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出任中宣部长记略
胡耀邦出任中宣部长记略郑仲兵
胡耀邦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受命中共中央秘书长的同时，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一年零两个月。这是“扭转乾坤”的日月，也是中宣部几十年来最辉煌的时期。在社会上，特别是在文化知识界，中宣部一改旧制，成了“思想解放部”、“思想建设部”，被亲切地称为“知识分子之家”。我在耀邦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虽属短暂，但在中宣部工作了近十年，从耀邦同志主政中宣部开始，历经了“五朝”人事更迭，自有深切的前后对比感受。耀邦同志顺乎时势人心的政略，开阔深邃的思想，文博通达的学识，坦荡宽大的胸怀，率真热忱的作风，以及他独具魅力的文论诗书、言谈举止、音容笑貌，无不深深印刻在我和同仁的心中，令我至今仍有幸享着这份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现谨将他出任中宣部长一年有余的事略整理于后，献给十多年来一直缅怀着这位伟大的时代先驱的同仁们！
一、历史选择了胡耀邦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十二月廿五日，即三中全会结束后第三天，在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
胡耀邦出任中宣部长，可以无愧地说，是历史的选择。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主宰中国之命运达二十七年，并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八十三岁的毛泽东病故；二十六天后（十月七日），靠“文化大革命”起家得宠并盘踞中国政坛十年之处的“四人帮”被一举粉碎。这本是改变中国命运的大事。但是，“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没有也不敢触动毛泽东传统的体制，执行了对毛泽东“两个凡是”为旗帜的基本方针，致使中国出现了两年的徘徊，严重压抑了社会思想的进步和各方面的发展。
真正标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生活伟大历史转折的，却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廿二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包括在此之前召开的三十六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三中全会）。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
三中全会坚决批判并纠正了“两个凡是”的方针，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大会还为一系列重大冤假错案宣布了平反，对中央领导班子进行了有效的调整，从而为执行新的方针路线、实施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从指导思想和组织上作出了有力的保证。
在这重要的历史关头，肃清“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流毒，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流毒，深入进行拨乱反正，解放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以适应改革、开放、加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便成为迫在眉睫的重要历史任务。
但是，当时在思想理论界还有相当数量的同志，特别是身处意识形态领导地位的同志，“思想上还处于僵化半僵化的状态，脱离实事求是的路线，设禁区、下禁令，成为解放思想的阻力。”（胡耀邦：《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八日）甚至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纯属社会常识的问题上，他们也表示不能接受，把这种认识说成是“砍旗”、“丢刀子”、“非毛化”。在这种桎梏下，更多的同志则心存余悸和疑虑，充斥着对“火神”的崇拜与敬畏（如鲁迅所云），不敢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习惯于“孔步亦步，孔趋亦趋”，自不为怪了。
此时此刻，由谁出任中宣部长，自然就成为刻不容缓的历史抉择。
张平化同志行吗？
他走马上任中宣部长一年零五个月。但是，实践的检验作出了否定的回答。张平化“文革”初期随陶铸到中宣部任常务副部长，不久即与陶铸同难。恢复工作后，于一九七七年七月调任中宣部长，他尊重并听命于华国锋自属当然。而且在汪东兴直接管着他，形同傀儡。他只能忠实地执行“两个凡是”的既定方针。
胡乔木同志行吗？
他是意识形态老资格的专家。但是，他在“批邓”中留下了“难言之隐”，各方面的非议甚多；而且当时他的思想认识、精神状态与三中全会精神还有明显差距，甚至在看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时，还愤愤道：这是“分裂党中央”。
历史的选择，当时舍胡耀邦而谁呢？虽然他已身兼几个要职。
正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历史选择了胡耀邦。当然，在此之前，历史也给了他以展示自己思想、政略和才干的机会。以下几例，可见一斑。
——一九七五年，胡耀邦复出主持中国科学院工作不久，便以非凡的胆略，开始为“文革”中长期被贬压为“臭老九”的科学技术人员解决“五子登科”（房子、妻子、孩子、票子、菜篮子）问题；在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大刀阔斧进行全面整顿期间，他为整顿改革科学院工作，提出与“四人帮”针锋相对的方针——“工作汇报提纲”，一石撼动满天星斗。“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他又遭整肃，“提纲”也被汙为“大毒草”。胡耀邦复出后的“昙花一现”，在知识分子心中留下深刻的影响。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四人帮”落网的第六天，胡耀邦即通过叶帅向中央进言，“中兴伟业（叶剑英语），人心为上”三条：“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他胸中酝酿已久的治国方略，随着历史的潮流倾倒出来，一时传为佳话，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唤起了党心、民心、人心。
——一九七七年三月，党的十一大，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并任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他充分利用党校的阵地，迅即着手拨乱反正工作。一方面他坚决废止传统的教条主义的学风，打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提出“四不主义”——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揪辫子、不装袋子（不入档案），通过党校思想理论学习研讨的洗礼，训练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敢于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高中层干部和思想理论战线骨干，大部分都成为全国范围内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的带头人。
另一方面，胡耀邦到中央党校后，即成立了理论研究室，并以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为基地，联络《人民日报》，积极着手组织校内外理论队伍，亲自策划指挥写了一篇又一篇震撼“两个凡是”顽固堡垒的拨乱反正文章，其中绝大部分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在全国山川大地引起强烈的回响与共鸣。尤其如《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人民日报》一九七七年十月七日）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光明日报》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两篇文章，事实上成为平反冤假错案，全面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的宣言书。
这是中央党校空前辉煌时期，表明胡耀邦的思想理论观念的现实性、深刻性、科学性、前瞻性，表现出他纯正学风和理论的勇气。在这短暂的春秋中，胡耀邦的所作所为事实上为举世闻名的三中全会及其正确路线的提出，提供了可贵的思想理论上的准备。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五日，胡耀邦主政中央组织部。真是如神如幻，短短期间，就改变了中组部的社会形象。“文革”中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老同志来到中组部，感觉“就像当年回到解放区”，人们亲切地称颂中组部为“干部之家”。
胡耀邦来去中组部不到一年时间，他解放了那么多“文革”中被汙陷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坏人”、“阶级异己分子”、“五·一六分子”、“黑五类”……；
推倒了数十年历史遗留下来积案如山的冤假错案；
解放了沉冤二十二年的数十万众的“右派分子”；
给数百万长期受到歧视、报国无门的新老知识分子落实政策；
而且也使几十年因经济原因被划为“地主”、“富农”、“资本家”以及他们的“遗老遗少”们终于立地成“人”，可以在共和国土地上自由平等地生活。
