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杂志，一种“失落”的文化生态？
最近传来《书城》有望“复刊”的消息，2005年底，这本有着十二年历史的书评杂志（注：本文采用的书评杂志乃是广义的“以书为缘起”的文化杂志。）正式“休刊”，主编吴士余在“休刊辞”里写道：“趁岁末之际，《书城》将休整半年，广纳良言，善谋策划，再度改版，企望以新的品牌奉献于读者。”而素有“小资识字读本”的《万象》杂志，在“延期”出版几个月后也有望四月“复刊”，在人文杂志萧条的今天，多少让人欣慰。“一个杂志办着办着就不见了”，人们常常这样来表达这种淡出视野的感觉，《书林》、《夜读》、《书缘》……这些上个世纪曾经在我们视野里存留的杂志，现在又有谁还记得呢？
作为个体，消逝是一个“事件”，而作为整体，消逝是一种常态，中国人出于思维惯性，认为只要某个杂志办不下去了，要不就是杂志太脱离大众，要不就是杂志社经营不善，这被当成简单个体的优胜劣汰，而不是整体的困境或一个文化生态的改变。
书评：裂变的文体
怎样的文字才能算一篇书评？这似乎是个愚蠢的问题。翻开《纽约时报》书评，里面的文章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理论化，也不急于“盖棺论定”，划分代际流派，他们只是在用一种个性化的文字传达图书，介入文本，书评的重要功能之一是介绍图书，刺激阅读，它们不是学术论文，而是“大众文体”。
而在中国的报刊上成百上千地登载的文体，单以数量而论，已经异常“繁荣”。但仔细分析文体类型，一部分冠之以“专家书评”的文体，是体制内的“批评家”所撰写，要在1500—2000字之内把一个“学术问题”搞清楚且有新的探索，还要让“读者”也明白，这显然是对书评功能过于奢望，他们更多扮演着一种强势的“批评姿态”，这也造成有的书评干脆跳过文本的细读，直接贴上“标签”，利用话语权力拉上“学术史”与“文学史”。正是因为这样，很多“专家书评”被用来作为重点图书的“隐性广告”，文体广告功能被进一步强调。
除却专家撰写以外，很多书评人来自资深的读者，他们在书评里面毫不掩饰地“表达”自我的阅读感受，有的人会去花很多语词“搭建”一个“情调的空间”，无论这种调性是旧式文人的，还是小布尔乔亚式的。他们急于“宣泄”情绪（向读者传达喜悦、赞赏、失望等），而忽略书评背后应有的中立立场与冷静的观察，对于中国的书评圈来说，找到独立中性判断机制，并与大众普及的通俗形式相结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另一个角度上说，书评这种文体，又恰恰太规范了，太“像”书评了，在都市生活节奏下，读者会花多少时间去阅读书评令人怀疑，各种消费元素进入“文体”的内部，网络阅读对传统阅读的冲击，也撼动了传统阅读的观念，甚至是与图书有关的手机短信的“乱弹”，也可以归之于广义的“书评”，文体自身的“消费功能”正日益凸显，书评不再“附属”于图书，“看书评是为了去看书”的观念被动摇了。消费是一块溶解的糖块，书评的文化分子正日益与各种消费元素结合起来，让文体出现了裂变，是价值尺度，还是心理消费，这是一个问题。
圈子：刊物造“星”与圈“地”
每本杂志的周围都会形成一批优势作者，这些作者又反过来“强化”杂志的风格，甚至成为杂志的格调符号，比如提到林行止、董桥、恺蒂、娜斯、迈克、毛尖，与提到洁尘、杜丽、颜峻、张献民，带给我们的感觉调性会完全不同，这些名字被这些刊物“圈子”化了，“格调”化了。固然，刊物的“圈子”化是刊物正常运转的一部分，“圈子”是一个刊物的话语谱系，《万象》的作者毛尖在一次采访中戏言道，“是这本杂志的‘腐朽’性质决定了我的题材”，这固然是一句玩笑，但是猫走不走直线，取决于耗子。对刊物而言，一旦既有的风格被当作“规范”时，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作者的文体题材，甚至是句子的表述方法，话语的思维方式，这种“决定论”并非不无来由的。杂志找到一批能够书写特定要求文体的人，继而又用这类的“要求”去“规范”新发现的作者。
中国文化杂志的这种静态性好像是一个冰箱的保鲜层，每一层都是一个“抽屉”结构，谁写上海，谁写成都，谁写电影，谁写音乐，他们之间没有“保鲜膜”，久而久之，所有人的气味都变得复杂却“统一”起来，但整个杂志并没有形成活态的系统与开放的结构，圈子的狭隘化，自然也成为诸多读者指责的缘由，其实，在作者的变动后面，杂志的“抽屉”（框架）并没有改变，杂志的延续，只是“情调”的旧日之梦，不过这个梦一开始就有清晰的边界，主编不过是让一群不同的人做着“共同的梦”。
盈利：晃动的天平
一本文化杂志靠什么盈利？事实上，广告一直被视为杂志经济状况的硬指标，而广告的数量与收费标准又受到发行量的影响。对于出版单位，真正可以在宣传上高度投入的“畅销”图书，往往选择的是新闻版面或娱乐版面，因为那样更能进入大众视角。大部分的出版社在做常规图书宣传上首选纸媒，杂志往往会被看成是“隐性广告”的投放场所，甚至对于图书行业而言，这样的“隐性”比显性要达到的效果更好，同时它可以降低图书宣传的成本。这多少成就了杂志与出版机构的“共建”版面。书评杂志的经济行为与公正的“判断”之间存在一种紧张的“张力”，杂志要在保持自身独立的前提下，“认真”对待潜在的客户。
如果杂志不把自己当成文化产品的下游“宣传手册”，那么它们可以打下游的读者的主意，无论是书友会，还是读书俱乐部，是中间营销，还是服务增值，这些都会让杂志抛入利益的旋涡。盈利让书评杂志渐渐放弃了“纯正”的文化观念，生存的驱动，让他们寻找到靠近消费文化的绿色通道，城市文化，音乐，电影，多媒介生态，衣食住行，以“书”为观念对消费文化的“远征”，让杂志更加市场化、中国的书评空间的信息错综复杂起来的，哪些是出版单位放的烟雾弹呢？哪些是杂志的独立意志？在利益的驱动下，这个天平不能在各种价值形态中倾斜晃动，选择是所有社会转型时严肃书评杂志的宿命，要么，把自己变成“消费”杂志，要么，只能面对日益萎缩的“文化”读者，因为这个群体的趣味也随时随地在改变，要在狭小的群体里分一杯羹也是很难的。（文/ 颜桥） 颜桥真是强人，无处不在阿~~~~~嘿嘿。又找到你的大作了，希望以后多多来发帖。对于您提到的这些问题，俺只能说社会太现实，难得糊涂~~~~ 《书城》真是好东西啊，我很喜欢． 谢谢两位斑竹，一定多来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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