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农牧时代的语言学证据zt
上古农牧时代的语言学证据zt中国向来被视为典型的农业文明，然而更接近历史事实的或许是：上古以来的黄土高原上，游牧文明和农业文明曾有长期的激烈冲突、交汇、融合的过程。在缺乏更多考古发现支持之前，汉语或许可以给我们启示，因为“我们的语言就是我们的历史”。
《诗经·鲁颂》有一篇《駉》，其中提到16种不同毛色马——汉字中有40几个字专门用于此（详见文末附）。其描绘之详细，对现代中国人是难以理解的，甚至匪夷所思，在我们看来，区分这么细，似乎毫无必要。吕叔湘在《语言的演变》中曾举《駉》中的马色词的繁多作为语汇随旧概念变化的范例，他的解释是“因为马在古代人的生活里占重要位置，特别是那些贵族很讲究养马。这些字绝大多数后来都不用了”。
这个解释不能完全令人满意，固然贵族很讲究养马（因为马在古代和军事力量紧密结合在一起），但贵族未必因此而导致词汇的演变。根据语言人类学的观点，词汇的密度与民族的特性是紧密关联的。例如：
——游牧民族对牲畜的词汇特别发达。仅以毛色来区分的词，现代蒙古语中关于马的有270多个词，牛190多个；羊120多个，山羊140多个，骆驼9个；五大家畜合计毛色词一共750个左右。哈萨克族与牲畜相关的词汇有2000多条。
——寒带居民对冰雪的认识非常细致，爱斯基摩语中同雪有关的词有几百个，专门描写不同形状的雪、下雪的不同方式、雪的形成过程、及下雪时不同的天气状况。地处温带、热带的人不可能对冰雪有这样全面细致的了解，如日语中表示冰雪的词不多，但却有很多关于“雨”的词汇。
——云南内陆热带山地的毕苏人，其语言中冰、雪不分，海、河同一，但却有非常多词汇表示山的不同形状和部位，以及蜂、鼠、鹰、菌类的词汇，均有非常详细的专门称呼。
——阿拉伯语中，有一千多个名词，是关于骆驼的各个品种和生长阶段的。名目之多，只有宝剑的各种名称可以与之相比。（希提《阿拉伯通史》）
——人类史上亲属称谓以中国为最多（大约350），其次是古代罗马、近代夏威夷，其余多在20-25之间。（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
——周振鹤等《方言与中国文化》中举出各地方言中的案例：如浙南的山民对柴有多种仔细分别，但平原地带却仅把稻草叫“柴”；山西盛产煤，对各类煤有详细称呼，而南方则只用“煤”来概括；舟山方言对螃蟹的称呼名目繁多，这对内陆居民来说也是难以理解的。
——法语中的绝大部分的航海词汇，至少在西部地区，竟是后来形成的，有些来自斯堪的纳维亚语，另一些甚至来自英语。（Marc Bloch《封建社会》）
无须再罗列更多例子，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语言和操这种语言的人群的生活、心理是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的。中国因为农业文明造成发达的家族观念，因此亲属称谓区分特别详细，最典型的是各种堂表兄弟姐妹称呼，英语中只用cousin一个词表示。同样，阿拉伯语中之所以竟有1000多个名词来称呼骆驼的种类和齿龄，因为骆驼是与阿拉伯人的生活最密切的动物。
这种语汇的发展有时会达到一个极端，过度的细分而缺少概括词。例如英语中有goat/sheep，但分别表示山羊和绵羊，没有能完全对应于汉语“羊”（这与哈尼族一样）；哈尼语中，有“黄瓜、南瓜、丝瓜”而无“瓜”。澳大利亚的阿兰达语里至少有9个表示各类蜥蜴的词（该族在荒漠地区，非常熟悉蜥蜴），但没有能一个对应于汉语的“蜥蜴”。
汉语的“马”，现在不少学者认为和蒙古语morin是同源的。关于中国驯化马和马车的起源，向来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现在学界一般认为最早的家马于约公元前4000年出现在中亚草原（考古发现最早的在乌克兰草原），而中国比较肯定的家马是和马车一道发现于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200年，晚了三千年。而且家马在中国几乎是“突然出现”的，很可能是外来输入的。
在汉字中，能成为造字偏旁的有马、牛、羊、犬（犭）、猪（豕）、鹿、鼠、虫、鱼、鸟等十种。其中鸟、虫、鱼都有极多种类，犬（犭）旁则用以大部分兽类的造字。剩下的几种哺乳动物中，以“马”为偏旁的字为最多。在《尔雅·释畜》中，关于马的汉字远远超过牛、羊、狗等家畜。
除了上面列举的毛色字，汉字中还有一系列关于马匹的性别、口岁、优劣的。如骒、騇为母马；骘、驵为公马；驹为少壮之马，駣为三岁或四岁马；良马为骏、劣马为駘、驽……凡此等等，不厌其烦。这类专词是只有一个与养马有密切关系的人群才会发明的，否则这类字根本没有产生的必要和价值。
