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被蹂躏的灵魂（中）
（五）马艳萍遇到了好人。她没想到宋学斌与他是同校，只不过他是高中生，所以在校时
不认识。她常常回想起初来宋家时的情形。
宋学斌只有一个在街道工厂做工的母亲。宋大妈年纪不到50岁，生活却已经在她的
脸上刻出了密布的皱纹，头发也几乎全白了，看起来就象一个饱经沧桑的老太婆。宋大
妈见儿子深更半夜带了个姑娘回来，疑心他在这乱世中搞不正经的事，就毫不含糊地仔
细盘问。宋学斌回答说，他是到某老师家去求教，回家的路上遇上这位可怜的姑娘的。
马艳萍也只得勉强支撑着身子，简单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宋大妈听得差点热泪盈眶，她
深深地怜悯这位不幸的姑娘，她一面为她包扎伤口，一面埋怨自己不该让她又讲了一次
悲惨的遭遇，并用一个慈祥的长者特有的温和口吻，劝姑娘以后就住在自己家。马艳萍
没有作声。她一心想着重回“井冈山”，与胡来吉再作较量！然而，精神上和肉体上的
折磨，加上受了严重的风寒，她病倒了，这一病就是两个多月。
宋大妈象对待亲生女儿一样，无微不至地照顾她。宋学斌也为她请医捡药，四处奔
波。她的身体渐渐地复原了，但左太阳穴被砖头砸中之处留下了一个发亮的伤疤。
病情稍好一些，她就不顾劝阻，自动地担负起这个家庭的家务事，做饭洗衣无所不
干。她们的生活很艰苦，宋大妈在街道工厂做冷扎活，按件计酬，每月只有微薄的收入
，有时候把活拿回家做，宋学斌和马艳萍就一起帮忙。马艳萍每月从姑妈那儿拿一点生
活费，都交给宋大妈。三个人相依为命。但是她们都感觉到了极大的乐趣。
宋大妈非常喜欢这个聪明文静的姑娘，经常笑呵呵地说：“我要是有你这么个女儿
就好了。”有一次真地提出来要认马艳萍做干女儿。马艳萍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了母爱，
她止不住眼泪往下淌。横遭摧残的花，多么需要雨露的滋润！她哽咽着，扑在宋大妈怀
里，喊出了多年来从未喊过的“妈！”
在感情上，马艳萍已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她熟悉了宋家母子的性格、为人，熟悉
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她发现，这母子俩象被上帝遗忘了似的，默默地生活在社会的最底
层。宋大妈不象一个普通的街道女工，其气质、风度颇似专门从事文化工作的职业女性
，但那眉宇间包含了无穷的哀怨和痛苦。宋学斌是独子，他的活动范围很小，除了偶尔
去某个老师家求教外，就整天在家埋头学习，从不理会社会上的火热的革命。而他看的
书除了数理化以外，大部分都是政治方面的，马克思的列宁的毛泽东的黑格尔的亚里士
多德的等等，只要能找得到的著作，他都看。至于他父亲在哪儿干什么工作，她一直不
得而知，也不敢问，怕问出什么象自己一样的情况来。她只是隐约地觉得，宋学斌家的
这种状况，与他的父亲一定有着重要的关联。但有一次，不记得是为了什么事情了，马
艳萍无意中问道：
“学斌哥，我住了两个多月，怎么从来没见过你爸爸？”
宋学斌的脸上蓦地变得很难看，眼睛也失去了光彩，嘴角痉挛着，口里重复道：“
爸爸，爸爸……”
突然他的眼里涌出大颗的泪珠。马艳萍慌了，后悔自己一时失言，正不知怎么办才
好，他很快又克制了自己，声调沉重地说：
“艳萍妹，我都讲给你听吧。”
爸爸原是《A市日报》的编辑，妈妈是某中学的语文老师。 爸爸性情耿直豪爽，爱
讲风趣幽默的古今故事。那时候，我们一家充满了温暖和欢笑。
在我念高小那一年，反右运动开始了。爸爸每天都要看到许多“右派分子猖狂向党
进攻”的言论摘要，他心里起了一个疑团：这些言论很大一部分是知识分子向党提出的
中肯的意见和真诚的建议，怎么能说是反党言论呢？再说，是上面号召人家向党提意见
，怎么反诬人家是“向党进攻”呢？即使人家提的意见是错误的或者有过激言论，主席
也说过“言者无罪”啊。如果这样出尔反尔，以后谁还敢指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呢？爸
