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瑞蕻:西南联大的黄金时代
赵瑞蕻:西南联大的黄金时代亦师亦友的先生们
我清楚记得，一九三九年秋，有一天上午，我在联大租借的农校二楼一间教室里静静地看书，忽然有七八个人推门进来，我一看就是算学系教授华罗庚先生和几位年轻助教和学生（我认得是徐贤修和钟开莱，这两位学长后来都在美国大学当教授，成了著名的学者专家）。他们在黑板前几把椅子上坐下来，一个人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演算起来，写了许多我根本看不懂的方程式，他边写边喊，说：“你们看，是不是这样？……”我看见徐贤修（清华大学算学系毕业留校任助教的温州老乡，当时教微分方程等课）站起来大叫：“你错了！听我的！……”他就上去边讲边在黑板上飞快地写算式。跟着，华先生拄着拐杖一瘸一瘸地走过去说：“诸位，这不行，不是这样的！……”后来他们越吵越有劲，我看着挺有趣，当然我不懂他们吵什么。最后，大约又吵了半个多钟头，我听见华先生说：“快十二点了，走，饿了，先去吃点东西吧，一块儿，我请客！……”这事足可以说明当年西南联大的校风学风。
这里再说一下叶公超先生。他可真是一位既精通英国语言文学（英文说得那么自然、漂亮、有味儿，听他的课实在是享受），又对国学有较深的修养；还善于写字绘画，长于画兰竹，曾说“喜画兰，怒画竹”。叶先生在外表有副西方绅士的派头，仿佛很神气，如果跟他接触多了，便会发现他是一个真诚、极有人情味儿的人，一个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他并没有什么架子，相反的跟年轻同事相处得挺好，乐于助人，而且十分重视人才，爱护人才。这里，我举一个例子：他很欣赏北大外文系一九三八年毕业生叶柽，留他在联大当助教，教大一英文。叶柽是我老乡、温州中学老同学，中英文都很棒。他喜欢英国萨克莱作品，很有研究，写过几篇论文。那时，叶先生和叶柽都住在昆华师范学校（联大教职员和学生宿舍）里，时常见面来往，叶先生有什么事就找叶柽，是十分亲近的。有一次，我正在叶柽住的一间屋子里，看见叶先生敲门进来了，就对叶柽（叶柽字石帆）说：“石帆，我这几天穷得要命，你借我点钱，过几天还你，行吧？”叶柽问他要多少，叶先生说：“五十吧！”叶柽说：“好！……”
我在南岳上学时，除外文系的课程（如叶先生的“大二英文”，燕卜荪先生的“莎士比亚”）外，我选修或旁听了几位教授的课（有时为了好奇，去看看某位名教授讲些什么，怎么讲的，只听那么两三次）。我去听过冯友兰先生讲“中国哲学史”。他个子较高，一把短胡子，穿件大褂，慢慢儿讲课，有时一句话要讲几分钟，因为他有点儿口吃。可真讲得有意思，妙语连珠喷射，教室里静悄悄的，使人进入哲理境界。
我还去听罗庸先生的“杜诗”。罗先生是《论语》、《孟子》和杜诗专家，有精湛的研究。他声音洪亮，常讲得引人入胜，又富于风趣。那天，我去听课，他正好讲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一诗。教室里坐满了人，多数是中文系同学，我与外文系几个同学坐在最后边。罗先生一开始就读原诗：
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
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
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
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撑幽。
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
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
泰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
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
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
惜哉瑶池饮，日宴昆仑丘。先生来回走着放声念，好听得很。念完了就说：“懂了吧？不必解释了，这样的好诗，感慨万千！……”其实他自问自答，他从首句讲起，正好两节课，讲完了这首有名的五言古诗。
