时度势”为何物了。
为秦桧翻案出现在当今，不过新瓶装旧酒而已，并无新意。当今大陆社会逐惭失去价值尺度，视腐朽为神奇，认公德为不识时务；如此种种背向思维反映在史学领域，故作议论之高奇，实则是末世心态之反照，对史学研究有大害而无益。这种现象亟应引起史学界的重视与批判。 看来这里确有高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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