爸想不通，他又藏不住心里的话，正好上面又号召人们“向党交心”，于是他找到报社
领导推心置腹地谈了一夜，坦诚地陈述了自己的想法。万没想到，他的“交心”材料被
当作“发泄对党不满情绪，为右派翻案”的典型，受到了猛烈的批判。当时，抓右派是
有指标的，每个单位应该抓出多少右派，先就定了数字，只等着右派们自己跳出来凑数
了，万一指标没完成，那就会拿着花名册“点将”了。据说有个单位实在抓不出了，就
抽签来决定谁是右派。爸爸撞在枪口上了，理所当然地也被划为了右派分子，被赶到一
个右派农场去劳动改造。
文革初期有一句口号式的名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时无论什么
事，首先看家庭出身，出身不好简直就象被判了无期徒刑，伸不直腰抬不起头，要是出
身好再看父母有无政治问题，有问题的话也是无期，而且别人还要怀疑你的好出身是不
是弄错了，还要派人外调，说不定还会将你的好出身改成“地富反坏右”。
为了逃脱这种封建式的家庭株连，不致毁灭了我的前途，爸爸与妈妈忍着巨大的悲
痛离了婚。然而这并没有给我带来好运。从高小到高中，我挨白眼，遭讥讽，受排挤，
被歧视……文化革命一开始，妈妈又因为爸爸的事被学校以莫须有的名义清洗，实在没
有办法，她只得到街道工厂去做工。
说到这里，宋学斌的眼圈红了，马艳萍忙掏出手绢为他擦泪，但他轻轻地推开她的
手，接着说：
“爸爸在农场被逼着干繁重的体力劳动，还要写没完没了的反省、交代，他经不住
这样的折磨，很快就衰老得不象人样。文化革命以后，他又被斗得死去活来，终于含恨
离世……
“爸爸死后，妈妈想和我一起去将他的骨殖收来安葬，可是，他、他们也不准……
”
马艳萍再也忍不住地哭了。她想不到宋家竟有这样一段惨痛的家史。她找不出任何
恰当的言辞来安慰他，只是默默地握着他的手。
过了很久，还是宋学斌打破了沉默：“其实呢，也没有什么了不得。我们要正视现
实，在人生的恶风险浪中不沉沦，一切取决于自己的奋斗！”
（六）
马艳萍深深地被震撼了。是的，严酷的现实使宋学斌变得沉默寡言，却没有挫掉他
的自尊和自信，他不倦地学习，用知识来充实自己，坚信“知识就是力量”，他象暴风
雨中的小草，倔强地与命运进行着搏斗。但这是怎样的一场实力悬殊的搏斗啊，在这样
的搏斗中，他有的只是勇气。
可是，马艳萍还是不解：“如果你的奋斗就是用知识武装自己，就算你自学成了大
知识分子，然而倒楣的也是知识分子！”
“这只是暂时的不正常的现象，终究会过去的。”宋学斌很有把握地说，“我们的
国家总有一天要从动乱中解脱出来，那时候，就需要知识和知识分子，需要知识救国。
”
“用知识能救国？”她对这个说法感到新鲜，“知识能救国还要搞什么文化革命？
不是说现在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文化革命就是反修防修吗？”
他微微皱一下眉：“反修防修？工厂停工学校停课，知识分子灰溜溜成了臭老九，
几千年的文明被荡涤贻尽，还有什么文攻武卫....这就是文化革命？这是革文化的命！
”
“哎呀，你怎么乱说，”她急忙嚷道，差一点要去捂他的嘴，“文攻武卫是谁提出
来的，你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是那位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发明创造，”他冷冷一笑，“你想
想，两派组织的群众都是同志和同胞，为什么要当作阶级敌人去打？古代曹植尚知‘本
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天下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难道不是一家人么？难道现在非要
自相殘杀才显得出是革命的？”
这番话使她受到极大触动。她想了半天，才说：“那么，现在这一切怎么解释？”
他笑笑说：“这不过是我的肤浅认识，很多问题我也弄不明白，留待以后再说吧。
我现在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啊。”
两人相视一笑。
