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纳博科夫：大师？三流作家？！
纳博科夫：大师？三流作家？！朱亚宁
1、关于《洛丽塔》：众所周知，《洛丽塔》是纳博科夫最知名的一部小说（纳也是因《洛》而著名），在现代西方物质主义社会背景下，这个事实本身无疑带有某种悲喜剧色彩。然而，针对ＢＢＣ记者“变成以《洛丽塔》为标志的人你懊恼吗”的诘问，纳氏却老练地一口否认，并强调《洛》是他“特别钟爱的作品”。对纳一惯的虚饰、矫情与专横或许不值得较真，应该引起警觉/反省的倒是自己平日里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关闭了自身的感觉与判断力，并在不知不觉间成了大众传媒及某些“专家”意见的盲目追随者？！
我一开始就隐隐觉得，《洛丽塔》不过是一部二流作品（我印象较好的纳氏小说是那册薄薄的《普宁》），可正是这本出生美国（尽管一度被拒绝出版）走红欧美的畅销读物改变了纳氏最后二十年的处境与命运（“声誉和财富一夜间如蘑菇云般陡增”且成为传媒追逐的“明星”）。可以说，没有臧否不一的畅销书《洛丽塔》，便没有后来财大气粗、睥睨一切的“文学大师”纳博科夫。
上述纳氏的“发迹”过程应该说并无特别之处，因为谁都知道美国是一个多么善于制造“奇迹”的国度——不必说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本世纪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里的“强势”地位，同时也得力于市场经济时代“文化工业”这头怪兽几乎是操控一切、无所不能的威力。
2、谩骂与“俄罗斯性格”： 纳氏自称“是个厌恶残酷的温和的老绅士”，“喜欢的公开露面是有机会当众树立良好形象而不是暴露叫人不快的个性”，可翻读“访谈录”，予人的印象却绝然相反。对诸多已逝的前辈作家或尚健在的同行，他都发表过大量让人瞠目结舌的指斥、贬抑乃至恶骂 —— 弗洛伊德：“维也纳江湖骗子”；陀思妥耶夫斯基：“廉价的感官刺激小说家”；庞德：“老骗子”，其诗作是“做作的胡说八道”；劳伦斯：“臭大粪”，“查泰莱夫人的性交”被说成“伟大的文学”是一桩“阴谋”；博尔赫斯：“红得发紫”的“小品文作家”；法国“新小说”：“臭烘烘的鸽子窝里的一堆垃圾”等等不一而足。对（非议其作品的）评论家，纳氏一概冠以“小丑”、“评痞”、“评棍”之名；至于跟他有过节的编辑，则是“几个不知深浅的混蛋”。
或曰：纳氏的狂妄自负不过是常见的文人“相轻”习气的流露而已，无须过分严重地看待。“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尤其对那类自恃才高口无遮拦的文人，我们更不可能要求他言必有据、恪守世俗常规常理，放言、浪言、妄言，甚或兴之所至作一些非常可怪、不负责任的极端之论都是不足为奇、可以理解的。不过问题在于纳氏的某些言行已很难用文人“相轻”来解释，而是已经达到相恶/相谤/相仇/相诋毁乃至“踏上一只脚”使其“永世不得翻身”的地步了。
何以如此？较直接的原因，我们似乎可以从纳博科夫的出身、生活及创作经历中寻出若干痕迹 ：譬如他因俄国赤化而随全家流亡欧洲二十年，虽说在俄国移民文学界混得小有名气，但毕竟收入菲薄、经济困窘；四十年代移居美国后，他仍无法靠写作谋生，只能以做大学教书匠为主业，直到十五年后写出《洛丽塔》才彻底摆脱生存困境。大半生辗转不宁的侨居生活不可能不在纳氏内心深处留下浓重的阴影：那些诸如长期无人问津的失落、郁郁不得志的压抑、妒火中烧的熬煎一类的情绪或意识都会不经意地慢慢累积在一起，然后在某种特殊情势下以过度反弹的方式爆发出来。更重要的原因还可能根于一种渊远流长的国民/种族性，对此我们一时虽碍难从学理角度作具体的分析阐释，但仍不妨驱遣感性来一番印象式扫描与联想类比——仅以文人艺术家为例，不少纳氏前辈或同侪身上流露的某些习气就跟他本人有着非同寻常的相近、相似、相通、相契抑或相反（从另一极显示其系“同一族类”）之处：譬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与偏激、阿尔志跋绥夫的颓唐与厌世、穆索尔斯基的固执孤独与悲观自弃、马雅可夫斯基的粗野热狂与傲慢自负、安德烈·别雷的怪僻乖戾与勃留索夫的趋势善变，乃至列夫·托尔斯泰的自我扩张与专制倾向等等， 所有这些都携有某些我们熟悉而又不易言传的“俄罗斯”性格的影子。
