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誰让马列“靠边站”？ --- 评李锐“非毛”(3)
评李锐“非毛”（3）究竟是誰让马列“靠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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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青山
一个领导人如何看待自已思想理论？如何摆正自已的思想理论与与马克思主义关系？是“突出”自己、“特别”自己，还是“突出马列”、“特别”马列？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这个问题再清楚不过地表现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的真情实意，原则立场和执着追求。
然而，李锐却攻击：“毛泽东曾经认为，‘马克思可用的东西不多了’晚年‘干脆让马克思主义靠边站。”（《手记》第5页）这是完全违背历史真实的主观臆断。
一、 如何定义毛泽东思想。
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并把毛泽东思想定义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之思想。”以后，党内对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有过不同的看法。
先看王明的提法。王明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体运用和发展”。
毛泽东不赞成王明的提法。他认为，“这种提法不妥当。因为照王明的提法，则有点分划分‘市场’的味道。世界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范围很宽，一划分开，就似乎是说，斯大林只管工业发展的地方，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就归我们管，那岂不把马克思主义的‘市场’分割了吗？而且，我们说殖民地地半殖民地归我们，可是有那么一个国家，提出不买你的货，而要直接到莫斯科买货，这又怎么办呢？另外如果是真理，那就有点普遍性，就不能不超越一定的范围。”（《文集》第5卷，第257页）
再看吴玉章老的提法。吴老对过来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似嫌低了一些，建议把“毛泽东思想”提升到“毛泽东主义”；干部教育“主要学习毛泽东思想。”吴老的这个建议，毛泽东立即表示坚决的反对。
1948年8月13日，吴玉章在任华北大学校长时，致电周恩来同志：说他想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提出，“主要学习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为毛泽东主义”。并说这样的提法“是否妥当”，请周恩来“同主席与少奇商量后，赐以指示。”
过了两天，毛泽东电复吴老，坚决不同意吴老关于“毛泽东主义”的提法。他尖锐指出：“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学习毛泽东主义’，而是号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中国革命的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其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他还指出，“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与马恩列斯并列，说成‘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文集》第5卷，第123页）
因为在毛泽东看来，“思想”与理论、主义是高低层次不同的规定。我国的新版《辞海》也这么认为：“思想亦即观念，是理性认识”，而理论则是“原理的体系。是系统化的理性认识。”（《辞海》缩印本，第1213页）所以，毛泽东不同意把“毛泽东思想”上升成“毛泽东理论”，更不同意把“毛泽东思想”升华为“毛泽东主义”。他认为：这种提法不合实际，无益有害，必须坚决反对。
那么，究竟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呢？
在党的七大，刘少奇把毛泽东规定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于这样的规定，毛泽东是同意的。
毛泽东自己对“毛泽东思想”有过多次论述，而比较集中的一次，是1967年6月17日同周世钊的谈话。他说：“关于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运动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一种思想体系，一种指导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思想体系。”（《领袖情 毛泽东与周世钊》第95页）
毛泽东本人对毛泽东思想的这种规定，包含着三个要点：
一则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根”，毛泽东思想是“源”，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
二则是，毛泽东思想不只是他个人的思想，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延安就说过：“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思想，是千百万的先烈用鲜血写出来的，是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1964年2月24日，毛泽东在听取薄一波、谭震林等汇报时的谈话指出：“《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到1976年第142页）所以，毛泽东在同周世钊的那次谈话中还指出：中国革命在遵义会议以前，因这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好好结合起来，走了许多弯路，吃了很多苦头，革命遭受到了严重挫折。遵义会议是历史的转折点。从1935年起，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就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比较好地结合起来了。到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的正确思想体系，可说已经到了成熟的地步了。于是大家觉得有必要给这种思对想体系安一个名称。”“党中央当时把这种正确思想体系叫做‘毛泽东思想’，决不是说‘毛泽东思想’就完全是一个人的思想。它是包括一班人的正确思想在内的。明确地说，‘毛泽东思想’是包括我们这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正确思想在内的思想，只不过用我的名字代替罢了。但我一直不同意用我的名字来代替。我曾经多次批示不用‘毛泽东思想’，而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可是他们不听，这叫我有什么办法呢？当然在这个正确思想体系里面，我的东西可能要多一点。”