胡耀邦到中组部不久，又创办了内部刊物《组工通讯》，配合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组织撰写了大量为组织路线拨乱反正、为冤假错案制造舆论的文章，并通过《人民日报》、新华社以及电视台、广播台等新闻媒体播发，大大推动了全国性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
……
胡耀邦在中组部期间说过：“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他在平反冤假错案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胆识、气概、胸怀，令人们想起晋朝谢灵运《人道至人赋》中所吟詠的：“推天地于一物，横四水于寸心，超埃尘以贞观，此胸襟何落落。”不正是这样吗？他事实上为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充分地组织准备。
二、把中宣部办成思想解放部
（一）胡耀邦走马上任中宣部
中国共产党重视宣传理论工作，可谓传统渊深。
一九二一年中共一大后就成立了宣传领导机构——中央宣传局。一九二二年二大后，便有了中央宣传部。
经过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各个时期，以及全国解放后，中宣部一直服务于共产党的中心任务，跌宕起伏，也做了大量工作，包括解放后配合历次思想政治运动，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文革”不久，中宣部被撤销，职权为中央文革小组所吞并。“四人帮”沉没后，中央成立了“中央宣传口”。十一大后，中宣部恢复。
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胡耀邦任中宣部长为止，风云入世多，日月掷人急，时间过去了半
个世纪零七个年头。走马上任过中宣部长（或中央宣传机关负责人）的人：李达、蔡和森、彭述之、瞿秋白、罗章龙、李立三、沈泽民、张闻天、吴亮平、陆定一、习仲勋、陶铸、耿飚、张平化等诸公。
胡耀邦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而且任期只有一年零两个月。不算最短，也算最短中的一个。但是，他有别于前任们——给上上下下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而且主政中宣部的历史写下了空前辉煌的一页。
耀邦任中宣部长，是在“文革”结束后的两年。
在这两年中，“文革”的祸国殃民，引发了全民族的深刻反思。广大干部和群众强烈要求打碎“文革”期间加给人们的思想枷锁和组织枷锁；要求还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科学、求实、开放、文明、富裕的体制，以替代那种被异化的专制、迷信、僵化、封闭、落后、野蛮、贫困的体制。
于是，束缚反束缚、压制反压制、解放反解放，在朝野之间展开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思想较量。首先发难的是理论界的知识分子。特别在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辩论中，双方形成十分鲜明的聚合对垒。
中国社会正处在大变动的前夜。
在这个过程中，汪东兴控制的中宣部和宣传系统，扮演了不光彩的反派角色，不仅引起社会的普遍不满，而且也遭到中宣部和宣传系统广大干部的强烈抵制。
所以，当胡耀邦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的消息传来，——正是“春江水暖鸭先知”，中宣部和宣传系统的干部以及广大知识界的朋友，无不奔走相告，激动不已，长期抑郁在胸中的块垒霎时化作无限的希冀。
在中宣部和宣传系统的干部心目中，胡耀邦代表着历史的潮流，是一代思想解放大军的主将，是为中国历史转折、为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做好思想、组织准备的第一人，是高擎中国新的解放大旗的旗手。他们真诚地希望集合在这面大旗下，为中国共产党的升华、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贡献自己的心力。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廿九日上午，胡耀邦到钓鱼台中宣部驻地报到，并与十三级以下干部见面，谈了施政意见。
十二月卅一日上午，胡耀邦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中央宣传系统所属单位领导干部会议，和大家亲切会面，并即兴作了热情洋溢的长篇讲话。
三天后（一九七九年一月三日）的上午，胡耀邦在钓鱼台十七号楼会议厅和中宣部全体工作人员见面，并作简短讲话。
耀邦的就职过场不过六天，如他的为人一样，朴实、自然、诚挚、热情。他的亮相和讲话，令与会者耳目一新，终生难忘。他介绍了中央对中宣部长人选考虑的过程；评说了过去两年思想理论界的形势和一年多中宣部的工作；阐述了自己对三中全会精神的理解；提出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后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和近期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关于中宣部的人选问题
耀邦说，中央对中宣部长的人选“考虑了很久”，考虑过胡乔木、习仲勋、任仲夷等同志。耀邦说，“他们都合适，比我更合适”。
关于胡乔木同志，耀邦隐去了中央工作会议上对他的一些带实质性的非议，只强调“用其所长，避其所短”。所谓“长”，即“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讲话，重要文件的起草，需要他在理论上把关……中央舍不得他”。所谓“短”，即“宣传部长还有许多行政事务工作，指挥工作，不一定是他的所长”。耀邦对乔木还说了些当时的与会者认为是“溢美之词”的话。如“党的第一笔杆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懂得最多”等等。在“左”的势力对乔木攻击很厉害的当时，耀邦的态度和评价是可以理解的，也充分表现出他一贯待人的友善和真诚。
对仲勋和仲夷同志，耀邦说，“中央考虑还是留在省上”，当时这样考虑，无疑更符合大局的需要。
耀邦也谈到自己，“我曾在政治局会上表明过，我当中宣部长不是料，是拉着毛驴当马骑”。显然，这不仅仅是自谦之词。他深知，三中全会后历史赋予中宣部的拨乱反正、打破长期传统思想和束缚，任务是多么严峻，其难度要比组织上的平反冤假错案还要大。而且中央秘书长的分工，他也“主要负责宣传工作”。可见，他再一次做了“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精神准备。
应该说，作为接受历史的使命，当时耀邦还是充满信心的。他说：“我想，当宣传部长可能有个窍门，思想问题、理论问题，靠少数人干恐怕困难。意识形态的事，靠少数人裁决、指挥，不行。”
这样话，作为中央领导人，也许当时也只有耀邦能说得出来。应该说，这是他深思酝酿已久的爆发。作为与会者宣传干部——“文革”的阴影还笼罩在头上，“两个凡是”喧嚣和尘埃尚未落定，听到这样的话，真不啻“如雷贯耳，如电行心”。后来，耀邦的实践一再证明，他始终没有违背这一原则。
在政协礼堂那次会上，耀邦一开口又令四座皆惊。主持会议的同志说：“现在请耀邦同志做指示。”
耀邦说：“按三中全会规定，什么首长指示，统统去掉这一套（按：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个人意见嘛。恢复老传统，上下之间，同志之间，互相交换意见。”后来他多次谈话中都讲了这个意见。这绝不是哗众取宠的自示，而是具有现代自由观念、民主素养的自然流露，是耀邦强大个人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人云：“一语见英雄”，如此独特的耀邦语言，令与他共过事的同志，今天一闭上眼睛就能想见其为人。
（三）评说宣传理论界的形势和中宣部的工作
耀邦说：“我个人的看法是，粉碎‘四人帮’以来，是拨乱反正的两年，是扭转乾坤的两年”。他建议在场的历史学家“想一想这两年的经历，以便几年之后好写这两年的历史，作出公正的评价”。为什么这么说呢？耀邦要大家观察感受一个事实：两年来，“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一天比一天活跃起来，……搞清了一系列被林彪、‘四人帮’颠倒歪曲的思想、理论、路线、政策的是非。”他兴奋地指出：“十几年来，甚至更长一点，近三十年来，没有像这两年这么活跃。”
他特别指出，两年来宣传战线上一个可喜的情况，了不起的收获是：“涌现了一大批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很能干的领导干部。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理论、宣传的人才。特别是四十岁左右一批年富力强的理论工作者。他们敢于抓住真理、所向披靡，敢想、敢说、敢干、敢闯，宣传战线出现了一批闯将。”耀邦要求认真地把这批优秀的宣传、理论干部发现出来，加以关心、培养，有的要大胆提拔到一定岗位，并把这个工作作为宣传部门的任务之一。他说，如果不是这样，“就要犯错误，就是官老爷”。
究竟怎么看一年多中宣部的工作？
耀邦说得很有技巧。
“这一年，全党思想很活跃，不管理论、新闻、出版、文艺都很活跃、蓬勃发展，这和中宣部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
客观地说，确实不是一回事。因为一年多来中宣部基本上执行了“两个凡是”的方针。
但是，胡耀邦还是首先肯定了中宣部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做了不少工作，耀邦认为，这是为中宣部一百多工作人员的成绩说的“公道话”。
当然，“公道话也要说出它的另一面”，耀邦接着指出：“从党的要求，全国的形势要求来说，中宣部工作显得不够坚强、不够有力，不那么相称”。“许多地区和部门的同志对中宣部的确有很多意见，主要是对平化同志的意见……特别在真理标准这个重大问题讨论上，态度不够明朗。”
但耀邦又说，“这和对平化同志的全盘估计是两回事”。接着他给了平化以“久经考验、饱经风霜”八个字的历史评价。
所谓“久经考验”，说的是“平化同志干革命干了半个世纪，井冈山时期县委书记仅存的一个，后来担任过抗日战争时期三五八旅的政委，解放战争时期的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第一个大城市的市委书记，解放后的武汉市委书记，湖北、湖南省委书记。这么多年，总是考验过来了嘛”。
所谓“饱经风霜”，说的是“他受过不少挫折，委屈，靠边站了多少年，几上几下。”