从此，马艳萍渐渐打消了重返‘井冈山’的念头，她也开始对这场所谓的‘史无前
例的大革命’产生了种种疑问，早些时候建立的那个伟大的信仰象泥巴大厦一样渐渐坍
塌，土崩瓦解。在宋学斌的影响下，她也学习起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俩之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感情。是友谊吗？不错，在困难时
期建立的友谊是最珍贵的，但这感情比友谊更进一层。是爱情吗？呵呵，马艳萍发现自
己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宋学斌。她的心中燃烧着一种炽烈的火。她多么想对他表白自己的
钟情。可是，她又痛切地感到，自己曾被玷污过，这爱情是不纯洁的，它只能埋在心底
，一旦冒出来，反而会破坏神圣、诚挚的感情。宋学斌也强烈地爱着这个比自己小五岁
的姑娘。可是他又认为自己的境况比她更糟，不应该连累她。因此，两人只是悄悄地爱
着，谁也不敢捅破这层纸。
到了秋天，A 市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红工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它
被中央文革（笔者注：中央文革的全称是“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某首长宣布
为 “A市的一面旗帜”。不言而喻，它的对立面自然都在被打倒被解散之列。对立派于
是树倒猢狲散，一部分人声明退出，大部分人纷纷倒戈，少数死硬的头头被抓起来关进
了“群众专政队”。胡来吉作为胜利方的头头，在权力再分配过程中被“三结合”（笔
者注：“三结合”是当时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成员组成方式，指军代表、
革命干部代表、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三方的结合）进了“ A市革命委员会”，从此进入政
界。不久后，他率领一支“工宣队”，浩浩荡荡地进驻了被称为“修正主义温床”的文
教局，并亲自到基层学校去“抓点”，他特意来到了马艳萍所在的那个学校。
当年12月份，学校当局开始分配那些连初二也没有读完的初中毕业生。在这批生不
逢时的学生中，极少数“根红苗正”并且有过硬背景的人进了工厂或农场，大部分人都
被迫写了“上山下乡申请书”。
在讨论马艳萍的分配时，学校革委会与驻校工宣队产生了分歧。校革委大多数成员
认为马艳萍年轻幼稚，参加“井冈山”犯了错误是可以理解可以原谅的，又考虑到她的
实际情况，主张分配她去国营农场。胡来吉大发雷霆，他说：
“马艳萍在文革期间大搞打砸抢，当过坏头头，本人有很多问题还没有弄清楚，他
父亲是走资派，又是畏罪自杀，这样的人怎么能让她去农场？首先关起来再说！”
正义在权力面前屈服了。
当马艳萍满心欣喜地来到学校看“应届学生分配去向榜”时，被“工宣队”带走了
。她来不及向宋学斌倾诉衷肠，来不及向宋大妈表达儿女情长，没有任何手续，她被抓
起来，编进了“群众专政队”。谁知道这是生离还是死别？她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都隔绝
了，每天被迫从事重体力劳动，还得随时接受审问和批斗。她刚复原的身体又被摧垮了
。她面容苍白，颧骨高耸，原本十分美丽的大眼睛陷进去，真正象两口深潭了，左太阳
穴上那个发亮的伤疤愈加显得刺眼。然而她的意志没有倒下去，一种对于光明和前途的
追求在支持着她。她愈来愈看清了社会的虚伪和无情，决心和胡来吉们斗争到底。
一年以后，她的问题终于被查清了：参加了武斗，但没有人命血债。她被放出来，
并宣布下放农村。
（七）
象小鸟冲出了牢笼，马艳萍蹦蹦跳跳地向宋家跑去。
一年多来，她无时无刻有在怀念宋学斌和宋大妈。宋大妈的身子还好吧？宋学斌又
分配到哪儿去了？“要是他也下放到农村，我就要求与他下到一起去。”她快乐地想道
。农村怕什么？又不是西伯利亚，文艺作品中的农村充满着诗情画意，水墨画似的山山
