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派始末》遭禁始末/叶永烈
八月八曰，在中国大陆被视为大吉大利的曰子，因为连着两个“八”，亦即连着“发”之意。我在这天毫无“发”感。夜深，我刚躺下突然电话铃声大作。一听，是傅雷之子傅敏从北京打来的。他告诉我刚刚接到其兄傅聪从伦敦打来的电话，询问能否得到一本《反右派始末》。《反右派始末》如今在中国大陆成了“禁书”。这本书原是我这去年年底出版的一部五十多万字的长篇新著。出版不久，在今年四月遭禁。不禁倒罢，一禁反而成了畅销书，不仅各书店、书摊的存书一购而空，而且盗书版本颇为盛行。在海外，许多报纸纷纷报道此书遭禁消息，就连我在马来西亚的文友都寄来当地《星洲曰报》五月十九曰的报道《中国作家叶永烈〈反右派始末〉热销中遭禁》。傅聪大约也是从海外传媒上得知这一消息，作为“右派分子”傅雷的长子，他理所当然希望一读此书。
《反右派始末》一书遭禁，我作为作者，最初竟然是从“出口”的消息中得知。记得，那是今年四月九曰，香港《明报》记者突然来电，希望与我核实《反右派始末》一书被禁消息。他告诉我，刚刚收到一位北京记者发来的电讯称：“据消息人士证实，大陆首都表现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的纪实作品《反右派始末》已被当局下令停止销售……”翌曰，香港《明报》便在“中国要闻”版以头条地位发表了该报特约记者的北京消息，题为《历史疮疤勿揭，反右题材封杀》。
那几天，香港多家报纸对此事加以报道。香港《亚洲周刊》以两页篇幅报道了此事。紧接着，台湾和美国的报纸纷纷报道。美国的《世界曰报》发表了报道《难忘的一九五七 纪实作品当局不容 揭历史旧疤叫疼 〈反右派始末〉被封杀》。
《反右派始末》虽然在中国大陆遭禁，但是在出版《反右派始末》之前，此书曾以《历史悲歌——反右派内幕》为书名，由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了香港版。据在该公司工作的朋友告知，他们把香港《明报》、《亚洲周刊》等有关报道贴在橱窗上，标上“大陆禁书”四字，下面放着《历史悲歌》一书，迅速成了香港的畅销书。
◇《明报》称“不可不知反右派”
香港是“五七战士”的聚居地。这是因为许多“五七战士”在一九五七年羁祸之后，便千方百计借助于“海外关系”出走，大部分便定居于香港。所以，这本书在香港畅销。香港的杂志曾转载了这本书的部分章节。
一九九五年十二期《明报月刊》，以《叶永烈对“反右派”作全景式扫描》为题，对此书作如下介绍：
大陆作家叶永烈的《历史悲歌——“反右派”内幕》，以罕见的内部文件、书
和发言等资料，对大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作了全面而深入的报道。本书
由上而下，描述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尤其注重揭示==最高当局在事件前后的态
度和策略，同时也将当年被愚弄和折磨的“右派分子”的遭遇和心态一一呈现。本
书最近由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出版。
香港《明报》一九九六年二月十一曰的“星期曰读书”彩色专版，很醒目地刊登了大陆版《反右派始末》一书彩色封面，还发表了蒲锋先生的书评《不可不知反右派》。书评说：
迎接九七，香港人要了解更多中国历史。除了要了解鸦片战争、知道英国殖民
主义者当年如何侵凌中国，也要多读点中国当代史。除了大家所熟知的大跃进文化
大革命，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也不宜忽视。……
有关“文革”的书籍很多，既有详细叙述分析的专著，亦有不少当事人的回忆
录，相比起来，比较完整叙述反右派运动的专著便比较少见了。比较详尽的便要算
叶永烈的这部新作了。
叶书的优点是掌握了不少第一手资料。他既访问了不少在生的重要当事人，当
事人死了便访问他们的至亲好友，了解每个当事人的背景和被划为右派后的经历。
另一方面又接触到当年的原始文献，包括右派的言论和==内部的反右派指示，能
基本上勾划出当年事件的本来面貌，揭露当年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幕，而在书中对中
共从未正式平反的右派罗隆基、章伯钧、储安平则以事实为他们作出辩护。
本书没有回避==的责任。在文字上虽然没有对毛有一丝不敬，但是历数毛
在反右前后的言行。……
本书的另一优点是不为一些“贤者”讳。记载了老舍、茅盾、吴晗在反右时都
曾狠狠地批判过别人。特别是吴晗，我们都知道他是文化大革命中“三家村”之一
，是著名的受害者，但叶却揭示这个受害者当年却曾受命打击过别人。
香港《明报》的评论，也很中肯地指出了《反右派始末》一书的缺陷：
大陆出版的谈反右的书，始终有政治禁区。本书不回避==的责任，但对中
共其他领导人在事件中的态度却讳莫如深。叶几乎追踪了所有著名右派的经历，但
全书却对大右派刘宾雁不着一字。此外叶的叙述主要集中在上层人物中，以存其实
，但难免对不同层面的受打击者缺乏描述。本书的香港繁体字版由天地图书出版公
司出版，易名《历史悲歌》。
一九九六年第三期《明报月刊》发表了张丹丹的书评《首度全面探讨右派的悲剧命运》一文，则指出：
“可以这样说，本书不仅仅是对右派们在精神和道德上的总平反，也是启发人们进一步探讨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材料。”
远在美国北达科他的朋友，在五月来信中称：“就是这么快，这里的报纸已登广告，书名被改成《历史悲歌——反右派内幕》。港版，繁体，谓系大陆禁书，原售３０美元，预订为２１美元。广告介绍说：此书系迄今为止对反右派运动最全面、深入之报道，由上而下，描述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当局在这一事件前后之态度与策略，有罕见内部文件、书信及发言，展示了当年被愚弄和折磨的‘右派’之遭遇，同时亦指名道姓报道了当年‘批判者’如茅盾、老舍、吴晗等的丑态。大陆出书后，即被列为禁书。”
令我惊讶的是，信中还写到：“又见报，叶永烈现在美国，拟留两年。”
我的一位在加拿大的朋友亦告知，从《世界曰报》上见到《叶永烈夫妇在美国》的报道。
其实，虽然我的两个儿子都在美国工作，但是我最近并没有去美国，更没有“拟留两年”的打算。因为我一直认为，我的工作在中国大陆，“根子”在中国大陆。我可以多次前往美国访问、探亲，但是我不可能留在美国。
◇《沉重的一九五七》的曲折经历
《反右派始末》，是一本写了多年的书。只要看一下书中标明的采访曰期，便可看出，虽然对于“右派分子”的采访延续了十几年，但是大部分采访在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六年完成的。
在《反右派始末》之前，我曾写了一本比较简略的《沉重的一九五七》。这本书便走过了曲折的路。
这本书写完后，无法在中国大陆出版。这样，我在一九九一年交由香港明星出版社出版。
后来，情况有了突然的变化，那便是邓小平在一九九二年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沉重的一九五七》是一本反“左”的书，也就借“南巡讲话”之风，一九九三年得以在中国大陆出版。第一版印了五万册，立即销光，在《人民曰报》刊登的全国畅销书排印榜上，《沉重的一九五七》进入前十名之内。
出版社马上又赶印了五万册。可是，刚印好，便接到了禁令，印好的五万册不能发行，全部压在仓库里。
这五万册书，倘若销毁，对出版社来说是很大的经济损失。他们压在仓库里，压了近三年！当《反右派始末》一书在中国大陆风行时，一位书商得知那家出版社在仓库里压着五万册印好了的《沉重的一九五七》，便与出版社商议，由书商承包，趁这一机会抛出去。出版社当然求之不得。
