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夏志清到李欧梵和王德威
从夏志清到李欧梵和王德威——一条80年代以来影响深远的文学史叙事线索
郑闯琦
可以说，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史叙事的最重要的外部推动力量，是由夏志清、李欧梵和王德威①的著作构成的。具体说来，在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推动下，形成了80年代以来作为正统的“启蒙主义”文学史叙事；在李欧梵和王德威的推动下，形成了9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活跃的“晚清现代性”文学史叙事。并且，由于“启蒙主义”文学史叙事和“晚清现代性”文学史叙事成为主流叙事之后的霸权与遮蔽，激发了一种可以称为“新左派”文学史叙事的对立叙事在90年代后期的出现。②不了解这几条文学史叙事的内在关系，就无法对90年代以来的文学状况和思想状况做出准确的判断。本文将对从夏志清到李欧梵和王德威这一文学史叙事线索及其影响、所激起的回应进行简要的清理，以期对当下几种文学史叙事的关系作出进一步的说明。
一、共同的立场：颠覆五四和左翼叙事，建构日常生活叙事
从夏志清、李欧梵到王德威，时间跨度达40几年，并且李和王的思想在这十几年来也都各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时代的思潮也从现代性转换到了后现代性，但是他们三人共同坚持的一些观念和立场却始终如一。
首先，他们把自己的文学史叙事他者都确定为五四和左翼文学史叙事。夏志清在196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确立了这一他者，并在1971年第二版时把五四叙事传统的核心观念明确地表述为“感时忧国”精神，并认为这是“中国文学进入现代阶段”的特点。他认为“感时忧国”精神是因为知识分子感于“中华民族被精神上的疾病苦苦折磨，因而不能发奋图强，也不能改变它自身所具有的种种不人道的社会现实”而产生的“爱国热情”。这种“感时忧国”精神让人们把目光集中到文学的内容上而不是形式上，集中到得天独厚的“现实主义”上，以便利用文学来探讨和了解自己所处社会政治的混乱。这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就负载着中国现代史的重负。③
李欧梵在反思启蒙主义、现代性研究成为学术界的潮流时，对“感时忧国”精神的弊端相应地进行了新的解释：“我觉得值得考虑的是《新青年》思潮背后的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和历史观，我把它称作‘现代性’，并曾作专文论述。这一现代性当然和西方启蒙（enlightenment）思想的传统一脉相承，它经由对知识的重新组合而灌输几套新的思想——理性主义、人本主义、进步的观念等等”。④而它最大的影响则是进化史观和“进步的”意识形态，“最终的趋势是知识分子的偏激化（radicalization）和全盘革命化，导致了一场惊天动地——也影响深远的社会主义革命”。⑤“有了这一个‘时代’的轮廓，我们较容易理解为什么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把历史道德化，把进步的观念视为不可阻挡的潮流，把现实主义作为改革社会的工具，把个人和集体逐渐合而为一。而最后终于把‘人民’笼统地视为革命的动力和图腾”。⑥王德威继承了李欧梵的这一思想，并且用“史学正义”和“诗学正义”⑦的框架来讨论这一传统，用晚清现代性来消解五四现代性。⑧
可以说，夏、李、王三代学者始终把五四叙事传统和左翼叙事传统当作有着内在联系的叙事传统来进行反对的立场没有发生变化，并且由于加入了新的阐释因素而变得更加学理化了。
其次，他们都坚持一种“日常生活叙事”来对抗五四和左翼的“宏大叙事”。对夏志清来说，这条文学史叙事线索最重要的是以人生“安稳”一面反抗“飞扬”一面的张爱玲、书写日常生活的钱钟书、沈从文等作家。他的这一挖掘在80年代给予了内地文学史叙事以巨大的震动和影响，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等作家从以前完全遮蔽的状态下重新出现在文学史中，并且极大地改变了传统左翼文学史叙事确立的经典作家格局。
李欧梵进一步把现代主义文学纳入到了日常生活叙事之中。他认为“颓废”是优秀小说的基本特征，并建构了一条“颓废”文学史叙事，把《恶之花》、《红楼梦》、《野草》、张爱玲的小说等都纳入其中。⑨他认为“颓废”文学的实质是用审美现代性来反抗启蒙现代性，比如“张爱玲凭着她的小说艺术特色，对现代中国历史的大叙述造成了某种颠覆”。⑩王德威对张爱玲的评述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李欧梵的论述，“颓废”在他那里得到了细化，而且，他提出了一套“晚清现代性”文学史叙事，更多地把通俗文学纳入到“日常生活叙事”之中。以五四叙事和左翼叙事为他者，倡导一种与之对立的日常生活叙事，可以说是夏、李、王三代学者的共同立场。