水水，沁入肺脾的清新空气，日出而耕日落而歇的生活方式，哇，多有趣！最重要的是
，可以摆脱胡来吉的迫害，可以避开城市里乱纷纷的一切！
她激动地跑到熟悉的房门前，一边敲门一边猜想着是谁来开门以及见面的第一句话
该怎么说。
可是门一开，她楞住了——一个陌生的中年妇人站在面前，点点头问：“你找谁？
”
她以为自己找错了门，退了几步，看看四周，没错呀。
“找，我找宋学斌，请问你是不是他家的亲戚？”
“哦，就是那个右派分子的小崽子吧，”中年妇人的脸色冷下来，“他们早就到农
村去劳动改造了，那应该是他们最好的归宿！”说完把门一关——
“呯！”
她的心猛地震了一下，仿佛谁突然抽去了她的灵魂支柱。
“右派婆……右派崽……”她语无伦次地念着，昏昏沉沉地到了姑妈家。一推开门
，只见对面有一个黄皮寡瘦衣服褴褛的姑娘丧魂落魄似地迎过来。她又楞住了：这又是
谁呢？
一会儿，姑妈从侧边房间出来，见了她立刻惊喜地问“艳萍，回来了？”见她不回
答，只傻楞楞地望着前面，就扯扯她的衣服：“艳萍，你怎么啦？”
这时她才清醒过来：对面那个姑娘就是大立柜镜子里映出来的自己！
洗了澡换了衣服，她一边吃饭，一边回答姑妈絮絮叨叨的问题。忽然姑妈一拍手，
失声道：“哎呀，差点忘了，你还有封信呢。”
“我的信？”她几乎不相信自己会有信。
“是啊，大概八个月前，有一个小伙子来找你，没找着就留下了这封信。”
“小伙子？”
“是啊，中等身材，浓眉大眼，长得文雅英俊……”
“宋学斌写的！快拿来，姑妈，快拿来！”她放下碗筷，激动地嚷着，甚至有些喘
不过气了。
信写得不长——
萍妺：
我和妈妈要走了，我们也不知道要走到哪个天涯海角，
因为有专人“护送”（哈哈，待遇不错吧？），所以没法留
下联系地址。妈妈是被厂里“动员”下放的，她要求与我下
到一起。
我多么想在临行前见你一面，可是你们学校的工宣队不
准许。今后很长的时间内我们也许见不了面，也许再也不能
见面，但我相信，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你永远会在我的
心间。虽然我们都失去了爱的权利，正象我们失去了其它人
生权利一样，然而我还是那句话：不要软弱，别灰心，一切
靠自己的奋斗，总有一天会看到光明的。
再见！望你多多保重。
学斌 1969.1.12
一颗清泪滴在纸上。马艳萍把信紧紧按在胸前，心里默默地发誓：我要等他，找他
，爱他，一辈子！
公元1970年。
春节过后，马艳萍只身一人下放到离 A市二百多里路的农村。
长途汽车象一只巨大的甲虫，在不平坦的黄土公路上呜咽爬行，卷起大团的大团的
灰尘，北风在大地上呼呼啸响，路旁的田野空荡荡的，一片凄凉。她着着这一切景象，
与她的想像相差太远了，哪有一丝浪漫的迹象？
不过，生产队的社员们以真挚的微笑和亲切的问候来欢迎这位来自城市的姑娘，生
产队早为她准备好了住房和粮食。出工时，小伙子们告诉她怎样干农活，收工后，大娘
大嫂们传授柴米油盐的经验，晚上，农家姑娘也常来她房间玩耍，嘻闹。她与社员们一
同出工，尽管她是生手，生产队仍把她的基本工分定为 8分，与其他女社员相同（男劳
力的基本工分是10分）。她很快发现，由于没有受到太多的“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
，这里的人们很纯朴，他们对她是友善的关怀的。她很快学会了砍柴种菜插秧割禾和炒
菜做饭料理家务，那些老大娘还喜欢在煤油灯下一边做针线活一边听她唱歌。在这自由
、愉快的环境中，她渐渐地驱散了心头的积郁，身体丰润了，面容也越发地秀丽。她又
开始学习了，也象宋学斌一样，把重点放在看政治经济学一类的书上，她甚至还把《资
本论》看了一半（笔者注：这本著作比较难懂，呵呵，我佩服她）。
她的歌声很快出了名。第二年秋收过后，她被调到在那个年代是最时髦最吃香的团
体——公社文艺宣传队。她显示了自己的全部文艺才能，娓娓不倦地教农村青年唱歌跳
舞，不厌其烦地纠正他们的土腔普通话和笨拙的舞蹈动作，无形中成了宣传队的权威。
第一次演出相当成功，幕布一拉上，农民们报以长时间的热烈鼓掌。公社一位专管
文教、宣传的副书记还按照当时流行的官方作法，登台向他们表示祝贺。这使马艳萍受
到极大鼓舞。宣传队的声名日益扩大，连附近公社也邀请他们去演出。她沉浸在多年来
