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近代中国的衰落
中国近代衰落原因分析这个题目，写的人已经很多了。有些人归咎于少数民族的统治，此外有些人归咎于中国缺乏西方先进的思想等等。还有如黄仁宇先生所认为是中国过早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即“超时代的政治早熟”所注定。而在下认为，这些看法都有它的道理。不过本文打算从其他的角度，分两个层次来阐发在下的见解。
第一层次的原因分析，本文认为，中国近代不及欧美，源于自明朝起（即黄仁宇先生所说的“第三帝国”）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内敛”型方针；第二层次，第三帝国的内敛又源于唐宋时期（第二帝国）经济中心南移完成所带来的国防自保优势。
先说第一层次的原因。
历史上的中国，并不是一直就不如欧洲和美洲的。这从《马可·波罗行纪》中可见一斑。还有阿拉伯等民族的旅行家对中国也有很高的评价。记得有一个旅行家（名字忘记了，抱歉）曾称赞中国的泉州是“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等等，不胜枚举。
历史上的中国曾经是一个很开放的国度，与外界其他民族国家的交往很多。特别是唐、宋、元代。唐宋的“第二帝国”则是中国的黄金时代（从经济角度讲）。
自明朝中后期开始，中国政府的态度有开放转向内敛，开始逐渐限制民间的对外贸易和交流。比如海禁便是自明朝开始的（倭寇的猖獗与之密切相关）同时对内则强化重农抑商的政策。从秦朝起，重农抑商就是古代中国的传统政策，但是这个传统到宋朝时已经有很大松动，不但店铺可以当街开门（唐朝时禁止），甚至允许商人入仕。元朝沿袭了宋朝的制度，到了明朝时则重新回到了过去打压商人的政策，商人不再被允许做官，商业被课以重税，扩大官营商业范围，严厉打击私贩子。
对于海外殖民，明朝时期政府对其极为鄙薄，认为凡是背井离乡去南洋谋生者都是抛弃祖宗的逆子。菲律宾、印尼等地的华人几乎定期会遭到当地人的排挤甚至屠杀，中央政府也没有出兵问罪，而是指责逆子罪有应得，同时下令允许他们回来。
到了清朝，这一切变本加厉。一度规定“寸板不得下海”。康熙二十三年收复台湾后，沿海贸易有所恢复，但康熙五十六年重申禁海令，规定只能造不适合远航的平底船；出海捕鱼的船只十船保甲，一船为非余船并坐；私自卖船给外国者斩。对内限制共商业发展，如禁止私人开矿，规定布坊中的织机不能超过限定数量，对私营商业课以重税。
明朝和清朝这种闭关锁国的政策，直接导致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地区之间的往来交流大为减少。与其他民族的交流则是一个民族不落伍不被淘汰的关键。正如《全球通史》中所说“人类发展水平不同的关键是易接近的程度。那些最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的民族是最有可能处于领先地位的。”明清时期的封闭让中国失去了这些机会，而同时期的欧洲人则抓住了。此外中国对内方面的重农抑商，使得工商业难以发展；缺乏市场竞争，技术进步也步履维艰。几百年后，终于被重视商业竞争、科学技术和海外殖民扩张的欧洲所赶超。
所以在这里可以指出第一层结论，那就是中国近代的衰落是明清时期的“内敛”所致。这种“内敛”的诸多表现主要是拒绝对外交流（更不用说对外学习），对内尽可能消灭一切可能导致不稳定的因素，为此甚至不惜牺牲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用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的话来概括就相当准确，那就是中国皇帝统治的最高价值就是“太平”。
这种为了片面稳定不惜放弃发展的心态正是“天朝上国”思想直接作用的结果。中国君主们“天朝上国”思想历史悠久。早在汉朝就有陈汤“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言壮语。但是自东晋以来，经历了五胡十六国和胡汉对峙的南北朝，这种妄自尊大的心态受到很沉重的打击。盛唐时期，随着一系列大规模对外战争的胜利，这种心态又有所抬头。宋朝由于军事上的羸弱，“称臣侄，纳贡品，习以为常”，“天朝上国”的傲气荡然无存。但明朝、清朝时“天朝上国”的心态却突然急剧膨胀，尤其在乾隆八十岁那年英国马葛尔尼使团来华时中国方面的表现，其自大心态几乎超过以前所有朝代。清朝因为彻底臣服了蒙古，北方的传统国防威胁消灭，其傲慢自大的程度又远甚于明朝。正是这种自我满足，使得近代中国被西方赶超，甚至在被赶超之后还拒绝承认有向西方学习的必要。
那明朝清朝时期那么强烈的“天朝上国”心态又从何而来呢？这就引出了第二层地的原因：只能各国第二帝国期间完成的经济重心南移，促成了第三帝国的自大心态特别严重。
中国“天朝上国”的骄傲由来已久。其原因在于历史上的中国的确曾经比周边其他国家和民族要发达很多。千百年来，不计其数的“化外人”为中土的物产丰富、幅员辽阔和人口众多惊得目瞪口呆。匈奴的人口就不及汉朝一个大县，西南的夜郎国则因为自以为领土面积很大而遭到汉朝使者的嘲笑（两千年后中国自己却步了夜郎的后尘，又为当时人所不料）。中国的骄傲自满并非没有根据，而是在相当雄厚的经济基础上自然成长起来的。