对于出版社和书商之间的私下交易，我本来是不知道的。可是，由于书商和出版社之间商定的某些条件必须征得作者的同意，出版社不得不给我打来电话，才使我知道一些内情：
第一，书商提出，要更换封面和书名；第二，书商要更换版权页，改为“一九九六年第一版”。
我知道，书商要求更换封面和版权页的主要原因，是在于改定价！因为三年间中国大陆的书价涨了许多倍，仍按三年前的定价出售，书商赚不了钱。既然要更换封面和版权页，也就把书名改一下，以求给读者以一本新书的感觉。
我只同意书商的第一条要求。
这本书刚刚换好封面。由于《反右派始末》一书被禁，使这五万册又打入“冷宫”。
◇艰难的“报审”过程
《反右派始末》被禁的“理由”，是很“堂皇”的：“反右派运动”属于“==党史重要事件”，按规定应该报审，而《反右派始末》没有报审。
其实，笔者在==大陆常被人笑称为“报审专业户”，因为笔者的作品，很多属于“==党史重要事件”，在出版前办理了严格的报审手续。所以，笔者对于哪些书该报审，如何报审，是颇有“实践”经验的。
按照中国大陆的有关规定，“文革”专著必须报审。笔者的《江青传》、《陈伯达传》、《张春桥传》等等，都是经过报审获得同意后出版的。
此外，有关曾任或者现任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工作和生活情况的作品，必须报审。这“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是有着这样规定，即六种范围：现任或者曾任（一）==中央政治局常委；（二）国家主席、副主席；（三）国务院总理；（四）中央军委主席；（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六）全国政协主席。
笔者所著《==之初》，写的是==，办理过报审手续。另外，有关==特工、地下斗争专著，需要报审。还特地规定有关西安事变的专著需要报审。
笔者没有见过关于“反右派运动”的专著需要报审的文件。所谓报审，是指把书稿报送有关部门审查。这种报审过程十分繁琐：先由出版社报所在的省市出版局，出版局报国家新闻出版署，再由国家新闻出版署视书稿的内容委托有关部门审读。
具有审读资格的是三个机构，即==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军事科学院。
==中央文献研究室设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任弼时等组。有关这些人物的专著送往那里审读。其中最为忙碌的要算==组，因为有关==的著作最多。
==中央党史研究室则负责审读“文革”史专著以及其他==党史重要事件专著。军事科学院偏重于审读军事方面的专著。
审读时，由有关==党史专家写出审读意见，交学术处，转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新闻出版署根据审读意见，作出同意出版或者否定的意见，发文给有关省市出版局，再转到出版社。
这样的报审过程，短则半年，长的一、两年，甚至三年。笔者的《==和蒋介石》一书，先是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审毕，因为书名上有“==”，再送==中央文献研究室==组审。又因为书名上有“蒋介石”，又送==中央统战部审……这么一审，就审了整整三年！又由于经过了这么多机关审读，你这么提意见，我那么提意见，弄得一本书被删得面目全非。
正因为报审很费时，很麻烦，很多出版社都尽量绕开报审关。例如，笔者一本书叫《==和胡乔木》，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中央党校出版社富有“经验”，“聪明”地将书名改为《胡乔木》，删去了“==”。因为胡乔木的最高职务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按规定不必报审。如此这般，只在书名上略施小计就躲过了报审关。他们告诉笔者，你那本《==和蒋介石》，毛病就出在书名上，因为==和蒋介石是==和==的最高领袖，于是按“双倍”的“最高规格”审读标准来审，当然很麻烦。如果把书名改成《国共风云》，内容不动一字，不报审就能出书！
笔者曾写了一本《==和他的秘书》，交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社为了避免报审，把书名改为《==的秘书们》。这么一改“==”只是定语，而主语是“秘书们”。“秘书们”不是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也就不必报审。但是“上面”发觉了，认为《==的秘书们》当然是写==的，必须报审。上海人民出版社只得照办。书稿经层层上报，终于到了==中央文献研究室==组。审了半年，还是没有动静，上海人民出版社干脆派出编辑室主任和责任编辑到北京“坐等”，不等到“通过令”，不回上海。他们在北京天天催，终于“感动”了上帝。他们拿到“通过令”回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以二十天的速度，第一版就印了十一万册《==的秘书们》！
这一回，《反右派始末》由于没有文件规定需要报审，出版社“理所当然”躲过报审这一关。据告，自《反右派始末》一书起，今后有关“反右派运动”的专著，都必须报审——因为一九九七年是“反右派运动”四十周年祭，“反右派运动”已成为“敏感”话题。
《反右派始末》一书，经历了十多年的多方采访，内中包括采访“大右派”章伯钧的夫人，罗隆基的弟弟，章乃器的夫人等等，如今这些重要的当事人都已成故人。内中特别是采访了“不予平反”的唯一的尚活着的“大右派”陈仁炳，名震全国的“大右派”葛佩琦等等，如今他们都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在大量采访的基础上，终于完成了《反右派始末》一书。想不到，这本书的出版，却又是那么的艰难。
这本书原来取名《反右派始末》。为了避免太引人注意，把书名改为很笼统的《历史悲歌》——因为太平天国是“历史悲歌”，王实味冤案是“历史悲歌”，“反胡风”也是“历史悲歌”……
笔者与上海人民出版社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所以这本书尚在写作之中，就被上海人民出版社列入了出版计划。我刚用电脑敲完这部长篇，翌曰，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就来我家取走了书稿。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三驾马车”都看了书稿。一个月后，他们退回了书稿。据告，他们以为书稿很不错，只是题材敏感，不宜出版。不久，这部书稿被我转寄到北京。先后“周转”了三家中央级的出版社，意见与上海人民出版社相同。
一家中央级的出版社对书稿进行了审查，写出了审查意见，认为这是一本全面反映“反右派运动”的书，很有价值。但是，又提出以下意见：第一，书名改为《反右派始末》。因为《历史悲歌》这一书名中“悲歌”两字，表明作者有强烈的倾向性，还是以中性的《反右派始末》为好。第二，此书改为 “内部发行”，供局一级干部参考。
对于第一条，我表示赞成，对于第二条，我不能同意。因为“仅供局一级干部参考”这本书就无法与广大读者见面。
在上海和北京都出不了，实在无奈，只能找“天高皇帝远”的边疆出版社。由于北京那家出版社曾写出正式的审查意见，边疆的出版社也就同意出版。
于是，书名改为《反右派始末》。于是，这本在上海和北京“流浪”了一年时间的书稿，终于得以“扎根边疆”。