如果简单地看，可以说夏处于现代性阶段，李徘徊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而王则更多地倾向于后现代性。下面具体看一下他们各自面对的具体问题和对这些问题做出的具体回应，以及与内地研究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李欧梵：从“颓废”文学史叙事到晚清现代性叙事的确立
对于夏志清的时代来说，中国文学史的主流叙事是左翼文学史叙事，并且对于启蒙主义叙事和日常生活叙事具有压倒性的遮蔽力量。因此，他主要以“纯文学”为理论基础，对左翼文学史叙事进行激烈的反抗。在他看来，独立于政治、独立于历史承担的“纯文学”才是真正的文学，而他贬低鲁迅等五四作家和以后的左翼作家的主要理由就是，他们、尤其是左翼作家都把自己的文学作为手段，服务于政治和建设现代中国的历史任务。但是有意思的是，对夏志清小说史的主要批判也都集中在了这部小说史的政治性方面——按照夏志清本人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台湾中文版序言中的说明，这本书本来就是服务于“反共”的政治目的而写作的，并且这一目的也在小说史中得到了切实的体现。李欧梵也认为，张爱玲被夏志清高度肯定的《秧歌》等几部“反共”小说是不成功的。但是夏志清的“纯文学”观念和在这一观念下的小说史入选篇目，在80年代基本上被内地的“启蒙主义”文学史叙事所吸收，成为了近些年来中国文学史叙事的核心观念之一。
李欧梵在自己的文学史叙事中，建构起了一条“颓废”文学史叙事，把现代主义文学纳入到“日常生活叙事”之中。而颓废，正是审美现代性对启蒙现代性的反抗。
他认为“颓废”的本义是“颓加荡”，在五四叙事中，“颓废”才变成了一个不道德的词，“颓废”在整个的五四叙事和左翼叙事中是不允许存在的。他进而大致梳理出了一条中国文学史上“颓废”线索，这就是从魏、晋、唐、晚明的一些文学，到《红楼梦》、王国维的文学批评，到鲁迅的《野草》等作品，到30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和张爱玲巅峰时期的小说、到台湾朱天心的小说。他认为《红楼梦》正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颓废”小说。鲁迅的《彷徨》、《野草》等作品的核心和精华，也正在于这种“颓废”的美感。李欧梵也因此成为鲁迅研究的著名学者，他的“纯文学”叙事和“人间鲁迅”、“现代主义鲁迅”的研究成果，也对内地的文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张爱玲之所以优秀，是因为她是“真正从一个现代的立场，但又从古典诗词戏曲中找到灵感并进而反抗五四以来的历史洪流的作家”。她的小说中的“荒凉感”，就是一种“颓废感”，是反抗现代性的地方。这样，李欧梵通过一种“颓废”文学史的叙事，形成了一套与五四叙事和左翼叙事对立的叙事。这种“颓废”文学史叙事为“日常生活”叙事提供了深度、意义与合法性，并且把原来属于五四叙事传统的鲁迅等作家作品也纳入到了自己的叙事之中，扩大了这种叙事的合法性基础。由于启蒙主义本身就有着人性解放、个性解放的内在诉求，所以他的这种文学史叙事也很快就被吸收进了80年代的“启蒙主义”文学史叙事，同时，受他和日本一些学者的鲁迅研究的影响，从鲁迅的欲望、生理特征、性格缺点等方面大规模重新阐释鲁迅的研究也成为了80年代的主要潮流。
90年代以后，他自觉地转向了现代文化研究，强调文学、尤其是晚清文学在想象中国都市、创建中国现代性方面的巨大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他像“新左派”一样认为，“《新青年》思潮背后的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和历史观”，“导致了一场惊天动地——也影响深远——的社会主义革命。我认为这些都是中国人对于‘现代性’追求的表现”。这意味着，他也认为那些自己始终在批判着的、非“纯文学”的五四和左翼文学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如同他的研究视野中的《申报》专栏作家的杂感、以后的月份牌一样。这就有力地消解了他对于左翼文学叙事的尖锐批判。这种观点在他近年对30年代上海的研究中得到了最明显的体现。