三则是，毛泽东思想是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思想体系。既包括民主革命的正确理论，又包括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理论。
毛泽东对“毛泽东思想”的这种科学规定，充分表明始终忠诚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如果不是无视历史的本来面目，又怎能说得出毛泽东“干脆让马克思靠边站”呢？
二、 自动“靠边”，突出马列
毛泽东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系，摆得很正。他既反对将自己与马、恩、列、斯并提，更反对“突出”自己。他还多次提出以后不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一）坚决反对把自己与马、恩、列、斯并提
毛泽东坚决反对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列起来。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曾尖锐指出，我的著作不配与马、恩、列、斯的著作并列一起。1944年4月18日，延安出了一本名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的书，选辑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和毛泽东关于文艺的论述。周扬写了一篇编者序言，请毛泽东审阅。这年4月2日，毛泽东在《致周扬》的信中指出：此篇看了，写得很好，“对我也上了一课。只是把我那篇讲话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毛泽东书信集》第228页）
1948年8月15日，毛泽东在致吴玉章的电报中，除了不同意“毛泽东思想主义”的提法外，又尖锐指出：“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文集》第5 卷，第123页）毛泽东在说得我么好，在中国的东西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上，如果把中国的东西放到“突出”、“特别”的位置，一是“不”不合实际的”，二是“无益有害的”，故须“坚决反对。”
1949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为了使全党特别是党中央的负责人，当然也包括他本人，能够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腐杇思想 和作风的侵蚀，提出了“六不”的规定：“一曰不作寿。作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送礼。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沷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毛选》第5卷，第97页）1953年夏天在中央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上，毛泽东又重申了这个“六不”规定。
毛泽东一贯主张，必须摆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东西”的关系，只能突出马列，“特别”马列;不应突出自己,“特别”自己。毛泽东从来没有提过“毛泽东思想”，更没有说过全党“要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干脆让马列主义“靠边站”的大帽子，戴不到毛泽东的头上！
那么，毛泽东又为什么总是强调要“突出”马列主义？为什么坚决反对把自己同马、恩、列、斯并列？为什么坚决反对突出自己？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作过深刻的论述，主要地有如下三层意思：
其一，从毛泽东思想的本质规定来看。如前所述，毛泽东既然坚持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结晶，那么，逻辑的结论，按照毛泽东的形象说法，就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是“总店”，毛泽东思想是“分店。”这就是他在建国前夕所说的：“有人说，斯大林的思想，之所以称为学说，不称主义，是斯大林的谦虚。我看不是的，不能解释为谦虚，而是因为苏联已经有了一个列宁主义，而斯大林的思想 是合乎这一主义的，并且把它贯彻到实际政策中去了。不然，有一个列宁主义，再有一个斯大林主义，就有是两个主义。同样，中国革命的思想、路线和政策如果再有一个主义，那么世界上就有了几个主义，这对于革命不利，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同上书。第260、261页）在毛泽东看来，只有“总店”里的马克思主义，可以视为放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分店”的东西是没有资格这么讲的。因之，要突出马列，要着重宣传马列。
其二，从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的关系不看。毛泽东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的关系，比做先生和学生的关系。他说，把中国同志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是学生。对科学的东西不能调皮，不能比国家的大小，不能因为保加利亚小，苏联也只有两万万人口，而我们国大，一下就搞了四万万人口，就应当占先。”
其三，从中国的理论状况的实际来看。毛泽东深感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没有很好的宣传，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没有很好地学习，因而要“突出马列”。1949年3月13日，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中，有过深刻的论述。他是这么说的：“为什么不应当将中国共产党人和马、恩、列、斯并列呢？我们要普遍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不反对也不应反对宣传中国的东西。但我们比较缺乏的是马、恩、列、斯的理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虽然也翻译了很多书，可是实际上没有对马、恩、列、斯的著作做很好的宣传。所以，现在应当在全中国全世界很好地宣传关于唯物主义、关于党的国家的学说，宣传他们的政治经济等等，而不要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我们说，我们这一套是一个国家的经验，这样的说法就很好，就比较好些。”（《文集》第5卷，第260页）
可见，毛泽东总从建国前提出要“突出马列”，到70年代批陈批林还是强调要“突出马列”，总是“突出马列”。怎么能说什么毛泽东“晚年干脆让马克思主义靠边站”？