耀邦分析道：“饱经风霜往往有两重性，越是风霜，可能像陈老总讲的，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也有另一种，风霜多了，看问题、想问题就犹豫些了。平化同志自己讲，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有个毛病，见事迟、行动慢、犹豫不决。甚至在有些风浪上面，说错话、办错事。这些错误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耀邦的这席话，不仅给平化，而且也给在场的许多宣传干部以深刻的启示与警醒。
最后，耀邦宣布：“中央已决定，平化同志改做党校副校长，我看是正常调动。我们前几天口头商定，对中宣部一年的工作议论基本上结束了。现在事情多得很，不再对一年工作进行讨论。我们面临着新的一年，旧的已经过去。要响应中央号召。邓副主席特别强调，团结一致向前看。向后看不是目的，是方法。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
耀邦以如此平和的态度、理解的言辞批评中宣部和张平化，是与会者——包括张平化和其他曾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的中宣部同志所没有想到的。他们有的还以为中宣部要大改组、大换班，等着挨批处理。然而，耀邦的“亮相”，使他们如释重负。也有一些曾抵制过“凡是方针”的同志，觉得耀邦批评得“不够劲”，但也都为耀邦的宽容、厚道、与人为善的态度所感动。
张平化在会上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讲述了平生三次受教育——延安整风、“文化大革命”、三中全会的不同感受。他说：“这次工作会（指三中全会前的预备会）对自己批评较准，有说服力，很受教育。”说认识到坚持“对上对人民负责的一致、理论上的是非和组织原则的一致、高举旗帜和实事求是、有错必改的一致”是多么重要。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道：“如果坚持‘两个凡是’，那历史上的许许多多问题都不能解决。”
（四）重点转移后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
“这是我们宣传部门的同志首先要考虑的最大的问题”——耀邦说，“把这个问题考虑清楚了，就不会迷失方向，就抓住了事物的根本。”
怎么看待“工作重点转移了”？
“我们从明年开始的工作重点的转移，不是一般的转移，不是一般的转变，不是由合作化的初级社到高级社的那种转变，现在是面临着一场崭新的前所未有的伟大转变，新问题、新矛盾、新情况将层出不穷。”
耀邦把“重点转移”提得那么高，反映了他的决心和远见。显然，没有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转变，没有对这一“转移”的必要性、必然性的正确认识，一切宣传工作的所谓转变，都只能流于空谈。在当时，不少宣传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对中央实行“重点转移”的决定，尚处若明若暗，将信将疑、缺乏自觉主动精神的状态，耀邦的一声霹雳，震聋发聩，这是多么必要啊！
中宣部是党的宣传工作的中枢机关。现在关键问题是，为适应这一历史性的伟大转变，如何确定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确定中宣部的角色。
解放初期，关于中宣部的角色问题就曾引起过争论，主要是陆定一与胡乔木的分歧。
胡乔木主张“学苏联”；陆定一主张“抓思想”。陆定一曾是中共党内比较开明且有独立见解的人。他的“抓思想”，反映在后来提出的“知识分子问题”和“双百方针问题”上。但是，在当时基本路线的冲击下，不能不化为“昙花一现”。事实上，定一和乔木之争并无结果，要说结果也是“合二为一”了。就体制来看，中宣部基本上沿袭了苏联“思想专制”的体制；而“抓思想”，随着三十年（从一九四九年建国到三中全会）的“政治运动”迭起，“思想革命”不断，剩下的也只有“思想斗争”、“思想批判”、“思想改造”了；中宣部也因之而凝固成思想统制、思想控制、思想压制“部”了。
耀邦来了。积三十年的血肉教训，他十分明白，必须打破并扭转这种局面，并与这种“传统”彻底决裂。当时明眼的人已经看出，胡耀邦决心把中宣部办成实事求是部、思想解放部、思想建设部。这正是耀邦与其他人的不同之处。
耀邦同时明确提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之后，党的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密切结合起来，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使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走在实际工作的前头，或尽可能走在前头。”
为此，耀邦强调了三条：一是认真读马克思主义著作、钻研理论业务；二是认真面向实际；三是认真解放思想，树立好的学风。在这看起来是“老生常谈”的三段式里，耀邦都有“画龙点睛”的神来之笔。
耀邦严正抨击了把“马、恩、列、毛”当做“神”，把他们的著作言论当做“神话”的骗子行当；呼吁“对那些打着马列毛的旗号、招摇撞骗的要揭穿，要斗争”。同时，“要防止讲大话、讲空话、讲套话，并同这种心理、精神状态作斗争”。
耀邦强调“面向实际”，就是“面向四个现代化的实际，面向党内党外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面向过去、现在、将来我们所走道路的经验教训的实际”。
讲到解放思想、树立好的学风时，耀邦感慨系之，十分动情，说了许多话。
耀邦认为，思想理论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有其自身规律，自身特点，必须予以充分尊重。他说，这正是为什么三中全会要重申“三不主义”的原因。
耀邦说：“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容易犯错误。事物发展中矛盾没有暴露清楚，现象与本质不完全相符，在事物的本质没有完全暴露之前，我们的思想认识上的变化性是大的。所以对做意识形态方面工作的同志，特别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不要一棍子打死，不要动不动把人家的意见、创作、言论一下子砍掉……不要搞无限上纲，不抓支言片语、不抓什么影射。”
耀邦愤然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党内有那么一些理论棍子，经常打人。我们党内有好几根棍子，不是好棍子，而是恶棍，不管你什么好文章、好作品，抓住你一点，无限上纲，说你是‘反党小说’，是‘黑画’等等。谢富治这样的人当公安部长，能不搞冤案？康生打了多少干部，打了多少宣传文艺界的人！这种恶劣作风不加以清算，百花齐放能搞得好吗？我们反对这种方法。这种方法说轻一点是形而上学，说重一点是文化专制主义，是特务行径。”耀邦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从根子上把党内乱打棍子的现象打掉。必须把我们的党风搞好，用讨论的方法，群众路线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民主的方法。全党宣传战线的同志首先带这个头。”
（五）最后，耀邦提出近期宣传工作要解决的一些具体问题
他考虑得十分周全，共十五点。
1.着重讲了关于三中全会的宣传工作。耀邦风趣地说：“三中全会公报七千八百字；会议上中央同志八次讲话四万五千多字；还有两个文件，加上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两个会上的简报至少一百五十万字，等于两本《红楼梦》，哪看得完。”耀邦提出，学习三中全会精神“要以公报为纲，因为公报归纳了三中全会的主要精神。以公报为纲，讨论清楚精神，再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当前的实际问题——思想是非，团结上、业务上的问题”。“而宣传干部要着重学习和研究公报第四部分，这部分提出了宣传战线的根本任务，新时期思想工作的方针。”他提醒大家注意：“三中全会精神如传达贯彻不好，要吃亏。有许多同志的脑子静不下来，十几年来尽搞政治斗争了。正常生活，同志们互相帮助，就是这次对十几个同志批评的性质。”他说，“这次工作会议批评了十几个同志，占到会的百分之五，各个人的情况不同，我看有一两位问题是严重的。主要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拨乱上没有和党站在一起，对十一大路线执行不那么坚决。但是，批评不讲情面，不能轻易处理，轻易处理是要犯错误的。允许犯错，允许改错。随便处理一个人会影响安定团结。总之，不要轻易随便把人抓起来，调下、调开、调回，那没问题。戴帽、开除、法办，这三件事，不能随便来。”这是三中全会的主要精神内容，他要求宣传系统要认真贯彻。
2.关于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筹备安排问题。（略）
3.关于继续讨论真理标准问题。耀邦强调：“这个问题要在实际工作中解决，不是一年半年的事情……一切主观世界，一切人都要受到实践的检验。由实践结果来判明是非。”
4.理论上的禁区、枷琐要破。耀邦认为“凡违反客观实际、违反科学的禁区要继续破”，包括“毛主席同意过的、画了圈的”。他有感而道：“积十几年的经验，画圈是有教训的，容易上当。”
5.如何加强四化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宣传。耀邦说：“这是摆在全党宣传部门、意识形态部门面前的新的大课题，如果还像前几年那样，着重谈政治、路线斗争，是不行的。从明年开始，要占很大比重谈经济建设，不讲不行，讲外行话也不行，也不能讲空话。”耀邦提醒大家特别注意历史辩证法。他说：“现在我们说，一切坏事都是林彪、‘四人帮’的。两三年后，还搞不上去，人们就有理由质问我们了。事情搞不好的主要矛盾就不能算林彪、‘四人帮’了，要算我们在台上的，历史就是这么无情！”
6.坚决实行少宣传个人的方针。耀邦说：“这是我们宣传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针，不是普通可讲可不讲的问题。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根本态度问题。”接着他痛说了中共历史和国际共运史的深刻教训，并颇具幽默地说道：“多数教徒不宣传上帝，只是信或半信，牧师却宣传上帝。奴隶不宣扬主子，奴才却宣传主子。”
7.认真提倡各级党委办党校、学习班，训练干部。（略）
8.宣传战绩上的各行各业都要进一步总结经验，“可以总结两年的，十年的，三十年的”。
