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
評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是一部探求近代中國商人精神的力作。誠\如著者所說，這是一個韋伯式的問題。所謂韋伯式的問題，對中國學術界而言，實際上是指兩個韋伯式命題：一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等相關論著中對西方近代資本主義產生的文化動因所作的考察和結論。韋伯注意到新教的崛起與北歐和英國的資本主義發展是相一致的，他強調新教倫理中的勞動天職觀與禁欲精神對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產生了重大影響，給工人和企業家都注入了更多的活力，最終帶來了現代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應該說，韋伯的第一個命題是成立的。當韋伯用他的命題去叩問世界其他國家的歷史和宗教時，便產生了令中國學者最感興趣的第二個韋伯式命題：韋伯在《中國宗教：儒教與道教》一書中認為，中國傳統社會之所以沒有產生資本主義，是因為缺乏西方新教倫理式的文化動因，中國傳統的主流思想——儒家倫理在價值取向上與新教倫理存在著極大的差異，成為資本主義成長的障礙。
余英時教授此書便對韋伯的說法，提出了修正，指出傳統中國思想，亦有類似西方新教的文化因子。據他所說，中唐以後的新禪宗、新道教和新儒家，存在著「入世轉向」的歷史事實，它們提倡的處世原則，如「勤」、「儉」等，實與韋伯所提到的新教沒有太大的分別。他更指出這些「入世轉向」的思想，對於中國十六至十八世紀商人的自覺和自負，是一個很重要的主觀因素。而且在儒家「入世轉向」的思想改變下，商人的地位也得以從四民之末，上升至僅次於「士」，形成了余教授所說的「新四民」──士商農工的階層順序。余教授認為儒家倫理在價值取向上與新教倫理有著相似的地方，而且更推動了明清時期的商業發展。
固然，余教授此書的論證十分新穎，亦有不少合理的地方，但也有值得商榷之處。無疑新儒家倫理對於明清商人的意識形成，有很重要的影響，但他在書中似乎過份誇大了新儒家倫理推動商業的一面，而忽略了它阻礙商業的另一面。書中曾指出明清商人雖已走近傳統的邊緣，但畢竟沒有突破傳統。余教授提出了一點來說明此現象，即中國實行君主專政的官僚制度，形成了商人發展的終極限制。但這一終極限制，又實多得力於儒家的忠君、尊君精神。由此觀之，雖然儒家倫理並非如韋伯所言，完全是防礙中國發展出資本主義的因素，但儒家的價值系統的確有一些阻礙商業發展的因子。這是余教授所沒有提及的。
但綜合而言，余教授此書引用的資料非常豐富，論證嚴密，又帶出了一個重要的現象，即商人的地位在傳統中國有上升的現象，而且其意識形態亦有改變的情況，這些無疑是思想史及社會史上的重要成果。 请问阁下所写与唐文明这本有何种不同？方便的话请将其作品一同列出，后谈谈自己的观点，给大家进一步学习的机会~~谢谢。 "唐文明这本"是指那本??? 阁下从网上搜一下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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