（二）反复提出取消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为了“突出马列”，毛泽东多次提出，以不要再提“毛泽东思想”。李锐说什么毛泽东“晚年干脆让马克思主义靠边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其实，毛泽东一贯反对“并列”，如果说有什么“干脆”的话，那就是他曾反复提出“干脆”不提“毛泽东思想。”有事实为证：
1952年4月25日，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送审的国庆社论时，将社论中“毛泽东思想”五字勾掉，并且批示：“邓拓同志：此件已阅，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字词与马克思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中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
1953年4月10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成立宣言草稿》等文件时，将其中五处提到“毛泽东思想”全部删掉。同时批示彭真：“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应将这些字样删去。”
1954年12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正式做出决定，今后不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为此，中宣部专门向全党发出通知：“毛泽东曾指示今后不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指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按毛泽东的指示办理。”毛泽东在审批这个通告时，还加了一句话：“在写文章做演讲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到1976上，第535页）
正因为这样，党的“八大”才不提“毛泽东思想”。这完全的尊重毛泽东本人的指示，不是哪个人什么不同意提“毛泽东思想”的结果。
可是，李锐却说什么：党的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是苏共二十大反对斯大林个人拜的影响。他是这么说的：“在国际共运史上，突出提出反对个人崇问题的是苏共二十大。这给各国党也给中国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也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在苏共二十大之后不久举行的中共八大通过的新的党章，删去了七大党章写的‘毛泽东思想’字样，可以认为这是中国党当时接受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的提法。”李锐还说：“八大文件里，本来写有‘毛泽东思想’，因为鉴于斯大林搞个人迷信的教训，在八大文件里删去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毛泽东对此耿耿于怀”（《手记》第336、71页）这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试问李锐：1952年4月25日在审阅邓拓送审社论时就把“毛泽东思想”字样删去，这时斯大林还健在，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正处在高潮之中，以何来“反对个人崇拜的影响”？斯大林是1953年3月5日去世的，只过了35天，经毛泽东审批和修改过的中宣部的通知，通令全党，以后不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难道这能受到二年之后才召开的苏联二十大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的八大未提“毛泽东思想”，完全是尊重毛泽东本人的意愿，怎么能说毛泽东对此“对此耿耿如怀”？
1960年后，我们党虽然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为又是为什么呢？1967年6月17日，毛泽东在同周世钊的谈话中作了这样的解释。他说：我们这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正确思想体系，“我一直不同意用我的名字来代替。我曾多次批示不用‘毛泽东思想’，而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可是他们不听，这叫我有什么办法呢？”大概事实就是这样。
但在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以后，毛泽东在处理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上，仍一如既往，突出马列。这方面的事情很多，比如，1971年3月15日，他在一个文件的批语中说：“只在18页上去掉一个词（指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语中的‘毛泽东思想’一一引者注）以便突出马列。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辩证法，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凡此种种，毛泽东反复提出，以后不”毛泽东思想”提法，都是突出马列，特别注意宣传马列。这是不争的事实。
（三）突出马列要落实到宣传和学习上
在毛泽东看来突出马列，不是空论，要落实在宣传学习之上。早在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我们的任务，是领导在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任务，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毛选》第2卷，第533页）如前所述，毛泽东在1971年3月15日毛泽东的批示说的，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骗子骗了多年。“这几特别注意宣传马列。”这此，他向全党发出号召：“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三、突出马列，同林彪集团的唯心主义先验论进行坚决的斗争
李锐攻击毛泽东为了突出自己，终于把对他的个人崇拜当着实现他的理想社会的实践手段之一。毛对个人崇拜的欣赏和鼓励，助长了党内个人崇拜之风。康生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林彪疾呼“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手记》第338页）
无庸讳言，林彪、康生和陈伯达鼓吹的“天才论”和“顶峰论”，在文革时期确曾泛滥一时。这是事实。而毛泽东却一开始就深感不安，不断地进行了批评和斗争，直至彻底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这也是事实。
第一件，文革伊始，毛泽东就针对林彪一伙就狂热鼓吹“最高最活”、“天才论”、“顶峰论”等谬论，在1966年7月对中宣部负责人批示“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语言。”(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到1976，第1443页)
