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hay略考及其它
香港国泰航空公司作为一家主要由英资持股上市公司,其英文标示为“Cathay Pacific”,后面的Pacific是大众耳熟能详的。前面的Cathay,我此前在别处未曾见过(或即使见过也未留意)。金山词霸给出的释义:契丹,中古欧洲对中国的称谓。颇有些吃惊,欧洲居然曾经称呼中国为“契丹”。长期浸淫于“小传统”中的中国民众,非常熟捻戏曲文化,成就“杨家将”青史之誉的大辽,即为契丹族。然其多为邪恶势力的象征,何时开始成为具象的符号,代表东亚这片大陆?
契丹最初见于《魏书契丹传》:“登国(386—395)中,国军大破之,遂逃迸,与库莫奚分背”。其来源据王钟翰《中国民族史》有两说:
“一说源于东胡或鲜卑宇文部,《魏书》、《通典》、《新五代史》、《契丹国志》、《辽史》等所载属之;一说源于匈奴,有《旧五代史》、《册府元龟》、《宋会要》、路振《九国志》等所记。”
916年,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建国契丹。917年改国号为辽,后又改回契丹,然终称辽,统治中国北部达210年,略为接近中国传统王朝的寿命。后为金所灭。然“契丹”作为称谓,保留了下来。
梁园东在其《中国民族之名称》中,曾这样说到:
“蒙古各族原在契丹之北,当其未兴前久属契丹,及辽金相代之间,蒙古人已兴起,故因其习惯之结果,对其以南各地包括中国在内,皆称为契丹,虽契丹已为金所灭,而对金仍称以契丹..........及后蒙古势力扩充至中亚远及欧洲境内,属其领下之区域,自亦习以契丹称中国,以故契丹一名愈行普遍。自十三世纪以来,曾受蒙古统治之各地,更以契丹称中国之全境,以迄于今。”
辽国时,蒙古是臣服于契丹的,然辽灭之日,蒙古已然崛起,与金国为犄角之势,其仍称原辽故土为“契丹”。不以女直目之,心野可见。
检张星烺编著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所辑西外文献中契丹称谓有:
十三世纪中叶意大利人勃拉奴克劈尼(Plano Carpini)《游记》将南宋与金合称为契丹。
其时稍后法国人卢白鲁克《记行书》亦提到契丹。
十三世纪后期波斯人拉施特(Khodja-Rashid-eddin)《史记》称北为契丹,南为蛮子。
马可波罗《游记》未提China一词,称中国北部为Cathay(契丹),南部为Manji(蛮子)。
十四世纪初意大利人约翰孟德高维奴(J.de Monte Corvino)的书简。
稍同时小亚美尼亚果利葛斯亲王海敦(Hayton)的《契丹国记》。
1347年,摩洛哥旅行家伊宾拔都他(Ibn Batuteh)《游记》称中国部为秦,间有南部为秦(Sin),北部为契丹(Hita)。
可见十三、十四世纪间正是蒙古于前,马可波罗在后光大了这个称谓,而此前欧洲所知的Cin和桃乐石,却因此倒不大常用了。
正如崔瑞德与克劳斯-彼得·蒂兹在《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所言,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外来的观察者——马可·波罗即是一例——对这种
基本的中国共同体并不理解。对于14 世纪的欧洲人来说,Cathay——它是由
契丹种族的名称派生而来的一种称呼,意为‘北中国’——是一个与Manzi
(蛮子,南中国)不同的国家。只是到了16 世纪的‘大发现时代’,欧洲人
才开始明白Cathay与Manzi实际上是我们现在所称的中国这个更大的共同体
的组成部分。”
“北亚游牧民族新兴力量的最好说明,是辽朝建立者的族名契丹,以Kitaia、
Cathaia 或Cathay等形式,在整个欧亚大陆成为中国的代称。在俄罗斯和整个
斯拉夫语世界中,至今还用这个称呼来称中国。契丹人实际上只控制了中国一小
部分边缘地区,但是他们的统治延续了两个多世纪。由于其统治范围东起高丽,
西至阿尔泰山,所以有效地隔断了中国与中亚和西亚的直接联系。因而,西方自
然得出了横跨东西的契丹是中国的真正主人的结论。这种对契丹长期统治的误解
和夸大,亦深印在同时代的亚洲人脑海中,直到辽朝灭亡之后,这种看法还延续
了很长时间。”
现在已成定称的“China”,是由葡萄牙人创作的,在大航海时代,最初到达东方的葡萄牙人,在南海地区又重新发现了“Cin”这个因为秦统一中国而远播海外的东亚称谓(虽然劳费尔指摘伯希和的论证,但是他也承认“‘秦’字语原是站得住的理论”。),按葡人语言经对音及构词规律而成“China”一词。这个词汇曾经刺激了几代欧洲商人对财富的想象。而瓷器的含义反而是后来辗转引申出来的。
在中世纪欧洲,“Cathay”曾是整个大陆对于东方的美好想象。我们可在西方诗歌中经常发现这个词汇。庞德的同名书籍更使得“Cathay”诗意盎然,威廉.福克纳也曾写过以“Cathay”为题的诗,国泰网页上写道“传说本公司的独特名称是由Farrell和一群外国通讯记者,在马尼拉酒店的酒吧里想的。”,确实“Cathay”是适于在“酒吧里”想的一个词汇。
在近世成为中国显称的“China”,在我们的邻邦日本那里翻译为“チメィナ”---支那,明治维新后,成为固定的称谓,自1910年以来长期引起中华民族的不快,郁达夫、郭沫若都曾在文字中表达过曾经历此称呼的痛苦心情。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这种称呼曾在日本公众中消寂了一段时间,但是从80年代后期,称呼“中国”为“支那”又开始普遍流行。前几年,曾引起公众哗然的要求“新浪网”改名一事,也是这种民族心境的反射。即使“啬薇花叫它什么名字也一样芳香”,可是闻到“芳香”的人未必有“一样”愉悦的心情。
千百年来,关于中国的“能指”与“所指”间的变幻,全然为人性的现实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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