这本书出版后被禁，乃是意料之中。所幸禁令是在此书出版后四个月才下达，书已经销得差不多了。
一九九六年八月十一曰 于上海“沉思斋” □ 摘自《天下华人》（英国）１９９６年１０月号 收藏:
从前有个大官，非常聪明。到了美国，看到极其美丽壮观的三层楼。第一层是学术自由，第二层是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第三层是世界一流大学，那真是说不尽的庄严壮美，雍容华贵，里面点缀着辉煌的诺贝尔奖，令人生出多少羡慕和赞叹。心里便想：我们也有许多的学者，钱也有一些，我为什么不造这三层楼？
于是通过决议，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召来学者，开始建造。大官在边上看学者的行动，心生疑惑，终于开口询问：“你是在造那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吗？”学者说：“是啊，我们是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现在正在做第一层：学术自由和相关建设。”
大官说：“我不要下两层的学术自由和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我只要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学者答到：“天下没有这样的事情，最下面的基础：学术自由没有做好，怎么可能有第二层的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又怎么可能建设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
大官坚持说：“我不要（我反对）下两层的学术自由和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我只要第三层楼：雍容华贵的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你们立刻给我拆了学术自由的基础，一定能够造出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的。”
现在，清华大学正在拆学术自由的基础，而且信誓旦旦地要造出世界一流大学的空中楼阁：清华大学的著名教授秦晖，由于进行了“自由”的学术研究和“自由”的教学，已经被限定不得带研究生了，而且教授津贴也被扣了60%。这是对学术自由的破坏，是对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的破坏，也是对中国科学事业的破坏。
毫无疑问，科学家、学者作为社会中的一员，也必须服从社会的整体意志也就是政府的领导。但政府的领导也不能够让政治干预、破坏学术自由，也就是干预、破坏学者的自由研究。破坏了学术自由，必定破坏正常的科学研究标准，和带来中国历史上众所周知的不学无术的外行领导内行、支配内行等等问题。本文主要是讨论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所谓科学研究标准就是一个确定什么是科学研究，什么不是科学研究，什么样的研究是不能够被接受为科学研究的，什么科学研究是高水平的或是低水平的标准而已。
在有起码的学术自由的情况下，某一学科的具体的科学研究标准是非常专业化的，是由研究相同专业的学者们自己决定的。但如果严肃认真的学者的研究，因为不合权力的意，就要不许带研究生，扣教授津贴，学者都要生活的，这样下去，就会使得曾经在中国一再出现的情况重演，学者不得不使得自己的研究符合权力的要求，权力支配科学研究标准。这样的研究，就是唯上、唯书而不唯真，就不是科学研究。这样，也就没有了真正的科学研究标准。
中国本来就只有很可怜的一点点学术自由，再把这可怜的一丁点学术自由的基础破坏，怎么可能有第二层的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又怎么可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涌现世界一流科技成果（包括诺贝尔奖）？
中国为何未能得到诺贝尔奖曾经是一个热点话题，但中国本世纪出现过够格得诺贝尔奖的科研成就，一九六五年，人工合成具有生物活性的结晶牛胰岛素成功。而后的三十多年中，虽然有一些世界一流的科技成就，但为何中国再未能出现如此的杰出成就？中国是否得到诺贝尔奖并不重要，但中国是否作出了一些世界第一流的科技创造则非常重要。
爱因斯坦曾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
在欧美，由于有了全面系统的实验，才能在以往的认识和系统实验结果的基础上发展出来自经验的科学理论，有了严密的逻辑推理体系，才能依照理论作出严谨、全面、彻底的推理以得到严格的结论和预见，加上了数学方法则得到精确的推论和预见；由此以及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又进行进一步的系统实验、解决问题、提高精密度等工作以发展科学知识。
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哪怕是平庸者，都能对科学的发展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随着科学知识的增进与发展，在旧的科学理论不符合实验结果等情况出现后，就会有科学家创造出新的，更正确也更准确的科学理论来代替它。就这样，一轮又一轮的系统的实验发现和科学理论的推理相互促进，形成了良性循环，更全面深入（也常常是更正确），更准确，现代科学就这样在欧美飞速发展起来了并且继续这样发展。
因此，本文所讨论的科学，是指系统的实验和结果，理论立足于系统的实验基础或可重复的切实可靠的经验基础，并具有严密推理的体系等科学知识的总成。
所以，普遍地而不是具体到每个学科地说科学研究标准，唯真而不是唯上的研究才是科学研究，实验必须有不以观察者为转移的可重复性，理论必须建立于经验基础之上，经验基础必须真实，必须有严密的逻辑，例如与公认的概念意义不同的重要概念必须明确界定其意义，提出的论点必须进行论证。没有创新的但却是必须的科学研究是低水平的研究，富于创造性的研究是高水平的研究，等等。
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系统的实验发现和科学理论的推理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因此，中国古代令世人震惊的创造性成就只能归因于古人非凡的创造性。与我们伟大的祖先相比，我们这些不肖子孙，只能够说是缺乏创造力而且愚蠢。但是，难道上苍仅仅赐给我们祖先非凡的创造才能，却剥夺我们的创造能力？我们就这样知道自己愚蠢、无能、缺乏创造而继续愚蠢下去？
长期的贫穷落后绝非一日可以改变，这固然是最重要的原因，除此之外还有多方面的原因，如中国在两弹一星这些关系国家安全的项目上投入了太多的一流科学家、技术专家，等等。
但本文只讨论极为重要的原因之一：由于历史上历次政治运动对中国科学的破坏，加上现在中国的大学、科学研究机构和科学活动都还缺乏学术自由，出版自由，导致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很有问题，与世界科学不合拍。