9.通过座谈周总理一九六一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上的讲话，使我们文艺创作从明年起，蓬勃地发展起来。耀邦还建议开文艺务虚会，把文艺路线、思想推向前进。
10.宣传战线，首先是宣传部门如何作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促进派。“双百方针”，实际上是思想自由，创作自由的问题。耀邦深有体会的说道：“宣传部门管得很多，当婆婆，要当开明的，开明就是当‘双百’的促进派，不当促退派。什么片子、歌曲、小说，文责自负，反党必究。什么是反党？这也不由一个人说了算，要大家讨论。哪有那么多反党的？不成熟、粗制滥造的，可能有。要百花盛开、文艺民主、理论民主，要警惕，不要让‘四人帮’的文化、思想专制主义、理论恶霸作风影响我们。”
11.如何加强民主、法制和党的三大作风的宣传。（略）
12.地委以下宣传部门如何工作。（略）
13.改进对外宣传工作。（略）
14.如何改进工作方法和提高工作效率。
15.如何改进中宣部日常工作。
对于中宣部班子安排，耀邦本着他的“只换思想不换人”的一贯主张，提出“现在干部都不动，一个不走”。同时，对原有机构也只作了微调。
原来四位副部长都没有动；
黄镇：副部长兼文化部长；
张香山：副部长兼广播事业局长；
朱穆之：副部长，负责常务工作；
廖井丹：副部长，负责出版、文物等工作。
设顾问：李卓然、周扬； 不久先后又增加了胡乔木和陆定一。
根据大家的意见，撤销了叠床架屋的政治部和正副秘书长的位置。
保留了原来的几个功能局——理论局、新闻局、宣传局、文艺局、出版局、外宣局和办公厅。增设了研究室，创办了内部刊物《宣传动态》。为加强信访工作，特设了信访组，由办公厅负责管理。
局以下不设处。各局设正副局长各一人，其他人员均称干事。
耀邦看到当时中宣部人手不足，业务干部只有五六十人，难以应对新时期的繁重任务，建议一年内把人员扩充到二百人左右。但强调说：“不是加行政人员，必须是加有理论素养、读了书的、能思考问题、拿笔杆的。”
为改进中宣部日常工作，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耀邦还提出不少意见，并作出布置和安排。
1.要求中宣部和中宣部的干部“要走在宣传战线的前边”！“要多研究、讨论、发表一些思想、路线、方针、方法、政策性的东西，不要只停留在发一般通知性、规范性的文件。”更不要只去做“把关、审稿、砍人家东西”的事。耀邦说：“以后我们不干这个事，这是过去国民党搞我们的。”
2.要求中宣部和中宣部干部发挥积极主动精神。“要把眼睛擦得亮亮的，手伸得长长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说：“工作可以有三种态度；等着干、推着干、抢着干。我主张抢着干。不要怕人家说手长。争先恐后抢社会主义的事干，手长怕什么！”
3.要求中宣部干部坚持实践标准，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特别是“要讲真话，讲党话、讲心里话”，“光明正大，不搞‘四人帮’时代的小报告”。耀邦认为这才是真正讲党风、讲党性。
4.耀邦提出，一九七九年中宣部要筹备召开包括理论务虚会、全国宣传工作会在内的一系列会议，至少要开七八个会，至多不超过十五个会。人数由几十人、百把人到一二百人不等。他还就理论务虚会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作了一些具体部署。可以看出，耀邦是想以此来推动全国的思想解放运动，推动经济建设和民主体制建设，繁荣思想、理论、文艺、新闻、出版等各项事业；并对中宣部这一阵地寄予希望。
5.为提高中宣部的工作效率和质量，耀邦还确定了中宣部内的会议制度。他主张开三种会：第一，办公会（后来称部务会议和部务扩大会）；第二，专门问题的研讨会（如文艺、出版、新闻、经济、民主、法制等各种专题研讨会，又称“务虚会”）；第三，中宣部和它的联系单位联席会（交流信息经验、统一部署中央精神等，又称“例会”）。
不论是全国性的大会，还是部内的小会，耀邦要求，都要“保证质量、有成果，不能议而不决，决而不行”。
“亮相过场”刚刚走过，一九七九年一月六日至十一日，耀邦又主持召开了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参会者有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宣传部长、理论处长、有关县宣传部长，中央和国家机关、总政宣传部、在京新闻单位负责人，共一百二十多人。这是三中全会后召开的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也是胡耀邦作为三中全会后新任中宣部长，在全国范围内各路宣传首脑前的亮相。会上研究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后的宣传工作根本任务，交流了各方面情况和经验，征求了对中宣部一九七九年工作安排的意见。
耀邦在会议开始和结束时都讲了话。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耀邦就任中宣部长仅十天左右，就为“中宣部阎王殿”诬陷案彻底平了反。一月十一日，他在宣传部长座谈会闭幕式上兴奋地向大会宣布：在这次会议期间，中宣部向中央提交的《关于建议为“中宣部阎王殿”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已得到批准。“此报告中央主席、副主席都圈阅了，将作为中宣部文件发给全党。”全场为之一震，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这也算是三中全会后新中宣部在送别旧中宣部——这意味深长的时刻，来者赠给往者的珍贵礼物。耀邦高度评价陆定一“十几年来，在受迫害中，表现很坚强，很好”；并嘱咐“全国宣传部门有责任督促各级党的组织，对凡受林彪、‘四人帮’‘阎王殿’诬陷的，迅速加以平反，使善后工作搞得完满”。大家不能不为耀邦如此高度的责任心和工作效率而惊叹称奇，广为传诵。
耀邦在这次讲话中还郑重宣布：“党中央讲了好多次：离开社会主义建设一刀切的全国性政治运动，我们今后不搞了。以前搞一个失败一个。离开繁荣富强，搞什么政治斗争，不行的！”全场爆出暴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耀邦如晨钟轰鸣的声音，至今还萦绕在我们的耳际……
在这次会上，耀邦关于干部学习问题的意见，也给代表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以往，经中宣部之口谈干部学习，人们只是也只能是指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学习。耀邦却不以为然。会上有人问及干部学习问题。耀邦答：“一千七百万干部怎么学习，要因地制宜”，笼统地提学习马列毛著作是“不完整的”。他说：“做党的工作，做宣传工作的同志，不学马列不行”，但也要“学习科学”。做经济工作、科技工作，或其他专业工作的同志，主要是学习有关的业务科学技术，当然“也要学点马列”，用学习总时间的“六分之一”就可以。“不要不分情况，光强调学马列毛，这行不通、不实事求是。”说实在的，当时我们一些宣传干部认为自己的“看家本领”就在于有“马列知识”，面对当时不少干部、青年学生更注重业务学习，还颇有些悻悻然。不料，耀邦却说出了大实话，难免有些“见不怪为怪”。但细细体会耀邦意见后，颇有顿悟之感。觉得为迎接现代化建设高潮，没有知识结构的调整和更新，不仅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而且也会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陷入僵化局面，不能不为耀邦实事求是的学风所折服。
在座谈会结束时，耀邦谈到回去后如何传达会议内容的意见，也引起代表们的极大兴趣。他面带微笑地对台下宣传部长们说：“这次座谈会，传达不传达，快传慢传，大传小传，都由你们作主。传、不传，都不犯错误，请你们自己定。上下之间，左邻右舍的关系，不要搞得那么紧张、森严。多讲少讲，传精神，念全文，关系不大。以后，中央部门和地方的关系，相互之间，都不要搞得那么刻板、森严。这不利于党的团结。大传小传，出纰漏不出，都不抓辫子，都不算帐，请你们自己作主。”
这番话，是大家怎么也想不到的。
经历了特别是“文革”以来长期思想专制主义的横行，只许迷信，不许自觉，人人自危，甚至闭着眼睛重复“指鹿为马”以自保的世道、党道，不用说那些惯于把“党性”、“纪律”当口头禅，把它们当作“军棍”、“警绳”的人，自然不会同意耀邦的这番话；就是不少宣传干部——“孔步亦步、孔趋亦趋”已成习性，惯于“站”着“埋头苦干”的“贾桂”，听了耀邦这番话，也不能不溢出诚惶诚恐、受宠若惊的神色。他们无法真正理解耀邦此时翻滚着的心潮与思绪，也参透不了耀邦这番话的深意。耀邦多么希望经历了“文革”灾难又经过三中全会以后，党内数以千万的党员能够获得免于恐惧的自由，能够真正自觉起来。他推心置腹地说道：“不要靠别人解放思想，要自己解放”，“也不要靠别人教给自己如何开动机器，要自己学会开”。他要大家崇信真理，崇信真理的实践标准。
但不管怎么说，与会者第一次看到了：胡耀邦是真的讲民主。他不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两面派，不是那种善于掩盖色厉内荏或色荏内厉的伪君子。他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真君子。
耀邦就职的亮相和讲话，在中宣部和整个宣传系统引起空前强烈的反响。
从一九七九年一月初开始，中宣部各局纷纷畅谈耀邦讲话，一扫当日的沉闷，如钱塘江潮飞涌出不尽的激情热浪。各局普遍反映，耀邦几次讲话，对他们思想起到极大触动和解放的作用。
理论局局长洪禹，一九三八年到延安，长期从事宣传工作，解放后就在中宣部任职。他深有感触地说：“建国三十年来，中宣部自觉不自觉地成了意识形态的检查署，中宣部的干部也成了大大小小的思想检查官。似乎中宣部的职能就是管、卡、压。回首往事，教训实在深刻。我以为，要讲思想理论的拨乱反正，首先要对历史上中央确定的中宣部的指导思想和方针进行拨乱反正。我们十分有必要把三十年来搞的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政治运动进行一番认真的清理与总结，并做出像样的拨乱反正工作。现在耀邦同志来到中宣部，几次讲话，事实上吹响了对中宣部、即意识形态工作拨乱反正的号角。我们大家不能等闲视之。”