第二件，同年7月 8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又针锋相对指出：“我历来不相信，我的那几本小书有那么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能说这是在“欣偿和鼓励”吗？
第三件，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客人卡博、巴卢库时指出：现在“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73页)
第四件，1968年元旦前夕，毛泽东在审批将要发表的“两报一刊”社论，草稿中提出的“四个伟大”，他不同意，让汪东兴拿到钓鱼台要陈伯达、姚文元删去。汪问毛泽东：“四个伟大”，你就不留一个？毛泽东想了想后说，那就留一个吧。汪又问留那一个？毛泽东说，“我是当教员的，就留那个导师吧。其实，导师就是教师，不过比教师高明一点。”(同上书，第73.74页)
第五件，1969年2月7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明确指出：“现在讲几个里程碑，（指把毛泽东思想说成第三个里程碑）我不赞成。”
第六件，1969年5月下旬，毛泽东到武汉梅岭一号，看到从走廊到会客厅、书房和卧室里，到处都张贴着他的画像和语录，立刻将这些统统摘下。他针对林彪所谓“一句顶一万句”的说法，向工作人员说：“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能有那么大的力量，那不是神了吗？这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法。”他还对工作人员怒斥“‘四个伟大’，太讨厌！”
第七件，1970年4月，毛泽东在审阅“两报一刊”编辑部为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文章写了一大段重要批语：“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同志研究一下。”他“删掉了的几段话”有：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是当代的列宁。”
第八件，1970年8月庐山会议上，林彪一伙发难，理论武器，就是《恩格斯、列宁、毛主席称天才的几段语录》陈伯达明知删掉“三个副词”、“四个伟大”、“顶峰”、“新阶段”等提法，是毛泽东自己的意见，而硬说什么“现在有人竟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他们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其理论纲领就是这种“天才论”。毛泽东挥笔写下《我的一点意见》，指出：“这个历史学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属于知识的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主义先验论，还是唯物主义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还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
第九件，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又 一次指出：现在“搞了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 统帅、伟大 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 的一概辞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卷，第174页)
第十件，1971年8月，毛泽东在南巡时同一些省的负责人谈话中反复提出：林彪“有些话说得不妥当。如‘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干年才出现一个’，马克思、列宁呢？还有恩格斯呢，斯大林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洪秀全、孙中山呢。这不符合实际。还有‘一句顶一万句’，这句 话是不对的。通常一句只能顶一句，有时半句也不顶，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到1956年，第1594页)
这些历史事实，大家记忆犹新。可是，李锐却说什么：毛泽东为了突出自己，终于把对他的个人崇拜当着他的理想社会的实践手段之一。毛对个人崇拜的欣赏和鼓励，助长了党内个人崇拜之风。康生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林彪疾呼“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手记》第338页），李锐对毛泽东口诛笔伐，从国内到国外，喋喋不休，“实事求是”喊得震天价响，为什么对对毛泽东长期对林彪、康生的“天才论”和“顶峯论”的指批判、斗争，却不置一词呢？
四、驳所谓想当“世界唯一领袖\"。
李锐一口咬定：毛泽东“不仅要当中国的唯一领袖，而且要当世界的唯一领袖，搞第三个里程碑。”(《手记》第69页)，这是彻头彻尾的谬见。
因为第一，前面己经讲过，毛泽东早在解放前夕，就既明确反对王明把毛泽东思想界定为马克思主义“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运用和发展，强调毛泽东思想只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又不同意吴玉章老要把’毛泽东思想”上升为“毛泽东理论”的请示，严肃地、认真地要突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把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定位为“总店”与“分店”、先生与学生的关系，难道不清楚表明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的忠诚战士？如果毛泽东果真想“当世界唯一领袖”，那么把毛泽东思想上升为“毛泽东主义”岂不正中下怀？