中国的自然科学，科学研究标准存在着难以明确指证，却可以隐隐约约感受到的“刻板”和“教条”的缺陷，理论上过分注重“确证”和理论的“可靠”，却常常忽视理论的创新经严密推理后推导出日后可被实验验证的推论的极端重要性，在实验上易于忽视全面、系统地进行实验的重要性；但自然科学还可以说是有起码的科学研究标准。纯粹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注经式学术传统死灰复燃，其中大部分人缺乏起码的对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学术规范的遵守，抄风太盛、炒风太盛，基本上连起码的科学研究标准都不存在。当然，我国的杰出科学家们并不存在这种情况。
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都是科学传统的一部分，是在长期的科学活动中形成的。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真正的科学传统，只存在科学的萌芽以及几千年的注经式的学术传统。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是由留学欧美的丁文江、胡适、竺可桢、翁文灏等人在中国艰辛草创的。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受到巨大外来影响的、历时仅有三十几年的中国科学传统，太容易因为政治因素对科学活动的影响，导致中国科学传统的扭曲，使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不再与世界科学相吻合。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自然科学与技术事业的重视和努力使得中国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数得到了飞跃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使注经式的学术传统变本加厉，并给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带来了诸多问题。
一九五一年开始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一向少有人提，但这一场所谓的春风化雨式的运动，却实实在在是中国科学悲剧的开始。从学理上说，凡是希望科学昌盛的执政党与知识分子都根本不应当进行、参与这样的运动。科学的坚实根基在于与实验者无关的有精密度（不管是定性还是定量的精密度）、可重复的实验结果，科学的发展需要新理论和它的推论以及相应的实验。
只有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才能保障这一切，即保证科学的坚实基础和发展。否则，以任何理由（“站在人民、工人阶级的立场”，“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改造（抹杀）严肃认真学者的不同的思想和声音，就能够以同样的理由改造、抹杀不合于主流理论、思想的实验结果和新理论、推论、实验，这样就使科学的坚实根基与发展都被破坏。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虽然基本上是在个人的政治思想领域，但随后很快就以同样的理由自然而然地越过了这个界限，进入了科学领域如经济学、遗传学等。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破坏了学术自由，阉割了科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学术自由。一旦学术自由受到限制或丧失，科学就能够以“立场”、“态度”、“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的理由，变成“社会主义的科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学”、“资产阶级遗传学”等一系列冠以“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各种科学理论、推论和实验，就不再是科学。不为求真的目的、仅仅满足权力要求，无视科学研究基本要求的“科学研究”也就是注经，甚至是恶劣的学术打手，而不再是科学研究。
从历史结果上看，对知识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改造，运用政治权力要求（强迫）知识分子表明与政治权力相同的立场和态度，而且是非此即彼的立场与态度，伴随着组织清理（即强迫不服从的知识分子失业），就用政治权力在思想理论上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地位，知识分子必须改造自己以及自己的思想以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也就是权力的要求，隐含着权力决定了学术，而后的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等措施只不过是出于形势需要的来自政治权力的随时可以收回的恩赐。这场运动，也是中国知识界“官本位”的开始。
当我在史料上看到，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运动的“始作俑”的倡议者，竟然是老中央研究院院士，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先生时，我略为吃惊，为那一代科学家和中国科学的命运感到悲哀。马寅初先生在新人口论上，不惜一切代价坚守住了科学的底线，还是令人尊敬的；但他所遭受的大批判的待遇，却与他当年为了改造中国的理想所倡议发起的思想改造运动有一定的关系。为什么马寅初先生后来能够为科学而不惜一切代价，当初却提议进行破坏科学的坚实基础和发展的“思想改造运动”，并砍断了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
（注：我之所以对马寅初先生的行为仅仅是略为吃惊，起因于我对胡适著名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思考，胡适对科学方法的约简到了不准确的地步，我认为这样不够科学的约简是不允许的。科学方法因不同的研究类型而不同，主要的应当是在已确立的经验基础上作出大胆的假设，通过严密的推理或计算得到结论，用全面的实验来验证。如此的文人式表述如此著名，使得我怀疑那时中国社会科学界的科学素养。当然，这主要是因我本人深受爱因斯坦的影响，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得到的结论。并且我看不到胡适先生的文集，不知道胡适先生的全面表述。可能我的判断有误。我认为较准确的简约表述应为“经验为基础，大胆作假设，推理并求证。”）
中国人的历史意识非常强，这本是一大优点，能够吸取创造者、杰出者的经验教训，学习别人的长处，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文明的进步和历史上人类的光辉闪耀之处在于创造者、杰出者的奋斗与成功，而不是别的。历史就是创造史，否则不过是人类愚蠢和灾难的记载。但对于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人来说，最大的困难、痛苦是：中国落后于西方太多，并且几百年来，西方才是创造者，各方面的创造都是西方所作出的，中国人只有很少的创造。