在对中国现代性的研究中，他引入了两个次级理论作为进入中国问题的钥匙，一个是本尼迪克·安德森的“想象的社群”理论，一个是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并把两者在中国问题上结合起来进行应用。本尼迪克·安德森在《想象的社群——对于民族国家兴起的反思》一书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在兴起之前就有一个想象的过程，这个想象的过程也就是一种公开化、社群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依靠两种媒体，一是小说，一是报纸。有了这种抽象的想象，才会有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是指“在西方17、18世纪现代性产生以后，西方中产阶级社会构成了一种所谓的‘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这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有了民间社会之后才会产生一些公共领域的场所，可以使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人对政治进行理性的、批判性的探讨”。而“民族国家的想象空间和公共领域的空间，其构成基本上都与印刷媒体有关”。他认为仅仅这两种理论对处理中国问题还是有缺点的，因为20世纪初西方观念是通过和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复杂的冲撞之后才起作用的，而不是直接影响了中国的变化。这一点和陈平原、刘禾的看法也比较相近。他认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首先是由梁启超未完成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奠定了自己的民族国家神话或者说“大叙述”，然后通过晚清的“公共空间”而传播开来，最终让国民获得了对新的民族国家的认同。这样，他就把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起源从五四追溯到了晚清。但是，由于晚清公共空间的主要参与者——报纸、杂志的读者主要是上海的都市人，所以晚清通俗小说中的世界不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世界，而是“中国刚刚开始的摩登世界。这个‘世界’是都市人生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们营造出一种想象，最后在30年代的上海集其大成，形成了中国通俗文化中的现代性”。这也是他研究30、40年代上海都市文化的原因。
他进而认为，晚清开创的，在30年代的租界达到比较良好状态的“公共空间”，因为“左联”和鲁迅等左翼作家“政治上的偏激化”而变得越来越小。“我一直认为，如从文学艺术的立场来看鲁迅这个时期的杂文，……我从文中所见到的鲁迅形象是一个心眼狭窄的老文人……”他认为鲁迅因为怕丢掉性命而没有为争取“公共空间”做出自己的贡献，反而陷于私人道德和个人恩怨之中。在这里，李欧梵的观点恰好和内地90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叙事有着直接的呼应关系。反思激进思潮、反思五四、反思革命，倡导一种建立在“公共空间”基础上的渐进式发展模式，正是他们的共同之处。这个观点也因此激起了“新左派”学者的激烈反对，成为著名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战中的一个焦点。
李欧梵用“颓废”文学史叙事进一步完善了日常生活的现代性叙事，再加上以现代性理论、想象的社群理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为理论支点的文化研究，从而把自己和夏志清的研究区别了开来。
三、王德威的“晚清现代性”文学史叙事
如果说李欧梵主要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对晚清现代性的研究做出了贡献，那么王德威则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于晚清文学中的现代性研究，并在事实上提出了自己的“晚清现代性”文学史叙事。
王德威的文学史叙事是从破与立两个方面展开的。他通过建构一种“晚清现代性”文学史叙事，瓦解了五四和左翼的文学史叙事。他认为晚清现代性不仅开启了五四现代性，而且包含着比五四更为丰富多样、更富有活力的诸多方面。但是晚清现代性文学史叙事却在很长时间里被五四叙事和左翼叙事所压抑，因此，他着力挖掘、建构了一条从晚清到30、40年代的上海，经由50到80年代的港台，到90年代的内地的文学史线索。