延安时代新闻战线女战士、资深记者、新闻局副局长王增佗满怀激情地说：“几十年了，难得听到这么激动人心、深入人心的话语！耀邦同志给了我们如此自然、真切的启示和鼓舞，宛如春风又绿江南岸，令中宣部面目一新。他的讲话提出了新时期宣传战线工作的纲领。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他把推动思想解放、为经济建设服务和贯彻‘双百方针’，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三位一体的新时期宣传工作的体制。这就保证了作为党的思想职能机关——中宣部，能够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锋，去引导社会思想的进步，促进精神生产力的解放，而不至于相反。”
耀邦到中宣部上任，中宣部许多干部都视之为大喜，纷纷在家聚会庆祝。一位青年干部举行家宴时，有朋友问及他对耀邦的印象，他回答：“……貌不惊人，却有非凡的胆识和智慧；身材矮小，却有天高地阔的胸襟和气度；年过六旬，却有年轻人的朝气、热情和新鲜的思想。”
耀邦走马上任中宣部后，在短短的时间内，中宣部的确是“换了人间”。各职能局立即行动起来，走出去，请进来，成为宣传系统各条战线思想解放运动的组织者和推动者。尤其是理论局、新闻局、文艺局，都有出色的表现。
社会上，特别是知识界，也一改旧观，他们眼中的中宣部已不再是“思想警察署”，而是“思想者之家”、“知识分子之家”，是自己最可信赖的组织。
当时，除中央规定的中宣部联系单位之外，许多党政部门、经济部门、社会团体，都主动要求参加中宣部的“例会”，他们希望得到信息交流和新的思想陶冶。当时负责例会工作的中宣部办公厅主任王仲芳回忆说：“那时各单位都打破头要求参加例会。人家主动找上门，拒绝是说不出口的。耀邦同志最讨厌衙门作风，主张广交朋友、车水马龙，议论风生。结果是原来准备几十人的会，一下子就涨到百把二百人。”许多知名学者、作家也主动找上门，要求谈心。中宣部都热情予以接待，耀邦也总要挤出时间接谈。他们向中宣部同志倾诉衷肠，还提出许多宝贵意见，真是感人之至，可见当时中宣部的形象。人称这是中宣部“鼎盛时期”，“最辉煌的日子”、“最有凝聚力、吸引力的瞬间”。 三、中共历史上所仅见的会议
——胡耀邦与理论工作务虚会
理论工作务虚会是胡耀邦出任中宣部长后的第一个战略行动，是他长期思考、精心筹划、安排，为扩大和发展“三中全会”精神成果，迎接新时期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历史使命的重大步骤。
这样一次由中共中央出面（通过中宣部），汇聚这么多意识形态专家、理论精英于一堂，以实践为标准，开诚布公，畅所欲言，自由地研讨有关中国前途与命运的理论与实践相关系问题的大会，实属创举，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所仅见的。
理论工作务虚会所闪烁的关于改革思想文化体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光芒，时至今日，愈益浮现出它的价值，愈益显示出它的深远意义。
有关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回忆和评述，已经发表了不少。本文仅就作为中宣部长的胡耀邦与此会的关系，作必要的补充。
耀邦与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关系可以概括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胡耀邦发动和组织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是因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当时历史环境和体制下不能不引起中共中央和理论界的严重分歧而发生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是由胡耀邦筹划、安排、主持召开的。
（一）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缘起
1.早在三中全会召开前五个月，即一九七八年七月六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在中南海怀仁堂就召开过一次国务院务虚会。会期持续两个月（采取边工作边开会的方针），参加者有国务院所属各部、委、直属局、室（组）的负责人。会议围绕如何加快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自由发言，开得生动活泼，提出不少有关经济改革的思路。其中包括尊重经济客观规律，反对长官意志，讲求经济效益，重视提高人民消费水平，实行按劳分配，重视商品生产，借鉴西方好的东西，改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等等。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正视经济问题、重视改革的发轫（参看于光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十一月版）。当李先念在中央常委会汇报后，引起党中央极大兴趣，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都认为会开得很成功，务虚会这种形式很好。
2.当时正值真理标准问题争论白热化时期，各方面意见纷至沓来，到了中央常委会，特别是《红旗》杂志写出一篇《重温<实践论>——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的长文（初稿是强调实践标准的文章，后被删改成与实践标准唱反调的文章），人们议论纷纭。叶剑英副主席在常委会上，建议中央开一个理论方面的“务虚会”，专门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统一大家思想。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四日，邓小平同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谈话时也说：“叶帅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索性摆开来谈，免得背后讲，这样好。”可见，小平和叶帅就“务虚会”问题商议过。
3.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十二月十五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由于胡耀邦会上会下卓越的工作，使叶帅的建议（就真理标准问题，“索性摆开来谈”）在这次会上基本上得到落实。
在这次会议中，分歧双方的主要角色都在场；对这一议题的讨论不仅时间特别长、特别集中，而且双方进行了面对面的交锋，发言坦率而尖锐；不少党内高级干部、包括政治局委员都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事实上，这次会对真理标准的争论，已有了明确的结论。
十二月十三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的著名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明确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那天，叶帅也在会上讲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不容置疑的。”
在闭幕会上，华国锋还作了自我批评，并主动承担了“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上错误的责任。
于是，真理的实践标准问题，通过中央工作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内基本上取得了成就，从而为三中全会路线的提出和确定，提供了认识的基础。
当然，既是认识问题，就不可能通过一次会解决问题。而且真理标准问题，如周扬、邓小平先后指出的，“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所以，在闭幕会上华国锋又特别指出：“在这次会议上同志们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摆出了许多情况，提出了不少问题，对一些同志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为召开理论务虚会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很多，时间有限，这方面的问题不可能花很多时间来解决。中央政治局同志意见，还是按照叶帅的提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进一步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中央希望，理论战线和宣传部门的同志在分清是非、统一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团结起来，紧跟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为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努力做好宣传理论工作，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以上可以看出：
（1）中央工作会议，实际上已基本落实了叶帅提出的“开一个理论务虚会”的初衷。
（2）华国锋既已承担了坚持“两个凡是”和压制真理标准讨论的错误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又提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进一步把这个问题解决好”。说明：一方面他努力做到了顾全大局；另一方面，对中央工作会议出现的真理标准讨论的“一边倒”倾向，思想上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特别是汪东兴等“保持沉默”，“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明显对立情绪，使他不能不担心所谓“队伍的团结问题”与因此而影响重点转移和它的宣传理论工作。因此，他希望将要召开的理论务虚会能够弥补这个不足，把它“解决好”。
这是华国锋要召开理论务虚会的指导思想。