因此，从中华文明、中国历史的创新、发展这个角度来看，近代、现代中国的历史，发生在西方。令中国人痛心、加剧困难的是：让中国人明白这一切的情况，少数是靠善意的交流、学习，大多数则是西方人包括***人用枪炮和无数民众的死难、用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和掠夺，才迫使中国人认识到中华文明的落后。
与此有关，中国始终未能成功地主动适应并参与创造世界大趋势：以人为本，自由民主化。因此，中国人普遍不懂得自己的历史，不知道历史包括自己的历史的意义。因此，中国人总以为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国历史，而缺乏包容世界的胸襟，不知道、不认同中国学术历史甚至中国历史更多的是西方各国的创造史。因此，中国人始终很难真正认同世界科学传统——西方科学活动中形成的历史传统。
这样，中国人的历史意识非常强，反而常常成了一个缺陷。因此，中国的历史学，面对我们古代的孔丘、司马迁等伟大的创造者，历史学的“道”早已经失传。
思想改造运动没有在中国共产党刚夺取政权，迫切需要巩固政权时进行这种大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政治运动，而是在朝鲜战争胜利，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威望空前高涨的时候进行，说明朝鲜战争的胜利这个政治影响是决定性的。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为古代中华文明的辉煌灿烂而骄傲自豪，也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为中国近百年来的灾难深重而痛苦万分；在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刻，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主张“革命救国”并参加革命活动，不惜牺牲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另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则主张“科学救国”，在书斋、实验室中潜心研究学问。但就在朝鲜战争前几年，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有美国、苏联的支持，全民抗日，还是一次又一次地败于日寇，有一半的国土被***鬼子占领。几年后，贫穷落后、刚结束内战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这是对比何等鲜明的巨大胜利，是中国对西方前所未有的巨大胜利，当时来看，事实证明了“革命救国”的正确和成功，导致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和当时的知识分子都被这个胜利冲昏了头脑。
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因此自以为能够“教日月换新天”，不计代价，改造中国，改造知识分子自然不在话下。当时的知识分子，第一流的领袖人物如胡适、傅斯年、梅贻琦去了台湾，剩下的除了如陈寅恪这样坚如磐石的极少数例外，大都为了那无比美好，事后全部无比悲惨酷烈地破灭的希望，丧失了定力，真诚地自我责备、自我批判，忏悔，自觉而真诚地或者被迫地参加了这场破坏科学与教育----中华万年大计的政治运动。
其实朝鲜战争的真正成果，只不过是确定了中国东亚第一军事强国的地位，但这只是几十年以后才十分明确地看清楚。并且，如果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科技等如果不能够继续进步，这一成果必定会丧失。
所以，我觉得没有理由苛责前辈科学家、学者，但现在不可再犯同样的错误。
有些经历过这些政治运动的知识分子在大彻大悟后，奇怪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其自身在内，为什么如此缺乏定力？为什么如此“愚忠”？我觉得，除了朝鲜战争的胜利、缺乏科学传统和良好科学造诣、 对历史感悟不够真实确切等原因以外，还与中华文明丧失儒学轴心，却未能够建立、自主地产生自由、民主、科学新轴心密切相关。中华文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创了轴心时代，在汉代确定了儒学为中华文明的轴心，儒家学说既是普通人的思想、认识、方法、观念、理论，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大约两千年来几乎都如此。在清代，中华文明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一再失败，儒家学说终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被全面清算，在知识分子那里，过于陈旧的儒学已经被推翻，不再是中华文明的轴心，但中华民族却也丧失了文明的轴心：以胡适为首的自由知识分子，以自由、民主、科学为新轴心，身体力行，却未能够产生出自己的创造性的进展与理性的新设计；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信奉马克思主义还有把人不当人、当政治工具的法家学说，不惜牺牲（包括自己的牺牲）地闹革命；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成了西方和中国儒学传统的怪异混合体；但中国的广大人民，特别是占绝大多数的农民，仍然过着与千百年? 疵皇裁辞?鸬纳?睢Ｒ虼耍?庑┲?斗肿拥睦砟疃际怯氪蠖嗍?宋薰氐钠?〉睦砺酆凸勰睢?/P>
中华有约两千年的轴心文明史，有统一的语言、统一的文字、统一的价值，等等。中国知识分子因此自觉认同统一的文明轴心。中国是在与西方战争中不断失败的情况下抛弃了儒学这个原先的轴心，面对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对西方的前所未有的胜利，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自以为掌握了真理，应当重新改造中华，中国知识分子因此也自觉认同改造，并且，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反复的政治运动这个办法，以及对农业，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复地强迫要求几乎每个知识分子站对立场，表明态度，真正地在中国全面铲除了以前的儒学传统，也在知识分子中暂时铲除了自由、民主、科学的轴心，确定了文明的新轴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加法家，它的最大功绩是使中国不再受西方包括***鬼子侵略，还在中国初步建立了工业化的基础。至于它的最惨痛无比的代价，三大浩劫：陷害右派运动、三年人为惨祸、大革文化命，我们都清楚。并且，由于大革文化命把大部分老***打倒了，最后导致了拨乱反正，中国终于没有了政治运动。但没有了政治运动反复的强迫，就出现了思想解放运动，知识分子有了起码的自由，中华文明的新轴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加法家，立刻就不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的轴心，中华文明又一次丧失了轴心，成了相互冲突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把人当人的法家思想和自由、民主、科学怪异的混合体。