我眼前出现这么一个场景：罗先生自己仿佛就是杜甫，把诗人在长安慈恩寺塔上所见所闻所感深沉地一一传达出来；用声音，用眼神，用手势，把在高塔向东南西北四方外望所见的远近景物仔细重新描绘出来。他先站在讲台上讲，忽然走下来靠近木格子的窗口，用右手遮着眉毛作外眺状，凝神，一会儿说：“你们看，那远处就是长安，就是终南山……”好像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大唐帝国京城就在窗外下边，同学们都被吸引住了。罗先生也把杜甫这首诗跟岑参的《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作了比较，认为前者精彩多了，因为杜甫思想境界高，忧国忧民之心炽热，看得远，想得深。罗先生接着问，诗的广度和深度从何而来？又说到诗人的使命等。他说从杜甫这首诗里已清楚看到唐王朝所谓“开元盛世”中埋伏着的种种危机，大树梢头已感到强劲的风声。此诗作于七五二年，再过三年，七五五年安禄山叛乱，唐帝国就支离破碎了，杜甫《春望》一诗是最好的见证。罗先生立即吟诵，吟完了，罗先生说现在我们处在何种境地呢？敌骑深入，平津沦陷，我们大家都流亡到南岳山中……先生低声叹息，课堂鸦雀无声，窗外刮着阵阵秋风……
在外文系里，吴达元先生是我一生最难忘而受到深刻影响的教授之一。从南岳而蒙自而昆明，我在吴先生教导下，学习法文整整三年。吴先生在全校是以极认真的教学方式出名的。我到现在还深深地记住他上课时的样子和神情，仿佛还听得见他叫我“赵瑞蕻，你解释下面几句！”的声音，一听我就紧张了。上课时学生回答错了，他便不高兴蹙着眉头说：“回去好好准备！”答对了，他就笑眯眯地连声用法语说：“很好！很好！”跟吴先生读“三年法文”——采用莫里哀两个剧本Tartuff（达丢夫，即《伪君子》）和Amphitryon（安菲特利翁，古希腊神话中一个人物，西布斯城邦的王子），我所受的法语和法国文学的教育是较踏实的，较完善的。吴先生是我的恩师，我永远怀念他，感激他！
吴先生虽严厉，但他十分直爽，平易近人，极关心学生的学业进步。一九四四年我在重庆翻译的《红与黑》初版本出版后，寄赠一本给吴先生（那时他在昆明），他很快就写信鼓励我说：“你做了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在这炮火连天中，这本名著翻译过来会给人带来一股清醒，振作起来的力量。”（这是国内《红与黑》中译本最早的几句评论。当时吴先生的眼光多锐利！他的见解比起解放后许多大大小小文章集中火力批判《红与黑》，说它是一株大毒草，不知高明多少倍了！）一九四九年七月，我和杨苡带了两个孩子到天津我岳母家，几天后我到清华园看望吴先生，畅谈别后情况，他一定要留我吃中饭，说可以多聊聊。临走时，他送我一本他翻译的博马舍《费嘉乐的结婚》作为纪念。此书我珍藏至今，后来我在南京大学教外国文学史时，曾对照法文原著精读了两遍，惊叹先生译笔忠实而流利，又能保持原作风味。我在课堂上以吴先生的译文朗诵了该剧第五幕第三场费嘉乐有名的独白。1973年秋，杨宪益夫妇出狱后不久，我和杨苡到北京探望时，我也到北大燕东园拜访吴先生，那时他已患咽喉癌开刀，声音嘶哑，但仍高兴和我谈谈，我十分难过。三年后，先生辞世了，才七十一岁。
在云南蒙自时，我还怀着极大的兴趣去听钱穆先生的《中国通史》课，那时他四十三岁，正是盛年，精力充沛，高声讲课，史实既熟悉又任意评论，有独特的见解；说到有趣的事，时不时地朗朗发笑。我记得他说《论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一句里的“朋”不是一般所说的朋友，而是指孔门七十二弟子。一个人的学问有弟子来切磋，那多好。学问本来是集体的，是共同事业。所以古人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孔子就是看待学生如朋友一样。古代称学生为弟子很有道理。还有，老师去世了，孔子，宋代的朱熹，明代的王阳明死了，主持丧事的人，都是学生，家里人倒反跟在后头。这都是咱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校史》上说钱先生“对中国民族文化有精辟的认识和深厚的感情，因而主张民族文化决定历史的进程”。
钱先生在他的《回忆西南联大蒙自分校》一文中，提到陈梦家和赵萝蕤夫妇，时常来往谈谈；还特别指出陈梦家热忱地劝他撰写《国史大纲》。他说：“余之有意写《国史大纲》一书，实梦家两夕话促成之。”这点也很可以说明当时同事之间，长者与晚辈之间的美好关系，一种可贵的情谊。在蒙自时我常看见陈、赵两位在南湖边散步。陈梦家先生教文字学课，穿着蓝布大褂，布鞋，手里老拿着一个灰布包，里头装着书和讲义走进海关大院去上课。他那时对上古先秦史、甲骨文已很有研究了。赵萝蕤学长一九三六年已译了T.S.艾略特的《荒原》出版，叶公超先生写了一篇极好的序。我那时看见她比较瘦，修长的体态，很潇洒。钱文中说及赵萝蕤从前在燕园时“追逐有人，而独赏梦家长衫落拓，有中国文学家味，遂赋于归”。