第二，1957年11月，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召开代表会议。苏联共产党由于前一年的“十二大”对斯大林一棍子打死，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掀反苏反共的浪潮，使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遭受严重挫折，并因此引发了波、匈 事件。当时苏共处境非常艰难。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各国党的一个重要意见分歧，就是社会主义陈营要不要一个“首”？谁来“为首”？有些党明确反对苏共为首，有些党甚至提出，社会主义陈营如果要什么“首”，那就以中国党“为首”。如果毛泽东真象李锐所谓“要当世界唯一领袖”，应当说这是难得的机遇，“机不可失”。然而，毛泽东在11月14日的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坚决主张“以苏联为首”，并且坦言中国党没有这个资格。他说：“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个首。就我们陈营内部事务说，互相调节，合作互助，需要一个首。就我们陈营的外部情况说，更需要一个首。如果 我们是散的，我们就没有力量。即使党的一个小组如果 不选出一个小组长，那么这个小 组就开不成会。”“所以，我们必须有那么一个国家，有那么一个党，它随时可以召集会议。为首同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事。既然需要一个首，那么，谁为首呢？苏联 不为首哪一个为首？按字母？阿尔巴尼亚？越南，胡志明同志？其他国家?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格。我们的经验少。我们有革命的经验，没有建设的经验。我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我们半个卫星也都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有四十年经验的党，它的经验最完全。”“所以我认为，第一，现在承认以苏联为首有必要，承认以苏联共产党为会议召集人有必要；第二，这在现在没有害处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手稿》第六册，第625、628页)李锐硬说毛泽东“相当世界唯一的领袖”，只能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第三，1970年8 月庐山会议，毛泽东彻底揭露和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猖狂进攻，李锐不是也拍手称快嘛。试问，毛泽东揭露林彪一伙在庐山向党进攻抓住其理论纲领是什么？就是“天才论”。前面已 经讲过，自从林彪提出“三个副词”、“天才论”、“第三 个里程碑’之后，毛泽东不断地表示反对，不断地提出过批评。因之，在8月9日中央宪法小组会议上，张春桥提出在宪法序言部分，把“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删去。吴法宪当即反对，说什么 ：“要防止有人利用毛泽东 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在会议中间，吴法宪就密告黄永胜。小组会议散后，陈伯达邀吴法宪到他家里，陈、吴密商后，黄永胜、吴法宪向当时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打电话，报告了情况。叶群告诉吴法宪说：林彪很高兴，说：吴胖子放炮放得好。于是，叶群分别打电话给陈伯达和黄永胜，要他们准备关于“天才”和“四个伟大”的语录。8月23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上，原定议程本来是总理讲国民经济计划，康生讲修改宪法。毛泽东在小会议室，问总理和康生哪个先讲啊，林彪突然提出 “我要讲点意见。”林彪要讲话，总理只好说，“那好吧，你先讲。”而在常委讨论会议议程时，林彪并没有说要讲话。毛泽东看了看林彪说：“那你们三个人讲吧。”开会后总理宣布林彪 讲话。林彪在讲完开场白后，转入正题。他说：“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后面地继承、捍卫和 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次我研究了宪法草案，就是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又 说：“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我们的工作是前进还是后退，是胜利还是失败，都 取于毛主席在中央的 地位是巩固还是不巩固。”他强调说：“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这次宪法里面规定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规定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思想。我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然后黄、吴、叶、李、邱、陈分头到各大 组煽风点火。这就彻底打乱了会议进程，造 成了极大的混乱，毛泽东 洞察了林彪一伙的反革命阴谋，写下著名的《人的一点意见》彻底揭露和粉碎了他们的阴谋。怎么能说，毛泽东 不仅要当中国的唯一领袖，而且要当世界的唯一领袖，搞第三个里程碑呢？否则，还哪 有庐山会议同林彪 反革命集团的尖锐斗争呢？
综上所述，毛泽东一生，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伟大旗帜，始终把马列主义和中国的东西的关系，看成是“总店”与“分店”、先生与学生的关系始终坚持“突出马列”。尽管在党的七大时，他也曾以矛盾的心情同意过提出“毛泽东想”，但长期以来，却不断地反复地删去“毛泽东思想”的的字样，并指出，以后不要提“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李锐却硬说毛泽东“晚年干脆让马克思主义靠边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詞呀！
如果毛泽东也曾亲自出马宣传过毛泽东思想是什么“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如果毛泽东时代只提“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不提马列的指导，那么，说毛泽东让马列“靠边站”了，无疑是天公地道。然而，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旗帜问题至关重要，这是关系革命和建设成败的根本问题。关键是举什么旗帜，是“突出马列”还是突出自己？李锐认为，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四十年代的西欧经济发达国家，不能解决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因而要另举旗帜。这些年来，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有一咄咄怪事，乃是有人总是竭力突出自己，淡化，乃至取代马列。这就势必危害我国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危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期颁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象毛泽东那样“突出马列”，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不断夺取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 反感这种被愚弄至死或者想愚弄别人的人， 毛被神话是个不争的事实，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思想被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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