（3）胡耀邦对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自我批评是肯定的，而且也理解当时华的心绪。他想继续做好“转化工作”，包括团结工作。为此，他一直强调，召开理论务虚会，不能重复“大批判”的错误，“只换思想不换人”等等。但是，耀邦十分清楚，为实现重点转移和为现代化服务的目的，当务之急是，必须扩大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思想成果，进一步确立以实践为标准，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进一步解放全党全民的思想认识，深入拨乱反正，确立思想、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中，耀邦明确指出：“我们要召开这样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要达到什么目的呢？第一，要总结理论宣传战线的基本经验教训。总结经验，可以总结两年（按指‘四人帮’垮台后两年），也可以总结十来年（按指‘文革’以来的十来年），三十年（按指建国后的三十年）。第二，要研究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
这是胡耀邦召开理论务虚会的指导思想。
为纪念毛泽东诞辰八十五周年（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廿六日），耀邦布置助手根据他的思想撰写了《实践论指引我们争取现代化建设的胜利》一文，原准备用自己的名义发表，后改用“本报评论员”发表于《人民日报》。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比较全面阐发了耀邦对召开理论务虚会的思想出发点。
（二）理论工作务虚会怎么会？
在这个问题上，耀邦有过斟酌的过程。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廿九日上午，耀邦在中宣部十三级以上干部会上，曾建议把“理论务虚会”的会名改为“理论讨论会”。他说：“理论务虚会，理论就是务虚的，可以叫理论讨论会”。后来，大概考虑到会名提出的历史原因，所以更名为“理论工作务虚会”。当然，还是有同义重复之嫌。
在这次会上，耀邦似不同意把理论务虚会开成一次性的大会，主张开一系列小型的专题会。他说，“我的意见分专题，逐步地开”，还要分别开“文艺务虚会”、“新闻务虚会”、“出版务虚会”、“广播电视务虚会”、“对外宣传务虚会”等等。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卅一日，在中央宣传系统所属单位负责人会上，他更明确提出：“中央宣传部要主持开理论工作务虚会。……怎么开法？一种办法是一锤子买卖，开一个两千人的大会，做一个大报告，一锄头挖下去，挖出一个金娃娃。我可没有这个胆量。也可以采取另一种办法，分别开，一个一个问题开，开小会，交错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说：“一下子就搞大型的成套设备，像武汉一米七（按指引进国外先进的一米七自动化轧钢设备），上海的宝山钢铁厂要搞七年。在意识形态上，我们明年就来他个大型现代化设备，贪心也太大了，恐怕一下子也做不到。还是搞中型的，小型的，成熟了再开大会。先开小会，又务虚又务实，虚实结合。”
但是，几天以后，还是决定开一个规模较大的会。应该说，耀邦上面的考虑不无道理。后来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初衷和结局的反差，证明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至深的国家，往往是欲速则不达的。也许，当时中央要把理论务虚会开成一个大会已成定局，而且当时中宣部干部、理论界人士热气又那么高，所以耀邦就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
从一九七九年一月初开始，本来工作就繁忙的耀邦，又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组织筹备工作。在部内成立了筹备组（包括大会的秘书组、联络组、简报组等等）；多方征求意见，推拟在京参会代表名单；邀请知名理论工作者，听取他们对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的意见，布置他们撰写有关文章……
耀邦为了实践他的“转化”、“团结”精神，在大会领导小组成员构成中，坚持安排两名中央工作会议中受过批评被认为是“凡是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把曾经反对过真理标准讨论并有影响的同志都邀请入会。耀邦反复强调，坚决执行“三不主义”、和风细雨、各抒己见、自由讨论的方针，会上会下“不搞大批判”，“不搞点名批评”，提出：“为了畅所欲言，所有的会议记录、文字等都由自己定稿，不审查。”
为了照顾年事已高或工作繁忙而又多年从事和关心理论工作的同志（如陆定一、吕正操、李卓然、李一氓等二十人左右），专门设特邀代表席。这些同志可以不住会，自由参加；文件简报照发。
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耀邦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并将起草好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和会议通知草案送报中央。耀邦在信中写道：
理论务虚会的开法，我考虑了一个初步设想：先请在京的理论工作者二百人左右，一月下旬或二月初开会，开二十天左右。然后休整两天，向中央汇报。再请各地的理论工作者二百人左右共四百人左右，再开十天左右。第一段会，主要是大家讨论，小组座谈和大会发言相结合，让大家把思路敞开，畅所欲言。
第二段会，想请国锋同志、剑英同志、小平同志讲话，引导大家集中讨论解决思想理论战线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重要问题。先民主，后集中，把思想统一起来，促进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的理论工作做得更好。
我们准备了一个引言，算是开场白，现将初稿送上，请提意见。
华国锋主席和邓小平副主席都表示同意和支持。另外两位中央副主席叶剑英、李先念一个出访，一个到南方。
华国锋接通知后两天即见耀邦，说：“《引言》看了，很好。”耀邦和他商量，请他和小平在会上讲话。华欣然同意，并让耀邦为他准备讲话稿。
一月九日，耀邦主持中宣部部务会，正式确定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计划具体内容：
（1）一月十八日正式开会。
（2）会议地点；友谊宾馆、京西宾馆。
（3）大会分为两段：第一段，会期二十天（春节前后各十天）；参会代表二百人，以在京人士为主，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各派代表一人；以小组会为主。两段会之间休息一周。第二段，会期十天；参会代表四百人（北京和地方各二百人）；以中共中央名义召开；请中央主席和副主席到会讲话。以大会为主。
（4）理论工作务虚会领导小组成员：胡耀邦、胡乔木、黄镇、朱穆之、胡绩伟、于光远、周扬、童大林、吴冷西、吴江、胡绳。
（5）会议文件起草小组成员：胡耀邦、胡乔木、于光远、吴江、阮铭、林润清、李洪林。准备为第二阶段会间主席、副主席起草讲话稿。
一月十一日下午，耀邦在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上又向代表介绍了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议程和内容，同时又提出三条建议：第一，请从事理论工作的专家在会上提出两三篇，三四篇有分量的文章（如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问题等等）。第二，以这次大会为契机，通过学习和争论，中央各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能够把理论班子相继建立起来。这大概就是后来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理论研究室和政策研究室。第三，在中央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同时，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和有条件的大市也要把本地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开起来。他说：“意识形态问题不会中央和地方”，形成上下响应，互相促进，百花齐放的局面。
（三）会议的第一段
一月十八日下午，理论务虚会的第一段（又称北京地区理论工作务虚会），以中宣部、中国社科院名义召集，在北京友谊饭店科学厅拉开帷幕。参会代表中有年逾八十的老翁，也有二十几岁的小伙儿，大家欢聚一堂，呈现出三中全会后思想理论战线的兴旺景象。
胡耀邦主持会议。在开幕式上，耀邦没有念他那份印发给大会的《引言》，而是对会议的安排和《引言》的内容作了几点说明。
他的《引言》和讲话，在会内会外引起强烈的反响。尤其令人“提神儿”（耀邦常用语）的是，他第一次引述毛泽东讲过的两段话。
“一段话是一九六五年底，彭德怀同志分配到三线当副总指挥，毛主席请彭老总吃饭，主席对彭老总讲了三句话：‘你要向前看。你的问题由历史做结论吧，也许真理是在你这一边’。”
“第二段话是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我亲自听见的。这天下午一点钟，主席讲了几句话后问我们：‘同志们，你们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下面鸦雀无声，没有答复。毛主席接着说：‘我看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可能我们这一段是历史上的一段小插曲’。”
毛泽东的这两段话的确意味深长。
胡耀邦讲话引述了这两段话，更有深意。
毛泽东整彭德怀是根本违反组织原则，甚至违反做人原则的。到送彭德怀上三线时，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事了。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到一九六八年十月八届十二中全会时，已到险象横生、“图穷匕首现”的境地。
从制造“彭德怀事件”到发动“文化大革命”，正是标志着毛泽东晚年坚持错误，一意孤行，把一个好端端的中国推向灾难深渊的历程。
因此，说彭德怀的问题“由历史做结论吧，也许真理是在你这一边”也好，说“文化大革命”可能是“历史上的一段小插曲”也好，虽然还不表明毛泽东已有了反省、内疚、悔恨、自责，但起码是没有再坚持自己的“一贯正确”、“永远正确”了。这是历史实践使然。毛泽东尚且如此，在“文革”宣布结束，三中全会也已开过的今天，人们有什么理由还抱着“两个凡是”而诚惶诚恐，还不敢尊重实践的检验，打破禁区、解放思想呢？这也许正是耀邦的深意吧！
