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刊”，在围墙的外面？
什么是“内刊”？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直觉里大抵有“内部发行”的意思，通常指那些没有正规刊号的“印刷物”。它们有各自的“发行”渠道，可以是一个读书俱乐部，比如国内图书连锁书店席殊书屋的会刊《好书》就是面向“书友会”的会员赠送，刊物本身并不盈利，只是书店“服务”的一个特色，我们还可以把同类的《读书人》、《麦田》、卓越网刊等一些读书俱乐部的“会刊”都算上，会刊是内刊里的一种类型，是书店服务增值的延伸，甚至就是“服务”的有机部分，随着图书市场的日益细化，会刊可以说是一个独特的风向标，着眼于“风格读者”的巩固与开发，因此每一本会刊都努力找到一个理想的消费群体。内刊没有出版物那样严格的出版机制，它们相对宽松，比如央视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创刊的内部刊物《空谈》，从《东方时空》与《焦点访谈》各取一字，力戒虚夸，每期封面以“反道行之，座右为铭”正之，《空谈》是新闻背后的“边角料”，这样的刊物正好填充了中国刊物的一个空白“地带”，在围墙的外面，这样的地带还尚待开发，这也是“内刊”存活的一个重要原因。“内”是一个独特的分水岭。
大到一个企业，小到单个人，都可以是一本内刊的编者，我曾经收到一份自制印刷物《纸上读我》，这是一位叫马国兴的朋友自制的手抄报，名字就叫《我》，那些清丽整齐的钢笔字密密麻麻地写在纸面之上，马国兴发行的方式是“代信寄去”，复印了若干份，寄赠亲友，刚开始会收到若干回复，后来回复就渐渐没有了，但《我》还是坚持了整整10年，这多少可算是“一个人的内刊”的注脚，那个“我”，既是私人性的宣示，也是岁月的祭奠。当然，“内”不一定导致私人化，但是“私人化”会成为一部分内刊的选择，在国外的“创意市集”里，以个人或小组为单位发行的“私人刊物”很常见，内刊在这里，是私人的名片，也是个性展示的平台。
由于内刊没有采编权，也没有“正式”的发行渠道，其“发行”有的是通过连锁店的网络，有的是附赠，有的只是口口相传，更多的是在领域内慢慢发散开来，渐渐有了自己的口碑。得到正规的刊号编制，是摆在其面前的又一份关于盈利的动态预算，口碑永远是虚幻的，发行量也不能当做可靠的数字，谁都知道，只要是赠送的刊物，发多少都不是个问题，当然，它们的用途也不仅仅是用来阅读。
钢筋水泥里的花朵
在中国，很多人都会时常提起两份和楼盘多少有点关系的“内刊”《SOHO小报》与《万科周刊》。在《SOHO小报》结集为《圈子》的开篇里，潘石屹在《答朋友问》里号称“公司投入在《SOHO小报》上的人力也就折合一个劳动力吧”。据说它的“发行”只是“几个下岗的阿姨”，事实上这份内刊的形象一直得益于设计师王焱之手。那些插图总有种独特的审美效果，它们似乎是整个城市化进程的“平面广告”，那些被高架桥隔断的北京，那些慢慢远离都市人的怀旧情绪，那些城市中转瞬即逝的“不确定性”，被它清晰地放大了，物质化后面的“脆弱”，那些被钢筋水泥牢牢包裹的最后一点儿柔软。庆幸的是，《SOHO小报》没有成为企业文化的“高头讲章”，它更多的姿态是“讨论”或者说“确定”，是在一个不再确定的年代与不再确定的城市中艰难地找到自己的刻度与准星，这或许是我们喜欢《SOHO小报》的理由所在。那些在物质化的过程中被“物质”架空后所存留的“空间”到底有多大，那是一个属于现代居住者的精神空间。我依然记得关于非典的那期《SOHO小报》是红色显眼的底色，一个人拉着长长线的“风筝”，仔细看却是一张很大的口罩，这可能是很多经历过非典的北京人的真实情绪，一种飘忽不定的“疑似恐惧”，正是《SOHO小报》把这样一种城市情绪放大了。
《万科周刊》与《SOHO小报》相比，万科更像一杯鸡尾酒，分层地展现，它喜欢充当城市理性的“观察家”，用一些数字和参数去预测，尝试一切可能，卓越尝试新思维，这样的题目很知性，甚至有时有些数字癖，表达出一种“前瞻性”，而SOHO则更带有“茶座风”，它表达的困境是整体的，感受者却是孤单的城市分子，在诸如：命、潮流、新旧、快慢、回家这类主题下，个体的情绪丝一样地“粘连”着，它向往一种自由的“城市表述”，即使在“城市文明”这样宏大的题目下，如“是否赞成划分穷人区和富人区”这类问题，仍然是可能进入大众话题的，对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刊物来说，刊物“向前看”和“向后看”都同样重要，因为只有“向前看”（预测）与向后看（怀旧），你才能找到自己当下的位置。当城市物质化包裹一切、迅速凝固，这些刊物反而成了钢筋水泥里的花朵，是钝化城市里面脆弱的神经元。
镜中之像的理想
在中国的俱乐部刊物史上，很多人还能想起《好书》来，这本书店俱乐部的会刊的素淡封面以及丰富资讯，利用席殊这个号称有10万会员的网络，在中国基层的市县里培养了一批“趣味读者”，建立了适合民营书店的图书推荐机制，在“大众图书”和“小众图书”中打了个擦边球，从而使得“基层读者”有了阅读上的导向，不完全是新华书店式的“放羊式”选择，在“阅读环境”相对滞后的薄弱地带，一本俱乐部刊物拥有意想不到的渗透功能。
《好书》是一面镜子，它的倒影正是所有俱乐部内刊所面对的，一面是刊物的客观评价机制，一面是经营成本，比如采编原创稿的成本、发行问题、推荐必须与进货的挂钩，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内刊的格局，中国的内刊很像是一个人拉着自己的头发，试图让自己离开地面，它们“依附”的环境不允许其成为“天下之公尺”，它们会在企业文化与刊物理想之间挣扎，这也是大量中国内刊的困境，要么成为企业教条的传声筒，要么只有选择独立的依托，因为它们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其理想，亦如镜中之像，可望而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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