少有的欢乐之中。当一个人把自己全部投入到他所热爱的事业中去的时候，他会忘掉痛
苦，忘掉一切。
但是，命运之神偏偏要捉弄这个多难的姑娘，一件意外的事情陡然改变了她开始改
变的处境——那位专管文教和宣传的副书记向她求爱了。
（八）
副书记名叫刘槐生，年纪大约28岁，是这个公社最年青的干部，也是这个公社唯一
的造过反的三结合”干部，原“农造会”的头头。当然，他没有拿过真枪，也没有搞过
打砸抢，他只是一个靠吃笔杆子饭发迹的新贵。可能青年权贵都有一点专横自负和见异
思迁，刘槐生原有一个农村发妻，但他当上副书记后，发现她不漂亮，没文化，太土气
，上不得大场合，所以就找了个借口将她“休了”。自从马艳萍到宣传队后，他就被她
弄得神魂颠倒。在他看来，论身材长相，宣传队的农家姑娘在她面前，就象星星在月亮
面前一样黯然失色（当然，那条可怕的疤痕确实有损于她的美貌，但只要头发留长一点
就可以掩饰大半了），论性情，她温文尔雅，排练时又活泼大方，正是柔中有刚刚中有
柔。
不过，刘槐生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在确定是否追求马艳萍之前，他把自己的有利条
件理了一下：年轻的公社副书记，前程无量，光是这一条就已使别的姑娘趋之若骛；端
正的五官，修长的身材，侃侃而谈的口才，更使别的姑娘眼花瞭乱，马艳萍会例外么？
而且他还有一张王牌，马艳萍不是党员，而知青都要求进步，想入党，他能助她一臂之
力！这真是一个绝妙的如意算盘！虽然年龄大了八、九岁，但自古道“宁可男大十，不
可女大一”，大点又何妨？这么一理，他不禁心花怒放，浑身痒酥酥的，想象中他已经
把她抱在怀中了……
马艳萍明显地感到了刘槐生异样的关心。开始她只理解为公社领导对知青的关心，
谁知他竟象蚂蟥一样紧紧地贴上来，献殷勤，嘻皮笑脸地讲些挑逗话，目光总是盯住她
的胸脯。后来还偷偷地塞给她几封不知从哪儿抄来的充满了肉麻语言的信。她不由得有
些慌乱。本来，美好的形象是容易引人们的爱慕的，象她这样的妙龄姑娘也正该是享受
爱情的甜蜜的时候，但是，一个人的心，是只能容纳一个爱人的，爱情要求专一，不能
朝三暮四，否则就成了买卖。她的心既然已经无保留地给了宋学斌，那么又怎能再给刘
槐生呢？于是，除了工作上必要的接触外，她小心翼翼地回避刘槐生，也不照信上说的
时间地点去赴约，一次又一次……
终于，马艳萍的冷漠引起了刘槐生的恼怒。他理解为她看不起自己这个农村干部。
这恼怒经过多次升级，又变为一种报复的心理。是的，可以说她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掌
握在他手中。他决定与她打开窗子说亮话地谈一次，要是遭到拒绝的话，哼，那就等着
瞧！
有一次，马艳萍向刘槐生汇报一件事，完了后转身就走。他叫住了她。
“我给你的信看了没有？”他开门见山地说，同时用手理一理梳得油光发亮的头发
，摸摸刚刮过胡子的下巴，扯一扯崭新的“的确卡”衣服。
“看了。”她冷静地回答，这次谈话是在她的预料之中的。
“为什么不答复？”
“……”
“说嘛，没有关系。”
“我不同意。”她坚定地说。
“你要想一想自己的前途。”他不死心，暗示道。
“前途靠自己，不靠救世主。”
他勃然大怒，拍着桌子吼道：“你俏什么？不要忘了你是什么人！”
“什么人？”她也来气了，“我是知识青年！”
“哼，好一个知识青年，”他冷笑一声，“打砸抢的坏分子！”
这话象雷一样轰在她头上，没等她回过神来，他又说：“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历史
，实话告诉你吧，你的档案里就有你父亲畏罪自杀的材料和你搞打砸抢的证明！白纸黑
字红巴巴，我都看了！”
她强顶住痛苦的晕眩，沉静地说：“看了就看了，你想怎样？”
刘槐生气得勃然变色，恨恨地道：“我是看得起你才给你这个面子，你敬酒不吃吃
罚酒，可别后悔！”
她淡淡地说了声：“没有别的事了吗？我走了。”
她泰然地走了，可是心里象一团乱麻。“畏罪自杀”、“坏头头”……为什么现实
总是这么残酷呢？走到哪儿都逃不出这无形的罗网啊？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