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博科夫的妻子（转帖）
最初以色情读物出版的长篇小说《洛丽塔》，曾先后三次被好莱坞搬上银幕，这个“小女孩”不仅为其创造者——俄裔美国作家弗·纳博科夫带来了巨大声誉，还给他带来滚滚财源。作为作家，纳博科夫的一生有许多令人费解的东西，这是否与对其创作生活有重要影响并被褒贬不一的妻子有关？维拉·纳博科娃的命运和其他作家的妻子一样，既被赞誉包围，又难免受到谴责。她扮演的角色之多在作家的妻子中堪称第一。她既当评论员、秘书、翻译，又做听众、编辑和遗嘱执行人。也有人把她称做铁腕女人、独裁者。纳博科夫本人则把她看做自己的翻版，一个和他用同一尺度制造出来的人。
戴狼面具的姑娘
他们的相识具有神秘色彩。第一种说法是纳博科夫式的：“我是在柏林的一次侨民募捐晚会上认识了我的妻子维拉·斯洛宁。我们早就应该认识，在彼得堡，在朋友那儿做客时就该认识。”可是在俄罗斯，他们之间跨越着一条社会鸿沟，命运安排他们在柏林相遇，而不是在彼得堡。
舞会上她带着黑色的狼面具，这位神秘的女士领着西林（纳博科夫当时的笔名）在夜幕笼罩的城里散步。她拒绝摘下面具，好像是为了让纳博科夫更专心于她的叙述，不因她的美丽而走神。纳博科夫聚精会神地听着，因为她评述的是他的作品。一位美丽的陌生女人对自己作品中人物的关注不能不使年轻的作家得到很大的满足。出于感激，他写下了诗歌《相遇》，描写浪漫的散步和神秘的面具。维拉明白，面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俄罗斯文学的精神也弥漫在第二种更加大胆的说法中：维拉对纳博科夫—西林的诗刚刚有所了解，就像奥涅金的塔吉娅娜一样，主动邀他到桥上约会。她把西林的文集读得滚瓜烂熟。命运归命运，但维拉为这次见面还是做了充分的准备。当然，维拉并不喜欢她的丈夫像个旁观者似地谈论这件事。一次，当纳博科夫准备向一位美国学者谈及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时，维拉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转向这位好奇者问：怎么，您是克格勃？！”
维拉·叶夫谢娅·斯洛宁的家境并不富裕。父亲学的是法律，但最终没能成为律师，反倒成了一名木材经营商。１９２０年他被迫离开俄罗斯，因为那时的俄罗斯已不再需要精明的企业主。到柏林后，他开了一家出版社，出版进步书籍。维拉就在出版社帮父亲忙，直到通货膨胀掠走了所有的财产。
斯洛宁家的三个女儿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维拉是中间的一个，三岁起开始读书，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后来她成了“纳博科夫的备忘录”。纳博科夫记不起引文甚至自己的文章时，维拉马上能给予提示并轻松自如地大段援引他小说中的片段。她还能熟练背诵普希金的长篇叙事诗《叶夫盖尼·奥涅金》。保存在她头脑中的记忆仿佛计算机中的硬盘，随时可以给纳博科夫提供他们共同生活的岁月中有价值的信息：譬如他们的儿子米佳三岁时穿的夹克衫的颜色等非常具体的事情。
侨居国外的生活和革命前在彼得堡的生活有着天壤之别。叶夫谢依·斯洛宁并不为女儿的婚姻感到高兴。可这要在俄国，纳博科夫可是很多人倾慕的对象：他出身显贵，身上流着贵族的血液。作为商人，斯洛宁明白：在这儿——国外，写作不能给生活提供任何保障。但维拉是个有主见的姑娘，她根本不征求父亲的意见。有一天，他们到她父母家吃晚饭，维拉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今天早上我们结婚了。”这就算告诉了父母他们的婚事。
妻子
纳博科夫是个已习惯于清贫和自由的人，有了妻子，就意味着失去自由，就得考虑未来，就得有计划地开支。他很快就发现，维拉是个可以共同进行创作、可以风雨同舟的志同道合者。因此，他继续当着收入微薄的补习教师。维拉·纳博科娃忍受着杂乱无章的生活。事实上，他们一辈子都是在出租家具的房子里度过的。当熟人问及他们的儿子米佳住哪儿时，他总是回答：“路边的一幢小房子里。”
纳博科夫不会开车。还在他们共同生活的最初日子里，他就列了一张让人啼笑皆非的清单，明确指出哪些是他不会而且永远不准备学会的，其中包括：开车、打字、说德语（在德国生活那么多年，就是不学德语，因为他讨厌德语）、合上伞、与俗人交谈。这一切都是维拉替他做，直到生命的终结。
纳博科娃还在外面工作。即使作家成名后，他们在柏林的生活还像以前那样拮据。维拉就职于一家律师事务所：打字、速记、复印、翻译，工作繁杂，令人难以忍受。而纳博科夫却只做一件事——写小说。在一本接一本的写作中，他们惟一的儿子米佳诞生了。孩子刚出生时纳博科夫有点伤感，因为维拉只顾忙着照顾孩子，他无法向她口授小说了。他曾抱怨，孩子妨碍了他的工作。
为了逃离法西斯的统治，作家全家搬到布拉格，随后又迁至巴黎。不久，维拉从熟人那儿得知自己的丈夫正与一个叫伊林娜的姑娘热恋，但她沉默着，等着丈夫的决定。纳博科夫承受着感情的折磨，不断地给伊林娜写信。情人各方面都很出色，懂得很多诗，酷爱狗，甚至还靠给狗理发挣外快。对纳博科夫要求的品味而言，这是他一种离奇的选择。命运真会捉弄人。