3、“戏仿”手法的后面：纳氏曾多次谈起“记忆”并将其分为知识性/情感性两大类。他认为“知识性记忆”是靠不住的，一旦将其写进小说就失去了现实的味道；而“情感性记忆”是爱，“你越爱一段记忆，这段记忆便越牢固”。
从对记忆的分类看，纳氏似乎是一个尊崇感性的人（他也以此自诩），可惜事实并非如此。举例而论，纳小说常用戏仿（parody，或译揶揄模仿）的艺术手法（如《眼睛》模仿十九世纪爱情故事，《绝望》模仿侦探小说，《黑暗中的笑声》模仿当时流行电影中常见的廉价三角恋爱故事，《洛丽塔》则效仿“忏悔录”文体等），反对文学“逼真”地记录现实，并声称“所有的艺术都是欺骗”—— 假如把“欺骗”理解为“以假（虚构想象）乱真（使读者不知不觉接受一个貌似真实的虚构世界）”，那么，纳的说法还是不难被理解和接受的。可是如果作进一步的了解，就会发现其着眼/着重点并不在这上面。请听他的解说：“讽刺是一堂课，戏仿是一场游戏”。也即是说，讽刺的性质更倾向于教化，而戏仿则是一种娱乐性的、以智力编制建构操控的游戏（表现为颠覆文字的基本要素，消解词与修辞手段后面的意指性等）。又比如，当来访者问及纳氏是否有过被自己创造的人物纠缠，并对其性格发展失去控制的情形时，纳答：“我从未体验过这个，这是多么矛盾的体验啊？ 有过这种体验的作家一定是小作家或神经不正常的作家。我的小说构思是固定在我的想象中的，每个人物按照我为他想象的过程行事。”让人感到乏味的是，自以为特立独行的纳氏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与大多数“现代写家”毫无二致。事实的讽刺意味还在于，上述“矛盾体验”恰曾发生在连纳也不得不认可其“伟大”的列夫·托尔斯泰以及为数不少的一批公认的“大作家”身上，而并非他所贬抑的“小作家”或“神经不正常的作家”。
“戏仿”手法带来的最显著的后果是作品的平面化、漫画化、布景化，并因之染上讽喻意味与滑稽色彩。在戏仿魔力的笼罩下，人物（角色）不再具有生命，而是沦为承载作者理念的符号/被随意支配的傀儡，表现为“性格”的基本定型无发展，常带有“痴念”或执迷、弱智、心理缺陷、类型化等倾向。若将此置于特定的时空背景下比较考察，就不难发现它们并非特殊的“个例”，而是一百年间整个西方文学艺术创作所体现出来的带有普遍/共通性意义的“共案”。主要根源于被一致视为“新异”、“前卫”、“小众”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麾下的创作 —— 亦即智性/技术性/游戏性/互文性写作。
由此可见，无论从作品还是从其相关自述看，纳氏小说都丝毫未脱离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的时尚写作潮流。
4、“拯救”抑或“逍遥”：纵观纳氏生平，定居美国是最关键的转折点（以1958年《洛丽塔》出版为标志），正因为此，其对美国的亲善态度与皈依情感时常难以抑止地流露出来。当ＢＢＣ的记者问：“有一天你会回俄国吗？”纳氏毫不迟疑地回答：“我永远也不会回去了。理由很简单，我需要的俄国的一切我都带着了：文学、语言和我自己在俄国度过的童年，我永远也不再返乡。我永远也不投降。”