从苏联、东欧巨变来看，未来中华文明的轴心必定是自由、民主、科学，但自由、民主、科学要成为中华文明的轴心，成为普通人的思想、认识、方法、观念、理论，又是一种生活方式，由于中国社会存在太多的困扰，肯定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思想改造运动后，历次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反复念“紧箍咒”、逼迫知识分子自我批判、批判、流放、苦役、投入监狱、甚至诛杀知识分子，使得政治权力曾经长期地成了学术问题的最终的裁判，政治权力对重大的学术争论拥有最终的裁决权，扭曲了科学研究标准，科学精神，学术问题常常成为政治问题，政治权力决定了是非标准，少有人敢踏入与雷区无异的学术“禁区”。这一切在“陷害右派运动”和“大革文化命”中达到了悲惨的顶点。求真、说真话变成了犯罪，真诚的意见变成了恶毒的攻击，罪恶的攻击，述说自己的一点见解、或者真知灼见甚至会被残暴地杀害，如张志新、遇罗克、林昭和一些“右派”等，或者在苦役中默默死去，如一些“右派”。
马克思说：“科学的大门就是地狱的入口，……”，这话的原意是比喻，我在高中时就知道了，但长大后才知道按字面理解，这是中国曾经真正出现过的实际情况。
建国后的三十年中，还由于马列主义变成了桎梏人们思想的教条，中国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基本上不能够说是真正的社会科学，没有真正的科学精神、科学传统、科学研究，当然，社会科学所丧失的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给中国带来了诸多的沉重负担和问题。例子之一就是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遭到有组织的全国性的大批判使中国的人口压力无比沉重，带来了许多可怕的后果，如计划生育变成中国第一难，农业出现近于破产的危机，失业率不断提高等等。虽然二十年前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思想，初步恢复了科学研究标准，但由于还缺乏起码的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加上“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事件”等的干扰，中国人文学科的科研标准远未达到与世界科学相符合的地步，还不能够说是科学的标准。以至于现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也没有非常富于创造性的理论指导，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政治权力之脚粗暴踏入科学领域只是使得政治和科学都被破坏。
政治与科学的关系，主要就是其实行者----统治者与学者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在很久以前的古代就有过很精到的评论：先知可以拿起剑，建立国家，成为国王；但国王不能够自己去做先知，为民众确定道德，这肯定不会成功。统治者拿着刀剑，能够逼迫学者说假话；用高官厚禄利诱，如做好八股文就能够做官，可以让知识分子去研究假知识，假学问；这办法对付国内的知识分子，使他们不起来反对政府很有用，但这样的国家与追求真知的西方国家相竞争，就会一再失败。毛泽东可以说是一个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成功的先知，哲人王，用政治运动反复的强迫方法，暂时地确定了中华文明的新轴心，但他绝对没有做到“为万世开太平”，我想这一点谁都做不到。
现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界，应当说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并产生自己的科学研究标准，关于这一点，举几个例子也就够了。
前些年一直到现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提倡者竭力提倡学术规范，反对者则刻薄地贬之为“占坑规范”，觉得所谓的学术规范不过是首先占据学术地位者用来限制别人的规矩。本人赞成朱学勤的观点，朱学勤“把学术规范落到实处”，大致五条：
“1. 选题之前尽可能全面地检索中外文献；
2.论述观点注意形式逻辑，不要前后矛盾；
3.立论必须有据，概念必须界定，不能武断臆测；
4.引文必须注明出处；
5.论著附有文献索引，涉及西学者，中、西文索引齐备；”
朱学勤列举完后，“内心随之出现的是三条悲哀”：
“1. 这些要求是初入学门的基本纪律，与其把它们说成是‘学术规范的框架’，不如把它们称为‘学术纪律的底线’。因为它们是做学问形式上的起码要求，低得不能再低了；（应为：技术性的起码要求，徐建新注）
2.即使是这样低微的形式要求，80年代至90年代都没有完全落实，以致今天还要为这样的要求大声疾呼；
3.一些学界朋友将这样的最低要求作为最高纲领或者是较高纲领来奋斗，用心良苦，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对90年代的学术成就高估不得。”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科学界还在纠缠于从事学术工作的基本要求、技术性要求，中国社会科学界的一些人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是在把从事学术工作的基本要求、技术性要求，当作从事学术工作的较高标准或最高标准。至于更高的实质性的科学研究标准，还没有进入学术界中心议题。
清华大学是中国现代科学的发源地之一，中国第一理工大学，是中国科学的重镇，从秦晖的事情来看，看来经历了反右和文化大革命这两次空前的浩劫，还是有些人不知道：陷害他人，或听从权力的号令迫害、批斗别人，最终必定自食其果，或许有些人是明知故犯吧。看来还是有些人不知道，学术自由是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破坏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学术自由，只能说是缺乏起码的科学素养的行为。
在中国现代科学的发源地之一，中国第一理工大学的清华大学，就在前不久，都出现如此破坏学术自由，如此破坏中国科学的事情，真是悲哀；
现在中国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抄袭、剽窃等学术腐败现象极其泛滥，如北大的王铭铭事件等等。这进一步说明科学研究标准真的不存在。可以肯定，符合学术规范的编写教材、撰写综述论文，介绍和（或）评价了最新研究成果的应该是低水平的学术研究。但连最新成果都没有介绍的、不过是抄来抄去的教材编写和论文，就连学术研究都不是。因王铭铭事件，我在新语丝网站上看到，有人披露：北大还有权力“教授”，也就是指定把教授晋升指标给北大的官员如系主任、学院的院长等，下面不报，教授晋升指标就作废，这样，官员不做任何学术研究就能够晋升教授。这样的情况，有一丝一毫的科学研究标准的影子吗？