陈先生在抗战胜利前后，曾到欧美讲学，搜集我国流失在海外青铜器资料，作出了贡献。他解放后在清华任教，后调考古研究所工作，确是一位勤奋有为的学者。可是后来“文革”一开始，他就受迫害蒙冤自杀了！才五十五岁！这样一位热爱祖国文化，上古史、古代神话、甲骨文的专家教授，又是一位很有成就的新诗人，怎么也逃不掉“罪恶的黑手”，死于非命？西南联大有许多师生后来受尽折磨，含冤自杀的就有不少个，陈梦家之死也是个例子。1978年11月，在广州越秀宾馆召开全国外国文学工作规划会议时，我和赵萝蕤学长很巧住在靠近的房间里，有较多的机会谈谈。有一次我问她有关陈梦家的不幸事，她不愿多谈，沉默好久。我知道她多痛苦！如今，她也去世了，而她在外国文学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她的《荒原》和《草叶集》等的译介，她与吴达元、杨周翰合编的《欧洲文学史》等业绩将永远留在人间！
许多老师认真教学外，坚持写东西，沈从文先生是一个。他的《云南看云》就是一篇很有分量很有见解的散文，他指出：“……战争背后还有个庄严伟大的理想……不仅是我们要发展，要生存，还要为后人设想，使他们活在这片土地上更好一点，更像人一点！”总之，他们都是在各自专业中走着一条独立思考，自由探索的道路而取得了各自的成绩的。
西南联大的精神
同学们除了上课听讲外，还参加许多其他活动，组织各种社团（成立了一个“联大剧团”，曾演出《祖国》、《原野》等，轰动一时），可以随时随意去听各种政治立场、各种学术观点的公开演讲；演讲者可以“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足以反映学校继承了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传统，并倡导科学和民主的精神”（《校史·概论》）。校园里还有一个“民主墙”，上面贴了各种壁报，五花八门，各有特色。谁都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对时局的评论等，甚至把一篇散文，一首诗，一篇小论文贴在上边，看的人很多，教师们也常来看看。闻一多先生写文章，大谈田间，非常赞赏田间的诗，还有艾青（后来他还朗诵了艾青的《大堰河》），认为他们是“时代的鼓手”。他大胆地提出“儒家、道家、墨家是偷儿、骗子、土匪”；他说，在中国历史上屈原是唯一一个有资格被称为人民诗人的诗人。在一次演讲时，他赞扬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说这是文学创作的一条大道。一九四四年在纪念鲁迅逝世八周年大会上，闻先生慷慨激昂地说：
从前我们在北平骂鲁迅，看不起他，说他是海派，现在，我要向他忏悔，鲁迅对，我们骂错了！海派为什么就要不得，我们要清高，清高到国家这步田地！别人说我和政治活动的人来往，是的，我就是要和他们来往。
这一切就是西南联大的精神。已故国际数学哲学著名学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王浩学长在《谁也不怕谁的日子》一文中说：
当时，昆明的物质生活异常清苦，但师生们精神生活却很丰富。教授们为热心学习的学生提供了许多自由选择的好机会；同学们相处融洽无间，牵挂很少却精神旺盛。当时的联大有“民主堡垒”之称。身临其境的人感到最亲切的就是“堡垒”之内的民主作风。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资历与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
尽管那时物价飞涨，生活越来越艰苦。头几年大家成天穿着黄色校服，因日晒雨打，逐渐褪色，变成灰色，冷天披件黑棉衣，换洗的衣服少得可怜，这是当年流亡学生的标志。
我多么怀念在西南联大学习那三年珍贵的时间，我多么怀念那许多敬爱的老师们和年轻有为、相亲共进的同学们！冯至先生在他的《昆明往事》这篇回忆散文里一开头就这么写着：
如果有人问我，“你一生中最怀念的是什么地方？”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是“昆明”。如果他继续问下去，“在什么地方你的生活最苦，回想起来又最甜？在什么地方你常常生病，病后反而觉得更健康？什么地方你又教书，又写作，又忙于油、盐、柴、米，而不感到矛盾？”我可以一连串地回答：“都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 我很想多多了解那段历史。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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