只能各国的这个心态同时也一直遭受着挑战。这种挑战主要来自北方的草原帝国。塞北引弓之国的游牧民与南方的农耕民族存在长达几千年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后者并不总是强者，一旦中国的低档有所松动，胡人便乘虚而入。正如《草原帝国》的作者雷纳·格鲁塞所说：“中国的衰落像用一根真空管，把……这些野蛮人吸引到中国来。”
面临来自北方的威胁，中国在骄傲之余不得不保持足够的警惕，因为清楚过于自信会带来严重后果。但是随着长江以南地区的开发，中国的经济中心南移，使得事情逐渐起了变化。
中国长江以南地区的气候更适合农业耕作。对长江以南地区的开发时间很早，自东汉三国时期就已开始。可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南移的完成则要到南宋晚期才实现。唐代开元天宝年间，北方的粮食产量还是远远超过南方的。
宋朝时中国引进了原产越南的占城稻，经过100多年的推广，南方广泛种植，粮食产量提高很快。而宋朝采取了不抑制土地兼并和保护土地所有权的政策，使得农民开荒的积极性增长。南方开发在宋朝时期到达高潮（特别是南宋）。元朝时，南方的粮食产量已令北方望尘莫及。钱穆的《国史大纲》中的资料显示元代各省岁入粮总计，江浙、江西两处的产量超过河南、辽阳、腹裹（包括今河北、山东、山西、内蒙）、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湖广的总合。而江浙的产量又是江西的四倍。明朝成化八年的统计：北方产量755600石，南方3244400石。（苏州一府产量超过浙江全省，真有“苏湖熟，天下足”的气势。）清初，各省输粮定额为南四北一，乾隆十八年则为南八北一，乾隆四十四年到达南十北一。
经济重心南移，给古代中国提供了一个物资丰富的大后方。近代以前中国的主要威胁就是北方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对北方的袭扰造成中原地区的破坏。经济重心南移以后，北方受到战争而残破不再那么容易动摇中国的物质基础了。而且南方多河流不利于游牧民族赖以生存的骑兵运动，也为抵消草原民族的军事优势提供了大好环境。所以经济中心的南移大大增加了中国骄傲的资本，同时也减少了对外扩张的需要。总的来说就是强化了“天朝上国”的自满心态。
在这种时候，中国的统治者们便开始认为“天朝”的发展已经到了饱和状，接下来的工作就只剩下维持现状了。全部都是为了保住这来之不易的“太平”。商业活动会导致复杂的纠纷难于管理，因为毕竟清官难断家务事（何况彻底的清官也比较稀有）。所以为了方便起见，索性限制商业活动。作坊、矿山的工业使得老百姓有机会把许多人组织起来，无疑会给乱党的集结与扩大制造机会，因此也是打击对象。这些就是为了消灭那些破坏稳定的因素的萌芽。同时，甚至连能给统治者增加收入的税收也因为可能招致民间反抗而受到了统治者自身的限制。反正现在的天朝富有四海，皇帝拥有的财富足够了，没有任何必要去试图增收而冒引起动乱的危险。康熙年间定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宣言便是这些思想的典型体现。
为了这样不顾一切地求得太平，中国把自己紧紧地封闭起来，将所有可能带来不安的东西拒之门外。于是海禁越来越严，只能各国对外交流的机会就这样丧失掉了。西方终于不声不响地超过了中国。直到鸦片战争时期中国才发现西方的坚船利炮已非天朝所能抵挡，但已经来不及了。比坚船利炮更可怕的是西方发达的生产力和廉价商品。中国终于吞下了自己长期打压工商业所酿下的苦果。
此时的中国又由于天朝上国的心态，顽固地拒绝向西方学习，于是处境更加艰难。相比之下，日本能够迅速“脱亚入欧”，原因正是日本没有那种“天朝上国情结”。日本传统文化基本上是从中国进口的，所以抛弃掉再重新进口也没有特别舍不得。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好比如果一个女人当过妓女，如果遭遇非礼都不大会反抗是一个道理。
最后补充一点：经济重心南移栽对北方的国防有利，同时却对防范来自海上的威胁留下了隐患。经济重心在南而首都在北，首都所需粮食要靠大运河北运。一旦运河被切断则北京的生存就成了问题。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国军队一威胁南京，清政府便不得不谈判，正是担心英国人占领南京切断漕运所致。这是经济重心南移对近代中国贫弱直接作用的一方面。
总结：综上所述，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经济重心南移时只能各国防范来自北方草原游牧民族这种传统威胁的资本大大增强，因此也使得皇帝们迷信“天朝上国”不可战胜的心态得到强化。这种心态下的皇帝们自信过渡，宁可抑制发展以一味求“太平”，从而导致极度重农抑商并闭关锁国的“内敛”型政策，失去了对外充分交往与学习的机会，最终为人赶超。而此时的天朝又由于同样的心态，倔强地拒绝向自己的对手学习，中国遂陷入漫漫长夜之中。 与隋唐时的风华绝代相比，近代的中国真像一个韶华不再和贫病交困的垂垂老者，这也是自然规律吧~~~~~~ 以史为鉴 近代中国的衰落原因探讨应该几个世纪 /几代人的不衰话题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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