维拉让纳博科夫自己选择。他选择了家庭，但不知什么缘故没有马上和伊林娜断绝来往，还是偷偷地给她写信。对丈夫模棱两可的做法，维拉采取的是不再跟他说话。在这场感情纠葛中，纳博科夫一直是倾向于维拉的，可能在这天平上不仅有爱情，还有健康等实际的砝码。
秘书
纳博科夫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任教期间，维拉去听他的每一堂课。她一手搀扶着他，另一只手抱着一摞书。她总是坐在第一排或离讲台很近的地方。纳博科夫教授的眼光通常都看着维拉坐着的方向。实际上，所有的课确实也是讲给维拉听的。他称她为自己的助手，维拉帮他做各种事，甚至还当主考官。上课时，有时他忘了引文（这是常有的事），维拉会以最快的速度给他提示。她还分发提纲，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字……
在大学生中间，这一切引出了五花八门的阐释。有人认为不是纳博科夫给学生打分，而是他的妻子。这一说法的拥护者向维拉谄媚，以博取她的好感。当纳博科夫的助手严格预审文章，并写出评语时，她会在教室门口截住他，提高所有的分数。
学生们不明白老师为什么要带着妻子来上课，所以十分谨慎地对待她。他们不敢和她说一句话，而她反正也乐于专注于丈夫的事。大学的同事们都羡慕她惊人的记忆力，也为她对纳博科夫非同寻常的忠诚肃然起敬。
有一所学校在研究讨论是否把纳博科夫作为候选人时，一位老师指出：“录用他有什么用？所有的工作都是他夫人做的！”纳博科夫在瑞士的邻居也经常看到驾驶汽车的维拉高傲的侧影。这还引出了别的传闻，说写小说的正是维拉本人，而不是纳博科夫。
她的一生都在处理公文。由于她具有为纳博科夫调整和修改文章的独特能力，许多年一直忙于“誊清”他的手稿——把手稿从书写体变成印刷体。她还有权删除某段文字。也是她建议把《叶夫盖尼·奥涅金》译成英文。为此，她做了大量的工作，打印了３０００多页译文。
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有令人难以置信的事。纳博科夫一直没学会使用电话，他不会与俗人交谈，以他名义打电话、接电话的永远是维拉。
她与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说服出版商做出让步，提高稿费。她代他和别人通信，使他免受那些想与他认识的人的打扰，而他只是签上自己的名字或写上同意二字。她写的许多信件都这样开头：“弗拉基米尔已开始写这封回信，但又不得不去忙别的事，所以就由我来代笔……”
这样，维拉·纳博科娃在读者和世界之间建起了某种空中联系，她为自己树立了别人不可企及的威望。或许，这对纳博科夫来说也是必需的。他的性格中有卑劣的一面：他喜欢愚弄传记作家，和报社记者吵骂，撕碎朋友的书，为躲避与人打招呼而假装近视。维拉用公文语体写着彬彬有礼的回信，有时，纳博科夫也模仿维拉的口气、以她的名义给人写回信。这些游戏把传记作家们的头脑搞得一片混乱。维拉每天需花五六个小时写回信，平均一天１５封。
垄断者
维拉就像一台已调整好专门来支持丈夫的机器。他俩都是劳作者，只是所做的内容不同。纳博科夫像一个创造者，创建着世界，让人们生活其间；而维拉则把一切整理得有条不紊、干净舒适。她能给他稳定、可靠的感觉。的确，纳博科夫对日常现实中的一切都没兴趣，包括授课和出版书籍之事。有传言道，是维拉强迫他去大学讲课，因此，他所到之处都有她陪着。
从另一角度，她的寸步不离也使他失去了与人进行正常交往的可能。在纳博科夫与人交谈时，她会打断他的话，猛地站起身……谈话者也就明白，会面该结束了。
在有些回忆录中维拉被描写成一个凶恶的天使：她把西林从侨民文学界拉出来，绝对控制他和朋友们的见面。她也承认，与纳博科夫相比，她对别人的要求更加严厉。她的双眼能很快发现别人的恶劣品质。按学生们的叙述，纳博科夫并不厌烦与人交往，他拒绝与人来往可能是维拉独断专行的结果，她是个主观、多疑、态度生硬的人。
纳博科夫不止一次强调指出，他不一定非要回到祖国。他心中的俄罗斯时刻与他在一起：那就是他童年的世界、他的儿子和维拉。而正是她用他们相似的品味，对优美、纯粹语言的热爱营造了一个舒适的俄罗斯环境。
当然，他们感兴趣的方面并非绝对一致。与纳博科夫不同，维拉热衷政治，对绘画和戏剧入迷。但是你想拖纳博科夫去看戏，那绝无可能。他不喜欢养宠物，而维拉则在自己的房间内挂满了朋友饲养的猫和狗的照片。
纳博科夫小说中的妻子们都是只会干把美好的事物扼杀在萌芽中的恶魔，《安静、温顺，却又螫人的女人》中辛辛纳图斯的妻子玛尔菲卡，《天赋》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妻子都属于这一类人。作家也创造了另一类人物，如长篇小说《普宁》中用进步来掩饰庸俗的丽莎。
维拉跟她们中的任何一位都没有相似之处。她多次说过，纳博科夫有自己的品位，不会把她放到作品中。但作家还是部分地（这可不是耍花招）把纳博科娃的某些特点、特征、对话融入他创造的主人公身上。但直觉告诉我们，认清最真实、最本质的她永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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