他认为晚清小说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摇摆于各种矛盾之间，如量/质、精英理想/大众趣味、古文/白话文、正统文类/边缘文类、外来影响/本土传统、启示型理念/颓废式欲望、暴露/假面、革新/成规、启蒙/娱乐……”“后来主控中国现代文学的渴望、挑战、恐惧及困境，都是在这个氛围中首次浮现的”。这个时代内涵着后来被五四叙事压抑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指的是由即将失去活力的中国文学传统之内所产生的一种旺盛的创造力”；也“指向十九世纪末以来，一向有意或无意被排除在文学正典以外的一脉中国小说，这一脉包括如科幻小说、狭邪小说、黑幕谴责小说、鸳鸯蝴蝶派小说、新感觉派、批判抒情，以及侠义小说等文类”。晚清小说中被压抑的现代性有四个层面，其中一个是表面上热爱启蒙，其实偏爱颓废。他认为颓废除了文明腐败、解体、病态的意思之外，还有“去其节奏”的意思，即“从建立的秩序中滑落”，并以各种混杂的观念和形式取代原有的秩序。是走向新秩序的必然途径。而且，他认为五四一代大师恰恰“在刻意夸大中重现了颓废的晚清精神”。他们肆意地毁坏原有秩序，又主观地宣称新的秩序，在这个意义上，正是“去其节奏”意义上的“颓废”。而且，鲁迅“终其一生，他对颓废的信念始终与他对现代的渴求密不可分……因此才有他对疾病与诡奇的偏好，以及他对梦境、非理性死亡的痴迷”。
在从理论上颠覆五四叙事传统的同时，他还建构起了晚清现代性文学史叙事来巩固自己的成果。这个叙事从晚清的四大类小说开始，其后包括了鲁迅等五四作家的某些方面，新感觉派小说、张爱玲的小说、沈从文等的批判抒情小说，经由一直在港台发展的言情小说和狭邪小说到80、90年代的内地小说。对于世纪末的小说，他认为恰好和晚清小说形成了一种回应的关系。他认为世纪末的中国小说从四个方面回应了晚清小说：一、怪诞的美学，如苏童、余华等的虚构世界，钟玲等的鬼魅作品，西西、朱天文等作品中的怪诞女性等；二、以诗入史的叙事策略，如格非的《迷舟》将历史抒情化和私有化；三、消遣并消解中国的姿态，如王朔等的小说；四、新狭邪体小说的形成，包括李碧华的《故事新编》、王安忆的《三恋》、《长恨歌》、朱天文的《荒人手记》等，都“咏叹颓废、耽溺感伤，在男女欢爱色情中叙述世纪末嘉年华的场景”。
虽然王德威、李欧梵在选择、评论具体的作家作品时更多地坚持着“纯文学”的标准，但是，由于支撑起晚清现代性文学史叙事的几个类型，如狭邪小说、侠义小说等本身的通俗文学性质，加上90年代以来内地大众文化兴起，欲望——消费主义成为其中最主要的关键词，所以“晚清现代性”文学史叙事事实上为这种私人叙事和欲望叙事及相关文学批评提供了文学史的合法性。而且，随着“晚清现代性”文学史叙事成为主流叙事，就形成了对“启蒙主义”叙事、尤其是左翼叙事的压制和遮蔽，从而再次重复了启蒙和左翼叙事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比如，晚清现代性文学史叙事对于30年代左联和鲁迅在上海的作用就完全持一种否定和漠视态度。而90年代以来，强调渐进发展模式，把市场神话化的“自由主义”，恰恰为晚清现代性文学史叙事提供了社会政治层面的理论支持。
四、韩毓海对“日常生活叙事”的批判
对于从夏志清到李欧梵和王德威建构起来的“日常生活叙事”，韩毓海做出了深刻的批判。在韩毓海看来，“晚清现代性”文学史观的一个基本支撑点是与“宏大叙事”对立的，可以大致称为“日常生活叙事”的现代性叙事。对这种“小传统”的坚持和表现正是《海上花列传》、张爱玲、钱钟书和沈从文等人的小说的主题。并且，这种叙事还与40年代的国学研究关注的“新儒学”理论相互呼应。它们的共同点是既可以解决西方现代性的内在危机，又可以渐进式的、稳妥地把中国带入一个比较理想的现代社会。
韩毓海认为，张爱玲小说在实质上“是用一种现代都市的个人主义，来反抗晚近以来追求意义的乌托邦的中国现代性主导叙事”。“她认为中国城市民间的内在的合理主义，要比外在的乌托邦意义理性的强加更有利于中国的现代进程”。这种看法和40年代冯友兰、陈寅恪、钱穆等国学大师对新儒学的关注具有一种内在的一致性，同时也与40年代国统区主流知识界对西方现代性的两个极端中的英国经验合理主义一端的选择这种大的文化背景有关。但是，中国民间以世俗生活技巧化解现代焦虑的能力，最多只能是一种‘发散式’的现代功能，而非集约式功能，中国民间不可能自发地生成现代合理化功能，这是民间社会与哈贝马斯之公民社会之本质不同。”而张爱玲小说的意义也就在于它深刻地揭示出了所谓的“都市民间社会”和40年代中国社会思想界所希望的“日常生活现代性方案”对于解决中国问题所具有的想象性和悲剧性。
