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当代中国学术史：仅有文本是不够的
当代中国学术史：仅有文本是不够的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近代中国学术史研究颇受青睐，常有佳作问世。个中缘由纷繁，与世纪之交人们的“回顾”心态不无关联，亦有志向宏伟的学人悬的高远：寻索学术发展之正途大道，示来人以轨则。十数年研究中的得与失，或许尚未到总结的时间，然所谓“史无定法”或“文成法立”再次得到验证。有注重研究学术与社会互动关系者，这本是题中应有之义，且近代中国逢“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社会变迁对学人及学术的影响亘古鲜有；有采选“内在理路”研究法者，信奉“研究学术思想史而完全撇开‘内在理路’，终将如造宝塔而缺少塔顶，未能竟其全功”（余英时语）；也有探赜索隐者，聚焦人脉关系，考察其与学派和学术的关联；等等，恕不一一列举。这提示我们，研究当代学术史，不可能有也不应有举“学”一致的方法，条条道路通罗马。在这里我想特别指出的是，我们不仅要研究文本，还要关注文本以外的东西。当代中国学术何以是如此样态，其制约因素很多需要到文本以外去找寻。因此，口述史应是有志于当代学术史研究者的一个重要“选项”。
关于口述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及意义，已有众多先进论及。我只想根据个人的经验讲两个实例。我们《历史研究》编辑部同仁正在做一项口述史课题：《历史研究》与新中国的历史学――关于《历史研究》的口述史。这一工作刚刚开始，我们已深切感受到，《历史研究》文本以外的历史同样重要，且更精彩纷呈。
实例之一。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众说纷纭，有西周封建说，有战国封建说，有魏晋封建说，等等。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先生一直持魏晋封建说，但并未向他认为是代表主流观点的《历史研究》投稿，阐述自己的观点。因为毛泽东有言：“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持续了三千年社会左右”。范文澜的西周封建说、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说，和毛泽东的“周秦以来”的说法都能搭上钩，何先生的魏晋封建说与毛泽东实在是搭不上钩，坚持魏晋封建说，岂不是有反对毛主席之嫌。1956年，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的鼓舞下，何先生“有话不说，心里痒得慌”，将自己的文章投给《历史研究》，这篇文章还被送到了时任《历史研究》编辑委员会召集人的郭沫若手中。数日后，传来了“一家之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话，但“婆”说其“理”的文章未被允许在刊物发表。何先生只好撤回文章（此文后来在《文史哲》发表）。直到1978年，《历史研究》编辑部等在长春召开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学术讨论会，何先生坚持己见，在会上再次阐明个人的观点，其会议论文在《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发表。
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是“文革”前历史学界“五朵金花”之一，虽被今日一些学人视为“假问题”“伪问题”，但当时好不热闹，名流大家，几乎人人“参战”。范文澜、郭沫若两位学界泰斗在此问题上的争论，“官司”曾打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指示：学术问题百家争鸣。然而，在《历史研究》杂志上却长期重要一家缺席。何兹全先生的回忆说明：魏晋封建说这一“家”因其离毛泽东的说法太远，尽管有“百家争鸣”的“最高指示”，刊物仍不敢让其“发声”。争鸣是有限度的，逸出了限度，就只能“失语”。
实例之二。1979年第12期《历史研究》发表左步青、章鸣九的文章《评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发表后，引起国内外的关注，有外电报道说，《历史研究》的文章透露了中共为刘少奇平反的信息。可谓一叶知秋。果然，次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两位作者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文章，《历史研究》为什么在刘少奇还戴着“叛徒、内奸、工贼”帽子的时候敢于发表这样的文章？文章作者之一左步青的回忆解开谜团。原来，当时的《历史研究》主编黎澍与高层关系密切，他获悉中央将为刘少奇平反，便找来二位研究近代史的编辑“命题作文”。
如所周知，尽管1967年3月28日刘少奇曾致信毛泽东，为自己辩诬：“我根本没有《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这种想法和看法，不可能……讲这个话”，4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还是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用“八个为什么”归纳了刘少奇的所谓“八大罪状”，厚污刘少奇是假革命、反革命。左、章的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事情很清楚，戚本禹的这篇文章根本不是评论一部电影，而是借题发挥，利用评论影片，特别是利用评论影片所涉及的事件，来制造反革命舆论。”因此，有人把左、章的文章与为刘少奇平反联系起来就毫不奇怪了。
而这篇文章的写作带给另一位作者章鸣九的是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再认识。文章探讨了19世纪末叶的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指出，在这个历史发展阶段，走资本主义道路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历史的必由，是革命的伟业。正是这种再认识使他在主持近代史编辑室工作期间，在黎澍主编的支持指导下，把重新认识和评价中国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作为工作重点之一，先后参与发起主办六次洋务运动学术讨论会、三次近代资产阶级学术讨论会，并在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有影响的文章。
60年前，潘梓年在中共主办的《新华日报》撰文，论述学术思想的自由问题，指出“主张学术思想应有自由，是说学术思想不应受到政治力量的干涉，应当让它循着自身的规律去展开，去发展……学术思想需要自由，一般的讲，是指一切学术来说，特殊一点来讲，尤其要指社会科学来说的。”很遗憾，政治力量不仅干涉当代学术，甚至以学术的面貌直接粉墨登场。当代中国学术史与学术之外的因素，当然不仅仅限于政治因素，关联太过密切，虽非正常，却是不可更改的事实。因此，研究当代中国学术史，仅有文本是不够的。口述史或许可以弥补文本的诸多欠缺。当然，口述史并非全为信史，但它可以帮助我们解读所要考察的历史事件、历史过程，当是无疑的。 兄台这篇文章在万方期刊上有，可是兄台自己的大作？
http://www.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Articles/ymxk/2005/04/ymxk200504012.html
小R看了与兄台文章内容一致。 的确不是我的。在一本书上读到，今天又在网上看到，就贴过来了，
是不是放错地方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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