结合历史来看，现在一般认为中国文字的起源，是在约前4500年的大汶口陶文。大汶口文化及发明甲骨文的商族，都属于东夷系。《诗经·駉》也属于“鲁颂”，鲁在山东半岛，与大汶口文化范围接近，很可能是东夷族残存的古歌谣。春秋战国时代，以秦赵两国骑兵最强，而两国之先均出自东夷，祖先均以擅长养马或御马闻名，相马最著名的伯乐，也出自赵国。此外，秦赵两地正是中国历史上最主要的马匹产区，宋代号称积弱，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东北、西北的马匹产区落入辽、西夏手中，军事力量大受影响。
一般认为，中国的农业有其独立的起源。何炳棣推断，自公元前5000年中叶，中国的农业活动迁移到平原并演变为灌溉农业。但农业本身是相当后起的发明，而华北地带直到战国中后期，游牧的“戎狄”仍与华夏族杂处在中原腹地。秦、赵、燕三国则带有最显著的农牧混合经济特点。燕山以北地区，赤峰夏家店上层文化（约公元前800年左右）出现了用于骑乘的马；其文化形态是“包含一定农业成分的游牧业经济为基础的”。
《诗经·鲁颂·駉》：“駉駉牡马，在垌之野”。根据《尔雅·释地》：“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垌”，则垌是非常边远的地带，是牧马的地区。为何选择边远地区放牧呢？答案是牲畜会践踏农田。《駉》篇郑笺：“必牧于垌野者，避民居与良田也”。于此可见，这一诗篇的时代，曾是一个农牧兼有的时期，两者都没有占据排他性的优势，以马匹为主的畜牧业在生活中具有相当的重要性，这一点为汉语中马的毛色词的密度所证实。
到春秋时代，自实行井田制开始，华夏族的定居农业文明不断扎根发展，马的分类名词自此逐渐被人遗忘。唐太宗昭陵六骏（飒露紫、拳毛騧、特勤骠、青骓、白蹄乌、什伐赤）有三个还使用这样的生僻字（按：葛承雍认为六骏名号均出自突厥语，汉族良马往往系外来品种，于此也可见），唐代还有名马“玉花骢”。多数人已经完全不解其意，以至出现“乌骓马”、“黄骠马”、“青骢马”这样的词，构成词义重叠反复。
如果驯化马是在商代晚期才传入中国的话，那么甲骨文的诞生也早于马的传入。可以推断，从商代晚期到春秋的五六百年中，华北的自然与文化景观主要是农牧业交错分布的。但随着两种文明的推进，差别越来越大，冲突随之激烈化，终于完全分道扬镳。以长城的建成为标志，无法自足的游牧文明开始不断冲击、甚至劫掠封闭自足的农业文明，由此拉开之后两千年沿着长城展开的斗争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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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汉字中称呼不同毛色马的字
《诗经·鲁颂·駉》中的16个专称：
驈 yù：胯间有白毛的黑马
騜 huang黄白色马
骊 li 纯黑色马
黄 huang黄赤色马
骓 zhuī 黑白相间的马
駓 pī 毛色黄白相杂的马
騂 xīng 赤色马
骐 qi 青黑色棋纹状的马
驒 tuó 毛色呈鳞状斑纹的青马
骆 luo 白身黑鬃的马
駵 liú 赤体黑鬃的马
雒 luò 黑身白鬃的马
駰 yīn 浅黑杂白的马
騢 xiá 赤白杂色的马
驔 dian 黄背的黑马
鱼 yu 两眼眶有白圈的马
《辞源》中“马”字偏旁的另17个毛色专称
馵 zhu 膝以上为白色的马
驳 bo 马毛色不纯
駂 bao 黑白杂毛的马
駮 bo 毛色青白相杂的马
駹 mang面额白色的马
駽 xuan青黑色的马
騟 yu 紫色马
騵 yuan青毛白腹的马
騧 gua 身黄嘴黑的马
騩 gui 浅黑色马
骝 liu 黑鬃黑尾的红马
鶾 han 毛黄的马
骠 piao 黄色有白斑的马
骢 cong青白色马
骅 hua 赤色骏马
驖 tie 黑色马
骧 xiang右后足白的马
《尔雅·释畜》关于马类的毛色词
驓 zeng四骹皆白的马
首 shou四蹄皆白的马
騱 xi 前足皆白的马
翑 xu 后足皆白的马
启 qi 前右足白的马
踦qi 左蹄白色的马
騴 yan 尾巴根部白色的马
駺 ai 尾巴白色的马
騝 jian 骝马黄脊
騥 rou 青骊繁鬣
瞷 xian 一只眼眶白色的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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