会议开始不久，刚从邓小平家回到会场的周扬又传达了邓小平对务虚会的指示：“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更加使与会者心情舒缓，敢吐诤言。
的确，建国三十年来，中央领导从来没有如此重视过理论界知识分子，主动真诚地吸纳他们参政、议政，并怀如此胸襟和气度，鼓励他们畅所欲言，款款道出盛世危言、警世通言，而不抓辫子、不打棍、不扣帽子。这是破开荒第一次！
一月廿二日，耀邦又向大家传达了邓小平对会议的几点意见：
要敞开思想谈。真理标准问题还有多少可谈的，可以谈得快些。理论问题很多，没有说清楚。例如：民主、法制问题，经济管理问题。“文化大革命”也可以谈，是否采用那种方法：“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的问题也可以讨论。今后不要提“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应提“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耀邦根据各组汇报的情况，结合小平的意见，又归纳出若干问题，建议大家深入思考研究：
（1）怎样深入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建议专家写出大文章来）；
（2）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党的基本路线是怎么来的（准备请胡乔木春节后讲）；
（3）建国以来理论工作的经验教训；
（4）对“文化大革命”的估价——“文革”性质、要求、教训等（可能搞个初步意见，尽量敞开谈，不要扩散，不登报）；
（5）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从十月革命到现在都没有解决，民主是集体的行为；
（6）康生问题——他究竟是马列主义理论家还是假马列的骗子，或是一个棍子；
（7）突出宣传个人问题；
（8）对马列毛能否一分为二，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能否一分为二？
耀邦再三强调：“这次会议不强调什么人做检讨，不开成批判人的会。检讨也可以，但要讲出道理来。”“敞开思想谈，三不主义，但不要向外扩散，使用的材料一定要准确。”
一月廿七日，邓小平听取了耀邦等关于务虚会讨论情况的汇报，要求会议讨论民主问题，并写出文章。他说：十月革命后六十多年，民主没有搞好。今年上半年要写出一篇二三万字的大文章，“五四”发表，从世界历史与人类社会的趋势，讲清楚民主的发生与发展。
胡耀邦认为，邓小平这次讲民主的观点比较彻底，非常重要。他要求文件起草小组，把它加以发挥，写进邓、华在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讲话中去。
务虚会虽然比较集中地批评了汪东兴为代表的“凡是派”对真理标准讨论的禁锢和压制，但随着会议的深入，对于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都作了有意义的探讨和新的突破。特别的对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改革、开放，提出了颇有价值的意见。归纳如下：
（1）关于总结建国三十年来的经验教训问题；
（2）关于总结六十年来苏联和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教训问题；
（3）关于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及其思想理论问题；
（4）关于肃清林彪、“四人帮”流毒，揭批康生、谢富治和否定“文化大革命”问题；
（5）关于继续平反冤假错案问题；
（6）剖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7）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
（8）领袖和人民关系问题；
（9）关于破除个人迷信问题；
（10）关于废止干部、特别是党的最高领导人职务终身制的问题；关于指定“接班人”问题；
（11）关于党内民主和国家民主问题；
（12）关于破除对国家迷信、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和长官意志问题；
（13）关于健全发展法制、法律和实行有效的人民监督问题；
（14）关于政治、思想、言论、人身自由问题；
（15）关于“反右斗争”和“反右倾”问题；
（16）关于“左”和右的问题；
（17）关于“复辟资本主义”和“复辟封建专制主义”问题；
（18）关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问题；
（19）关于社会主度发展阶段问题；
（20）关于生产目的问题；
（21）评析“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22）关于商品、市场、价值规律问题，关于按经济规律办事问题；
（23）评析“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
（24）评析“以粮为纲”、“以钢以纲”；
（25）关于“一大二公”和“全民所有制”问题；
（26）关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问题；
（27）关于正确对待知识分子问题；
（28）关于党性与科学性、党性与人民性问题；
（29）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
（30）关于实事求是地进行历史研究，特别是党史研究的问题；
（31）关于改进干部理论学习和学校理论教育问题；
（32）正确看待青年人和他们的“闹事”问题；
（33）关于树立科学学风、真正贯彻“双百方针”的问题；
（34）理论工作如何适应“重点转移”，为现代化建设服务？
（35）关于“保密制度”和档案制度问题。
务虚会的第一段，从一月十八日一直开到二月十六日休会，整整开了三十天，超出预定时间十天。会越开大家兴味越浓，犹似“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许多省市区也开了本地区的务虚会，做到上下呼应，此起彼伏。在总结这段会的收获时，代表们认为：
“这次会议是三十年来理论战线上最生动活泼的一次会议，大家敞开思想，冲破禁区，说真心话，说实在话，对长期以来未能触及而影响很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敢于发表意见，这是多年来未曾有过的可喜现象，也是理论工作开始富有生气的实际体现。”
为了使下一段会开得更好，大家还建议：
一是，会议领导要对第一段会议作出总结，同时在体会期间深入到各个单位（机关、学校、研究所、报社、工厂）召开小型座谈会，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反映。
二是，第二段会议在开好大会的同时，要多开些小会，使各省市区的同志有更多机会发表自己意见。
三是，第一段会议中提出的建议，领导小组要尽快加以集中研究。
春节到了，加上越战，体会了一个月。大家带着解放了的头脑，回到各个单位，各个地区。到处传说着这个盛会和盛会的胜事。思想解放的火种从会内燎原到中华大地，大大推动了全国范围的思想解放运动。
现在回顾那段理论工作务虚会，我还以为是有几分不足，几分遗憾。
（1）对工作重点转移，从理论上探讨得不够，特别是经济理论方面，如经济体制、经济管理、市场机制等等问题——这些都曾是邓小平、胡耀邦提出来务虚会讨论的问题。
（2）有关民主、法制的建设，会上虽有大声疾呼，但更多的只是停留在揭露批判以往，如“文革”中无视和破坏民主、法制的问题。而对于重点转移后党和国家的民主建设、法制建设实质性的意见以及理论阐述，还显得贫弱。只重“拨乱”不重“返正”。而关于民主、法制问题，恰恰也是邓小平、胡耀邦在务虚会上着重提出的课题。
（3）会上比较集中地研讨了真理标准问题，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从理论上没有展开。特别是结合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理论阐述很不充分。而过多地去纠缠诸如“凡是派”的“幕后活动”、“政治目的”、“政治态度”等等问题。虽然大家的愿望不失高尚，而且还凝铸着对邓小平、陈云以及胡乔木等人的真诚情感，为他们长期受压制抱不平、讨公道。但也多少带有传统的遗风遗俗，显得过于政治化。联想一月廿二日邓小平对务虚会提出：“真理标准问题还有多少谈的，可以谈得快些”，以及有胡耀邦反复要求会议“不强迫什么人做检讨，不开成批判会”，现在审视起来，更觉得不无道理。
（4）理论界的不少代表对于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前后形势的急速发展，似过分乐观，似以为真的可以通过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所向披靡”，而对于中国几千年专制主义传统缺乏深谋远虑。耀邦为什么刚到中宣部时，不赞成把理论务虚会开成一个大会，而且还打趣说：“一锄头挖下去，挖出一个金娃娃。我可没有这个胆量。”看来，当时他的顾虑可不是“杞人忧天”。
我的这些“意见”无非是“事后诸葛”，无足挂齿。不管怎么说，应该承认，“务虚会”的第一段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不朽的盛会。它是三中全会的思想理论认识上的继续和发展。从“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无疑是一大进步。因为思想体系即使再“准确”、“完整”，还是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务虚会的重大历史意义就在于否定了一个人为的“绝对权威”（包括毛主席在内），而竖起来“实践标准的绝对权威”，并使之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从而使几十年积淀而盘踞在人们头脑中的“个人迷信”、“长官意志”、“凡是主义”都失却了神圣的光环。这也就为扫除历史障碍——“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五花八门的“左”的束缚，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为平反冤假错案，提供了评判和鉴别的武器；同时也为开拓未来——实行重点转移、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准备了科学的理论根据。