中国科学的重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竟然如此，说明至少中国社会科学的 ABC----权力与学术自由与科学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连科学研究标准都基本上不存在，还奢谈什么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
中国的大学等科研部门中，众所周知的是晋升职称、奖励等问题上，是看数量，看发表论文、专著的数量，看等级，即发表论文的刊物的等级，次要的是专家评议。而美国主要是看论文质量，看专家的评价。在一个有良好科学研究标准的国家，评价科学研究的成果当然应该看质量，看成果的创造性，重要的专家的评议。中国对科研成果的评价却是要数量、要等级，这又是中国缺乏科学研究标准的表现。
中国的自然科学方面，情况要好得多，因为自然科学不是社会科学，受历次政治运动的毒害比较少，但1961年，北大化学教授傅鹰在教育部的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已经足以告诉我们反右和大跃进给中国自然科学带来了什么：
傅鹰说，任何一个党团员都是“党代表”，不听他们的话，就是“反党”， “反党”谁受得了！教授写完了讲义，要“呈请鉴核”，一个二年级的学生拿起红笔勾勾抹抹，这个不要，那个不要，其实他什么也不懂，可是他是“代表党”的。
傅鹰说，这几年科学研究中的浮夸之风不得了。北京大学化学系一报告，就说一年内完成了一千多项科研项目。根据教师的力量与水平，一年之内完成十几项象样的研究就不错了。表面上进展很快，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近几年来，每年都有献礼，献礼应该是拿最好的成果，可是常常拿去的连次货都不是，而是废品。
由这一类历史资料可以看出，反右，对自然科学界的恶劣影响主要体现在反右进行了一次恶劣的大清洗，用大批判以及流放等办法，在自然科学界短暂地全面确定了权力、政治高于科学，决定科学研究标准，还使许多研究者毫无科学精神，在“科学研究”中浮夸无比却不受到任何惩罚。
在自然科学中，“教条”对科学研究的危害是较难感受到的。目前大部分的科学研究属于常态科学［5］研究，有成功的案例可供效仿，在常态科学的研究工作中，基本上要求科学家“教条”地对待它所依据的范式［6］，教条地进行科学研究仍然能够产生科研成果。但是想要产生世界第一流的科技成果，仿效性的工作和教条地对待科学研究工作是没有指望的。
我以为：贫穷落后的中国，最可能率先出现一批世界第一流科技成果的领域是理论物理和生物科学。但在理论物理方面，中国的教育、科学大环境，对产生并接受中国的爱因斯坦完全是贫瘠的土壤。中国的大学教材大多较为陈旧，追踪科学新进展的情况远不如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此，论者大多（有一定道理地）以为中国注重知识而美国注重创新，实际上，这标志着中国科学界相当的一部分人对科学新进展的“公认”、“确证”的要求过于教条，到了不切实际的地步，忘记了科学本身是在不断发展的，忘记了为创新做准备是大学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忘记了作为科学界的一员应当用自己的科学鉴别力去对科学新进展作出鉴别取舍，并显示了对自己的科学鉴别力缺乏自信。
此外还让人觉得整个中国科学界在这个问题上显得有些麻木不仁。虽然每个人都会认为产生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是国家、民族的光荣，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真出现了类似于爱因斯坦的人物，如果不重视理论的创新经严密推理后推导出日后可被实验验证的推论的极端重要性，我怀疑仅凭两条理由便足以拒绝接受并默默地扼杀中国未来的爱因斯坦：
1、新理论虽然来源于可靠的实验结果，有实验证据的支持，并且公认的理论无法解释实验结果。但与公认的理论相矛盾，又无实验证据确证。（在历史上，如果不发表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理论，美国的密立根再聪明也不可能去做否定光电效应理论的实验，并变成验证实验。）
2、此人是一个业余的科学研究者，又没有硕士博士学位。（没人会承认他的研究成果。）
另一方面，中国的教育非常缺乏基本科学方法和科学素养的培育，几乎把科学当成死的知识来传授。中国的教育非常缺乏从查阅资料、设计实验、进行实验、讨论、撰写论文、文章、以及资料引用等一整套基本科学程序、科学基本功的训练，导致常常看到业余的科学爱好者、研究者在非常缺乏科学素养和知识基础的情况下就贸然去解决他们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徒然浪费自己和他人的时间与精力。中国的各种教育研究杂志，在中国连科学教育ABC都没有做好的情况下，就奢谈、大谈创造教育，没有认识到中国的科学教育根本没有把学生的科学基础打好，还起劲地讨论如何进行创造、如何教学生创造，这些杂志只不过是自我感觉良好地谈论如何建好空中楼阁而已，中国这样的情况，又怎么可能产生爱因斯坦那样高水平的业余研究者？
中国大陆在现在的情况下，由于缺乏学术自由，面对历史悠久的“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之类的无知话语，如果真的万分不幸地产生了爱因斯坦那样的人物，他也会因为对自由的热爱而宁愿做一个管子工，或者沿街叫卖的小贩。我在大学一年级还傻乎乎地相信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到了三四年级，以我的无法与爱因斯坦相比的科学素养，以我从科学哲学、科学史中悟得的一些哲学想法，我已经开始用科学驱逐在中学、大学学习的马列主义哲学垃圾。我在大学里面学习的所谓马列主义哲学，其实不过是些陈腐的垃圾、废话。例如：怎样才能够获得真实的感性认识？大跃进的亩产几十万被饿肚子的人们普遍相信、文化大革命恐怖的灾难却给大多数人形势大好的感觉等已经告诉我们，科学的历史证明了：前提条件是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要清醒地要求有不以观察者为转移的可重复性。感性认识如何上升为理性认识？是靠直觉。理性认识如何被检验？靠直觉把握规律、概念与具有可重复性现象之间的对应。矛盾、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等不过是最多适合于定性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废话，根本不适合于定量的自然科学，一旦用于自然科学必定出许多笑话，记忆里面文化大革命中确实也出了很多笑话。
学生在中学、大学应当学习的是与科学历史结合的科学哲学，而不是马列主义哲学，这样才能够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素质。
（我曾经在北京遇到一个用马列主义哲学否定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业余爱好者，看完他的论文和某个大学教授的类似论文，我忍不住要笑，但因为他的真诚而笑不出来。我告诉他，科学以是实验为基础的，你的实验基础在哪里？不能够靠哲学做基础的。你有一个牛顿的公式，但要用这个公式统一物理学，解释全部的现象，必须仔细推理、计算，然后得到结论，全部适用，不能够你说全部能够套用、全部适用这一句话就行的。你不能够说我做了这些，要物理学家做什么？爱因斯坦这样做了，可没让物理学家没饭吃。你要否定爱因斯坦，就要比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本领还要高，你从你的公式里面产生了比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多的可以被未来的实验验证的推论吗？一个都没有。所以，你还是好好地去做你的经理，别想什么统一物理学了。）