目前，“启蒙主义”文学史叙事、“晚清现代性”文学史叙事、“新左派”文学史叙事依然是中国文学研究乃至思想研究领域的三大文学史叙事。“启蒙主义”文学史叙事虽然占据着文学史写作的主流位置，但是在近几年已经受到了李杨、旷新年、韩毓海等学者的深入批判，同时受到来自“晚清现代性”文学史叙事巨大颠覆，所以在理论上已经不再成为研究的热点。而“晚清现代性”文学史叙事和“新左派”文学史叙事虽然都还没有进入正式的文学史写作，但是却因为对当下中国文学和20世纪中国文学的巨大阐释能力，而成为最有活力的理论。并且，因为二者在反思线性时间观和进化史观、在韦伯的现代性理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民族国家理论等理论层面上有着共同的交流基础，因此可以预言，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对这两种文学史叙事的研究将成为中国文学和思想研究的热点之一。□
①夏志清（1921—），江苏吴县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系中文教授（1991年退休），美国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奠基人。其1961年以英文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奠定了美国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基础。李欧梵（1939—）河南省人，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中国文学教授，美国现代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主要代表之一，国际著名文化评论家。曾经师从夏志清兄夏济安，视夏志清为师长，主要著作有《铁屋中的呐喊》、《上海摩登》等。王德威，博士，美国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领域著名学者，今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系主任、教授。其《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的重新评价》一文最为知名。
②我认为新时期以来对文学研究、乃至思想研究有重大影响的是交叉在一起的三条现代性线索和四种文学史观，分别是“救亡”的现代性、“启蒙”的现代性和“欲望”的现代性，传统左翼文学史观、“启蒙主义”文学史观、“晚清现代性”文学史观和“新左派”文学史观。具体论述参见郑闯琦《中国现代思想传统中的〈北方的河〉》，《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6期。
③参见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12月版，第177页。
④⑤⑥⑨李欧梵《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见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12月版。
⑦王德威《现代中国小说十讲•序》，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⑧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的重新评价》，见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修订版）（上卷），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4月第2版。
⑩李欧梵《张爱玲：沦陷都会的传奇》，见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李欧梵《晚清文化、文学与现代性》，见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参见李欧梵《“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见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12月版。
参见王德威《小说中国》，1993年台湾麦田出版社出版。
韩毓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景观——“民间社会叙事”的失败与张爱玲小说的意识形态性》，《人文杂志》1996年第3期。 《中国现代小说史》终于能在大陆出版了，可惜删的太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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