纳绝非坦荡率直之辈，他的信口雌黄恶语伤人有时却可能予人坦率的误导。以上述纳氏的话为例：“我永远也不再返乡。我永远也不投降。”第一句话是真的，原因是“强权政治的原始禁锢心态，只能产生原始的禁锢文艺”，纳氏自然不会再回到那个水深火热的所在去。第二句话则显得喜剧而夸张 —— 跟身处国内备受饥饿、监控、恐吓，集中营里的关押、殴打、流放甚至枪毙等迫害的同行们相比，远居西半球“自由世界”里的纳氏显然难免有“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的之讥（连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当我读着曼德尔斯坦写的那些诗篇时，我感到一种无可遏制的羞愧，我在自由世界是那么自由自在地写作、思想、讲话……只有在这个时候自由的味道是苦涩的”）。在此，我们无意（也无理由）去指责纳的“独善其身”或“苟全性命于乱世”，而是想指出他言行中明显的用心叵测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纳氏再三表示他对政治小说、有社会意图的文学的不屑，他将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一类的作家称为“勇敢的俄国人”，同时又极为巧妙地暗示自己不愿从“文学角度”去谈论对方的作品，其贬抑倾向也就不言自明。另一方面，他又在早年作品《斩首的邀请》和《庶出的标志》里“对德国的极权统治表示了绝对的遣责”，并指斥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歪曲了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社会现实，是“狭隘的陈词滥调”和“遵循党的路线”的“劣作”。纳的指责虽不无道理，不过，我藉此想说明的是：Ａ、任何生存着的人都是一个“现实”的人，不管他如何有意躲闪退让希图置身事外，都难以完全回避许多情势和处境中必须面对的“价值判断”或“道德评判”问题，纳氏也不可能例外；Ｂ、俄罗斯文学有着“公民意识”的可贵传统，它始终承担着关注并守护普通人心灵与道德状态的使命，致力于同非人的集权制度相抗争，这样的写作是灵与肉彻底投入的写作。两相比较，纳基本上是一个全身远祸的逍遥者，一个标榜“为艺术而艺术”的文人，不过纳氏显然并未真正做到（也不可能做到）这点（比如《洛丽塔》诸作的艺术成色到底怎样，其写作含有多少商业化动机等等，他自己想必也心知肚明——刀枪不入信誓旦旦更叫人生疑）。至于他以“专业评论”为借口对“勇敢的俄国人”所作的居高临下的贬损，则更加暴露出纳氏虚张声势的自负、偏见与无知 ——在我看来，以血肉之躯的生死体验和精神深渊中的良知搏杀为根基熬出的对人类真实处境的洞见、呈示与悲悯跟那类技术上圆熟完美的智性写作相比，其价值的孰高孰低，答案应该说是不难得出的。无庸讳言，纳氏的政治见解是肤浅幼稚的（仅止于本能性反应层次），但他又并非钱钟书式的从根底上看透了人类社会诸种把戏与人性本来面目的智者类人物 —— 大半生为生计辗转奔波的经历使其难免对迟来的世俗名利过分恋栈。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看到了他既郑重宣称不屑在小说中作政治、道德说教，并拎起一根笼而统之的“艺术”大棒八方挑衅，贬斥谩骂同行以示自己卓尔不群，同时又有意无意在各种场合率性发表一些浅陋蛮横不负责任的臧否现实社会政治、文化的言论的怪现状。
世界是丰富的，也是广大的，它需要“拯救者”，也不排斥“逍遥者”，只不过在这个痛苦残暴、精神与肉体的郁闷哀伤都已深切到史无前例程度的世纪，对前者的招唤似乎更为急迫，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控制住正在展开的可怕的未来景象”（丘吉尔语），能拯救面临灭顶之灾的人类的只有人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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