（我觉得：说“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之类的无知话语以自重的哲学家，比这真诚的业余爱好者还不如，正因为有这些无知的话语反复灌输，中国才有太多令人同情的“业余科学家”。）
中国的科学传统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确实孱弱。一方面，由于几千年的注经式的学术传统和政治运动的影响，对理论创新的“确证”、“可靠”要求过高，不切合科学研究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中国本来就不存在系统地进行科学实验的传统，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后，由于全面、系统地进行实验耗资巨大，由于中国的贫穷落后，中国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都难于象欧美各国那样进行全面、系统的实验，导致中国人特别缺乏全面系统地进行科学实验的意识而不自知，在需要自发地独立进行严格、全面、系统的实验的地方，却特别容易疏忽这一点。
大约二十年前，全国的“特异功能”研究热集中地展现了中国科学实验传统虚弱的悲哀。在当时，“特异功能”并非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但热及全国，经久不退，则显示了研究者和支持者［7］一时疏忽了实验发现并非是有了“眼见为实”的实验现象就够了，科学实验要求的是全面、系统的实验去确立实验发现（可重复性只是全面、系统地进行实验的最重要要求）。至于某些“特异功能”的研究者和支持者，反对科学实验必须具有不以观察者为转移的可重复性，这就是反对科学的坚实根基，连最起码的科学素养都没有，没有资格说是科学研究。
而反对者们［8］也大多不知道以严谨的科学研究标准去反对，只是以马列主义的大道理去压人，导致了研究者和支持者的不满和反弹。如果没有后来的何祚庥院士等人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标准来反对并成功，这场大争论就会成为中国科学的莫大悲剧。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报道：（中央电视台采访朱丽兰时的报道，时间已经忘记了。）中国的科学家率先发现了一个实验现象，但在此基础上进行全面、系统的实验并最后得诺贝尔奖的却是外国科学家。一个实验发现，和经过全面、系统的实验得到的重大发现，在科学上的价值是相差很大的。如果中国在教学、科学观念、体制及经济基础等方面上不能更进一步，这样的情况还会重现。
现在，中国科学的腐败在全面蔓延。张颂之在《学术腐败的社会根源》中说：“当代中国学术界的腐败现象已是有目共赌（赌即睹）的现象，……数十年不断的社会政治运动及意识统一与控制，可以说把知识分子的灵气与良知都改造了。这方面的影响多年来已有人注意，如对于学术的扼杀及扭曲等，但是对于思想统一于意识，所塑造的学人道德的沦丧，却注意不够。……在党性原则失范的今天，几乎是道德真空地带的学术界，既失去了外在的政治强性束缚，也没有内在的学术规范以自律。假冒伪劣就成为学术界在经济时代的大爆发。……其次是现行的学术体制自身的弊端。我们的学术体制无疑是教化的产物与机器，行政命令第一，往往是外行领导。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今天，黄仁宇所谓的“数目字管理”就成了行政管理法宝。各单位似乎都制定了种种量化标准，诸种行为数量化。……如果说我们今天有学术规范的话，那最基本的规范就是不要违背经旨。经学要求不贵创新，资助了抄袭之风。”
这样低下的科学研究标准，必定导致科学水准的下降。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竞争力报告》，1999年度中国的科技竞争力排名从上一年度的第13位大幅下降至25位。2000年报告，中国科技竞争力排名再次下滑，由25位降至第28位。
依靠科学家的个人努力和夹缝中的机会能够偶然获得世界一流的成果，但绝不可能出现一大批世界一流的成果。还是老老实实把科学的基础打好吧。
中国何时才能产生一大批杰出的创造性人物和创造性成果？希望本文对此能够有所裨益。
真正的学术自由，彻底否定、认真反思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反右，而不是破坏科学的基础和发展，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棍子；
中国科学需要学术自由、出版自由、民主，历次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政治权力高于科学研究的遗毒必须肃清，不能够由政治权力决定科学研究标准，必须由学者自己决定、重建科学研究标准，重视创新，科学才能够得到发展。大学要以教授为主，教授治校，民主治校。
进行理论创造立足于经验基础，注重严密推理并得到日后可以被实验验证的预见，而不是堆砌新名词、使用不严密甚至虚假的学术词语哗众取宠；
进行实验研究时重视理论推理和注重全面、系统的实验，而不仅仅是注重可重复性以及得到一个实验发现甚至仅仅重复外国的实验就满足；
有了这些，或许中华的科技就能够在更高的科学研究标准上发展。
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问题要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2001年11月20日
参考文献与注释：
1、「轴心突破」的观念是1949年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在《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中首先提出的。
2、朱学勤：《被遗忘与被批评的----答杨念群先生》，来自论文集《书斋里的革命》，长春出版社，1999，P160~161
或《被遗忘与被批评的----答杨念群先生》，发表于广州《现代与传统》1995年12月号
3、新语丝网站[www.xys2.org]向来对重要的学术腐败都要查核，因此本人凭记忆引用，但看后不久，由于新语丝网站因为本人不知道的原因就是上不了，本人2月10日起多次查寻核实均无法成功，无法给出具体网址。
4、叶永烈：《反右派始末》，P379，380 （版权页遗失，因而不全）
5，托马斯·库恩的用语
6，托马斯·库恩的用语
7，支持者之首：钱学森。钱学森一直被认为是中华第一流科学家，但这一切只是因为国人从技术的角度看待科学的结果，实际上，钱学森只是世界第一流的技术专家，从科学的角度，审视此事件和钱学森一些公开发表的论文，他只是一个不太懂科学的科学家。
8，反对者之首：于光远。
9，张颂之：《学术腐败的社会根源》，“读到之处”网站。 相关性：毕业论文,免费毕业论文,大学毕业论文,毕业论文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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