（四）在历史转折的十字路口——胡耀邦与胡乔木
三中全会后，特别是务虚会召开以后，国内形势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
一是，全国范围的思想解放运动，从北京到地方，从党内到社会，如春风野火般迅速蔓延开来。
二是，思想的解放，激活了三十年长期积累的矛盾，许多同题，特别是“文革”遗留下来的问题，如知青问题、下放干部问题、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一下子被提到议事日程，要求落实政策、解决问题；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又出现了闹事事件，此起彼伏，形成对各级政府的重大压力，各路诸侯纷纷告急，呼喊“三个秩序”——“工作秩序、生产秩序、社会秩序”（赵紫阳同华国锋谈话时提出）。
三是，中美建交後的对外关系，由於三中全会後实施重点转移、现代化建设——对资金、技术、设备、外贸、旅游等等需求对外开放局面更加扩展，引起社会思想，行为（尤其是青年人）的诸多变化，并成为社会热点话题。
四是，农民自发创造的“包产到户”，从安徽、四川的局部地区迅猛地在全国各地蔓延生长，打破了人民公社的基本体制。这一历史性的突破，必然要求从理论上加以阐释，从政策上加以确定。
五是，中苏冲突加剧，越战终于爆发，吸引了中央的主要精力，并在社会上引起一定程度的震荡。
究竟怎麽看待这种形势的发展和变化？
举国上下反应是各异的。而且问题的焦点集中到对三中全会和理论务虚会的看法上。对三中全会不满的人，更把愤懑凝聚到务虚会上。从务虚会第一段休会开始，党内和社会上就出现了一股对它攻击和否定的劲风。当然，醉翁之意不在酒——务虚会，而在乎三中全会。
当时，从外地传到北京这样一类的顺口溜：
思想解放过了头，引起思想混乱；
发扬民主过了头，引起社会秩序混乱；
落实政策过了头，引起阶级关系混乱；
重点转移过了头，丢了纲和线。
还有“逆风千里”啊，“五胡乱华”啊，“务虚会越开越乱”啊等等。务虚会第二段闭幕前，北京街头出现了署名“工向东”、“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印发和张贴的大字报（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和小字报（必须批判胡乔木、胡耀邦的修正主义），要求把“二胡”撤职、法办。这些大字报、小字报无非重复“文革”的陈词滥调，但颇有一些人为之叫好。
这里且不论“研究会”的攻击从理论上是多麽一团糟，仅就他们攻击的事实，也可以看出，他们是根本不了解务虚会的实际情况，不了解胡乔木的。
从务虚会领导成员来看，乔木的位于仅次於耀邦，即第二把交椅；务虚会会前下发的文件也只有耀邦的引言）和乔木的（关於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但这只能说明他在会中的身份和地位，不能说明他本人的态度和作用。
其实乔木早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之时，就指出其要害在於“分裂党中央”。而且他也是较早地公开提出对三中全会异议的人。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日，华国锋找耀邦和乔木谈“注意当前社会上的政洽动向问题”。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宣部顾问胡乔木，在中宣部“例会”上，传达了华国锋谈话的内容。之後，他谈了一段个人的想法。
“三中全会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或引起一种趋势，就是对毛主席全盘否定的倾向或否定的情绪。这种倾向、情绪、趋势，远远超过了分析毛主席一生的错误和缺点。这个问题也联系到否定党的领导倾向，怀疑和否认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倾向、趋势都出来了。这都不是现在开始的。现在是经三中全会纠正了历史错误，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很高兴。另一方面，也有了否定势力的发展。
有的地方闹事了，也是一种潮流，对现实生活不满。一九五七年划“右派”，错了的改正。一九六二年大批干部下乡，要求回城，也就有了动荡。北京开始出现油印、铅印的刊物，散发张贴，这要做具体分析。
西单民主墙还有继续发展的趋势。贴出、议论，现在是尽量要提到外国人面前去。苏联有持不同政见者，现在我们发生的也带有这些特点。我们要保持一种清醒的头脑。我们宣传任务要深刻广泛地考虑这些问题。不然，会在无意中犯很大的错误。会造成很大损失。
现在，中美建交了，北京成为一个国际城市。外国人也多了，旅游发展了，人越来越多。对资本主义如何认识，问题很大。有人说，社会主义不如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说这话的不是个别人。我们应当把这个问题摆在宣传工作的第一位。
现在的情况，很多和五七年初相似。那时，毛主席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结果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对於另一种倾向，我们要考虑到。现在形势比五七年初复杂得多。”
乔木是在讲社会主义阶级斗争问题时讲了这麽一段话，前半部被整理成文件，即务虚会发给代表们的那份。後半部即上述这段话，没有整理进去。
乔木讲完，耀邦补充说：“昨天在华主席那里谈了五个小时，是交谈的方式。”自然华国锋也听了“二胡”谈的情况和意见。耀邦说：“华主席特别要求，掌握全国的政治、思想动态，看出总趋势。……现在形势很好，不要使某些地方、环节发生误解、错觉、偏差。”颇有意味的是，华国锋特别强调说：“无论如何不要反右派。”
在务虚会第一段结束不久，乔木又把一个外国人来华参观後写的“意见’推荐给华国锋看。“意见”说：“毛死後，调整政策是正常的，但不要越过一个框框，毛就是最大的框。毛代表一个时代，否定他，就否定了一个时代，也否定了自己的历史……中国是一条大船，转得太快，可能会翻船。”华看後说“好”，并转批给全党。可以看出，乔木的用心是很细的。
乔木在这段时期的观点和态度，应该说是明确的。在他看来：三中全会存在着否定毛主席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倾向，这种倾向又必然导致否定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倾向还要继续发展。看不到这一点，就会“犯很大错误”，因此，“我们应当把这个问题摆在宣传工作的第一位”。可以说，这是当时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都还没有看到和提出来的，也和胡耀邦主政中宣部，特别是主持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主旨大相径庭。
务虚会第一段结束後，在形势发展和变化面前，在来自各方面压力之下，耀邦也显得处处谨慎了，而且经常把‘慎重”二字挂在嘴边。但他对三中全会精神和历史意义，对理论务虚会成果的高度评价，从没有含混过。对种种责难他做到了泰然对之，冷静处之。
三月十八日下午，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耀邦郑重评价：“理论务虚会开得很好，要充分肯定。”同时，他也冷静地对这个会提出一些批评：
（l）“既然大家同意意识形态容易犯错误，可在批评别的同志时太尖锐了。‘凡是派’的帽子到处套，这不好。两年半前，把咱们打成‘走资派’，谁也不舒服，现在人家就舒服呀？戴帽子的事，千万不要干。”
（2）“（会上）很多意见是个人意见，讲出来当然好，可不是中央定论。结果现在传得很开很广。……理论务虚会对一些同志的批评没有核实。有些同志发表观点是无可非议的，但不是中央的定论。”
其实，对於这两条，耀邦在闭会时曾多次打过招呼。因此，耀邦说：出现这样的问题“当然我也有点不愉快”。
对於有人攻击务虚会“把思想搞乱了”，以及一些领导层人物为之惊慌失措，耀邦则给予十分理智的针锋相对的回答：最近有同志说，现在是什麽思想解放，现在是思想混乱，不叫思想大解放。有没有这个情况？大混乱的估计过头了！思想活跃就带来某种程度的混乱，这是正常的。从总的讲，两年多以来，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思想有新的活跃，天安门事件不是很活跃麽。现在有更大的活跃。三中全会後新的解放，新的活跃。活跃中间有这样那样的不同观点，混乱，也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用不着慌乱。（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八日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从三中全会到务虚会第一段，一些人对报纸和新闻界责难更甚。耀邦回答是：“粉碎‘四人帮’後，报纸、新闻起了根本变化。拨乱反正，报纸起了很好的作用，对扭转局面有巨大贡献。我们的《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台，特别是《人民日报》，站在斗争前面，站在扭转乾坤前面，这个要肯定。这是个大账”。“从去年十二月到今年一月，有些同志对我们报纸有些意见，突出的是总为在某些问题上不够慎重。这种意见要听，听了对我们有好处。……有些问题不能由新闻工作承担。这是请我们中央部门……甚至是指政治局。听一听有好处。……这不要紧张。报刊、杂志、新闻、广播、中央、省市做了大量工作，成绩要充分肯定。……我个人也做了些不慎重的事嘛。”耀邦继续呼吁：“应着重发挥新闻战线同志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八日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正当一些人如泻如注地谴责新闻媒体时，耀邦这番充满理解、关怀，充分肯定，而且主动承担责任的话，令新闻工作者感到无比的温暖、慰藉和鼓舞！耀邦的评价，为建国以来新闻工作这段最辉煌的历史篇章，画上了一个应有的圆满的句号。
对於怎样看待这个时期的青年动向——也是一些人攻击三中全会和务虚会的重要“靶子”，耀邦也怀着莫大的历史责任感和政治勇气发表了许多很有价值、非常精辟的意见。许多从事青年工作的同志已有回忆和评述，本文不再赘述。 不知现在的年轻人还有几个知道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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